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县名人蒲风介绍
蒲风(1911-1942),原名黄日华,又名黄飘霞。广东省梅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从南洋到上海,参与发起组织中国诗歌会,主编《中国诗歌》杂志致力于新诗歌运动。193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厦门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执行委员,广州文化界抗敌协会理事。1940年10月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在军部从事文化工作。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在新四军第二师和淮南文化界抗敌协会工作,经常到战地编写黑板报和墙报,朗诵反映战斗生活的诗歌。著有诗集《范范夜》《抗战三部曲》《街头诗选》《取火者颂集》等15部。1942年6月18日在安徽省天长县逝世。
蒲风人物生平
蒲风(1911-1942),原名黄日华,中国共产党员,梅县区隆文镇人。他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著名诗人,为我国革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出色的贡献。是一位以笔为枪、以诗为火的革命斗士。
1925年,蒲风就读于梅州的学艺中学。这时,正值黄埔学生军东征来梅,周恩来、叶剑英关于中国革命与任务等问题的演讲,使他找到了革命方向。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蒲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四一二”上海反革命政变后,蒲风毅然放弃读书生活,回到家乡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并以无限悲愤的感情写下了《鸦声》一诗,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光明与黑暗斗争的现实。
不久,蒲风为形势所迫离开家乡,远走南洋,到印度尼西亚其胞兄处寄居。为了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与友人合作,在侨居地编辑出版不定期刊物《狂风》。1931年,回到祖国,在上海公学读书。其间,蒲风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上海领导创建的一个文学组织。
1932年,蒲风与杨骚、穆木天、任钧等人组织了中国诗歌会,并与北平、广州、青岛等地的诗歌会建立了联系。1934年,他以《茫茫夜》为书名,在上海出版了第一部诗集。
同年,蒲风东渡日本,组织新诗歌座谈会。次年,出版了长篇叙事诗《六月流火》。其中《铁流》一节是最早歌颂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诗歌,曾受到郭沫若等人的好评。
华北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1936年,蒲风从日本回国,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喊,写下了著名爱国诗篇《我们迎着狂风暴雨》。他在诗中高喊:“我们的铁手需要抗敌!我们的铁手需要战斗!”
不久,他回到家乡梅县,将“中国诗坛梅县分社”扩大为“中国诗坛岭东分社”,出版了《中国诗坛》岭东刊,进一步扩大了诗的影响。为使诗歌成为抗日救亡的武器,他大力提倡国防诗,并亲自到群众中去宣传、讲解、朗诵。他本是过着贫困俭朴的生活,还掏出钱来印刷诗歌小册子,免费送给读者,把现代诗歌传播到广大群众中,为我国革命新诗歌朝现实主义、大众化道路前进做出了贡献。
1938年,蒲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抗日军队。
1940年,他由中共党组织安排到皖南,在新四军军部从事文艺宣传工作,曾任新四军皖南文联副主任。他以战斗诗篇鼓舞士兵,奋勇前进。作品多发表在《新路东报》(《淮南日报》前身)上,先后出版了16部诗集、2部译诗、3部诗歌论文集,为我国革命新诗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蒲风随新四军转移到淮南抗日根据地。突围、行军、过度疲劳,蒲风的肺病复发,但他仍抱病坚持工作,致使病情不断恶化。1942年8月12日,蒲风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安徽省天长县病逝,时年32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蒲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其英名刻在皖南新四军烈士纪念碑上。
蒲风主要事迹
1935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此时,蒲风正在日本东京留学,并从事长篇叙事诗《六月流火》的创作。他闻讯后十分兴奋,立即在该诗的《怒潮》一章中,对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作了热情的赞颂:“铁流哟,如今,幡过高山,流过大地的胸脯,/铁的旋风卷起了塞北沙土!……/铁流的到处哟,建造起铁的基础!”同时,通过农民反对修筑公路的斗争,描绘了敌人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革命的深入,从而寄托了对新中国的无限憧憬。这是在中国新诗史上最早歌颂长征的诗篇之一。
该诗于同年岁末在东京自费出版,那清新活泼、充满革命激情的词句,受到国内外青年读者的欢迎。鲁迅先生曾受曹靖华先生之托,代购此书寄到北方去。诗集在神田一家书店寄售时,被日本警视厅特高课的特务发现,警视厅立即传讯作者。日警问:“你在日本读书,私自发行鼓吹暴动的书,这是违反日本法律的!”当即判处没收寄售的书,处以罚款,并要蒲风在判决书上按指模(盖手印)。蒲风据理力争说,我写的是中国的事情,没有错。按指模,这是强盗小偷犯了法才这样做的。我是一个堂堂的中国作家,没有理由按指模!最后,警方觉得理亏,只得作罢,此事曾在留日中国学生中轰动一时,传为佳话。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震撼了东方沉睡的雄狮,中国年轻的诗人们也像狮子一样,奋起狂吼。广州的诗歌工作者随着广大的人流,走上街头,振臂高呼:“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中华!保卫华南!”“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在《全国总动员》的歌声中,蒲风从厦门来到广州,和一群早已神交的年轻诗友会合。其弟黄宁婴接他到家里住。那时,蒲风年仅27岁,但在创作上的成就比较显著,因此,诗友请他主编《广州诗坛》和诗友们出版的诗集,如黄宁婴的《九月的太阳》、陈芦荻的《桑野》、克锋的《赴战壮歌》、零零的《时代进行曲》、陈残云的《铁蹄下的歌手》等,他都乐于从命。
战火逼近广州,几乎每天都有空袭警报,夜间亦有。日机也曾在市区狂轰滥炸,宁婴家附近多处被炸,炸死了不少人。面对敌人这种灭绝人性的轰炸,蒲风以愤怒的心情写诗控诉!一天,敌机又在头顶扔炸弹,附近几处中弹起火,大家都跑到楼下躲避,蒲风却依旧在楼上奋笔疾书,不顾人家苦劝,执意要把一首题为《悲哀的云涛》诗写完。
当时诗歌界有许多活动,如慰劳伤兵到街头朗诵、到电台广播、写街头诗等,蒲风都积极参加。此外还要参加文艺界和社会各界的许多活动。那时,诗友们约他上茶馆品茗,他都板着面孔说:“你们有多余时间,怎么不多写点诗?”从此,大家再也不敢邀他上茶馆了。
1938年2月,蒲风奉命入国民党陆军154师922团工作。他穿上整齐的新军服,帽子戴得端端正正地与诗友们告别。该团驻扎在广州附近的从化。中国诗坛社于9月28日在广州惠福西路23号茶楼举行“庆祝蒲风10册诗集创作出版成功”的座谈会,他穿着戎装赶来参加。大家热烈祝贺他在四年多时间内便出版了10册诗集,并高度赞扬了他的爱国热忱。
就在这次会后不久,日寇在大鹏湾登陆,广州告急。部队奉令开赴增城前线。出发前蒲风奉令与随军服务团许介、唐鹰(二人皆是广州文化界抗敌救亡运动的活动家)赶回广州召集爱国青年参加部队文化宣传及救护工作。10月20日,他们率领一大群青年分乘两辆汽车,在混乱中连夜赶赴增城前线,车至朱村附近时,突遭日寇坦克的袭击、猝不及避,汽车油箱被敌机枪射中起火。同车的人大半伤亡,许介也牺牲了。蒲风与唐鹰从敌人的魔掌中挣脱后,集合未死的16个人,辗转退到粤北山区。10月21日广州沦陷,情况更为危急。蒲风又带着另一批生气勃勃的青年,翻山越岭,返回从化山区找到原来的部队。由于关山阻隔,音讯全无,因而外间便误传蒲风已经不幸牺牲,文化界的一些人士还为此写了不少悼念文章。当他得知有人写“悼念”他的诗文后,便创作了抗战叙事诗《我还活在人世上》(结集时改为《未死的十六人》),发表在香港的《立报》上。
1939年4月,蒲风的母亲赖秋传逝世,家人拍电报催他回家,他于1939年5月辞去军中职务,回到故乡梅县,从事诗歌运动和教学工作。
蒲风在梅县国光中学任教时,人们感到奇怪的是,闻名全国的诗人,竟住在民众教育馆一个姓管的管理员那里。那个姓管的,名为管理员,实是勤杂,每天干煮饭、扫地等杂务。但他也喜欢写诗。蒲风发现后,就经常鼓励他写诗。后来,那位姓管的竟成了山城著名诗人,还出版了诗集,并请蒲风写了序言。
蒲风对写诗抓得很紧。每天晚上是雷打不动的创作时间,即使周围人声喧闹,他却旁若无人,坚持写诗。有两次,严重的感冒还未痊愈,他就强制自己坐在灯前开动脑筋,一夜苦写。清晨,口袋里便装着新的诗篇。有一天,诗友野曼在民众教育馆门口碰到他,要他为《中国诗坛》岭东刊写稿。他马上从上衣左边口袋里,掏出一篇题为《血》的诗歌来,然后又从右边的口袋里掏出一篇题为《关于“中国诗歌日”》的评论。碰巧这时《汕报、七日诗刊》的一位编辑也来向他索稿,他又从另一只大口袋里掏出一首诗给他。在场的人不禁惊异地问:“你每只口袋都装了诗吗?”蒲风笑了笑说:“诗人的口袋应该装诗!”这一消息传开后,人们便戏称他的口袋为“诗的口袋”。北宋著名诗人梅尧臣随身带着一个布袋。想到什么诗句,就立刻记在纸上,投入袋中。而蒲风写好了诗文,也投进衣袋。诗友们说,蒲风的口袋可与梅尧臣的“诗袋”媲美!
在研究《中国诗坛》岭东刊编辑出版工作时,蒲风提了如下的意见:1.尽量发展新同志;2.有计划地精印小册子;3.切实举行诗歌座谈会;4.推广诗刊代售所——镇、学校、外洋……5.参加示威巡行,散发传单,朗诵诗;组织读诗班,在夜校酌授诗歌知识;开展诗歌展览,诗画合作。这几个要点,也是他自己的行动准则,走到哪里就写到哪里,讲到哪里,朗诵到哪里。
有一次他和诗友野曼从东山中学演讲回来,破例邀野曼到一棵大榕树下的小食摊上,请吃客家大众喜食的“仙人粄”。蒲风拣了一块石头,在那些衣衫褴楼的、打赤膊的群众中坐下,然后向摊主要了几碗“仙人粄”给大家吃。他吃得津津有味并不时地和身边的群众搭讪,有时又凝神地倾听他们的对话。身边的古榕如亭如盖。诗友们离开时说:“这树荫不知吸引了多少群众?!”蒲风听了,沉思片刻后说:“这树荫下也不知蕴藏了多少大众语言的金矿。能在这里多坐一会多好啊!”过了一会又说:“普希金在他的诗里就融化了大量的群众语言,从而丰富了诗的语言,始终为俄国大众所称颂。我们应该学普希金。”
蒲风常常喜欢到工厂、学校、部队和大众接触。他从大众那里接通了血管,使自己的血和大众的血流在一起,使自己的心也和大家的心一起搏动。
蒲风喜欢以诗会友。遇青年作者送诗上门,热情欢迎,诚恳相待,不仅对诗知无不言,而且要求对方对自己的诗作提出批评意见。有人寄诗求教,他每信必复,并对读者来信中提出的问题认真回答。
蒲风为人坦率热情,富有正义感。在广州凌风东路一家印刷厂印刷客家方言叙事诗《鲁西北个太阳》时,他亲自跑印刷厂帮助装订,边装订边向工人宣传。他说:“这本诗是写范筑先的,范是鲁西北的抗日英雄。诗是专门写给你们看的,能看得懂吗?
一个青年工人说:“我不懂诗。”蒲风又问身边一个女工:“你呢?”那个女工说:“我不识字。”
接着,蒲风对那个青年说:“这诗是用你们的话写的,有空就读吧,会读得懂的。”然后又转过身来,对那个女工说:“你不识字,收工后我读给你听”。不久,他看见工人们准备收工了,就站起来说,“我朗诵一段诗给你们听。”接着便扶正眼镜,清了清嗓门,用客家话朗诵起来。朗诵完后,问工人们:“能听得懂吗?”有的工人回答:“懂!”那个女工还腼腆地说:“句句都清楚哩!”蒲风听了,清瘦的脸上顿时浮起了罕见的笑容。
他参加新四军时,根据地生活非常艰苦,在用土木垒成的矮屋中,土墙上打了个洞就是窗户,蒲风和战友们就在矮小的土屋中,刻腊板、油印小报、传单、办专刊、出墙报,用鼓舞人心的诗文来激励将士们奋勇向前!
冰心老人称他为:时代的前哨,大众的良朋。
福建省人大副主任袁启形为之题词:时代的歌手!
蒲风作品风格
蒲风的新诗理论重内涵提出现实主义的诗歌主张倡导大众化诗歌。为了实现创作、诗歌大众化的理想,他在诗歌理论上,对新诗的民族形式方面作了认真的探讨,写了《抗战诗歌讲话》《现代中国诗坛》《序评集》《茫茫夜》《六月流火》等。1935年他在《诗歌季刊》上发表的《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对于不同流派的新诗做了概括的分析,宣扬了中国诗歌会的创作方向,以及评价了一些有影响的诗人和作品。
蒲风是中国诗歌会的主要代表人物,朴素简洁、想象丰富、意象独特、讲究哲理,是其诗歌特点,他的新诗创作及理论研究对现代诗坛产生了极大影响。其诗歌理论包括:新现实主义的诗歌文学、诗歌大众化、国防诗歌运动、创建我国新诗的基本理论等。提出了诗歌发展方向,阐述了诗歌面向大众、为大众服务,抨击诗歌创作时弊;强烈抒发了爱国爱乡热情勇于追求革命真理,激发人们抗战斗志和爱国情怀。诗歌语言大众化,通俗易懂体现刚健、质朴、明朗、现实的诗风。
蒲风补充介绍
蒲风(1911~1942)
蒲风,原名黄日华,学名飘霞、黄风,蒲风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广东梅县人。蒲风幼时家贫,4岁丧父。14岁时入梅县学艺中学。此时国民革命军东征到达梅县。他常与东征军中的共产党员往来,不久参加共青团,并开始新诗创作,与同乡任钧结为亲密诗友。民国1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于民国17年秋到印尼,与党失去联系。但仍宣传革命思想,曾与人合作出版不定期刊物《狂风》。民国20年回国,同年秋初,考入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史系读书。不久,由中共党员胡一声介绍,与洪灵菲、戴平万、杨骚、穆木天等人认识。此时期,蒲风广泛阅读新文学书刊,继续写作诗歌和小说作品,为他后来从事革命诗歌活动打下了扎实基础。翌年初,经任钧介绍,参加“左联”。9月,与任钧、穆木天、杨骚等人发起组织作为“左联” 团体的“中国诗歌会”,任总务干事,并参与出版会刊《新诗歌》。民国23年夏天,由上海返回故乡。同年冬,赴日本留学,先在东京补习日文,并积极参加“左联”东京分盟的活动,在留学生中组织“诗歌座谈会”,主编在东京出版发行的《新诗歌》。此时期,蒲风曾与鲁迅通信,并拜访过避居东京的郭沫若。民国25年夏,他回到国内,赴青岛与袁勃、王亚平等创办《青岛诗歌》,撰文提倡“新诗歌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夏末赴福州,至翌年初离开。又先后到汕头、厦门,从事诗歌活动。曾在厦门组织“厦门诗歌会”,与童睛岚合编《厦门诗歌》,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是年8月,返回广州,与黄宁婴等扩大“广州诗坛社”,改为中国诗坛社,被推为《中国诗坛》的主编,开展进步诗歌运动。民国27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末,响应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到陆军一五四师九二二团,任团部书记室副官。次年春,辞去军职,奔母丧返家。不久任教于故乡松口国光中学。民国29年8月,与夫人谢培贞到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被介绍前往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年初冬,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在战地文化部门工作。民国31年8月13日,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安徽省天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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