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

周谷城人物生平

1913年，十五岁的周谷城考入湖南长沙省立第一中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那时他已经系统地读了《史记》《汉书》《国语》《战国策》等古 籍，作文时喜欢引经据典，阐述道理。国文老师袁吉六后来说：“我在第一师范教书时，古文最好的学生是毛泽东；在省立一中教书时，古文最好的是周谷城。”袁 吉六是前清进士出身，既是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又受聘在第一中学教国文，在一中的作文讲评时他经常引周谷城的文章为例。周谷城与毛泽东有三个共同的老师， 另两位便是杨昌济和符定一。

1917年周谷城从湖南省立一中毕业，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甫入大学，即逢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五四运动。 1921年，周谷城离北京高师毕业还差半年，便回到湖南长沙，在第一师范执教英语和论理课了。当时，毛泽东正在一师附小任主事。一见之下，引为知己。 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22 年底，何叔衡出任船山学社社长。周谷城应毛泽东之邀，做过自修大学和船山学社的教师，教心理学。与此同时，周谷城又将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开始了长达一 生的笔耕生涯。1923年，周谷城出版了第一本译作《实用主义论理学》。 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构建自己学术思想体系的《生活系统》一书。在这本兼融心理学与哲学于一体的著作中，他认为知、情、意三者前后承续，首 先是物我浑然一体，而后是物我分立，进而是信仰生活。

1942年春，周谷城经进步教授陈望道、张志让介绍，受聘于迁址重庆北碚的国立复旦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并在陈望道任系主任的新闻系开设英 文报纸分析课。周谷城仍继续积极参加抗日民主活动，还协助陶行知开办社会大学，被聘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顾问。他的学问人品受到学生们的景 仰，1945年春周谷城任系主任，历史系的学生曾以他的名字成诗：“周谷城里，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人才济济”。周谷城还致力 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他仔细研究和分析了当时流行的世界史著作，认为缺憾多在于堆砌历史事件，而且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置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古老文明于不 顾。周谷城认为，不能也不应该追随以欧洲为中心的学术思想，希腊、罗马并非驾驭其他地区的文化中心，中国、印度跟希腊、罗马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在这样的思 想前提下，周谷城着手编写格局一新的《世界通史》，力求将人类社会发展的全局综合为统一整体，阐明欧洲的古老文明和近代文明，中国、印度等各自都有其独立 发展的文化系统，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互相渗透、互相作用，蔚成一幅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画面。

1949年，周谷城的三卷本《世界通史》正式面世。在这部通史中，周谷城以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和墨西哥六大文化中心的相互关 联、日趋融合为主旨，描绘了世界文化彼此交流和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周谷城提出，世界是一个多元的有机整体，尽管世界上多文化区、多国度并存，但并非各自 孤立活动，而是从一开始便蕴涵着互相往来、互相交叉和互相渗透的趋势，这种趋势又是必然的。除《世界通史》外，周谷城还著有《中国通史》。这两史可说是影 响了中国几十年。史学名家不少，但一人撰写《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这在中国史学界至今还没有第二人。

1946年，周谷城随复旦大学由重庆回到上海，出任史地系主任，又与张志让、潘震亚、翦伯赞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 “大教联”)。上海解放后，周谷城被任命为新复旦的首任教务长，接着又受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的委托，创办了上海市历史学会，并长期担任会长。1952 年高校实行院系调整，调入复旦大学的全国知名学者、学术界的权威人物多达十五人。作为复旦教务长，周谷城代表校长陈望道，带着车队把十五位名教授接进复 旦，其中包括浙大的苏步青、陈建功，沪江大学的蔡尚思等。多年以后，苏步青仍感慨不已道：“望老不容易，把十五个大头团结了起来；周谷老也是有功劳的，我 就是周谷老代表望老带了车队接来复旦的。”

60年代初，周谷城陷入了一场“斗争哲学”的重围。那就是围绕周谷城美学思想展开的大论战。1961年至1962年间，周谷城先后发表了三 篇阐述其美学思想的文章，即《光明日报》上的《史学与美学》，《文汇报》上的《礼乐新解》，还有《新建设》上的《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在以后针对他的美 学思想展开的论战中，他又先后发表了五篇文章。当时的中国大地，已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拔白旗，插红旗”，1959年的反右 倾，1960年的反修防修。阶级斗争的弦正越绷越紧。而周谷城在自己的那些文章中，厚积薄发，坦诚地表述了自己在“正确认识矛盾斗争的限度”、“正确认识 矛盾斗争与矛盾统一的关系”等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尤其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中，周谷城表述了一个主要观点，即“时代精神汇合论”。他是这样诠释的： 在原始氏族社会，因着人与自然的斗争，部落与部落的斗争，常形成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汇合而为氏族社会的时代精神。封建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 时的时代精神。资本主义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各时代的时代精神虽是统一的整体，然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又是 截然不同。

粉碎“四人帮后，周谷城迎来了人生和学术道路上的第二个春天。1978年以后，周谷城在学术研究上著述频频，先后发表《秦汉帝国的统一运 动》《继往开来的史学工作》《关于艺术创作地位》《看重统一整体，反对欧洲中心论》等论文，创言立论，老而弥坚。与此同时，他还出版了《史学与美学》一 书，重新修订出版了《中国通史》。1982年，他编著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被列为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

周谷城晚年一直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以八十高龄登上教坛，讲授世界史，培养了“文革”后第一批史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撰写了《中外 历史的比较研究》《所谓意境》《论古封建》等有影响的专论。1984年，他主持创办了《中国文化研究集丛》，并主编了“中国文化史丛书”。1986 年，又担任了“世界文化史丛书”主编。1988年，又主持编纂出版了大型学术丛书“民国丛书”。199 0 年11月和1992年3月，周谷城两次写信给全国人大和上海市人大负责人，表达对自己身后事的态度：“谷城去世以后，不要搞告别仪式，不要骨灰，一切书籍、文物交给人大科教文委员会。”

周谷城人物事迹

与毛泽东“同师”

1913年，十五岁的周谷城考入湖南长沙省立第一中学，这是湖南省内第一所省立中学，创办人和第一任校长是符定一。符定一治校严谨，以“公、勇、勤、俭”为校训，对学生进行勉励。进入省立一中，对英语和数理化等每门学科都感兴趣，如饥似渴地学。

他曾有过八年在“周氏族学”中读书的经历，养成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周谷城的作文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那时他已经系统地读了《史记》《汉书》《国语》《战国策》等古籍，作文时喜欢引经据典，阐述道理。国文老师袁吉六后来说：“我在第一师范教书时，古文最好的学生是毛泽东；在省立一中教书时，古文最好的是周谷城。”袁吉六是前清进士出身，既是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又受聘在第一中学教国文，在一中的作文讲评时他经常引周谷城的文章为例。

周谷城与毛泽东有三个共同的老师，另两位便是杨昌济和符定一。杨昌济是杨开慧烈士的父亲，当时在省立一中教修身课，他的学问、道德和风采，给周谷城留下很深的印象。符定一是一位前清宿儒，袁世凯称帝时，杨度发起成立“筹安会”，符定一紧紧跟上，在湖南筹安会当上了会长，但他跟杨度一样，后来的思想也转到社会主义这边来了。

接受“五四”洗礼

1917年周谷城从湖南省立一中毕业，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甫入大学，即逢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五四运动。周谷城后来回忆，正是在那段时间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新青年》和许多哲学原著。他十分赞同科学和民主的观点，还广泛接触各种新思想，阅读了大量反映当时社会政治思潮的中外书籍，有马克思主义的，也包括实用主义的。

广泛涉猎，兼收并蓄，百家争鸣，推陈出新，这是“五四”时期知识界、学术界的风气，也是当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术风气，可以说，影响了他一生的学术道路。从那时开始，周谷城在学问道路上一直是解放思想，打开视野，广博地阅读，不断地求知，贯通中西，穷究今古，自立新说而成一家之言。进入盛年以后，除历史学领域外，这位学人在哲学、美学、教育学、逻辑学、社会学各个领域，都有深入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令人刮目。

执教英语和论理课

1921年，周谷城离北京高师毕业还差半年，便回到湖南长沙，在第一师范执教英语和论理课了。当时，毛泽东正在一师附小任主事。一见之下，引为知己。在那段令周谷城终身难忘的日子里，通常是，晚饭之后，毛泽东去到周谷城处，说古论今，作竟夜长谈。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不少共产主义小丛书的周谷城，和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之间，自有说不完的话题。

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22 年底，何叔衡出任船山学社社长。周谷城应毛泽东之邀，做过自修大学和船山学社的教师，教心理学。与此同时，周谷城又将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开始了长达一生的笔耕生涯。1923年，周谷城出版了第一本译作《实用主义论理学》。

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构建自己学术思想体系的《生活系统》一书。在这本兼融心理学与哲学于一体的著作中，他认为知、情、意三者前后承续，首先是物我浑然一体，而后是物我分立，进而是信仰生活。这部著作既是对构造派心理学的批判，也是周谷城向哲学领域挺进的起始，其早年的创新思维由此可见一斑。

新复旦首任教务长

1942年春，周谷城经进步教授陈望道、张志让介绍，受聘于迁址重庆北碚的国立复旦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并在陈望道任系主任的新闻系开设英文报纸分析课。周谷城仍继续积极参加抗日民主活动，还协助陶行知开办社会大学，被聘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顾问。他的学问人品受到学生们的景仰，1945年春周谷城任系主任，历史系的学生曾以他的名字成诗：“周谷城里，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人才济济”。

周谷城还致力于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他仔细研究和分析了当时流行的世界史著作，认为缺憾多在于堆砌历史事件，而且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置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古老文明于不顾。周谷城认为，不能也不应该追随以欧洲为中心的学术思想，希腊、罗马并非驾驭其他地区的文化中心，中国、印度跟希腊、罗马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下，周谷城着手编写格局一新的《世界通史》，力求将人类社会发展的全局综合为统一整体，阐明欧洲的古老文明和近代文明，中国、印度等各自都有其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互相渗透、互相作用，蔚成一幅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画面。

1949年，周谷城的三卷本《世界通史》正式面世。在这部通史中，周谷城以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和墨西哥六大文化中心的相互关联、日趋融合为主旨，描绘了世界文化彼此交流和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周谷城提出，世界是一个多元的有机整体，尽管世界上多文化区、多国度并存，但并非各自孤立活动，而是从一开始便蕴涵着互相往来、互相交叉和互相渗透的趋势，这种趋势又是必然的。

周谷城还著有《中国通史》

除《世界通史》外，周谷城还著有《中国通史》。

1946年，周谷城随复旦大学由重庆回到上海，出任史地系主任，又与张志让、潘震亚、翦伯赞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周谷城作为“大教联”中坚分子，上了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黑名单。

上海解放后，周谷城被任命为新复旦的首任教务长，接着又受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的委托，创办了上海市历史学会，并长期担任会长。1952年高校实行院系调整，调入复旦大学的全国知名学者、学术界的权威人物多达十五人。作为复旦教务长，周谷城代表校长陈望道，带着车队把十五位名教授接进复旦，其中包括浙大的苏步青、陈建功，沪江大学的蔡尚思等。多年以后，苏步青仍感慨不已道：“望老不容易，把十五个大头团结了起来；周谷老也是有功劳的，我就是周谷老代表望老带了车队接来复旦的。”

“时代精神汇合论”

60年代初，周谷城陷入了一场“斗争哲学”的重围。那就是围绕周谷城美学思想展开的大论战。1961年至1962年间，周谷城先后发表了三篇阐述其美学思想的文章，即《光明日报》上的《史学与美学》，《文汇报》上的《礼乐新解》，还有《新建设》上的《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在以后针对他的美学思想展开的论战中，他又先后发表了五篇文章。

当时的中国大地，已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拔白旗，插红旗”，1959年的反右倾，1960年的反修防修。阶级斗争的弦正越绷越紧。而周谷城在自己的那些文章中，厚积薄发，坦诚地表述了自己在“正确认识矛盾斗争的限度”、“正确认识矛盾斗争与矛盾统一的关系”等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尤其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中，周谷城表述了一个主要观点，即“时代精神汇合论”。他是这样诠释的：

在原始氏族社会，因着人与自然的斗争，部落与部落的斗争，常形成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汇合而为氏族社会的时代精神。封建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资本主义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各时代的时代精神虽是统一的整体，然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又是截然不同。

这就是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周谷城的解释，自然又引起轩然大波，成为被围追堵截的又一焦点，一时间，“商榷”文章蜂起。关于时代精神的讨论，从1963年至1964年，前后延续了两年。各方来稿踊跃。仅《光明日报》一家，在1964年夏、秋之际三个月里，讨论的稿件就有近三百篇，其中批评周谷城观点的占大多数，赞成他观点的仅三十余篇。在这段时间里，有人为显示其革命的彻底性，与周谷城在《光明日报》上多次交锋。

人生第二春

粉碎“四人帮后，周谷城迎来了人生和学术道路上的第二个春天。

1978年以后，周谷城在学术研究上著述频频，先后发表《秦汉帝国的统一运动》《继往开来的史学工作》《关于艺术创作地位》《看重统一整体，反对欧洲中心论》等论文，创言立论，老而弥坚。与此同时，他还出版了《史学与美学》一书，重新修订出版了《中国通史》。1982年，他编著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被列为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

周谷城晚年一直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以八十高龄登上教坛，讲授世界史，培养了“文革”后第一批史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撰写了《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所谓意境》《论古封建》等有影响的专论。1984年，他主持创办了《中国文化研究集丛》，并主编了“中国文化史丛书”。1986年，又担任了“世界文化史丛书”主编。1988年，又主持编纂出版了大型学术丛书“民国丛书”。199 0 年11月和1992年3月，周谷城两次写信给全国人大和上海市人大负责人，表达对自己身后事的态度：“谷城去世以后，不要搞告别仪式，不要骨灰，一切书籍、文物交给人大科教文委员会。”

周谷城“一笔二史”见功力

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曾任历史系主任， 复旦大学教务长。代表作《中国通史》 上、下册，《世界通史》一、二、三册。这两史可说是影响了中国几十年。

史学名家不少，但一人撰写《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这在中国史学界至今还没有第二人。

1932年，周谷城赴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授兼史地系主任，开始以历史学为专业，主讲《中国通史》课。这时，他在既从事反帝爱国运动，又担负繁重的教书任务的情况下，埋头编写《中国通史》上下册。1939年他出版了《中国通史》，提出了“历史定形论”，指出历史事件的有机组织和必然规律，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论述中国历史，在广大进步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这本书被当局认为“有马克思主义嫌疑”，视为禁书，责令周谷城停止教中国历史课，改教世界史课，周谷城从此跨入了世界史领域。

历史事件的堆砌

从1942年秋天到重庆开始，周谷城担任复旦大学教授长达半个多世纪。周谷城研究了当时流行的世界史著作，认为都是历史事件的堆砌，不能给人以全局或统一的整体感，而且都是以欧洲为中心，轻视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古老文明。他批评“欧洲中心论”，提出要诸区并立，同时着手编写具有新格局的《世界通史》，力求综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全局为统一整体，阐明欧洲的古代文明与近代文明，只是构成世界文明史的一个部份，中国、印度等各有其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与西文文化系统渗透，相互竞争，构成一幅生动而又壮丽的世界画面。1949年，他出版了《世界通史》，这部著作并不是仅仅将以往国外各项研究成果汇集综合起来，从体系构成到具体论断，都表现了作者鲜明的个性与独到的见解。和国外同类著作相比，该书有着极为鲜明的特色。它堪称自成一家之言，打破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旧体系，在世界史研究方面起了拨正方向的作用。这两部个人奋力编写的通史，实为中国现代史学史上所仅见。

这两部巨作奠定了周谷城在历史学界的地位，也曾让他从困境中得以解脱。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了，周谷城被关进“牛棚”，受尽了折磨。1968年11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周谷城由此得到了解放。但由于张春桥、姚文元的百般阻挠，《世界通史》终于没能续写下去。

《世界通史》一至三册，叙述从古代世界到近代世界的历史。第四册，计划叙述产业革命展开以来的历史，当时未得来及写出，后来周谷城一再想补写，可惜，终其一生未能如愿。

周谷城人生评价

周谷城是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他早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1926年投身湖南农民运动，发表《论租谷》《农村社会新论》等文章，用剩余价值理论分析农村中的阶级剥削，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1930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在上海创办《正理报》（周刊），著文批判买办哲学。抗日战争期间，他创办社会科学讲习所，向沦陷区青年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被敌伪势力监视。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潜赴大后方时，遭日伪逮捕，在杭州拘禁37天后被保释。在重庆复旦大学教书时曾被聘为民主政团同盟顾问。解放战争时期他积极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起草宣言，鼓励学生参加革命，成为当时上海著名的民主教授之一。他参与发起成立“上海大学教师联谊会”， 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为反对国民党独裁政治，争取民主独立的新中国而奋斗。上海解放前夕，他被捕关押于国民党上海警备局令部，后由于复旦大学师生的罢教罢课，国民党被迫将他释放交学校管束。周谷城为中国民主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以心血谱写了自己闪光的历史篇章。

周谷城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几十年来，他与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都有密切交往，且忠诚合作。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与毛泽东、何叔衡、徐特立、夏明翰等往来密切，心心相通。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接到毛泽东的来信，坚决赞成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愿为此效力。全国解放后，他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四人帮”的长期迫害，但始终没有动摇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他衷心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拥护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拥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他以渊博的学识、坦诚的态度、诤友的胸怀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建言献策，充分表现了一个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战友的高贵品质。

周谷城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卓越领导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早年结识邓演达，1930年曾加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解放后，历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他为农工民主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和农工民主党其他领导人一起，带领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认真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呕心沥血，努力工作，为加快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建设，他积极参政议政。

在上海市人大工作期间，周谷城积极提议，制订上海市文物保护法规，主张加强上海市的基础教育，为推进全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立法和监督，提出许多意见，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在担任全国人大领导职务期间，他不顾年事已高，为推进国家的法制建设，为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领域的立法和执法检查工作，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积极向有关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他还为推进我国与各国议会间的交往做了大量工作。他在会见外宾中，宣传我国改革开放和国家法制建设情况，为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做出了积极贡献。

周谷城始终关心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他筹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担任第一任会长，还担任中华诗词学会会长。他为弘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祖国现代化建设和统一大业而殚精竭虑，直到病重期间，仍然关心该会工作，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周谷城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他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70多年，硕果累累。早年出版了《中国社会之变化》、《中国政治史》等著作。1939年出版的《中国通史》，是他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著而成的产生了很大影响。1949年出版的《世界通史》，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旧世界史框框。他治学严谨，学识渊博，纵论古今，评说中外。从历史学到政治学，从哲学到社会学，从美学到教育学，都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他勇于创新，尤喜独立思考，敢于坚持真理，为学界尊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周谷城以80高龄登坛授课，为国家培养了“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生和博士生。他在学术研究中，注重联系实际，坚持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晚年，他特别关注环太平洋地区研究和文化史研究。他提出环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将是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并主持创立了“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亲自担任会长，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

周谷城的一生，是近代中国爱国知识分子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是对国家和人民事业忠心耿耿、奋斗不息的一生。他秉性忠厚，识大体，顾大局，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朴素。他生前立下遗嘱，身后不要开追悼会，不搞告别仪式，不留骨灰，表达了他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倡的移风易俗、丧事从简号召的决心。周谷城的爱国情操和高尚品德，以及他在学术上的精深造诣和杰出成就，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