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兴名人范长江介绍
范长江（1909年10月16日-1970年10月23日），男，原名希天，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田家镇赵家坝村。范长江青少年时代就追求革命、追求进步，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著名新闻记者，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出色的领导者，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曾先后担任新华社总编辑、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等职务。
范长江人物生平
1909年10月，范长江生于四川省内江市赵家坝村（今内江市东兴区田家办事处）。
范长江自幼就随堂兄弟跟着祖父学习识字读书。他也时常仿照祖父的模样和腔调，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念着先祖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名言。
1927年初，报考黄埔军校未果的范长江进入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学习。中法重庆分校是共产党员吴玉章创办的一所宣传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范长江在这里逐渐接受了反帝反军阀的思想，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同学们一道在街头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宣传讲演。
“南京事件”发生后，范长江参加了事件后的示威，并与镇压示威的反动军阀展开斗争，成为反动军阀在四川通缉的对象，他被迫离开重庆，来到武汉。为谋生计，范长江加入了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教导团，成为一名学生兵，并随贺龙转赴南昌。
1927年8月1日，范长江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后，范长江随部队转战途中遭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攻与部队失去联系，辗转到了南京。
1928年秋，范长江考入中央政治学校。该校原名中央党务学校，是国民党政府培养行政干部的大学，蒋介石兼任校长。范长江选学了乡村行政系，打算“将来在穷乡僻野中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在这里，范长江加入了国民党。但是，“九一八”事变改变了范长江的梦想。范长江清醒地认识到，抗日救国是出路，而国民党培养所谓人才的地方，并非他的归宿。于是，范长江换掉学校的制服，秘密离开了南京。在留给学校当局的信中，范长江公开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合理的教育应当是启发青年的思想，使他们能对宇宙和人生的法则有正确的把握，然后配合着各时代的环境，培养他们服务于人类、国家的能力”。在离开学校的同时，范长江宣布他脱离国民党。
1932年初，范长江来到北平，在黎锦熙主持下的国语大辞典编纂处谋得一份剪贴资料的工作。同年秋天，经过自己的努力及友人之助，他进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在北大期间，范长江广泛涉猎哲学、政治、经济、英语等书籍，以丰富自己，并时刻关注抗日形势的发展。他经常苦思冥想：如何用正确的哲学思想来为现实服务？一次上课时，他向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全国人民要求抗日而政府不抗日，怎么办？二是一个人肚子饿了，自己又没钱，铺子里却堆满食物，能不能拿来吃？回答是：这不是哲学的事，哲学主要是为了弄明白各学派的情况，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教授的答案再次让范长江对大学教育失去信心，他决定走出书斋，投入到现实的抗战中去。
1933年下半年起，范长江正式开始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等撰写新闻通讯，内容多为文化教育方面。由于他文笔精练、视角独特，引起了天津《大公报》社的注意。《大公报》社总经理胡政之还亲自出马，请范长江专为《大公报》撰稿。《大公报》是当时有全国影响的报纸，知名度很高，范长江遂答应下来。这年年底，经过调查研究，范长江先后写出《佛学在北大》《陶希圣与“食货”》《顾颉刚与“禹贡”》《北大研究院所藏明清档案及其整理》等数篇通讯，在《大公报》《晨报》上发表。
在日本军国主义觊觎中国，全民抗战难以避免的时刻，范长江从一个记者的政治敏感意识到：中日一旦开战，沿海一带必不可久守，抗战的大后方肯定在西北、西南一带，因此，对这些地方进行考察和研究，很有必要。
范长江25岁时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从成都出发，经川西、陇东、祁连山、河西走廊、贺兰山、到内蒙古……他走遍大半个中国，经历了长达2000余公里的跋涉。这段劳途不亚于两万五千里长征，不但如此，他还采写了大量通讯报道，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的苦难生活。
1935年5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社旅行记者的名义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他从上海出发沿长江西上，在四川做短暂停留后，经四川江油、平武、松潘，甘肃西固、岷县等地，两个月后到达兰州。在兰州稍事休整后，他又向西深入到敦煌、玉门、西宁，向北到临河、五原、包头等地进行采访。
他深入中国西北地区考察采访，公开报道了红军长征，采写了《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经典作品。
范长江的这次西部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6000余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沿途写下了大量的旅行通讯，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生活的困苦，对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宗教、民族关系等问题也作了深刻的表述；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旅行通讯中还记载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更为可贵的是，范长江第一次以写实的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字里行间显然倾注了他对红军的同情，甚至不无敬意。范长江的这些通讯陆续发表于《大公报》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公报》的发行数量陡增。不久，当这些通讯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后，出现了读者抢购潮，“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接着数月内，此书又连出了七版，一时风行全国。西北之行结束后，范长江回到天津，被《大公报》社聘为正式记者。他接连又写出了《从嘉峪关说到山海关》、《百灵庙战后行》、《忆西蒙》等著名的通讯。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他不顾个人安危直奔事变中心，对周恩来进行采访。抗日战争爆发后，范长江又“冒着敌人的炮火”深入战地采访，写下了大量战地通讯报道。周恩来在给他的信中说：“听到你报道的前线上英勇的战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每想到此就不免令人心潮澎湃！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范长江毅然决定涉险去西安、延安等地进行采访，“本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到西安去，一探中国政治之究竟。”当时西北对外交通完全断绝，范长江利用各种私人关系，冒险飞赴兰州。他说服了甘肃省主席兼51军军长于学忠，特拨给军用卡车一辆，还选派了数名全副武装卫士随车护送前往西安。
1937年2月2日傍晚，范长江终于在乱军丛中，顶风冒雪，抵达西安。2月4日，在《大公报》西安分销处同仁的协助下，通过陕西省主席邓宝珊的介绍，范长江来到杨虎城将军的公馆。周恩来同志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来自绥远前线、冒着生命危险闯进西安，当时年仅27岁的《大公报》战地记者——范长江。在采访到周恩来后，范长江对西安事变的真相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有了深刻的了解，厘清了真相。
就在范长江计划刊发“西安事变”报道的同时，被张、杨释放回到南京不久的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局势。
《大公报》从上海运到南京，报纸在显著位置登载了范长江连夜赶写的文章——《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该文像一枚炮弹，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不仅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而且清楚地传达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轰动了朝野，人们争相购阅。蒋介石看了范长江的文章，内容与自己上午所作的报告截然相反，勃然大怒，将正在南京的《大公报》社总编辑张季鸾狠骂了一通，并命令此后严加检查范长江的文章和私人信件。
为深入了解陕北的情况，范长江向周恩来提出到延安去采访的请求，得到了同意。1937年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博古和罗瑞卿的陪同下，范长江到达延安。当天下午，“抗日军政大学”（即红军大学）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范长江先后见到了林彪、廖承志、朱德等。晚上，毛泽东在他工作的窑洞里会见了范长江，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时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并建议范长江立即回上海，利用《大公报》的影响，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范长江是除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外，第一个正式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的人，虽然他在延安只呆了一天时间，却深深感受到这里火热的抗日之情。
率先打开国民党新闻封锁大门的范长江一鼓作气，连续在上海《大公报》上刊登了他的《暂别了，绥远》，《宁夏进入记》，《陇东未走通》等约三万多字的长篇通讯。全国人民从这些通讯中，第一次看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在报道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范长江更多地了解了共产党，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未来，清楚了自己作为记者的使命和任务。1937年11月8日，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范长江与中国文化运动的先驱胡愈之等团结全国广大进步记者，组成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这就是中国记者协会的前身。这一天，也成为后来的中国记者节。
1939年5月，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严密监视下的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里，由周恩来作为介绍人，范长江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指定与周恩来、李克农单线联系。自此，范长江从一个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者，进入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行列。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和平谈判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范长江被周恩来指名由华中解放区飞抵南京，任代表团新闻处处长，并担任中共对外发言人。此时，他不仅要经常发布代表团的各种宣言，还要接见频频来访的各界人士，向他们解释中共中央的政策和回答各种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和平的一个窗口。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时任新华总社总编辑的范长江带领一批“新闻兵”，跟随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北平，奉命接管国民党在北平的各新闻单位，组建北平解放后的第一张党报——《人民日报·北平版》，范长江也因此成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在范长江准备出版《人民日报·北平版》的时候，北平市委书记彭真把范长江等人叫去开会，彭真说，市委刚刚进城，事情很多，人手不够，设想《人民日报·北平版》先出对开两版，以后再出四版。范长江等人认为，国民党的《华北日报》还出对开四版，我们是胜利者，无论如何不能少于四版，而且两版容量太少，内容很多不好安排。长江还说，他愿立出四版的军令状：保证报纸不出大错误，保证每天只睡4小时，完不成任务愿受处分。
长江带领的这支队伍很年轻，但他很快把大家凝聚在一起。他培养年轻记者编辑不遗余力，指点他们的作品时，在政治思想、方针政策上严格斟酌，文理逻辑上认真推敲，连字都要写得工工整整。他要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
1950年1月，范长江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社社长。他生前写过大量的出色的新闻报道，担任过新闻机构的领导工作，为全国的新闻事业做出很大贡献。
正当范长江英年盛名、大有作为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范长江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长期被关押，受尽折磨摧残。
1970年10月23日，在范长江被关押的地方——河南省确山的一个农村机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遗体。
1978年，共产党结束了那段不幸的岁月后，范长江获得了平反。同年12月27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范长江同志追悼会，以迟到的追悼会为这位著名的记者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亲自主持了追悼会。
1991年，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这是表彰奖励我国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全国性高层次新闻奖。该奖项于2005年与“韬奋新闻奖”合并成为“长江韬奋奖”。为纪念范长江同志，每年的11月8日（范长江创立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日期）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国记者节”。
范长江人物评价
范长江参加过南昌起义，是第一位报道红军的国统区记者。抗战中他是活跃在各战区的战地记者，周恩来同志在给他的信中写道：“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英勇的战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解放战争中，他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亲眼看到毛主席指挥三四万人，打败胡宗南二十余万人。
当时他任新华总社总编辑，奉命接管国民党在北平的各新闻单位，组建北平解放后的第一张党报——《人民日报·北平版》。时任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的李庄同志回忆说：“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召集我和长江等人开会。他说市委刚刚进城，事情很多，人手不够，设想《人民日报·北平版》先出对开两版，以后再出四版，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长江都认为，国民党的《华北日报》还出对开四版，我们是胜利者，无论如何不能少于四版，而且两版容量太少，内容很多不好安排。长江还说，他愿立出四版的军令状：保证报纸不出大错误，保证每天只睡4小时，完不成任务愿受处分。”
《人民日报》记者金凤回忆说：“1950年初，范长江来到《人民日报》任社长。他不定期地举办‘飞行集会’，常突然地召集编辑部全体人员会议，随时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批评或表扬某个工作人员，或者让大家对当天的报纸提意见，或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当场回答。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突然向某某编辑或记者提出一些问题，常常让某人张口结舌，回答不出来，十分窘迫。弄得大家心情十分紧张，不知道今天是不是会被长江同志点中。其实，这是社长对编辑、记者的一种当场考试，是一种严格的职业训练。长江同志提的问题并不刁钻古怪，本来是记者、编辑应该知道的，不过这种方式毕竟太特别、太尖锐了，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他从来也没有批评过我们这些新同志，他只要求我们能很好地完成报道任务。
范长江对一些工作疲沓的老同志颇不客气，批评他们凭老资格吃饭，工作上不力求上进。有些人对他雷厉风行的作风很不习惯，对他的尖锐批评也很不满意。也许这是长江的缺点，但也恰恰是他的性格。”
范长江还谆谆告诫大家，要清醒地认识人民日报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报社每个工作人员都要兢兢业业，不能“大致差不多”就算了。韬奋办报刊多么周到精细，一点不含糊，数十年如一日。不要以为“我过去在老解放区就是这样做的，那时还受到过表扬呢！”要知道，时代不同了，环境不同了，自己所处的地位不同了，从前可以的，现在就不行。他还说，靠中央党报的牌子、地位吓唬人是不行的，要自己真有领导舆论的本领才行。
范长江五十年前对新闻工作基本规律的概括和总结，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今天看来，许多观点仍未过时，并不乏真知灼见。他认为“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他指出“新闻是报纸的生命，是报纸的灵魂。”“新闻必须是事实，谣言不是新闻，感想不是新闻，一定是事实。”而且“必须是新的事实，有代表性的事实。”
范长江认为，记者要有健全的人格。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有高尚的职业道德。他说：“在时局艰难的时候，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真理，本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实在非常重要。”他还说，一个记者，如果能为一个伟大的理想工作，那是很值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西北采访
1935年5月1日起，范长江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名义南下，经烟台、青岛到上海，再沿长江西行，赴重庆、成都，沿作撰写旅行通信，5月10日起在该报发表。7月14日，又从成都出发，开始西北之行，至1936年6月结束。
1936年8月，他将这次施行所写的通讯汇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这些通讯揭露了日本侵略帝国主义的危机。国民党统治的腐败，黑暗与各族人民的痛苦生活。更为可贵的是，该书首次客观而真实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
他的通讯作品，以其特有的风格和深远的影响，为我国新闻通讯写作提供了新经验与新样本，在我国新闻史上有重要地位。
范长江补充介绍
范长江（1909-1970），原名范希天，四川内江市东兴区（原内江县）田家镇赵家坝人。26岁时，以长江笔名写作，成为著名的新闻记者。他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三个第一：第一个真实报道红军长征；第一个揭示西安事变-；第一个采访“红都”延安，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1937年创立中国青年记者协会，1938年与胡念之等创办国际新闻社，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与廖承志等创办中共在香港的报纸《华商报》，1942年创办中共华中分局机关报《新华报》和新华通讯社华中分社，任新华通讯社华中分社社长；1946年，创办我党第一所新闻学校———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并任校长，5月赴南京任中共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兼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10月国共谈判破裂后撤回延安，任解放日报社和新华通讯社副总；1949年5月任上海市军管会文委会副主任、解放日报社社长、总，同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署副署长；1950年1月任人民日报社社长，1954年调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此后，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党组书记等职。政协第二届、三届、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范长江于1970年10月23日被林彪、“-”残酷破孩致死。为表彰范长江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1991年，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范长江新闻奖”（2005年与“韬奋新闻奖”合并成为“长江韬奋奖”），该奖项是表彰奖励我国青年新闻工作者的全国最高奖。国务院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成立时间———11月8日确定为“中国记者节”。
少年立志 志存高远
范长江的幼年，由清末秀才、博通诗文的祖父启蒙。范家是四世同堂的大户人家，有房屋二十多间，田地两处。到范长江六七岁时，由于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国内军阀连年混战，政府腐败无能，民不聊生。范氏家业也难逃厄运，日趋没落。
到范长江上学时，家境已十分困难。他只得靠母亲做针线活辛苦挣得的工钱和平日自己积得的微薄压岁钱，走进学校。幼小的他十分懂事，非常珍惜这份读书机会，学习十分用功。幼年的艰辛生活，历练出他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性格。
1923年，范长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内江县立中学。随着大革命时代的到来，范长江开始阅读进步书籍，思想变得活跃起来。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与团员李原岷、刘惠、邓崇禄在县立中学组织“警觉青年谈话会”。“谈话会”每星期日举办一次，主要学习由广州寄来的有关-等内容的报刊，也到校外做一些宣传，如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
1926年秋，范长江告别家人，离开家乡，去资中的四川省立第六中学商科班求学。1927年初，离开资中，沿沱江顺流而下赴重庆，就读于吴玉章开办的中法大学重庆分校。
苦寻出路 颠沛流离
1927年3月31日，范长江和同学们参加了重庆数万名工人、学生、市民在打枪坝的声势浩大的--， 英美等帝国主义炮击南京事件。这次-，被蒋介石暗中指使的四川军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三一”惨案。重庆全城充满着暴力和血腥。反动派四处通缉革命者和进步学生，中法大学被封闭，范长江与同学秦澜波逃脱，躲在姑父家，等待时机离开重庆。6月，范长江乘轮船去了武汉，居住在汉口湖北省立第二中学专门接收重庆学生的救亡招待所。当时的武汉天天都有各种-和--，范长江积极参加，同时也有些茫然，徘徊于街头，看着匆匆行人的背影，不知出路在哪里？他渴望功成名就，心有不甘。回家去，无颜面对家乡父老，自己的理想又怎能实现……一个念头闪过脑海，他决定投笔从戎，追随革命潮流去实现理想。7月10日，范长江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学生营，随部队开拔江西南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又随部队跋山涉水进军广州。9月，在潮州抵抗桂系军队的战斗中，部队被打散，范长江流落到汕头，但仍想方设法去寻找部队。在举目无亲，身无分文，居无住所的境况下，范长江几乎沦为乞丐，很快病倒街头，奄奄一息。笠日，收尸的人发现他还一息残存，施药搭救，才幸免客死异乡。
1928年夏，范长江在南京报考了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选学乡村行政系，打算“将来在穷乡僻壤中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但现实很快击碎了范长江的理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进攻，国民党却节节败退，还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看到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学校又漠然置之，范长江痛心疾首，朴素的民族感情促使他要捍卫中华领土的完整和民族的统一。被激怒的范长江选择在学校晚上集合点名时挺身而出，慷慨陈词，怒斥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呼吁同学们团结起来解救面临-的国家。随后，他毅然与国民党决裂，抛弃学业，投身到抗日斗争中去。
1932年初，范长江到了北平，在黎锦熙主持的国语大词典编撰处谋得一份剪贴资料的工作。9月，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在此期间，他一面刻苦攻读，广泛涉猎哲学、政治、经济、英语等书籍，多次参加学生抗日救亡活动。他经常冥思苦想：如何用哲学思想来为现实服务，解决积累的思想问题，弄清中国的出路和个人出路的问题。他向教授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全国人民要求抗日而政府不抗日，怎么办？二是一个人肚子饿了，自己又没钱，铺子里却堆满食物，能不能拿来吃？教授的回答是：哲学只是弄明白各学派的情况，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于是，范长江决定一边读书一边投身现实的抗日战争。
1933年初，范长江参加了辽、吉、黑、热抗日义勇军后援会，又发起组织北大学生长城抗战慰问团。下半年，他开始给《北平晨报》《世界日报》《益世报》《大公报》写稿。1935年初，他成为《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至此开始新闻职业生涯。
非凡胆识 成就《中国的西北角》
20世纪30年代中期，发生了震撼中国和世界的重大事件，那就是气壮山河的史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1935年5月，年仅26岁的范长江，以非凡的胆识和敏锐的洞察力，追踪报道红军长征这一伟大壮举。他不遗余力，历尽艰辛，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开始了西北采访的历程。
1935年的中国，风雨如磐，时局动荡，中日之战一触即发。当时的西北，政治黑暗，经济落后，教育落后，交通不便，消息闭塞，人民生活极其贫困。范长江凭着坚韧的毅力，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勇敢地踏上了西去的路途。5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社旅行记者的身份开始了他的西北考察。他从上海出发，溯长江而上，在四川做短暂停留后，7月14日离开成都，经江油、平武、松潘到达甘肃境内西固、岷县等地，再到兰州。尔后继续深入到敦煌、玉门、西宁，向北到五原、包头等地。
从成都出发到江油的那天，正下着小雨，一路泥泞，车时而陷入泥坑，时而东拐西歪，坐在车里，“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随时有翻车的危险。离开江油北行五里便进入山地，全是小路，汽车无法行驶，只好步行。一路所见，饿殍当道，遍地尸横无人掩埋。范长江描述道：因土豪劣绅盘剥，军阀连年战争，搜刮民脂民膏，“农村已经破坏了，家庭衣食全无着落，然而又要尽义务去修碉堡，……其死于路途者，尤比比皆是。……记者亲见盲眼老者，跛脚木匠，皆被派当夫。道路上呻吟叹息之声，不绝于耳。”在平武去松潘的途中，他头戴南洋太阳帽，身着军装、马裤、马靴，左肩斜跨干粮，右肩斜跨子弹带，腰间系文件包，在崇山峻岭中跋涉。他夜宿虎豹区，翻越大雪山，进入语言不通的藏族聚居深山密林区，穿过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他在描述路途艰辛时写到：“溯岸北上，路尽在悬壁上，马不能行，一步一须小心，适可得过。愈走愈高，行仅十五里，天已昏黑，乃宿大石堡。大石堡在山腰，其东连接悬崖万丈之藏王寨。寨由石灰岩组成，周十数里，高耸云际，四面皆绝境，除二小径外，绝无路可登。”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他踽踽独行，经过50日的长途跋涉，方到兰州，行程3000余里。
从西宁去张掖，范长江与两名向导和从者，带着粮食、火柴、盐、醋等生活用品，骑马向祁连山南行进。渴了，喝祁连山雪水，困了，在马背上度过。为了沿途作细致的考察，从张掖到敦煌，范长江放弃乘车，仍然骑马，穿过“茫茫戈壁、泥泞草滩”，冒着漫天风雪，豪情满怀，策马在雪域高原，向着离太阳更近、离光明更近的地方迈进。
从兰州到宁夏，一路兵荒马乱，匪患严重。甘、宁两省交界的黑山峡，“过去数年皆为土匪散兵盘踞之地，下水皮筏十九皆被洗劫，甚至伤害旅客生命”，范长江坐在牛皮筏上，穿越激流的黄河水，越过乱石险滩，六七天的惊险船行，给他惊心动魄的旅程又增添了传奇的色彩。
这次西部之行，历时十个月，行程万余里，北至包头，西达敦煌，跋涉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内蒙等广大地区。这期间，范长江以其卓越的见识，博学的才华，凭着惊人的勇气和顽强的毅力，翻雪山，临沼泽，越过祁连山，绕过贺兰山，风餐露宿，一路去了解红军，报道红军，同时记录了所到之处的风土民情，他沿途采写的旅行通讯，第一次及时、真实、公正、客观地向全国人民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英雄壮举。文中对中共的军队，不称“匪”，而直称“红军”，对国民党的围剿二字打了引号，以代表他对国民党“剿匪”政策的反对，表示他对“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立场。
他写红军的《岷山南北军事之现实》《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红军之0》等两万多字的报道陆续刊登在《大公报》上，产生了强烈反响，震惊全国。不久，范长江西行的有关通讯被《大公报》汇集出版为一书，数月内连印九次，一时间范长江名声大震。至此，范长江成为《大公报》正式记者。
1936年8月，长江又穿行千里戈壁，深入内蒙古西部，往返两个多月，考察被日寇觊觎的这一地区的实况，写出通讯《忆西蒙》。10月，绥远抗战期间，他担任《大公报》战地记者，在抗日前线采写了许多战地通讯。12月，西安事变发生，他敏锐地抓住这一事关中国命运的重大政治事件，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从绥远前线飞往兰州，迅即奔赴西安，进入事变中心采访。在西安，周恩来欣然接受了他的采访，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接着，他又进入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了解十年内战的经过，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作为第一个采访“红都”延安的记者，范长江“茅塞顿开”，思想发生了深刻转变。1937年2月15日，在回到上海的第二天，他就在《大公报》上发表了震动朝野的政论，第一个揭示了西安事变的-。之后接-表了《西北近影》《陕北之行》系列通讯，并将这些通讯和其他通讯汇集成一书，畅销全国，成为三十年代著名的新闻通讯，西安、陕北之行，使长江找到了真理，思想发生了决定性转变，他于1939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爱国的民主进步记者成为一名自觉为民族和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此后，在党的领导下，先后创办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国际新闻社、《华商报》，在新四军军部创办中共华中书局机关报《新华报》和新华通讯社华中分社、《新华日报》（华中版），先后担任了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1946年随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任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副总，1947年随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任中央纵队第四大队队长。1949年5月任上海市军管会文委会副主任，解放日报社社长、总。
红色种子，情系祖国故园
1950年起，范长江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1952年4月，调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从此离开了他热爱并倾注心血的新闻战线。1954年，范长江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后来又担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职。范长江是政协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61年，范长江患病，中央批准他休假一年，他借此机会回到阔别20多年的内江，探望父老乡亲，同时了解故乡人民的生活状况。
在故乡田家场，他召开了有区、公社干部参加的座谈会，听他们谈农村的情况，又看了公社食堂。当时由于严重缺粮，乡亲们的生活相当困难，许多人得了浮肿病。他鼓励乡亲们，多想办法，努力生产，相信困难会很快过去。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他胸怀的是故国家园之情，他如一颗种子，革命把他播到哪里，他就会把那里作为自已的故乡，情眷那块土地，将热血洒向那块土地，全心全意回馈那里的父老乡亲。
1963年，范长江带领国家科委和科协共99人到浙江诸暨县搞“四清”运动。当时诸暨县公路少，农村多未通电，他昼行田野，晚宿农舍，几乎走遍了诸暨县的高山低谷、穷乡僻壤。虽是搞运动，但在诸暨的生活中，他熟悉了这里的山山水水，爱上了这里淳朴的民风民俗，把科学知识传授农民，让诸暨县走出一条富裕的路子。1965年8月，范长江奉令调离诸暨县，他回望这里的生活，几分眷恋，几分不舍，赋诗一首：
诸暨处处可为家，高山低湖富无涯。
稻产千斤才及半，猪户五头不为奢。
七分山地多童秃，万片水田少鱼虾。
再得经营五十载，绿水青山绕万家。
诗末题词：“诸暨已成为我的第一故乡，愿诸暨成为南方兴国县。”
1970年10月23日，范长江被林彪、“-”残酷破孩致死。范长江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追求真理，关心民生，提出：“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应当成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标准”的“民本新闻观”。他纪念鲁迅的诗句“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也是一份自我写照。他实事求是，生活简朴，敢为人民鼓与呼的崇高品质永远激励我们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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