怀宁名人徐中舒介绍
徐中舒（1898年10月15日一1991年1月9日），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
192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著名学者。在此期间，他受到王国维先生的影响，树立了“新史学”的观念。以后更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将古文字学与民族学、社会学、古典文献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把王国维开创的“二重证据法”发展成为“多重证据法”。徐先生先后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任教授、研究员。应中英庚款与四川大学的协聘，来到四川大学历史系，除短期在武汉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兼课外，终身执教于此。
徐中舒人物生平
1898年10月15日出生。1914年先生考入安庆第一师范学校。在该校他接触到桐城派古文，学习兴趣很浓。1916年毕业，在该校附小任教。
1918年后又曾在武昌高等师范及南京河海工程学校读书。
1921年经人介绍，到桐城方家任家庭教师。1922年又到上海李家任教，均讲授《左传》。
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著名学者。一年后从清华毕业回到安庆，在合肥六中任教半年，旋又受聘于上海立达学园。其间，曾在《立达》第一期上发表了《古诗十九首考》，引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刘大白的注意。1928年任复旦大学和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所撰《古诗十九首考》一文受陈寅恪赏识。
1930年经其推荐，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编辑员，两年后升为研究员。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八年，发表一系列学术论著，受到学术界的重视。30年代初期参加整理清代内阁大库所藏明清档案，颇著成绩；同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课，讲授“殷周史料”。
1934年与容庚等共同发起成立考古学社。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应中英庚款和四川大学协聘，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从40年代起，他先后还在乐山武汉大学、成都燕京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执教。
1949年建国以后除继续担任川大教授外，并兼西南博物馆和四川博物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顾问、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古文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1991年1月9日徐中舒逝世，享年92岁。
徐中舒长期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先秦史和古文字学是其主攻方向，对明清史和四川地方史的研究也有显著贡献。他在治学方法上，除继承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外，扩大研究视野，力求掌握全面，尽量利用有关学科的科学知识，联系补充，以体现历史本身的完整性。他熟悉先秦文献，既能得心应手地运用这些资料，又具有宏观素养，善于把田野考古、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工艺学诸方面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反复论证，力求其是。他强调研究古文字学应和古史研究相结合。他的研究成果丰硕。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有《木兰歌再考》《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等。古史和古文字方面有《耒耜》《再论小屯与仰韶》《〈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论〈战国策〉的编写及其有关苏秦诸问题》《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陈侯四器考释》《金文嘏辞释例》《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甲骨文中所见的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西周利簋文笺释》《周原甲骨初论》等论文，论证古史、考辨文字，不乏独到的见解。从40年代开始，还对四川地方史进行研究，撰写《巴蜀文化初论》《续论》《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等文。
专著有《氏编钟图释附考释》《史学论著辑存》《论巴蜀文化》《左传选》等；还主持编纂了大型辞书《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古文字字形表》《殷周金文集录》《甲骨文字典》等多种工具书。
徐中舒个人履历
徐中舒（1898～1991），中国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初名道威。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
1991年1月9日徐中舒逝世，享年92岁。
徐中舒学术贡献
先秦史是徐先生的主攻方向，撰文达四五十篇之多。早年的重要论著有著名的《耒耜考》，该文将出土古文字材料与古代典籍及实物相互对照，作了周密的考证，阐明了古农具耒和耜的形制及其功用。关于耒和耜，虽两千年来有不少学者作过研究，但他们大多仅仅根据文献典籍来考察，故而始终众说纷纭，似是而非。该文的发表，一举廓清了这学术上的迷雾。文章首先从考释甲骨文的“藉”字入手，此字字形奇诡，不易认识。以前罗振玉先生曾释为“扫”字，但验之卜辞，字形与辞例均不相合。先生该文联系与此字形相近的金文，探索其发展变化的踪迹，发现甲骨文“藉”字是“象人侧立推耒，举足刺地之形”。此字既明，“耒”字之形以及由耒字省变的“力”字、从力的“男”、“协”、“加”等字的字形均随之而明。一些有关字的本义与引申义也可从而钩稽出来。如金文中的“丽”字，从两耒，古时两耒并耕为耦耕，故而“丽”有匹偶之意，引申之，夫妇二人称为伉丽。这一系列与耒字相关的字，不仅可以证明藉、耒二字考释的正确，并可从金文耒字像秉耒之形而知耒的形制是“上端钩曲，下端分歧”的木制农具。
徐先生对古代生产工具的考察，最终目的是为了揭开古代社会发展的奥秘。他在文中指出：“虽是一两件农具的演进，有时影响所及，也足以改变社会的经济状况，解决历史上的困难问题。”该文发表后，得到了国内外学者很高的评价，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该文的另一重大收获，是古文字研究方法的重要进展。早期的古文字研究，方法很不完善，很多人轻出臆说，不讲究科学的方法，更无周详的考证，务在释出别人所不识的新字，而结果往往是一无所获。而徐先生则是将出土的古文字材料与古代典籍充分结合起来进行古史研究，使文字的考释与古史研究紧密结合，其结果不仅使古史的研究取得重要突破，而且在古文字的考释上也大有创获。陈梦家先生就曾对这种方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谈到《耒耜考》的时候指出：“用这种方法处理文字是很正确的。”（《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67页。）
为了论证殷商文化绝非受西方外来文化之影响而产生，徐先生发表了若干论著，其中《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一文，对商及先商农业之悠久历史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论证了甲骨文的“为”字是“从又(手)牵象”，表示役象助劳之意。并从《禹贡》豫州之得名，进一步证实古代河南产象之说，指出“豫”字乃“象”“邑”二字之合文，“予”字乃“邑”字之讹。联系到古时姓名字多从女，表示以“女生为姓”，从而得知舜后为妫姓，乃服象之族；春秋时郑有□之地，也不外因服象而得名。传说舜弟象封于有庳，庳、鼻古音相近通假，鼻为象之特征，有庳盖附会服象之事而出现。
后世传说的古史，多荒诞不经。由于象之南迁，到战国末年，韩非说人们很少看到活象。中原既无象，这就使人们无法理解“象为舜耕”，“商人服象”以及周公“驱虎豹犀象而远之”的传说，这些传说经过徐先生的研究，所谓荒诞也就成为信实了。
徐先生在先秦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论著还有《殷周文化之蠡测》，该文打破一般学者把我国古代王朝视为同一个民族的传统见解，指出殷周本属两个不同的民族，周人承受殷人文化而有所革新，故而殷周在文字、生活习俗等方面大体相同，而在姓氏、历法等方面则有异，这体现了民族习惯之间的差异。《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认为太王居岐以后，即以经营南土为其一贯之政策，所谓文王受命，乃是周人国力膨胀已臻极限，舍伐纣而无他途之时的国势，旧史所言文王积德行义之说实不值一辩。《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根据考古发掘材料，指出黄河流域有大批竖穴和窦窖，其中有的有足窝可以上下，有的有台阶可以出入，并用古文字材料与上述情况相印证，说明古时黄河流域以穴居为主，这一地区地面建筑的出现，乃是受淮河流域地面建筑的影响所致。《井田制度探源》，认为田的初义为田猎，为战阵，“田之所象，实与田猎之阵营相符”，“井田之形方，实由田猎社会演变而来”；并对周人的“爰田制”作了新的探索和解释，指出殷周之际，荒土颇多，周人在农业上实行粗耕，地力既竭，便转徙他处。其后空地渐少，不能供转徙之用，则须与他人换土易居，这就是爰田制，所谓“爰田”，就是“交换其田”。《论东亚大陆牛耕的起源》，阐明春秋以前牛耕说之不可靠，指出牛耕始于战国时的三晋，而普遍推广则始于西汉赵过。《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两文，从田制入手对周代社会性质作了详细考察，并将殷周社会进行对比研究，指出两者性质不同，殷代是奴隶社会，而周代则属封建社会。这些论文方法新颖，论据充实，创获颇多，此不能一一详述。
徐先生执教于四川大学，居蜀以来，又致力于四川地方史的研究。记述著名特产，作《蜀锦》。考证出土文物的特点及其与中原的关系，作《四川彭县□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觯》《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钮?于》《青川木牍简论》等文。探索四川古时与邻接地区的相互关系，撰有《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试论岷山庄王与滇王庄?》《宋代斗夷源于楚国令尹子文说》《川甘边区的白马人为古氐族说》《〈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古代蜀楚的关系》(与唐嘉弘合作)、《古代都江堰情况探源》等文。晚年出版的《论巴蜀文化》，是他研究四川地方史的代表著作，该书涉及广泛，见解深透，对四川地方史的研究具有不可磨灭的开拓之功。此外，在研究四川地方史的同时，徐先生还把视野扩展到整个西南地区，《论商于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一文，对历来认识模糊的所谓“洞”的概念作了新的解释，指出“洞”乃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公社，从古代一直延续到明清。这些研究成果都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古文字学与古史研究互为表里，徐先生在研究古史的同时，在古文字学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徐先生亲自主持编纂的《甲骨文字典》，是甲骨学划时代的巨著。该书兼采各书之长，独创最先进的编纂体例，对甲骨文字的解释，分为字形、解字、释义三部分，所收甲骨文字形，按时代先后分五期排列，使读者能通过该书对甲骨文有一个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书中既广泛吸收了最新研究成果，又融入了徐先生数十年研究甲骨文的重要收获。对甲骨文字的解释，充分体现了徐先生的研究方法，强调字与字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文字与历史背景的密切关系，释出许多新字，纠正了许多以往考释工作中的谬误，代表了20世纪甲骨学研究的新水平。由于《甲骨文字典》的这些长处，所以该书一出版，就饮誉中外，受到学术界一致的高度评价。
《金文嘏辞释例》是徐先生研究金文的重要论著。该文全面系统地对铜器铭文的祝嘏之辞作了比较归纳研究，充分结合古代典籍，考释了金文中各种嘏辞的含义，解决了许多前人未曾弄清的问题，并对各种嘏辞的时代进行了探索，许多成果现代专家看来仍然准确无误。如指出“万年无疆”、“万年眉寿”、“眉寿无疆”等嘏辞主要盛行于西周厉、宣之世；而凡言“无期”者，如“眉寿无期”、“万年无期”、“寿老无期”、“男女无期”等，均为春秋时成周偏东地区之器，结合《诗·鲁颂》“思无期”之语，可知“无期”语春秋时盛行于东方。由此推论，《小雅·南山有台》有“万寿无期”，《小雅·白驹》有“逸豫无期”，或即东周之作。又如金文时常提到“永命”、“灵命”、“嘉命”，以前多误解命为性命之命，该文结合古代典籍指出：命并非性命之命，乃天命。这反映了古人以人世兴衰系于天的思想。在时代上，“永命”主要流行于西周，而“灵命”、“嘉命”则是春秋时的常用嘏辞。由于该文考释精到，论证翔实，因而饮誉学界，成为治金文者的必读参考资料。徐先生在金文方面的重要论著还有：《□氏编钟图释》，对?氏编钟铭文中不常见的疑难怪字作了详细的考释，释出了许多前人不曾认得的难字，并考定该编钟为春秋时晋器。《陈侯四器考释》，综合考察战国时期田齐国君之器，提出了许多新见解。该文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郭沫若先生就曾根据该文所取得的成果对其所著《两周金文辞大系》作过修改。《禹鼎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联系大量金文材料，对禹鼎的年代作了全面的考察，将该器年代考定在厉王时期。文中并对金文材料所记载的西周时期周王朝与南方淮夷的战争，广泛结合文献记载，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指出西周时期，周王朝与淮夷的战事主要发生在穆、厉、宣三世，使文献记载与金文材料相吻合，在铜器断代和西周史的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徐先生在甲骨文研究方面除上举《甲骨文字典》之外，重要的论著还有《甲骨文中所见的儒》，对甲骨文的儒字作了全面的考察研究，指出该字的多种形体，论证了殷商时期儒为巫师一类人物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周原甲骨初论》，对与殷周史实有关的周原甲骨文作了详细的考释，指出了周原甲骨文在字体结构和词汇上的特点，并论证了周原文化的两个来源以及周文王时期的殷周关系，这些成果都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古代典籍是赖以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宝贵材料，对典籍的整理研究直接关系到古史研究的质量，所以自古即有不少学者致力于此。但只有学臻高深、实事求是的学者，其研究成果方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徐先生的《战国策的编写及有关苏秦诸问题》一文，对《战国策》作了深入的研究。战国时期的苏秦和张仪，传统说法一直认为二人是同时的敌对人物。该文广泛结合其它有关典籍，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指出《战国策》中有关苏秦事迹的记载与史实不符，苏、张二人并不同时，张仪早于苏秦。张仪在秦惠王时期(前377—前311年)仕于秦，与之敌对的同时人物是公孙衍和陈轸；而苏秦乃是齐闵王时期(前300—前284年)的风云人物，与之同时的人物是田文。苏秦因替燕国在齐国进行反间活动，被齐国发觉而致死。该文的这些研究成果，竟然为10年后地下出土的考古材料所证实，1974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其有关记载与先生所论基本一致。
徐先生在这方面的成果还有：《豳风说》，该文根据《诗·豳风》所反映的风俗习惯和物候农产，指出《豳风》并非如传统所说，产生于高寒干燥的豳地，而应是春秋时期东方鲁国之诗。《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一文，指出《左传》记事虽有夸张失实之处，不必尽信，但其成书充分利用了当时的文献材料，保存了许多古史传说，仍不失为研究古史的必读书籍，并将其成书年代考定在公元前375—前351年之间。《九歌九辩考》一文，论证了《九歌》《九辩》并非作于战国末期，而是西汉人所作。另外，徐先生在这方面还有不少研究成果并未公诸于世，如他在讲课中多次谈到《尚书·盘庚》应为西周时宋国人所作，不过，文中的记载仍然符合殷代的实际情况，所据材料是可信的。如篇中讲到盘庚对殷庶民说，如果我做得不对，我的祖先要惩罚我；但如果你们不听我的话而带来了恶果，我的祖先也要惩罚你们，并且还要告诉你们的祖先，你们的祖先也不会来搭救你们。这种祸福由祖先而不由上天的思想，就是典型的殷人思想，等等。这些古文献经过了徐先生的深入研究，将会在学术研究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徐中舒人物评价
徐中舒作为一代学术大师，不仅于学术有重大贡献，而且品德高尚。他有强烈的爱国热情，自强不息，诲人不倦，提携后学，诚以待人。其较为突出者，略举以下数事。
“人之有德惠术知者，恒存乎疾”，早年的艰苦生活造就了先生高尚的品格。先生是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深知物力为艰，终身极为节俭，在生活上衣取蔽寒，食取果腹而已。记得我们刚入学时去拜见先生，见先生作为一代知名大学者，竟然居住在总面积不到30平方米的两间旧房里，大家都深为他抱不平，而先生却处之泰然，反而勉励我们说：“‘士志于道’，搞学术研究的人重要的是要在学术上作出贡献，生活上的一切都是小事。你们以后一定要把精力集中在学业上，千万不要在生活琐事上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后来学校退还给了先生原来的旧居，先生又把最大的一间会客室拿来作为古文字研究室，作为授课、编写《甲骨文字典》等工作的场所。
徐中舒诲人不倦，为培养后学倾注了大量心血，但却从不收受学生的任何礼物。大家都深知先生的为人，节假日去看望先生，都从不敢买任何东西。记得一个同学报考先生的研究生，考前的春节，去给先生拜年，同时也向先生请教一些学习上的问题。先生详细解答了他的问题，并勉励他认真备考。临走时他拿出了礼物，先生的态度一下就变了，坚持要他把东西拿走，最后他只得把礼物提走。他回去后惴惴不安了好多天，觉得对他报考研究生肯定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其实先生待人极为宽厚，也很理解学生的心情，并未因此对他产生什么成见，后来他通过考试，终以优秀的成绩录取为先生的研究生。
徐中舒本性谦虚朴实，就是对他的学生也一样。记得毕业后我们在他家编写《甲骨文字典》，有一次适逢成都古籍书店翻印《说文解字段注》，来请先生提写书名，我们也乘机求先生的墨宝以作永久之纪念，先生欣然应允，而在落款的时候竟称我们为“先生”，我们作为他晚年的学生，实在不敢承命。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仙逝了，但他留给了后人不朽的学术成果和高尚的人师风范，为后人所景仰。作为一代学术大师，先生德业长存。
徐中舒著作年表
《木兰歌再考》， 《东方杂志》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第22卷14号。
《<木兰歌再考>补编》， 《东方杂志》第23卷11号。
《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 《国学论丛》 (清华国学研究院出版)第1卷1期。
《古诗十九首考》， 《立达》(季刊)第1期。次年又经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6卷65期重载。
《评<中国文学变迁考>》， 《一般》(上海出版)第2卷3期。
《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东方杂志》第24卷18号。
《王静安先生传》， 《东方杂志》第24卷3号。
《静安先生与古文字学》， 《文学周报》 (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第5卷1、2期合刊。
《追忆王静安先生》，同上。
《王静安先生致死之原因》，同上，署名史达。
《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 《历史研究》本年第5期。
《先秦史讲义》；在川大历史系授课，本年及1963年均编撰有油印本。
《论尧舜禹掸让与父系家族私有制的发生和发展》，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1 期。
《巴蜀文化初沦》，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2期。
《对<金文编》的几点意见》， 《考古》本年．笫7期。
《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的问题》， 《考古学报》本年第3期。
《巴蜀文化续论》，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1期。
《四川彭县檬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觯》， 《文物》—本年第6期。
《<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 《历史教学》本年第11期。又载所编·《左传选》，中华 书局1963年出版。
《论自然经济，阶级和等级》，四川大学第4次科学讨论会油印本。
《孔子的政治思想》， 《成都晚报》本年1月3日。
《左传选》，编选一百六十余篇，写有后序，注释标点由罗世烈担任，中华书局于9月出版。
《论<战国策>的编写及其有关苏秦诸问题》， 《历史研究》本年第1期。
《先秦史专题讲义》，四川大学油印，因“文革”影响，未印完。
《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钮锌于》， 《文物》本年第5期．
《甲骨文中所见的儒》，《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 本年第4期。原文有改窜，后复加修订。
《古井杂谈》， 《井盐史通讯》 (自贡市盐业博物馆编)．本年第1期．又载《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3期，略有修改。
《论商于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对中国古代村社共同体的初步研究》，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1期。又载云南《思想战线》本年第2期．
《西周墙盘铭文笺释》， 《考古学报》本年第2期．
《关于利簋铭文考释的讨论》 (笔谈摘要)， 《文物》本年第6期。
《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四川《社会科学研究》本年3月创刊号。又载《史学史资料》本年第3期。
《对古史分期问题的几点意见》，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1期。
《殷周史的几个问题》，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2期。
《夏史初曙》， 《中国史研究》本年第3期。
《西周史论述》 (上、下)，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3期4期连载．又本文补充，见同上刊1980年第1期106页．
《中山三器释文及宫堂图说明》，与伍仕谦合撰， 《中国史研究》本年第4期。
《中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及其家属称谓》，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1期。 《论<豳风)应为鲁诗——兼论<七月>诗中所见的生产关系》，与常正光合撰， 《历史教学》本年第4期。
《西周利簋铭文笺释》，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2期。
《夜郎史迹初探》，与唐嘉弘合撰， 《贵州社会科学》本年7月创刊号。
《<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 《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5辑“四川地方史研究专集”，本年7月出版。
《锌于与铜鼓》，四川《社会科学研究》本年第5期．又载《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中国古代铜鼓学会编，文物出版社本年出版。
《川甘边区白马人属古氐族说》，与唐嘉弘合撰，收载《白马藏人族属讨论集》，四川民族研究所本年编印。
《<西夏史稿>序》， 《光明日报，史学副刊》，本年8月12日．并见吴天墀著《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本年初版本及1983年增订本。
《<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序》，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4期。 《汉语古文字字形表》一书，先生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本年第1版，线装本上、中、下三册。1981及1982年第 2版第3版，均合订一册。
《古代楚蜀的关系》，与唐嘉弘合撰， 《文物》本年第6期。
《周原甲骨初论》， 《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古文字研究论文集”，本年5月出版。
《论殷周的外服制——关于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的问题》， 与唐嘉弘合撰， 《人文杂志》增刊“先秦史论文集”，本年第5期。
《论巴蜀文化》，系汇集有关巴蜀文化论文六篇成书，四川人民出版社本年出版。
《经今古文问题综论》，本年为“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征稿撰写，巴蜀书社即将出版。
《数占法与<周易>的八卦》， 《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本年7月出版。
《怎样考释古文字》，香港中文大学编《古文字论集》，本年9月出版。又《先秦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1期(总3期)摘要转载，四川辞书出版社《辞典研究丛刊》 (6)于1985年5月重载，文物出版社《出土文物研究》于1985年6月重载。
《宋代斗夷源于楚国令尹子文说》，与唐嘉弘合撰，收载《西南民族研究》，四川民族出版杜本年6月出版。
《<羌族史稿>序》， 《历史研究》本年第1期。为冉光荣等著《羌族史稿》作．此书后改名《羌族史》，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河姆渡文化的历史地位》，与唐嘉弘合撰，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8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2月出版。
《夏商之际夏民族之迁徙》 (讲稿)，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本年印本。
《徐中舒史学论著辑存》，交由中华书局出版．本书选收论文60篇，约90万字，先生委托吴天墀编辑，至本年夏间告成。
《古代都江堰情况探原》， 《四川文物》本年第1期。
《怎样研究古文字》， 《古文字研究》第15辑，中华书局本年出版。
《殷周金文集录》，由先生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本年2月出第1版，1986年2月出第2
版。
《青川木牍简论》，与伍仕谦合撰于本年，中华书局《古文字研究》，即将刊出。
《<两汉及唐代地方行政史>序》，系多年前为著者黄绶所撰，存有手稿，未刊。
《关于夏商研究—<夏商史论集·序言>》， 《郑州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1期。
《关于夏代文字问题》，与唐嘉弘合撰，齐鲁书社《夏史论丛》本年第1版。
《<人类学考古学论文集>序》，为著者冯汉辑《人类学考古学论文集》作，文物出版社本年第1版。
《<山海经>和“黄帝”》，与唐嘉弘合撰，载《<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本年1月出版。
《汉语大字典》，先生担任主编，四川及湖北辞书出版社于本年10月出第1版。
《一项开拓性的工作》，载《辞典研究丛刊》 (8)，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
《我的学习之路》， 《文史知识》本年第6期。
《甲骨文字典》，先生主编，本年1月交稿，四川人民出版社现已出版。
徐中舒补充介绍
徐中舒（1898～1991），初名道威，字中舒，后以字行，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徐中舒出生于怀宁县月形山徐家畈，3 岁丧父，5 岁随母入安庆清节堂，7 岁就读于育正小学，民国3 年（1914 年）考入安庆第一师范学校，民国5 年毕业后留附小任教。民国7 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数理系，次年考入南京河海工程学校，因母病回里，充任家庭教师。民国11 年在上海李国松家任教，因李家藏书丰富，举凡经史、诸子、小学之书，无不择要披览，同时接触金文和甲骨文。民国14 年，考取清华国学研究院，受教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著名学者，尤喜王国维的古史考证，决心献身这门科学研究领域。因家累，只攻读1 年，提前交论文毕业。民国16 年，受上海立达学园之聘，不久在《立达》季刊上发表《古诗十九首考》一文，引起复旦、暨南两大学的重视，被聘为两校中文系教授。民国19 年，至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专职员，后升研究员，跟随陈寅恪从事史学与古籍校勘学工作，取得一系列科研成果，被学术界公认为第一流学者。抗战期间，他辞去史语所工作至四川大学历史系任教，同时兼任武汉大学（迁址四川乐山）教授。民国36 年，任川大历史系主任直至解放。
1952 年被任命为西南博物院院长，次年重任川大历史系主任。1956 年定为一级教授，1957 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先秦学会理事长。“文革”中受冲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的名誉得到全部恢复，1978 年，兼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1981 年又兼任四川省文化管理委员会副主任，1991 年病逝。
徐中舒的一生是在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中度过的。其科研成绩可分两大部分：一是史学，二是古文字学。先秦史是其主攻方向，在其著作目录中即达40 多篇（种）。在治古史中，十分注重考古发掘，以考古学为工具，结合古史文献进行论证，缜密推理，翔实可信。所发表的古器物研究的论文10 余篇，为中国古文化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80 年代初，受领国家教委下达的编写《先秦史》教科书的任务，还决定《先秦人物资料汇编》一书，已收罗人物900 余人，后因病重不能亲主，由其学术后辈们续成。在古文字学研究方面亦有丰硕成果，所作《金文嘏辞释例》，为治金文者必读之篇。《怎样考释古文字》、《怎样研究古文字》等文章，体现出“愿把金针度与人”的高尚情操。他还担任过主编，编纂大型古文辞书《汉语古文字字形表》、《殷周金文集录》、《甲骨文字典》等。在濒临老病之际，毅然承担起国家大型科研项目的《汉语大字典》的主编。
他的著作，截止1988 年的不完全统计，共121 部（篇），其中建国前53 部，建国后68 部。有《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古诗十九首》、《耒耜考》、《殷周文化之蠡测》、《明清史料甲》、《寿州出土楚铜器补述》、《井田制度探原》、《九歌九辨考》、《孔子的政治思想》、《左传选》、《论巴蜀文化》、《徐中舒学论著辑存》、《我的学习之路》等。
徐中舒献身教育事业70 多年，先后在8 个大学（复旦、暨南、北京、四川、乐山武大、成都燕京、华西、南京中央）执教，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科研人才，门墙桃李，遍及全国。他品学兼优，师德高尚。1949 年12 月成都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要他离境去台，徐中舒予以严词拒绝。在“海瑞罢官”座谈会上，徐中舒不发违心之言，认为“清官总比-好”。“文革”中，有人示意他写篇“西南女国”的文章，徐中舒抱定“临难毋苟免”的信念，决不充当御用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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