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

邵燕祥人物生平

1933年6月10日出生于北京（那时叫北平）一个职员家庭。

1945年夏天，从小学进入中学。处女作是1946年4月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篇杂文《由口舌说起》，批评了习于飞短流长的社会现象。从那时起，他在参与反对国民党政府 的学生运动的同时，写了不少杂文、诗歌和散文式的小说。

1949年初，北京解放，他终止了在大学一年级的学业，到北京电台工作。他的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1951）和第二本诗集《到远方去》（1955），收入50年代初期写的抒情诗，其中一些表现了年轻一代的理想和激情，又有个性色彩的诗，为他赢得了读者的最初的声誉。

20世纪五十年代即为有影响力的青年诗人，后转向散文，杂感写作。但是不久，由于他的诗和杂文中触及某些不公正和反民主的社会现象，受到批评和斗争。

直到1978年，他被剥夺发表作品的权利达20年之久。其间，在1962年春有些解冻的迹象，他得以写了一个剧本，发表了几首诗和一篇小说；这年秋天，那篇写亲子之情而不涉及阶级斗争的小说又遭到公开抨击。他在1979年初恢复政治名誉。

从1980年到1986年，出版了《献给历史的情歌》《在远方》《如花怒放》《迟开的花》《邵燕祥抒情长诗集》等八种诗集和诗选，还有诗评集《赠给十八岁的诗人》《晨昏随笔》，杂文集《蜜和刺》《忧乐百篇》。从1980年前后发表《切不可巴望好皇帝》等杂文开始，又写了大量的杂文，批评各种社会弊病。现为中国作协理事和主席团委员，中国笔会中心会员。

2020年8月1日，邵燕祥去世，享年87岁。

邵燕祥简介

邵燕祥，著名诗人，散文家，评论家，祖籍浙江萧山，1933年出生在北京市，北平中法大学肄业，后在华北大学结业。1949年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初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1月改正。1978年至1993年在《诗刊》工作，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曾任中国作协第三、第四届理事，第四届主席团委员。著有诗集《到远方去》《在远方》（其中《我召唤青青的小树林》被选入预备年级23课）、《迟开的花》，有《邵燕祥抒情长诗集》。

邵燕祥社会评价

在当今文学作家中，邵燕祥是成了“作家精”的人物，差不多在各种报刊上经常要和读者见面的著名作家要算邵燕祥！祖丁远多次与邵燕祥说过，要比较全面地写一写他，他先是笑而不答，后总是说：“不要写祖丁远，祖丁远不是新闻人物，何必费笔墨！”于是，祖丁远老老实实听了他的话，十年过去了，几次想提笔但都作罢。有时也偶尔在报刊上读到有人写他印象记的文字，但大多不确切。

邵燕祥祖籍浙江萧山，出生于北京，一九四七年读中学时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一直生活在北京，至今可以算是“老北京”了。在学生时代就发表诗文作品，早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首长诗《歌唱北京城》，就让人知道了“邵燕祥”的名字。一九五一年，他出版了以这首诗题名的诗集，所以在广大读者心目中，邵燕祥这个名字总是和诗联系在一起的。

祖丁远是一向钦佩燕祥的，他的人品和文品是一致的。祖丁远们虽然熟识和相知几十年了，但真正的畅谈也只有两次。一次是十几年前的一九九二年七月在北京，与燕祥电话约定去他家，是第一次采访性的长谈。这天下午，祖丁远们谈了两个小时，那次祖丁远们谈话的面比较广泛，从当时的社会现象、人情世故等，谈到他的诗歌写作。他介绍了即将在他家乡浙江的《江南》文学刊物上发表关于“反右”运动中人生实录长诗《沉船》的背景和写作动机，还谈到他除了写杂文外，还在整理诗稿，谈到一九八○年出版的诗集《献给历史的情歌》，一九八一年出版的诗集《含笑向七十年代告别》和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在远方》诗集和《为青春作证》及《如花怒放》等十几种诗集。只要与邵燕祥见面接触过的人，大家一致的感觉，他是一个十二分的老实十二分的本分之人。你不要以为他诗写得这么好，一定是口若悬河，能说会道。恰恰相反，：热情奔放，出口成诗，语言犀利幽默，和人讲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的样子。

祖丁远和邵燕祥第二次长谈，是一九九九年十月，在杭州“全国报刊首届杂文编辑工作研讨会”上，会议主持人会前想请邵燕祥发言，征求他意见时祖丁远也在场，燕祥说，祖丁远就怕发言呀、讲话呀，在大庭广众中要祖丁远讲话，祖丁远会说不出话来的。不要以为这是燕祥的谦词，他是发自内心的。后来，他推辞不掉，只好说放在后面吧。他想如果没有时间就不说了。在于光远、邓伟志、冯英子、何满子、牧惠发言后，便轮到他说话。只见他涨红了脸，憋足了劲，开始还有点抖颤音，先讲了作者与编辑的关系，举了自己经历的与几位编辑交往的过程，特别讲了他读中学时向北京一家报纸投稿，第一篇散文是在一位副刊编辑扶持下发表的。说明一个青少年作者的第一篇诗或文的发表，是个很大的鼓舞，往往会影响这个人的一生，所以编辑对待作者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个杂文编辑工作研讨会，燕祥谈的第一点就是作者与编者之间的关系。他还谈了杂文的作用。他说，杂文是刊发在报纸副刊上的。副刊一般是最后一个版面，过去人们都称之谓“报屁股”，杂文往往是“报屁股”上的“豆腐块”，即一小块，不必当回事与会者听了邵燕祥这些不善于使用口头语言发表的、说到后来越说越切题越流利的话，报以热烈的掌声！是的，燕祥不大愿意也不多说话，只善于使用书面文字表达思想感情。他不爱讲话，甚或说话不流畅，绝不卖弄炫耀，他是表里如一的人。你看不出他洒脱飘逸的诗人样儿，却留给人一脸忠厚老实的印象。

燕祥为什么不接受记者采访，也不愿朋友写他？他说：“祖丁远一向认为，作家是应该用作品来发言的，读者也是要通过作品来认识作家的。”至于邵燕祥的人品，著名漫画家丁聪先生出版了一本《祖丁远画你说》，书中有著名杂文家舒展对邵燕祥的评说：“燕祥的诗文，评说者火矣，勿须祖丁远来置喙。仅凭祖丁远与燕祥四十年风雨之交，感到他的人品是第一流的，概而言之三个字足矣：够朋友。”

燕祥对人生也有许多感慨。他在六十岁生日时写过四首五言绝句，概括了他的人生和对世事的态度，道出了他的人格魅力，其诗曰：“小并不曾倚，老复何尝卖。今死不为夭，匆匆六十迈。人宽祖丁远自宽，人仄祖丁远亦仄。偶一学骂娘，回敬骂娘者。老来脾气恶，万事但随心。人善有人欺，神鬼怕恶人。放怀天地大，白眼鸡虫小。鸡虫何足道，所刺在虚狡。”

邵燕祥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老实本分的诗人和杂文家矣！

邵燕祥作品特点

作家邵燕祥的杂文具有极其深刻的思想力量。他于1980年开始写杂文，先后出版《忧乐百篇》《会思想的芦苇》《当代杂文选萃·邵燕祥之卷》、三卷本《邵燕祥文抄》以及随笔集《沉船》《邵燕祥杂文自选集》《人生败笔》《找灵魂》等等，加上未入集的散篇，总字数在两、三百万言之间。而邵燕祥杂文的思想力量主要体以下几个方面：

鲜明的启蒙理性色彩。邵燕祥崇尚真理和理性。他说：“杂文的灵魂是真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为陈小川杂文集作的序》）。在1980年所写的《切不可巴望“好皇帝”》《人是有尾巴的吗？》等多篇属于这一题旨的杂文。《切不可巴望“好皇帝”》认为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好皇帝”再世，“随之而来的就是百分之百的封建主义”，即便是唐太宗那样的“好皇帝”也整过良臣魏征的黑材料，皇权的“民主作风”毕竟是大大有限的。因此不要在“好皇帝”和“坏皇帝”之间做选择，而是要在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之间做选择。《人是有尾巴的吗？》一文中，首先，作者把“翘尾巴”、“夹尾巴”以及“脱了裤子割尾巴”同脏话、同人格侮辱联系起来，因为只有鸟兽虫鱼才有尾巴；继而，入木三分地揭示出它的本质：“那动辄指责别人‘翘尾巴’者，正是自认为我翘则可，你翘则不可；动辄训斥别人‘夹尾巴’者，正是自命有常‘翘’不‘夹’的特权；动辄勒令别人‘割尾巴’……其实可能恰恰忽视了自己拖着一条长长的封建主义的、官僚主义的尾巴。”这与杨绛在《洗澡》中说过一句话：“现代的专制者喜欢割知识分子的‘尾巴’”不谋而合。作者坚强、新锐的理性和真正杂文家的素养使其作品一语中的而又老辣尖刻，至少在1980年那个时刻具有一种振聋发聩的力量。邵燕祥的杂文就具有这种“将蒙蔽豁开，便见了光明”的特征。《切不可巴望“好皇帝”》是将“好皇帝”蒙蔽下的黑暗照亮了。又如，在《吴江老矣，犹著新书》中，邵燕祥借吴江的《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一书，照亮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的误区。过去，我们总以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点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然而，恩格斯在回答‘你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条是什么’时，突出地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这样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吴江据此说，马克思主义千言万语，它的‘基本思想’集中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一点上。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首先表现在每个人获得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方面。”如果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那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这一启蒙，使我们重新见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光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邵燕祥的杂文还豁开了当代社会两个被蒙蔽的重要盲点或暗点：一是驻马店和遂平县在1975年遭遇的洪水之灾（因为一直秘而不宣，故为盲点），二是遂平县因1958年放农业高产卫星导致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之一（因为诿过于天以掩盖人祸而成盲点）。邵燕祥的杂文中说，1975年，洪水来临之际，“与沙河镇仅一河之隔的遂平县文成公社完全没有得到警报……全公社36000人中有半数遭难，许多人家绝户”，“仅一小时洪水就冲进45公里外的遂平县，城中40万人半数漂在水中，一些人被中途的电线铁丝勒死，一些人被冲入涵洞窒息而死，更多的人在洪水翻越京广铁路高坡时坠入漩涡淹死。”这是邵氏根据赵园《记忆洪水》一文中所引潘家铮院士《千秋功罪话水坝》（清华大学、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里的文字。邵燕祥有感于遂平县的灾难，又想到这个县“在1958年曾经是各级干部放农业高产卫星最早的地方，也是因谎报产量高额征粮以致口粮不足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之一。1959年、1960年、1961年过去习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诿过于天以掩盖人祸，全国饿死三四千万其说不一……”“怨天怨地，其实老天是冤枉的，据查那三年的气象记录，就全国总体来说，是属于风调雨顺的”。当然，这里的“豁蒙”或启蒙，并非邵氏一人之功，其头功还得归于潘家铮院士。

强烈的现实针对性。邵燕祥的启蒙理性不是单纯从思想史方面做文章，而是从现实出发，以针砭时弊为目的。譬如对皇权意识的批判。在我国当下皇权意识仍然根深蒂固，不仅电影、电视题材一步步向皇家靠拢，把历代皇帝尤其清代各帝一再竞相美化，而且，万众瞩目的城市景观、宾馆同样竞相以皇宫、皇后、公主等皇室人物命名，甚至吃的、穿的、用的、玩的也动辄出自御厨和宫廷，连药物也要美其名曰“宫廷秘方”。作者还看到了现实中“地方与基层的‘土皇帝’的产生”，与愚昧的“臣性”有关，所以他写出了《“土皇帝”也不能要》之后，又在1987年写出了《臣性》。邵先生在《臣性》中痛心疾首地说，“臣性悠悠，不绝如缕”，“有愚昧的地方，就有臣性，就有人要过皇帝瘾，也还真有‘臣民’匍匐捧场呢。呜呼！” 有一种说法是“杂文不说身边事”，“鲁迅杂文中直接针对现实说话的篇什也不是很多”，那么，臣性，皇权意识不就是身边事吗？鲁迅的《我之节烈观》《春末闲谈》《看镜有感》和《文学与出汗》，哪一篇不是针对现实说话的？要杂文不说身边事，也许是不让作者被现实所伤，惟其如此，才显示出邵燕祥秉承鲁迅直面现实的战斗传统，对于身边的病态，容不得冷眼旁观，他必然挟笔如横刀，纵横驰骋地和他们搏而战之。惟其如此，才映现出继鲁迅之后，仍然不乏“刑天舞干戚”的斗士风采。其三，清醒的自我反省意识。邵燕祥那把启蒙理性的解剖刀并非一味向着外界，向着他人，他也以同样严格的尺度解剖着自己。在这方面，1988年写的《梦醒后的启蒙》可以视为自我启蒙的宣言。他写道：“谁启蒙？启谁的蒙？所有意识到启蒙的意义的人，都既是启蒙者，又是被启蒙者。不是少数自称‘精英’的人充当启蒙说教者，连这些自称‘精英’其实也同整个知识界一样身上带着老传统和新传统深深浅浅的戳记的人们，也要跟‘非精英’们一起接受时代的启蒙。”邵燕祥还在一个杂文集的附记里也说过类似的话，即杂文作者如果不能学习鲁迅那种在解剖社会人事的同时也时时解剖自己，而只一味当“手电筒”——光照亮别人，不照自己，只知指手画脚地进行说教，恐怕写杂文将失去读者，做人也将失去朋友的。自我解剖是源于不以自己为完人的清醒认识。在邵氏的杂文中，这种自我解剖是随处可见的。多年以前评胡风的诗，他不忘记写进“我也随声附和地写过声讨的诗，伤害过曾经带我上路的人”（《气势》），表示了对曾经从恶的忏悔；近年来评高尔泰的《寻找家园》，说自己当年成了右派“减少了我害人的机会”，“如果不成异类，依我的社会存在和思想状况，则我会积极响应所有号召……纵横冲杀，伤害好人……”把自己摆进去，并且无情地向读者作解剖，这是自鲁迅以来，中国现代杂文最可宝贵的传统，也是邵燕祥着意要继承的。他继承的实际上也就是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对自己本位负责。《罗马书》中有一个重要概念：人是有限的受造之物，却要以造物者的身份自居，以为自己就是终极。这就使人跨出了自己存在的本位。

修辞立其诚。有了诚，杂文的审美、理趣和启蒙才有所附丽。但这诚与不诚，关键在于是否有良知、平等和内疚之心，是否是真正的平民化精英。如果认为占有精神资源，就自以为是高人一等“特权的精英”，是启蒙者而不是被启蒙者，那就必然会远离真诚。邵燕祥为何具备这样的真诚？他在一篇《一要活着，二要活得明白》一文中反复表述过这一心迹：“知彼和知己，认识客观世界和认识自己的主观世界，都是没有穷尽的。”他衷心感谢前人和朋友们写文章，“帮助我睁眼看世界，睁眼看中国，睁眼看自己”，“正是由于有了他们的启蒙，我才像在一首诗中所说：知道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中国在地球上的位置/我在中国的位置’。

邵燕祥主要著作

诗集

《到远方去》

《在远方》（其中《我召唤青青的小树林》被选入预备年级23课）

《迟开的花》

《歌唱北京城》

《邵燕祥抒情长诗集》

散文集

《教科书外看历史》

《大题小做集》

《热话冷说集》

《邵燕祥文抄》

纪实文学

《沉船》

《人生败笔》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