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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辅周

蒲辅周人物照片

梓潼名人蒲辅周介绍

中国现代中医学家

蒲辅周(1888—1975),现代中医学家,四川梓潼人。长期从事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精于内、妇、儿科,尤擅治热病。伤寒、温病学说熔于一炉,经方、时方合宜而施。在几次传染病流行时,他辨证论治,独辟蹊径,救治了大量危重病人,为丰富、发展中医临床医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曾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

蒲辅周人物生平

蒲辅周,原名启宇,1888年1月12日出生于四川省梓潼县长溪乡一个世医之家。祖父蒲国桢,父亲蒲仲思,都是精通医道、名闻乡里的医生。蒲辅周在家居长,下有弟妹6人。全家靠父辈行医为生,家境甚清贫。蒲辅周7岁开始上私塾,11岁后在上小学同时,还由其祖父讲授医书。15岁起,在祖父潜心教授下,他掌握了不少医药知识。于是,白天随祖父临床侍诊,入晚苦读到深夜。他以《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为基本研读之书,以《外台秘要》、《千金方》及历代诸家之书为参考之学。经3年的苦读与侍诊,蒲辅周积累了一定的临床经验。18岁便悬壶于乡里。他牢记前人“医乃仁术”之教诲,将名字改为辅周,取辅助贫弱、周济病人之意。

1917年,蒲辅周至成都开业,数年后返回梓潼行医。1927年被选为四川梓潼县商会评议员。1933年被选为四川梓潼县第一区区长,数月后因病辞职。在此期间,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1931年倡议成立了梓潼县“同济施医药社”。此慈善机构,解决了不少贫苦百姓无钱请医买药的困难。还创办了平民教养厂、“施棺会”、西河义渡等多项慈善事业,活人济世,受到当地劳苦大众的欢迎。

1936年,有感于时事日非,且不屑与地方政界同流,蒲辅周又赴成都行医。同时,在成都亦办起了“同济施医药社”,并与泰山堂订下合同,无钱买药的病人经他免费诊断后,可持他的特定处方去泰山堂抓药,账记在他名下,由他定期去结算。1940年,梓潼霍乱流行,蒲辅周闻讯后,立即汇200银元和处方一张,要他弟弟们将治疗霍乱的药方抄录后四处张贴,广为宣传;把所汇银元买成药品,半价发售,贫穷的分文不取。1945年,成都麻疹流行,蒲辅周常涉水到御河边和城郊劳动人民聚居区,为他们免费诊治。

1955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蒲辅周奉命调京工作。进京前,他回梓潼,为群众挂牌义诊3日,每天黎明即起,一直诊病到掌灯时分。抵京后,他在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内科工作。1956年参加农工民主党。1960年任中医研究院内科研究所内科主任,196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65年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并曾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科委中医专题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等职务。

1975年4月29日逝世于北京。

蒲辅周,初习儒,后因经济原因而辍学,改从祖父习医,十八岁时即悬壶应业。后又深入钻研《内经》、《伤寒论》、《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著作。医术益精,名噪一时。后迁成都行医,并于1965年参加“同济施医药社”,施医发药济贫,于温病、妇科病证尤有研究。

1956年,中医研究院甫成立,即应聘到该院任职,尝任该院副院长之职。曾以其医术挽救甚多温病包括乙型脑炎等传染病患者。对若干内、妇科疑难杂证,亦颇有治验。其治病主张灵活辨证,反对泥古不化。其著作有《蒲辅周医案》、《蒲辅周医疗经验》、《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对几种妇女病的治疗法》、《中医对几种传染病的辨证论治》等多种。

蒲辅周人物事迹

治学严谨

蒲辅周是一临床大家。在他70多年的医疗生涯中,以振兴祖国医学为志,始终精研医理,博览兼收,治学严谨,精益求精。

从青年时期起,蒲辅周就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不论春夏秋冬,几十年不变。调到北京时,他已年近古稀,享有盛名,但他坚持阅读的习惯不变。除了从书本学习外,他还向有经验的医生学习。他平时所用的痛风验方、百损丸和治肺结核吐血经验方等,皆得自其他老中医口授;治疗和控制内眼病及白内障等眼病的“九子地黄丸”,也是从四川一位眼科医生那里学来的。

为验证书本知识,蒲辅周还勇于实践。如早年对“十八反”产生疑问,曾用半斤蜂蜜加葱白4两,将葱白捣如泥和蜜拌匀,放置半天后,每小时给狗喂三分之一,狗吃后无异常反应,自己又亲口服用,仍安然无恙,证实了蜂蜜与葱白并不“反”。他也曾将海藻、甘草同服,经多次实验,证明海藻可与甘草同用,用于临床,发现其软坚消结之力更强。他还尝过甘遂配甘草,服后虽反应剧烈,但发现祛痰逐浊效果极好。

蒲辅周认为,学无止境,学习必须持之以恒。中医的理论深奥而广博,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活到老、学到老的恒心,是不易掌握的。他对于每一部中医文献,无论篇幅大小,都坚持逐章逐节、逐字逐句地细读,而且反复地读。蒲辅周说,每读一遍,皆有新的启发,只有细细琢磨,才能举一反三。病有万端,药有万变,只有刻苦学习,才能把病看好。

蒲辅周一向对自己严格要求,从不文过饰非。他早年在家乡行医,且已享有盛誉,但由于一次偶然的医疗失误,他便毅然停诊3年,闭门读书,反思自己的不足。期间,还以一个月的时间将借来的一部日人编著的《皇汉医学》一书抄毕读完,并感慨地说:“外国人尚于中医有如此精深研究,中国人岂甘自卑”!其严于自律的精神,于此可见一斑。他为自己行为定下了3条准则:其一,好读书,必求甚解。见重点,作好笔记,加深记忆;有疑义,则反复查证,务求明辨。其二,谨授课,必有准备。讲原文则主题明确,论之有据;作分析则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其三,慎临证,必不粗疏。问病情,则详察体认,明其所因;辨证治则胆大心细,伏其所主。他这种从严要求的治学精神,使他在临证时能分辨细微,审证诊脉之准确较他人更胜一筹。如在一次为一重型乙型脑炎患者会诊的讨论中,出席的医生都认为该患者高热灼手,胸腹痞满,已3日不大便,脉沉数,苔黄腻,可以用泻下的方法治疗。而蒲辅周却认为,虽胸腹痞满,但痞满而不坚,脉象不是沉实而两尺呈现滑象,苔厚腻而非老黄,所以不需用下法,大便会自行排出。正当医生们认真剖析,意见渐趋一致时,护士来报告,说患者已下溏粪。他认证之准确,令同仁叹服。

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学生。他在北京工作时,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为他配备了几名学生。学生中有出于医学世家的中医,也有西医学习中医的学生,还有中医院校毕业生。对学生他都精心培养,倍加爱护。在学术上,则因材施教,按照学生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他要求学生多读书,多看病。凡规定学生看的书,还要求学生提出问题。他说:“学问,必须是学而问”。临证则让学生先辨证立法、处方用药,他再修改补定。

阐发经义

蒲辅周是富有经验的临床医学家,又是懂得唯物辩证法的中医理论家。他认为,中医学有独特的理论,《内经》、《伤寒论》等典籍,是中医理论体系以辩证法为内核的结晶,必须认真继承和发展。他对《内经》和《伤寒论》有精深的研究,在继承《内经》、《伤寒论》的理论基础上,对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作了精辟的阐发,体现了他师古而不泥古的风范。

如对“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和“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的经义,摆脱了一般学者从伏气论的观点所作的解释(即冬日受了寒邪,邪气伏藏于体内,到春天发为温病),而是从冬不藏精比类悟出,冬失因藏和冬病伤寒之人,其正气必虚,春天邪气所凑,自然容易感染而得温病,不可能由冬天感受的寒邪,整个冬天伏藏于体内而到春天才发病。 又如对“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看法,他认为五脏六腑皆有阴阳,何者为阳有余?何者为阴不足?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一有偏胜,则必为病,岂可能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而人不为病的?所以人体之阳,不是火有余而是水不足,这就是王冰“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的本意。但自朱丹溪提出此说后影响医界数百年,直至明代张介宾提出“阳非有余,阴常不足”,才将朱丹溪的影响纠正过来。反映了蒲辅周继承前贤学术,博学广思,师古而不泥古的精神。对《医林改错》及作者,蒲辅周的评价是:“王清任先生苦心于医药,积有心得,值得学习和尊敬。但仅观察数十具不完整的尸体,而确定古人是非,殊属自矜太过,其图证之现代解剖亦有未合……”。他对王清任的评价反映了他的一家之言,但也是他学习前人经验并不盲从的一例。

对中医治疗大法的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蒲辅周认为,八法的具体应用应掌握分寸,若当用而不用是为失治,不当用而用是为误治,但也有当用而用之不得其法,结果病情未得改善。蒲辅周从《伤寒论》桂枝汤下载“温覆令一时许,遍身??,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悟出,八法之应用,应达到汗而勿伤,下而勿损,和而勿泛,吐而勿缓,温而勿燥,寒而勿凝,消而勿伐,补而勿滞的境界。比如补法,他认为,补法用于虚证,能补不足,促使患者康复。但虚有因虚而病,有因病而虚;有渐虚,有顿虚,还有先天、后天之别;又有阴阳、气血、津液之分;五脏又各有虚证,所以要有多种补剂,针对使用。漫补达不到效果,补药堆积也难达到效果,甚至导致胸腹胀满,衄血便燥等不良反应,总结出了“气以通为补,血以和为补”的指导原则。

精通医理

蒲辅周一生临证近70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于内科疾病,他认为,内科是临床医学的基础。他治内科,在遵崇仲景学说同时,并采撷历代各家学派之长,如刘河间之寒凉,张子和之攻下,李东垣之温阳,朱丹溪之滋阴,融众长于一炉,以补仲景之未备,开后学之法门。因此他能集思广益,出奇制胜。他平素所治内科病例,大多是应邀会诊,故多疑难杂症,要取得显效殊属不易。但由于他医理精通,经验丰富和善于辨证论治,每能得心应手。

蒲辅周治疗外感热病,尤见独到。临床所见外感热病,属中医伤寒、温病范畴。自明清温病学说形成,即有了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之论争。对于两者的关系,蒲辅周认为,伤寒学说开温病学说之先河,温病学说补伤寒学说之未备,应当互为充实。伤寒与温病是始异(伤寒是寒邪侵犯太阳经,温病是温邪首先犯卫),中同(寒邪入里化热,证属阳明,治以白虎、承气,温病顺传气分,治亦以白虎、承气),终异(伤寒传入三阴,治宜温补,温病入营血,灼伤津液,治宜清润)。伤寒治以发汗解表,温病治宜透达取汗,两者均需顾及津液。这些心得和认识,使他在温病学术上多所建树,特别在指导治流行性乙型脑炎方面更多贡献。

蒲辅周不仅精通内科,妇儿科亦为所长。他认为妇儿科与内科,只有见证的异同,而无本质的区别。由于妇、儿的生理、病理特性,妇女有经、带、胎、产,儿童有麻、痘、惊、疳,其余疾病基本与内科相同,因此,他在精于辨证的基础上,在妇儿科诊治上也有独到之处。

对于妇科,他以调理气血为主,以舒肝和脾为枢机,运用寒则温之,热则清之,虚则补之,瘀则消之的大法,临床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对于儿科病,蒲辅周特别强调小儿的生理特点。认为小儿属稚阴稚阳,非纯阳之体,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必须认真运用四诊的诊察手段,平脉息,察指纹,望面色,审苗窍,听声音,观动作,综合分析以得出正确诊断,并注意稚阴稚阳之体不任攻伐。儿童无七情内伤症,但腠理不密,易感风寒咳嗽及急性烈性传染病,肠胃脆弱,易得伤食伤冷之症。蒲辅周诊治的儿科疾病均为危重急症,其救治之成功更体现了他在四诊方面娴熟的技术,其判断之准确,用药之精当,足堪儿科医效法。

蒲辅周补充介绍

  蒲辅周少时名启宇。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二月生于四川梓潼县城西西溪沟(今潼江村)。

  启宇七岁即读私塾。白日课读,晚间习字或听祖父讲《幼学琼林》、《千家诗》。启宇从小养成勤奋好学品质。

  启宇十一岁涉猎诸子散文。《论语》多篇已能成诵。

  1903年,蒲启宇十五岁,开始随祖父,父亲学医。白天侍诊,晚上读书。从《内经》、《难经》、《伤寒》、《本草》、《金匮》到《外台》、《千金》以及叶天士、吴鞠通、闫纯玺、李恒超、愈根初等诸家著作。祖父教诲,一读二思三临床。耳提面命,严格课导。每至深夜,不知疲倦埋头苦读。诸如《灵枢本神篇》的“肺气虚,则鼻塞 不利气少”。《伤寒论》中的“汗出不可令如水淋漓,如水淋漓,病必不除”。叶天士的“不可就认板法”。等等重点字句,又勾又圈,反复背诵。

  1906年,启宇18岁出师,坐诊县城东街“杏林药堂”。梓潼贫困山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来,不是大旱,便是水涝。青壮年外出乞讨,老弱病残饿死病死不少。人民极端贫苦。瘟疫时时发生。启宇对就诊病人,一丝不苟,认真诊断,活人很多,小有名气。

  一天,启宇从帝主宫(现川剧团处)前过,见一堆人,面带戚容。一妇人衣服蓝褛,跪在一小儿前抢天呼地。儿脸蜡黄,又瘦又小。旁吐一滩,双眼不睁,浑身抽搐。启宇一见,分开众人,顾不得肮脏,用长袍把病人一裹,直奔回杏林药堂。众人哗然。有认得的说:“好了,蒲老师来了,有救了”。街上人如鲫鱼过江,齐拥向杏林药堂。启宇将小儿平放,让伙计拿来碗和清油,手脚之麻利。采用刮沙法,用碗口沾点清油,从上至下自风池、风府刮至骶骨两旁;又从手弯,腿弯刮,过劂阴、太阴穴位。只见皮肤出现紫红点。病儿不再四肢抽搐,平缓过来。慢慢睁开眼来。围观的人们欢声雷动。小儿母亲“咚”的一下给启宇跪下,磕头叫:“菩萨,活菩萨”。从此,市面上传开了杏林药堂有个蒲“神医”。

  1908年,启宇为感激病人的赞誉,表示他济世救人的志向,改启宇为辅周。取辅助贫弱,周济病人的意思。

  1911年,蒲辅周人年青,侧隐心很重。看病不分时间,地点。有时路遇病人,田坎地角一坐,便拿脉处方。还叮咛如何煎药。平易近人,医术又高,很受县人欢迎。

  1921年七月连日大雨,潼江水涨路阻,城墙倾倒四十余丈。庄稼被淹,米价飞涨。县城鸡市拐(现紫阳街)拥集大批灾民。蒲辅周早出晚归为灾民义诊,施药。

  1932年,蒲辅周置田二十亩,创西河义渡。

  1934年,蒲辅周又拿出节俭之资,买田五十亩创办“同济施医药社”,请名医免费为贫困者诊病,捡药。乡民拍手相庆。蒲辅周成为潼城百姓有口皆碑之人。

  1935年,蒲辅周与弟子薛崇成来成都,住成都会馆。同年冬天,成都温病流行,病人拥堂塞铺。四十七岁的蒲辅周详细诊断,认定系“寒包火”,即用麻黄开表。可是当地“麻黄发汗过峻,成都人禀赋薄,禁不住发表”的观念根深蒂固。病人见方后不敢取药。改它药代替又无效。辅周思索再三,便将麻黄研末为引子发放。果然,经他看病的无不效验。于是名噪省城。

  接三弟来信说,梓潼霍乱流行,一天死数十人。辅周面戚心悲。立即汇二百个大洋处方一张。要三弟将治霍乱药方抄写四处张贴。将汇款买药,半价发售,贫穷的分文不收。

  1941年,蒲辅周五十三岁喜得第二子,取名志孝。此子禀赋酷似乃父。长大,辅周留身边传医。果然,而立之年志孝即成名乡梓。

  是时,辅周积极支持从四川医学院毕业的弟子薛崇成走中西医结合道路,让其考入华西大学,并选择神经专业。辅周说:“若古人固步自封,今《本草》便只有一本了”。

  1955年,中央根据毛泽东主席1954年6月作的“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批示,作出贯彻中医政策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卫生部成立了中医研究院,向各省征调著名中医,担负科研、教学、医疗重任。全国各地共调有30多位中医。蒲辅周是其中之一。

  一到中国中医研究院,评级,杜自明等有著作评为一等一级。蒲辅周评为二等一级。四川去的老中医都知道蒲辅周医疗技术少与伦匹。杜自明等一再推辅周为一等一级。定板时,辅周谦虚地说:“按评级规定,我尚未著作,别打破原则。以后说,以后说”。一阵掌声,洋溢着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

  1956年,北京地区流行乙型脑炎,死亡率很高。儿童医院,第一传染病院都住满病人。许多医生仿效石家庄地区治疗乙脑经验,仍用白虎汤,结果屡试无效。人们大惑不解。甚至怀疑白虎汤对乙脑的疗效。后辅周往视。蒲辅周翻阅文献,通过客观仔细全面分析,认为去年石家庄地区发病,是因久晴无雨,天暑地热,属暑温偏热,采用的白虎汤,可辛凉透邪,清气泄热,切中病机。然而,今年北京地区发病,久雨少晴,天暑地湿,势必温热交蒸。人得病虽是暑温,但应偏湿。蒲辅周投药改用湿温法诊治。遣用杏仁滑石汤,三仁汤等芳香化理,通阳利湿之方剂,大获神效。使许多垂危病人起死回生,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

  1958年,一产后血崩不止的妇女,虽经注射及口服药物,输血,刮宫等措施治疗,八周后仍血块及浓汁流出。面唇苍白,声低气怯。身痛肢麻,肤肌甲错,面目四肢浮肿,六脉微细。请辅周会诊。辅周诊为流血过多,气血两虚,冲任受损,六脉失统,升降失和,营卫不谐,气不帅血,血不固气,已属危笃症候。辅周细问知其尚能进薄米汤一碗,胃气尚存,还有运药剂之能。便予固气止血剂九付,血流减少,食欲转好。又改投黄芪建中汤加党参、当归、阿胶以补气生血,调和营卫,一剂而血止。续进气血双补及血肉有情之品,复还其旧,竟全愈。病家感激之至,蒲先生蜚声中外。

  蒲辅周被卫生部破格晋升为一等一级。

  辅周七十岁在中研院收弟子高辉远,徐振盛、薛伯寿。他对学生说:“过去老师送学生三件礼物,草鞋一双,雨伞一把,灯笼一个。不论路程远近,刮风下雨,白天黑夜,都要去出诊。以救人为当务之急。绝不能因路远,天雨,夜间就不去了”。并说:“医疗经验是从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我带学生有两点要求:一是多读书,二是多临症。以理论指导临床实践,以临床实践碰到的问题再来学理论。要刻苦钻研技术,有渊博知识。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融汇贯通,学以致用。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学习中医也是这样,不下苦功钻进去,就无所得。”接着他举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长”结合自已医疗实践,写成《伤寒杂病论》等名人例子,教育学生要勤学不倦。并因材施教。不同学生安排课程不一。要学生多提问题,否则便责之没学或学之不深。要学生超过老师。果然,加之两年后收的陈鼎棋,不负辅周教导,均成大器。

  1960年,蒲辅周七十二岁当选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任广安门医院内科主任。有时晚间政协有活动,他搭公共汽车前往。同仁问为何不向院里要车。他说:“现在汽油缺少,节省点汽油,可以用于国家建设”。

  1964年,蒲辅周诊余还学习《毛泽东选集》等政治书籍。周总理知他高龄看书困难,为使他更多了解国内外大事,把从日本归来,带回的半导体收音机赠与先生。

  往常一样,西花厅给同总理看完病,总理总爱与辅周摆两句。大多垂询中医弘扬与发展问题。今天,总理却问他:“你给我开的药为什么特别灵?”辅周知道,周总理指他患癃闭之疾,许多医生一筹莫展,他给治愈了。辅周说:“别人把你当总理医,我把你当病人医。总理的病非医生可医,病人的病自是医生可医的”。总理哈哈大笑。邓大姐送出两截呢子给辅周。蒲辅周望着芸窗闪亮,纤尘不飞的西花厅说不出的激动。建议周总理每天吃一个玉米面窝窝头,以增强脾胃功能。周总理连说:“好,好。”并坚持做了。

  1965年,蒲辅周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国家科委中医专题委员。

  1966年,蒲辅周七十七岁,任中医研究院党委委员、中华医学常务理事、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中央领导同志保健医师。他侧重老年病研究,探索老年体质的特殊性,老年病症的多样性,老年用药的规律性。他写了许多病例、临床体会。他的总概句就是:“征服老年病要做到辨证准、立法慎、选方精、用药稳。”

  第二年,0烈火熊熊,他医好偷偷上门求治的名演员赵某,激怒“-”,要批斗,被周总理制止。

  1969年,蒲辅周会诊一肝炎患者。肝功能虽转正常,但因肺部感染咳嗽,血象高,血沉快,24天发热不退。历用多种抗生素和中药,都无效。蒲老见其汗出多,微恶寒等。舌质艳红,有裂纹。脉弦大按之无力。断为气阴两伤,治以固卫养阴,甘温酸敛,甘麦大枣汤合玉屏风合剂化裁。经治医师怕停抗生素出意外,病人又拒服抗生素,医师与家属商定,将抗生素佯装蒲老中药的“药引子”,让其服用。服蒲老中药后,第三天体温正常。经治医师说“药引子即抗生素,要继续用。”怎料患者拿出一纸袋说:“药引子全在这里。情况转好,体温下降,全是蒲老中药的作用。”西医顿显窘迫和尴尬。连北京高年资的西医均为折服。认为中医药不但能治慢性病,而且善于治急性病。称蒲辅周取得的是震惊医坛的显赫治迹。

  1971年,周总理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说:“蒲老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唯物主义的东西多了,唯心主义的东西少了。他的医学是讲辩证法的。”周总理指示:“蒲老是真才实学的医生。要很好总结他的医学经验,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卫生部和中医研究院遵照周总理指示,组织学生先后整理及出版了《蒲辅周医案》、《蒲辅周医疗经验》、《中医对几种妇女病的治疗方法》等书。后来,他爱子蒲志孝又整理了《蒲辅周医话》。

  1975年1月,全国第四届人大会召开,蒲辅周当选为人大代表。

  蒲老年近九旬,可谓高寿。他十分重视老年保健。他说:“老年人尤其要使足下暖,这对血液循环有好处。饮食有节,多吃五谷杂粮。不可过饱,亦不可忍饥。饭后缓行百步。药补不如食补。服药以冀长生,何异痴人说梦。服药不节欲,亦自伤生。保持思想乐观,是减少疾病重要因素。”他上午上班,下午会诊。心挂教学、科研、临床、学习。超负荷运行,终于病倒了。

  四月二十九日,一颗杏坛巨星殒落了。蒲辅周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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