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亚力

赖亚力生平简介

赖亚力，曾长期任冯玉祥秘书。建国后，历任外交部秘书处处长、办公厅副主任，驻瑞士大使馆参赞，驻马里大使，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驻联合国副代表（大使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1927年，毕业于北京师大附中。

193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同年任教于北京私立大同中学校，任教期间在学生中积极宣传抗日和民主进步思想。

1934年12月，赖亚力由许德珩教授介绍，到时住泰山的冯玉祥的研究室工作。不久，担任了研究室主任。在那里，他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员王梓木。（王梓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完成党交给他的地下工作任务，于1926年加入国民党，并一直活动在国民党军队中，积极发展党的地下组织。）1934年王梓木在冯玉祥处闲居，曾叮嘱赖亚力要加强工作，推动冯将军抗战。

1935年10月30日，冯玉祥离开泰山去南京，赖亚力随行。从这时起，赖亚力实际成了冯玉祥的政治秘书。

1938年，经李克农和王梓木介绍，赖亚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做秘密工作。1949年2月至10月参加了人民政协的筹备工作，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代表的身份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以董必武为首的政协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该委员会秘书。新中国成立前后，参与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工作，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兼秘书处处长。建国初期，陪同毛主席和周总理访问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担任以刘少奇为会长，宋庆龄、李济深等为副会长的中苏友好协会副总干事兼秘书处主任。

1939年，赖亚力随冯玉祥前往重庆，其时蒋介石派冯将军为第三区督练长官，督练重庆附近的三十六军。当时，王梓木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赖亚力也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工作。有一天，王梓木对参加检阅和督练工作的赖亚力以及宋事修、邹桂五说，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要约他们谈话。叶参谋长指示他们，时局非常严峻，最大的危险是国民党内的投降派，正阴谋反共，达到对日妥协投降的目的。主张抗日的朋友们，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团结，揭露投降派的阴谋。叶剑英同时让赖亚力转达，请冯将军勉励在不同战线上正同日寇作战的部队，要旗帜鲜明地坚持抗战，要提醒他们充分准备，勤奋操练，准备杀敌，以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从叶剑英处回去后，赖亚力向冯将军就此次谈话作了详细汇报，冯将军也极力赞同叶参谋长的意见。

恰巧这时，国民党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到重庆汇报请示。他请冯玉祥将军派人到部队给战士讲一讲抗战形势，以鼓士气。冯将军就派赖亚力到前线讲学。

1939年9月间，赖亚力随张自忠将军乘民生公司的轮船顺江东下。张将军先组织总部的高级将领听讲。赖亚力主要从这样几个方面进行了演讲，他先讲冯将军对三十三集团军全体官兵的关怀和思念。接着讲日寇虽已侵占了大半个中国，但战线太长，兵员短缺，总的抗战形势已进入相持阶段。“你们部队英勇的战士两年前在卢沟桥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是全国军民抗日的先锋。全国军民都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在张将军的领导下，重创敌人的正面进攻。”赖亚力还说：“我们当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认真执行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坚持抗战，坚持战斗到取得最后的胜利；坚持团结，实行民权主义；发动全国人民奋起抗日，实行民生主义，改善人民的生活，增强抗日战争的一切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愈战愈强，经过持久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由于演讲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抗战信心，张自忠将军后来还分两批从前线调回全集团军所有营长以上的指挥官回到总部听赖亚力讲学。

1940年，正值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蒋打算邀请冯玉祥将军的老部下鹿钟麟到各机关团体作报告，参加他们的反共大合唱。冯玉祥将军知晓后，及时对鹿钟麟说：“……你一句也不能讲，要在家好好读书。”鹿钟麟当时住在歌乐山，他听从了冯玉祥的劝告，果然闭门读书。赖亚力此时也被冯将军派去给鹿钟麟讲课。

冯玉祥是一位爱国将领，一直主张积极抗日，加之赖亚力一直在身边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因此40年代在重庆开展的很多进步活动，冯玉祥及其夫人李德全都常去参加。1940年“三八”节，万余人在川东师范举行纪念会，由冯夫人李德全担任大会主席。接着，中苏文化协会成立了妇女委员会，也推李德全为主席。1940年10月19日重庆12团体举行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大会，冯玉祥也去参加了。

1941年1月，蒋介石悍然发动“皖南事变”，掀起抗日战争期间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集团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共投降活动，成为时局主要危险。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提出要在重庆建立一个党的外围组织，配合党工作，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41年夏，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赖亚力与王炳南等同志成立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重点争取国民党内政治倾向较好的上层人士，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分化瓦解工作。赖亚力向冯玉祥将军汇报了同王昆仑、王炳南等交换意见、研究对策的情况。冯玉祥听了很高兴，要赖亚力继续参加这种会面，并随时向他报告。

此后，赖亚力和冯玉祥先后到了美国。按照党组织的要求，赖亚力不以旧部身份而以朋友身份对他进行帮助。当时，“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要求集中骨干，分工准备配合冯玉祥的国际活动。随即，赖亚力和吴茂荪、王枫等五人联名发快邮代电邀请冯玉祥到美国东岸加强反美援国的领导工作。冯玉祥欣然前往，在纽约作过多次街头演说，反对内战、反对援蒋，引起国际舆论轰动。

1948年，为响应中共中央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赖亚力陪冯玉祥将军全家乘苏联邮轮返回祖国，途中轮船失火，赖亚力和冯玉祥将军的儿子虽努力抢救，但冯将军仍不幸遇难。

作为冯玉祥将军的秘书，在冯身边的日子里，赖亚力一直向他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政策，冯将军能“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成一个民主的军人”，赖亚力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冯玉祥也这样评价赖亚力：“有一位赖兴治先生，是四川内江人，在北大读书，为人忠诚谨慎，是他应办的事，都是万分努力，不但是一位天才，而且是一位真正勤勤恳恳的人。”

中非友谊的奠基人之一

1949年9月，赖亚力参加了筹备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工作。当时，这个班子人非常少，以王炳南同志为首，赖亚力、王凝和秘书郭赞等四人。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经外交部组建任务负责人王炳南同志的推荐，赖亚力出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兼秘书处处长。在周恩来“外交无小事”的谆谆教诲下，赖亚力不仅见证了我国外交部的成立，也由此开始了自己的外交生涯。

1950年1月10日，外交部长周恩来同志率领一个庞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开始我国建国以来与苏联的第一次最重要的正式外交会谈。作为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赖亚力就是其中的成员之一。

1960年9月22日，西非的马里宣布成为独立的共和国。同年10月25日，中国和马里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作为非洲最早独立的国家之一，马里共和国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立场坚定，受到前宗主国的多方压力。我国政府理解马里的困境，决定将马里作为我援助的重点国家。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赖亚力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马里特命全权大使，并于1961年2月赶赴巴马科向当时马里的凯塔总统递交了国书。

赖亚力到任后，经过细心观察和走访，发现马里人民普遍喜欢喝中国的绿茶，但这里的茶都是转口输入的。他迅速将这一情况反映给我国政府，中国政府立即向马里政府提出，今后中国的绿茶将直接输出到马里。不久，赖亚力又向当时的马里经济部长库雅特提议，为了帮助马里生产茶叶，中国政府将派茶叶专家到马里试种茶叶。库雅特部长十分高兴，但是他笑着问赖亚力：“你们是出口茶叶的国家，为什么要帮助我们种茶呢？”赖亚力回答说：“这就是中国政府制定的外交政策，我们要帮助马里人民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

一年之后，茶树长成了。这是马里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收获的第一批茶叶。马里朋友精心挑选了样品送到巴黎参加竞赛，出乎意料，中国专家在马里的土地上培育出的茶叶荣获了一等奖。正是用茶叶，赖亚力打开了中非建交的大门。这一帮助马里人民种植茶叶成功的举动，带动了其他几个非洲国家和中国建交。中非友谊也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

在茶叶种植成功后，赖亚力又向库雅特部长提出了帮助马里人民生产蔗糖的建议，库雅特部长表示，他对这个建议十分感兴趣，因为马里人喜欢喝浓茶，需要放很多糖，而马里又不生产糖，每年都要从国外进口五六万吨糖。赖亚力将这一情况向国内报告后，国内迅速派来了一位广东省的老专家。经过不断的寻找，最终确定在马里赛古附近的杜家布古地区，因为这个地区有适宜甘蔗生长所需要的高温和水源。试种后，甘蔗苗长势良好，赖亚力大使又将这一喜讯向国内做了汇报，并建议在马里的杜家布古地区援建糖厂。中国政府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随 后，国内派遣的相关建厂专家到达马里，所需的设备也陆续运到马里。

1965年，在赖亚力离任的时候，中国技术人员援建的茶园已经生产出了清香的茶叶，马里人民高兴地喝上了自己种植的茶；中国援建的糖厂已经大量投产，马里人民终于有了自己生产的蔗糖。这是马里人民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两件事，也是中马友谊的结晶。

在任马里大使期间，赖亚力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仅在经济技术方面，不断促进中马两国的外交关系，也在其他方面对中马两国友谊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政治层面，他曾陪同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对马里进行访问，陪同马里当时的总统凯塔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在文化层面，1963年9月27日，赖亚力和马里青年与体育高级专员穆萨·凯塔在巴马科签订了中马文化合作协定1963年执行计划；1965年4月17日，他和马里外交部副秘书长布巴卡·卡斯在巴马科签署中马文化合作协定1965年执行计划。

1961年到1965年，是赖亚力出任中国驻马里首任大使的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第一代外交家在非洲开辟外交阵地的艰难时期。赖亚力以自己的真诚、智慧和外交艺术，对中非友好外交关系做出了贡献，可以说，他是中非友谊的奠基人之一。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1976年，赖亚力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特命全权大使。作为驻联合国代表，赖亚力在反对美苏争霸、联合第三世界国家等方面开始向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

1976年4月26日，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四期会议结束了关于“和平利用海洋空间”问题的一般性辩论。在这次会议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竭力为它们的海霸行径进行辩护。美国代表强调什么“和平的目的”不排除军事活动。苏联代表则在发言中一面重弹“缓和”、“裁军”的老调，一面却设法阻挠会议探讨“和平利用海洋空间”问题，企图把问题推到苏联鼓吹召开的世界裁军会议上去。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强调，海洋法必须保障中小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他们谴责超级大国在海洋上加紧进行军备竞赛，要求撤除外国海军基地和设施，并且主张在世界某些海域建立和平区或无核区。

赖亚力在会上发言坚决支持广大中、小国家的正义主张。他指出：今天，广阔海洋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的场所。和平利用海洋的障碍主要来自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野心勃勃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赖亚力的发言义正词严，并揭露了苏联推行海洋霸权的大量事实，苏联代表恼火地企图打断他的发言，但未能得逞。后来，苏联代表在他的“答辩”中对中国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攻击和诬蔑。赖亚力再次发言，质问苏联代表敢不敢就海洋权问题在这里明确承担几项义务。苏联代表在各国代表面前避不回答质问，不肯就上述问题承担义务。最后他们只好一声不吭地从会议厅溜了出去。从20世纪40年代起，赖亚力就进入了中共的外交“智囊团”，开始参与一系列的重大外交活动。由于出使过好几个国家，他通晓好几国外语。作为外交官，这或许并不奇怪，但在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期间，七十多岁高龄的他还自修了西班牙语，却不能不让人感到惊奇。赖亚力对人们的惊奇表现平静，他说：“安理会开会的时候吵吵闹闹，有时候还骂人，好多话听不清楚，要耽误事情的。”“翻译的水平不一，有时候碰上个水平一般的，太让人着急了。”就为这个理由，赖亚力开始自学西班牙语。三个月过后，他能看懂西班牙报纸。过了半年，在安理会上，他连西班牙语的骂人话都听懂了。

1994年12月5日，赖亚力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他不到20岁就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译作，但为了革命事业，却选择在冯玉祥身边做一个普通的秘书。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进入外交部，作为中国第一代外交官，为中国外交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赖亚力生平年表

1934年开始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同年12月，赴冯玉祥处，任研究室研究员。

1935年3月任研究室主任，兼任冯玉祥秘书。

1938年，经李克农和王梓木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6年至1965年，先后任日内瓦中美谈判中国代表团顾问、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政务参赞、首任驻马里共和国大使。

1965年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

1975年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大使级副代表。

1981年至1991年，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兼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冯玉祥选集》副总编辑。

根据以下资料综合编撰：

①.赖亚力：《在冯玉祥将军身边》，《当代党员》，2005年第08期

②.《冯玉祥麾下的才子秘书》

③.

④.《马里人民的真诚朋友》，京报网

⑤.《人民日报五十周年库》，花都区政府网站

赖亚力历史贡献

中非友谊的奠基人之一

赖亚力：中国首任驻马里大使

1964年1月16日，周恩来总理的专机在上午十一点（格林威治时间）降落在巴马科机场，开始对马里共和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及代表团其他成员，乘另外一架飞机在周总理抵达前三十分钟着陆。

图1为迎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抵达巴马科。与周恩来总理握手的是赖亚力大使的夫人朱红。图片的左侧是中国首任驻马里大使赖亚力。

周恩来总理抵达马里首都巴马科。右一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左一为中国首任驻马里大使赖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