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荃麟

邵荃麟人物经历

1920年到上海，在复旦中学、复旦大学经济系就读，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34年任反帝反战大同盟宣传部长。同年，被捕入狱。出狱后，主要参加革命文化活动 。

荃麟于1936年前后开始文学写作和翻译，早期作品有《糖》《车站前》等，作品内容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反映了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斗争邵 。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任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先后在杭州、金华、丽水等地参与领导抗日宣传和文化工作，并编印刊物。主编《东南战线》，并为《现代文艺》《现代青年》《改进》《抗战戏剧》等刊物撰写文章，创作了四幕话剧《麒麟寨》等作品，宣传抗日，反对投降。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转移到桂林工作，任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工作组组长，主编《文化杂志》，创办《青年文艺》，积极扶持文艺新作，对青年作者做了大量的辅导工作。创作集有：短篇小说集《英雄》(1942)、《宿店》(1946)、独幕剧集《喜酒》(1942)等，受到文学界的重视。

抗日战争胜利后转赴香港，任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文委委员、工委副书记，后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委书记。主编《大众文艺丛刊》，参与领导香港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运动，积极从事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争取了大批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回大陆参加祖国建设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计划局局长、副秘书长，中共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兼教育处处长。1953年起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中共党组书记、作协创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委员等。

1962年7月，他在大连主持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强调“现实主义深化”，提倡人物形象多样化，除正反两类人物形象外，还应该写中间状态的人物。这对于克服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浮浅单调现象起了积极作用。但后来却因此受到公开批判。“文化大革命”中遭残酷迫害，于1971年6月10日含冤病死狱中。

1979年9月21日，为邵荃麟举行了追悼会，宣布恢复名誉，平反昭雪。1981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邵荃麟评论选集》。

邵荃麟人物评价

他是受新文学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的共产党员，22岁时出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和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他又是以一管笔墨影响他人的文化战士；

他体弱多病，又任《人民文学》主编和第一届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重任，但乐于、敢于为文艺家们抵挡是非的风雨；

他是少年离家难归根，辗转南北半世纪而不忘乡音的宁波游子；

他就是不到20岁入党，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作家邵荃麟。

1906年初冬的一天，一个男婴“呱呱”降生于山城重庆一药材商邵敬亭之家。这个男婴就是邵荃麟。按照邵氏家族的排行，父亲替儿子取名“骏远”，希望儿子能成长为杰出的人，以光祖耀宗。小骏远4岁那年，由父亲带回宁波的老家———慈溪县庄桥镇东邵村（今江北区庄桥街道）。

东邵村地处姚江北岸，宁慈公路西侧。村不大，一因邵姓居多，一因邵氏家族有人于清朝道光年间中举为官，留下数幢五马头的古建筑群，故小村以邵姓命名。依照乡风民俗，邵父替小骏远请了私塾先生，教读“四书五经”，识字明理。

1919年，邵父又带骏远离开庄桥到上海复旦中学读初中。在读期间，他开始接受新文化革命的思想，边阅读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品，边思索着如何在“民族兴亡”的关键时刻，去承担一个匹夫的责任？

在这样的边学习边思索中又过了6年。1925年，邵骏远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并选读经济系。这一选择让邵家人十分满意，特别是经商的邵父，但他哪里知道，儿子想的却是如何拯救中华民族，儿子在探索经济富强救国之路。

探索之中，彷徨之中，邵骏远终于找到“中国走共产主义的道路”的答案。他毅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亦民”，“荃麟”是他的笔名，投身到上海五卅运动的热潮中，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时期的上海可谓是白色恐怖。学校发觉邵荃麟参与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就开除了他。满怀希望的邵父听说儿子被开除，又气又急。邵家在上海、重庆、武汉、山东等地有多家店肆，邵父期盼儿子学业有成，接他的班，兴旺家业，现在既然此路不通，他就让儿子去日本留学，以离开“不务正业”的环境。邵父兴冲冲替儿子张罗好一切，又率众多的亲友为邵荃麟留学东洋饯行……让邵父意料不到的是，当轮船启航的汽笛拉响第三遍时，邵荃麟压低帽子，拎起小皮箱混于送客人群中，悄悄上了岸。之后，又托人从青岛发来一封“平安勿念”家书。

几月后，邵家的伙计在街上撞见大少爷，邵父才恍然大悟，儿子根本就没有离开上海。邵母得知儿子没去日本的消息，更是哭成泪人似的。邵父发动一切力量，寻找儿子。然而茫茫的大上海，哪儿找得到这位地下党儿子的踪影呢？

其实，当邵父寻找儿子之时，邵荃麟早已离开上海去杭州，任团地委组织部长。“不当阔少爷，宁做革命人。”这一抉择意味着动荡不安的生活开始。对于那时的生活，邵荃麟自述是：“那时我们常常跑到俄国餐厅里，要一碗最便宜的汤。在那儿吃黑面包是不要钱的。”邵荃麟居住在亭子间，没有床就睡地铺，他的耳朵差一点成了饥饿的老鼠的口中食。

艰苦的生活虽没有动摇邵荃麟革命的决心，却摧残了本来就不那么强壮的身体。1929年春天，在一次向工人演讲的过程中，邵荃麟突然吐血，他若无其事用自来水漱漱口，继续讲下去，可回到宿舍，鲜血像喷泉似地喷涌而出，被战友们送往医院，原来是肺部已形成空洞。

那个年代，被称作痨病的肺结核俨然是不治之症，故而几乎没有一家医院肯收留患三期结核病的邵荃麟，后幸亏被德国人开的私人诊所收治，加上开钱庄的邵父出治疗费用，奄奄一息的邵荃麟才得从死神那儿活转过来。

病情稳定之后，邵荃麟由父亲带回庄桥养病。期间，邵父想拴住儿子的心，决定给儿子完婚，邵父替儿子物色了一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漂亮的新娘，崭新的铜床，优雅的风琴，颇具西洋情调的婚房，还有中西合璧的花烛夜……然而一切的一切没能打动邵荃麟的革命心，每当夜幕四合时，他准抱着马恩著作，鲁迅、高尔基的文学作品离开新房，到后面的柴间看书写文章，为重返战斗第一线准备着。

1933年，邵荃麟病愈回到上海。

这之前，他辗转于江浙两省，先后担任了江苏省团委常委、浙江省团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常委等职。在1928年5月的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邵荃麟认识了周恩来……因此，返沪后，他以“交中兄”的名义向在上海的临时党中央请求恢复工作，地下组织就让他担任“上海反帝大同盟”的宣传部长。由于工作不多，邵荃麟主办了“西门书店”出版社，拉开了以一管笔墨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的生涯。由于鲁迅先生的鼓励和支持，西门书店办得有声有色。1934年革命形势转入低潮，由于叛徒的出卖，他被捕入狱。

邵父再次得知儿子不幸的消息，惊愤交加，想到他的“不孝”行为，他真想撒手不管，但又听说关在警察局看守所的儿子即将被解往南京雨花台时，做父亲的心也就软了下来，他凑足3000元大洋，走路子将荃麟保释出来。谁料，出狱后的邵荃麟又一头钻进亭子间，继续他的革命工作。此时，上海的地下组织几近瘫痪，而邵荃麟没有失望，一面寻找组织，一面创作小说《糖》《车站前》，翻译高尔基的《怎样写作》。

与组织联系以后，邵荃麟先后在浙江、桂林、重庆、香港等地做党的文化宣传工作。经他主编的刊物有《东南战线》《浙江潮》《东南文艺》《青年团结》《东南儿童》《新女性》《文化》《大众文艺丛刊》。期间，他一直与活跃的文艺界人士在一起。茅盾在日军占领香港后，随在港的文化人转移到桂林，当时的桂林住房十分紧缺，邵荃麟将住房让给茅盾和他的家属。由此茅盾在《沉痛哀悼邵荃麟同志》一文中回忆道：“幸亏葛琴把她家的一间小屋让给我们，才解决了问题。邵荃麟和葛琴住在楼房的朝北的一小间，虽说在楼上，但不见太阳。邵荃麟在文化供应站工作，编《文艺杂志》，还领导桂林的一些青年组织讲演会。我觉得他当时实在太忙，虽然很想和他多谈谈，却又实在不忍心再剥夺他休息的时间……”“他身体之弱，也使我惊骇。他大概比我小十来岁，但是他骨瘦如柴，常常咳嗽。可是他抱病工作，一丝不苟。”

正如茅盾所说的那样，邵荃麟体弱多病，又坐过监狱，咳嗽、低热伴着咯血折磨着虚弱的身子，但他对此不屑一顾，像一个永不停息的文化斗士以笔作刀枪，奋战在没有硝烟的书桌上。

在领导桂林文化界抗日统战工作时，他和杜宣、田汉等策划并上演的《英雄的插曲》轰动了全城。毛泽东的《论新民主主义论》一发表，主编《文艺杂志》的邵荃麟首先宣传解释毛泽东的这一新著，以至当局查封了此刊，还要通缉他和夫人葛琴。在迎接新中国成立之际，邵荃麟竭诚做好香港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争取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回大陆参加祖国建设。

邵荃麟曾经说过：“‘五四’以来，多少知识分子被历史淘汰了，又有多少勇猛的战士是随着历史前进而愈战愈悍。”邵荃麟正是勇猛的战士之一，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岁月。除了工作外，他还从事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评述，用手中的笔讴歌时代，赞美低层的劳动大众。据统计，他留下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英雄》《喜酒》《宿店》；创作的剧本有《吉夕》《麒麟寨》；翻译著作有《意外的惊愕》《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阴影与曙光》。除了创作和翻译方面的成就外，他的文艺理论著述较多，有《话批评》《大众文艺丛刊评论专集》《论主观问题》《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等百万字理论专论，结集有《邵荃麟评论选集》等。

邵荃麟的代表性的文艺主张，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由《文艺报》召开的两次会议和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上提出的关于“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的文艺观点。这一观点的宗旨是文艺创作不仅题材要多样化，人物描写也应多样化，不能只写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而忽略了中间人物。而且这一观点曾引起了持续两年的文艺争鸣，以至在“文革”中居然成为对他的全面批判的依据。

当历史翻到今天，我们重读这些文艺论述，发现它们恰恰体现了这位率真的文化斗士对生活的冷静思考，对文艺现状和理论现状的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1949年以后，邵荃麟调任政务院（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计划局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等职。作为我国文艺工作的领导人，他的通情达理、与人为善的人格魅力影响了一大批文化人。尤其是在是是非非的关键时刻，他还敢于用孱弱的身体为文艺家们抵挡来自方方面面的风雨。20世纪50年代初，杨朔的《三千里江山》发表后，遭到质疑，邵荃麟连夜赶写近万字题为《关于〈三千里江山〉的几点意见》的学术评论，分析肯定了这是一部较好的作品。几年后，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遭到否定时，在王蒙的新作《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被视为毒草而被讨伐时，邵荃麟都能仗义执言。王蒙为此评价说：“他像一颗大树，把自己摆在防风前哨上，努力减轻身后树木的灾难。”

1946年，在汉口工作的他得到一本从武汉办事处转过来的新四军战士的日记本。这是一本没有署名且写得十分潦草的战事日记。他很忙，但他一直惦记着日记本，每天挤时间抄编一点。一直从汉口带到上海，又从上海到香港，抄编成《八面山上》一稿，在《群众》刊物发表，得到读者的好评。邵荃麟善于发现文艺新作和新人，刘绍棠、王愿坚等许多文学新人就是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下脱颖而出的。

邵荃麟是受文学作品影响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他和他的作品也影响了他人，尤其是对家乡和家人的影响。对此，他的侄子邵济鋆回忆说：“我们村里特别是邵家人都以有伯父那样的共产党人而自豪。1950年村里有3人报名参军，人们希望他们能像伯父那样有出息。后来他们真成了海陆空三军相当级别的干部。伯父对我家的影响更大，大哥读中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是当时竹洲中学（今宁波二中）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二哥也做通父母工作，参军入伍，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的俄文翻译。”说到这儿，邵济鋆又忆起了第一次碰到伯父的情景。那是1952年初夏，邵荃麟南下到杭州的莫干山疗养。期间，他请弟弟一家去杭州会面。在汽车站见面，邵荃麟第一句询问的便是家乡庄桥的情况，之后，他陪同弟弟一家四口游览杭城的景区。在虎跑泉边，他给侄子们变戏法；当吃白枇杷时，他又讲解枇杷的种类及药效；在花港观鱼时，他边看边吟诗，俨然是一位平和亲切的长辈，然而当看到两侄儿吃馒头，只吃一层皮，将雪白馒头芯扔掉时，他脸色马上变得凝重了，轻声指出：“这种吃相不好，你们知道一只馒头经过多少人的劳动！”

邵荃麟就是这样，于细微之中教育侄儿们。邵济鋆回想自己的人生轨迹，十分感激是伯父和他寄的书籍给他的影响。在青岛读书时，邵济鋆又几次与伯父相处，邵荃麟留给他的印象是：伯父生活很简单，每天上班时，由嬷嬷把香烟和手绢装到他口袋里，每顿饭也由嬷嬷请叫吃饭，才知到了吃饭的时间。他烟瘾很大，但一与人谈话就忘了手上的烟，由此而熄灭。此外，伯父留给他的印象还有满口的宁波话。为此邵济鋆的母亲曾问邵荃麟怎么没忘宁波话。这位离开宁波已有30多年的游子，深情地说：“家乡不能忘，乡音不能忘。”只可惜，念念不忘宁波、不忘庄桥的邵荃麟没有留下一张与故乡的合影。据他的女儿邵济安介绍：“……父亲曾珍藏过一张青年时代在庄桥车站拍摄的照片，但‘文革’时它和父亲一样未能逃脱厄运，照片被抄走了。父亲被反复批判和斗争，秘密关押，备受折磨，1971年6月在狱中饮恨而死。”

不仅如此，就连他的骨灰也被勒令不予保留，以至这位少年离家的游子难归根。好在历史是公正的，1979年9月21日由胡乔木主持追悼会，为这位杰出的文化斗士昭雪平反。叶剑英、陈云、邓颖超等同志送了花圈，胡耀邦、王震、宋任穷等同志参加了追悼会。周扬同志在悼词中称颂：“荃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国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家、作家、党的文艺工作的领导人。他的逝世是我国文艺界的重大捐失。”党和人民对这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给予了公正的评价。他的主要著作已收入《邵荃麟评论文集》等书。

邵荃麟主要作品

邵荃麟早期作品有《糖》《车站前》等，作品内容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反映了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斗争。文学论文《对于运用文学上统一战线的认识》，根据当时斗争形势要求，提出反对包办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反对机会主义的主张，要求文学工作者“把握现实的全部”。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他参与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文化领导小组工作，任中共东南文委书记。主编《东南战线》，并为《现代文艺》《现代青年》《改进》《抗战戏剧》等刊物撰写文章，创作了四幕话剧《麒麟寨》等作品，宣传抗日，反对投降。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转移到桂林工作，任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工作组组长，主编《文化杂志》，创办《青年文艺》，积极扶持文艺新作，对青年作者做了大量的辅导工作。创作集有：短篇小说集《英雄》(1942)、《宿店》(1946)；独幕剧集《喜酒》(1942)等，受到文学界的重视。

1944年到重庆，任中国共产党重庆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主编《文艺杂志》。

抗战胜利后，先到武汉开展收复区文艺界统一战线工作，随后经上海去香港，担任中国共产党香港工作委员会文委委员、南方局文委书记等职务。主编《大众文艺丛刊》，并为《群众》（香港版）、《正报》《华商报》等报刊撰写政论及文艺论文，宣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介绍解放区的文艺成就。由他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论主观问题》，对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文艺运动的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这一时期，还译有《游击队员范思加》(1941)、《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943）、《意外的惊愕》（1943）、《阴影与曙光》(1946)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文教委员会党委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等职务。1953年,任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 党组书记。同时被选为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主编《人民文学》。这时所写的《党与文艺》《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文学十年历程》等文章，阐述并探讨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文艺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对于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有重要意义；其中自然也包含了一些时代局限性造成的理论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