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殿俊

蒲殿俊人物生平

蒲殿俊（1875—1934），1875年出生在四川广安一个知书识礼的大户人家 。蒲殿俊23岁时赴京城赶考，因为太专注于文章，错过了交卷时间而没有考中。回到四川，1899年在广安老家开办紫金精舍书院，聘请胡峻、张澜等进行新学教法，后来成立了官办学堂，这也是广安最早的新式学堂。

但蒲殿俊并不安于这种现状，1904年再次进京考中进士，当年就被官费选送日本东京梅谦法政大学留学。蒲殿俊在这里接触到许多西方新鲜的东西，阅读西方书籍，了解西方政治，坚定了他要改变现状的决心，但有一条，以不改清朝统治为前提，这也就为他后来革命道路上的黯然收场埋下了伏笔。

就在蒲殿俊赴日期间，川汉铁路兴起，但无银无饷，兴办铁路只是个空架子，而外国列强则在虎视眈眈地窥视着中国的路权。四川人表达出强烈的川人自办川汉铁路的愿望，迫于压力，当时的四川总督锡良上书清廷，允许川人自筹资金修建川汉铁路，很快得到批准。清朝政府并颁布了《铁路简明章程》，各省官商只要经政府批准，都可以修筑铁路，商办铁路因此在当时成为一条国策。

1904年初，四川省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没有外资的铁路公司，其意义非同一般。

但公司面临资金无着，要修建川汉铁路，至少需白银5000万两。蒲殿俊和留日学生得到这个消息，忧心于外国插手，他对同学说，怎么也不能让这条铁路落入外国人之手！他决定先入股金，为国人做出样子。蒲殿俊约集了在日的川籍留学生在东京召开了同乡会，众多学生当场就认股四万多两白银，并募捐几十万两。

蒲殿俊在日本发起的认购铁路股金的举动在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接着，他又上书锡良，川汉铁路为官商合办，并号召川人自筹资金，自建铁路。

为了这个目标，蒲殿俊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他说，这并不仅是四川一省的事，川汉铁路的成败，关系着整个中国。并隔海上书说：“向外国借款修路之事，断不可为。”

经过三年时间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川汉铁路改为官商合办，这无疑开了官商合办铁路的先河。一时间，在成都大街小巷，茶馆酒肆，普通百姓都谈论着股票这个新鲜东西，商办铁路公司发行股票，川人纷纷认股，自办铁路在四川搞得热火朝天。

1908年，蒲殿俊踌躇满志从日本回国，先是在京任法部主事，第二年，四川省咨议局在成都成立，34岁的蒲殿俊任议长。咨议局本是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不得已而做出准备立宪的摆设罢了，并没有实权，蒲殿俊却做得风生水起，是当了真。在这期间，他还着手创办了《蜀报》，以作为咨议局的机关喉舌。

但好景不长，1911年5月，满清政府突然宣布铁路收归国有，并首先拿川汉、粤汉铁路开刀，下令四川湖南停止租收股，称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已奉命同英美德法四国银行财团签订了借款筑路合同，把路权出卖给外国。蒲殿俊的搭档、时任《蜀报》主编的邓孝可得到这个信息后，一面报信通知蒲殿俊等人，一面急忙在报纸上刊发号外——铁路收归国有！

消息一出，立刻震撼了成都大街小巷，群情激奋，人们手中的股票顿时在一夜间成为一张废纸，而更不得了的是，外国强夺了路权。当年岳中琪的府邸就是川汉铁路总公司的所在地，百米岳府长街上围满了人。蒲殿俊坐卧不安，他万没料到会是这样！他和罗纶等人召集民众上街示威，但起不了任何作用。这种办法不行，蒲殿俊很快就调整了思路，他说，要建立一个人数众多的牢固团体，才能争路救国到底。

1911年6月16日，就在岳府川汉铁路公司里，蒲殿俊、罗纶等人连夜商讨，决定紧急成立保路同志会，公开向清政府宣战。他们以铁路股东会作为大本营，蒲殿俊为会长，罗纶为副会长，1911年6月17日，在铁路公司门口挂出了“保路同志会”的横幅，从此拉开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

当时在川人中，十之六七都认购有铁路股金，都是大大小小的股东，有官股、商股和民间股，可见川汉铁路对川人的联系有多深！在此之前，蒲殿俊也经过了多方努力，赵尔丰未上任的时候，他就同护理川督王人文协商，电呈清廷，取消铁路国有，允许商办。但不管他说得怎么在理，都被严厉拒绝，还把王人文臭骂几通，王人文也是满肚子的不快。在这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蒲殿俊才倡议成立保路同志会。

保路同志会成立那天，几千人聚集在一起，阻断街面，罗纶慷慨激昂地说：“川汉铁路完了，四川完了，中国也完了！”

人们就像干柴，瞬间被这把烈火点燃，他们痛哭失声，悲愤至极。保路同志会成立后，发表了《保路同志会宣言》等文，号召全川人民团结起来，川内各州县很快也成立了保路同志会，革命形势如火如荼。保路运动迅速在全国扩散，广东、湖南、湖北等省纷纷响应，并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许多旅美华侨也加入其中，并宣誓说，粤路国有，誓死不从，显示了与四川遥相呼应的局面。

到了8月，这种行动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保路同志会宣布罢市罢课抗捐等，昔日繁华的成都街头顿时冷冷清清，人们无心逛街聊天，他们把心思都放在了铁路上。上海《申报》说，八月二十四日，成都已一律罢市罢课，四门厘税亦停……

赵尔丰一到成都，就采取了镇压手段。9月7日，他约请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人去总督衙门商谈，看传邮部的电报，蒲殿俊不知是计，欣然前往。赵尔丰哪有心跟他们商谈什么路权，当即下令将蒲殿俊、罗纶等9个文弱书生绳捆索绑，枪顶着脑壳，刀架在颈项上，不是枪杀，就是刀劈。蒲殿俊等人却毫无惧色，他直视站在花厅前的赵尔丰说：“你请客就是这样子招待的吗？”赵尔丰满脸杀气，说蒲殿俊就是保路、股东两会的主谋，暗中活动，想借保路谋反独立！

蒲殿俊等人被抓后，数千群众涌向总督衙门，要求放人。赵尔丰下令朝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残忍枪杀三十多人，三日不准收尸，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这无异于点燃了炸药桶，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已摇摇欲坠。

血案发生后，在几天时间里，各地聚集了数十万同志军围攻成都，一番激战后，攻取不下，于是转而夺取各处州县，以孤立省城，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有100多个州县被占。清政府急调鄂、湘等6省援军赴四川镇压，令端方迅速西进四川，而端方兄弟俩也在资中被杀。也正是鄂军入川，武汉空虚，给武昌起义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蒲殿俊在狱中听到人们为营救他们而遭到屠杀、全川人民都纷纷起义的消息后激奋难平，受到很大的鼓舞，他们每日做诗抒怀，面对死亡镇定自若，“江郎笔外更出奇，万花飞落谈天口”，由此可见他们当时的心境。

蒲殿俊的初衷要的是采取温柔的斗争方式，他并不想流血，更不想触及清朝统治，而当时的革命趋势已极大地超出了他们的预料范围。11月14日，被关了两个多月的蒲殿俊等人被万般无奈的赵尔丰礼请出来，为他们设宴接风。本来这时的蒲殿俊该施展拳脚大干一番，但他却经不起赵尔丰的劝说，表现出了十足的软弱性，与被关押的其他11人一起，联名写了份《哀告全川叔伯兄弟书》，末尾押上12个人的名字。

哀告书让人民放下武器，过自己的日子。“大局不可以再坏，当初之宗旨，不可以不回头，此后之幸福，不可以不顾惜……”还说照这样下去，川人就要遭难，而且时间越长越惨，哀告人们要“急急回头”。蒲殿俊还和赵尔丰签订了四川独立的“三十三条”，规定川中一切行政事宜暂由蒲殿俊代理，赵尔丰表面上交出了兵权，但实际拥有重兵。

1911年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蒲殿俊自任都督。而这时成都秩序大乱，人心惶惶，蒲殿俊又宣布旧军队放假十天。12月8日，旧巡防军在赵尔丰的唆使下，挑起成都兵变，四处烧杀抢掠，蒲殿俊手足无措，急匆匆逃出了成都。尹昌衡从凤凰山带兵平叛，杀了赵尔丰，才稳定了局势。从11月27日到12月8日，蒲殿俊共做了12天的都督，被称之为十日都督。

蒲殿俊本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不料却屡屡受挫，在军阀混战，争权夺利的动乱年代，现实和他所想象的越来越远，多次被人利用。最后，蒲殿俊在北洋政府段祺瑞内阁做了四个月的内务部次长后，谢绝挽留，毅然辞职，从此脱离政治生涯。

蒲殿俊后来在诗中说：“我生失算雕小虫，迁愚妄插乾坤手。”说自己本来只会干写诗作文的小事，却偏要去弄政治大事，当然要失败了。这显然是他的一面之词，而在政治上的软弱和局限性，才是失败的真正原因。1919年，蒲殿俊谢绝了北洋政府委以教育部部长之职，埋头文学，1934年在北平病逝，终年5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