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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群英

唐群英人物照片

衡山名人唐群英介绍

早期女权运动领袖
女权活动家、民主革命家

唐群英(1871.12.8-1937.4.25),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女权运动领袖、女权主义先驱、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辛亥革命功臣、中国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投身辛亥革命,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立下奇功。首倡女权,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作出了卓越贡献。她被誉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曾授勋“二等嘉禾章”。

唐群英人物生平

封建叛逆

唐群英,字希陶,号恭懿,1871年12月8日于清国衡州府一武将门第出生。

10岁时,唐群英就央求父亲教她剑法,勤学苦练之余,她还常常组织周边的孩童扮作宋军、辽军“打仗”,并自称“穆桂英”挂帅出征,迎战“辽军”。当时,女子都要缠足,名门千金更得有一双“三寸金莲”。一开始,唐群英以为缠足不分男女,就忍痛接受了。没想到哥哥居然不缠,而且健步如飞,认为是母亲偏心,就联络两个姐姐采取一致行动扯掉裹脚布。姐姐胆怯,她就独自扯掉了。被母亲发现,又强行裹了起来,几经缠缠扯扯,所以,在同胞姐妹中,唯有她不是“三寸金莲”,而是个半大脚。

之后,唐群英开始攻读中国典籍,以及《木兰词》、《烈女传》、《精忠岳传》之类的作品,既能写一手好诗文,又能骑马击剑。望着这个果敢豪迈文武双全的女儿,唐星照感叹道:“如果是个儿子,必能光耀门楣。”唐群英听罢反问:“是女儿,就不能光耀门楣吗?”她能文善诗,15岁时唐群英曾写过“邻烟连雾起,山鸟放晴来”的诗句,被塾师称为“女中奇才”。在四个姐妹中,群英最为父亲所钟爱。她也“尝以不能易髻而冠为恨”。

1890年,唐群英的父亲去逝。1891年,20岁的唐群英遵父遗命(一说从母命)嫁与湘乡荷叶曾国藩的堂弟曾传纲为妻。可是刚过几年,女儿和丈夫就相继病逝。按照当时的封建传统和曾家的族规,她要在婆家守节,才不失为“名门闺秀”。但唐群英生性豪放,蔑视旧礼教。她冲破夫死守节的封建桎梏,毅然“大归”,定居于“是吾家”。当时,外侮频仍,国势日蹙,康梁等人正在力倡变法维新。唐群英在家中日习诗文,博览群书,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她在《读大同书感怀》一诗中写道:“斗室自温酒,钧天维换风?犹在沧浪里,誓作踏波人。”自矢,表达了扭转乾坤的革新壮志。

同盟大姐

唐群英在丈夫家的日子里,有缘结识秋瑾、葛健豪,遂成知交,后来3个人被誉为“潇湘三女杰”。秋瑾的婆家和曾家有近亲,秋瑾嫁到湘乡荷叶的王家以后,与唐群英毗邻而居,亲戚加邻居,两人来往密切,被后人誉为“辛亥革命的孪生女儿” 。

1901年秋,唐群英听秋瑾谈及亲历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的情景,慨然说道:“国之兴亡,匹妇亦应责无旁贷。不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是人皆有责!”1904年春,秋瑾在北京冲破封建阻力,赴日本求学。1904年秋,唐群英在湖南得到消息后,她应秋瑾之约,立即追随而去,东渡日本求学。唐群英先自费考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成为秋瑾的同学。两年后,她又转入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因成绩优异,由湖南当局改为官费生。

在东京求学期间,唐群英结识了刘揆一、刘道一、黄兴、赵恒惕等湘籍人士。1905年5月,唐群英经黄兴、赵恒惕介绍,参加了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的华兴会,成为华兴会唯 一的女会员。对于华兴会与兴中会联合一事,当时会员们意见不一,而唐群英支持黄兴的意见,赞同联合,因而深得黄兴赏识。1905年7月28日,黄兴带着唐群英去见孙中山。在交谈中,唐群英向孙中山谈及自己对于男尊女卑的反感,表达了“天下兴亡,人皆有责”的主张。孙中山当即赞道,“革命首先是唤醒四万万同胞,女同胞觉醒的还很少,群英女士是第一个走进革命队伍里的女同胞,是榜样,是二万万女同胞的带头人。”

1905年8月20日,华兴会与兴中会合并成立中国同盟会,她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同盟会的女会员。由于唐群英比相继加入中国同盟会的何香凝大3岁,比秋瑾大6岁,所以,中国同盟会的会员都尊称她为“唐大姐”。

双枪女将

1906年7月,唐群英与王昌国发起组织的留日女学生会成立,她当选为书记。1906年10月,黄兴和宁调元在日本创办杂志《洞庭波》,唐群英是该刊的积极撰稿人。她在《洞庭波》第1号上发表了八首七绝,一时在革命志士中广为传诵,深得孙中山和黄兴的赞许。

1907年12月,唐群英在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毕业。在毕业仪式上,唐群英撰文致词,慨然写道:“然女师女范,昭然于史册者,若班氏木兰伏女辈,当时轻视女学,犹能独往独来,卓绝古今,使有以提励之,则其造诣又当何如也?无如积聩不振,女权陵夷,学识幽闭,遂成斯世困屯之形。溯国运盛衰之际,又岂非我辈担负女教责任之时耶?”充分表达了振兴中国女学的决心。

当时,中国同盟会在横滨设有弹药制造机关,唐群英就前去学习制造弹药和使用枪械,同在这里学习的还有刚刚加入中国同盟会的秋瑾,以及方君瑛、陈撷芬、林宗素、蔡蕙、吴木兰等人。之后,唐群英又利用假日到神乐坂武术学会练习枪法。

秋瑾就义的次年(1908年),唐群英回国。此行目的,一为探望生病的母亲,同时也是受中国同盟会委派,回国宣传中国同盟会主张并联络各地革命者发动武装起义。临别时,孙中山赠诗一首:“此去浪滔天,应知身在船。若返潇湘日,为我问陈癫。”前两句表达的是孙中山的关切之情,而后两句则暗藏了革命指示。果然,唐群英回国后开始在湖南联络革命同志,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不久,她“执教鞭于赣宁诸省”,迅速与正在长沙秘密活动的中国同盟会成员陈荆(即陈癫,字树人)取得联系,并奔走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联络革命党人。

在陈荆的积极配合下,唐群英策动过三次起义:一次是1909年春,策划湘乡永丰起义,流产未成;一次是1909年5月30日的湘潭花石起义,正式打出“花石起义军”的旗号,痛击清军,初战告捷,后因清军援兵大增,寡不敌众而归于失败;一次是1910年4月,趁长沙抢米风潮,策划长沙起义,因负责军事指挥的焦达峰远在武汉,群龙无首,坐失良机而未能成功。

1910年6月,由于国内环境恶劣,活动困难,按照黄兴的安排,唐群英再次赴日本,以考入东京音乐专科学校作掩护,深入开展留日女学生运动,动员女界“与男子奋袂争先,共担义务”,投身反帝斗争,以“救国家之危亡”。1911年秋,唐群英回国向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宋教仁报到,并随即在上海发起并领导了多个女子团体,与张汉英在上海筹建女子北伐队。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首先响起枪声,唐群英设法将黄兴护送到武昌,指挥战斗。接着,她与张汉英组织了“女子后援会”,向社会各界募集物资钱粮送往前线。随后,又挑选青壮女子组成“北伐军救济队”,奔赴战地,救护伤兵。

1911年11月初,江、浙两省组织联军北伐。唐群英便将她率领的有400名队员的女子北伐队列入江浙联军编制。同月下旬,抵南京外围时,联军主力担负攻城主战,女子北伐队和何奇伍团奉命在玄武门助攻。由于联军子弹太少,再加上南京据长江天堑,又工事坚固,南京城久攻不下。唐群英事先挑选8名女性精兵组成小分队,混入城内,伺机杀死守门清兵,唐群英乘机带领全体女军士兵迎面冲击,致使清廷两江总督仓皇出逃,南京胜利光复。此役耗时近一月,既是革命军对清廷的致命一击,更堪称辛亥革命成功的奠基之战。 从此女子北伐队声名大振,“双枪女将唐群英”名震一时。

1912年2月1日,在南京临时政府召开的庆功会上,她作为“女界协赞会”的代表,确为第一批授勋之开国功臣 ,受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接见,被孙中山誉为“不愧是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并荣获总统府“二等嘉禾勋章”,以表彰其功绩。

女权领袖

1912年2月初,南京临时参议院在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约法草案中没有“男女平权”的条文。唐群英以女子后援会会长名义,与张汉英一道,于1912年2月20日在南京联合筹组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26日,她向参议院递交《女界代表唐群英等上参议院书》。 在此期间,唐群英等先后五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提案竟未被临时参议院接受。3月20日,唐群英趁参议院开会之机,率领一群女子冲进会场,打碎参议院玻璃窗,踢倒警卫兵,造成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事件”。

1912年4月8日,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四象桥湘军公所正式成立。唐群英主持大会,说明“以实行男女平等,实行参政为宗旨”。大会宣布了十一条政纲:一、实行男女权利均等;二、实行普及女子教育;三、改良家庭习惯;四、禁止买卖奴婢;五、实行一夫一妻制度;六、禁止无故离婚(只指以后自由结婚者)七、提倡女子实业,八、实行慈善事业;九、实行强迫放脚;十、改良女子装饰;十一、禁止强迫卖娼。出席这次大会的男女嘉宾3000余人。大会通过了章程,选举唐群英为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会长,发表了《女子参政同盟会宣言书》,宣布:“吾党今 日冲决网罗,扫除障碍,其第一步之事业,即在争取公民之地位。”为此政治权利“当挟雷霆万钧之力以趋之,苟有障碍吾党之进行者即吾党之公敌,吾党当共图之。”4月12日,中华女子参政同盟会向各省都督、各政党、各报馆发出通电,拒绝承认无理剥夺女权之《临时约法》。

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北迁后,女子参政代表也随后联合北上,继续要求参议院承认女子参政权。中国同盟会内以宋教仁为首的改组派屈从他党意见,公然将原同盟会政纲中“主张男女平权”的内容删掉了。唐群英等闻讯,冲进改组会议会场,提出强烈抗议。

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时,新党纲中仍未恢复“男女平权”条文,唐群英与沈佩贞、王昌国、伍崇敏、傅文郁等十余人盛怒之下围打宋教仁,林森出面调停,还未交口,也挨了一下。她随即书写《驳诘同盟会传单》,抨击宋教仁等。同时致信孙中山。1912年8月27日,沈佩贞、唐群英二人又拜谒孙中山,力争男女平权。孙中山婉言解释此事实行之难,两人与他发生激烈争执,沈佩贞悲愤之下,“哭声震天”。 1912年9月1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北京召开联合大会,到会女子200余人,公推唐群英为临时主席。沈佩贞演说,反对宋教仁、张继不遗余力,甚至表示要继续革命,以曾经组织之暗杀团、先锋队与彼等相见,以手枪炸弹对待之,与会者情绪异常激烈。

1912年9月2日,在女子参政运动“进”、“退”关键时刻,孙中山致函唐群英,信中不无难处地说:“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可能挽回。”他反劝唐群英,不如先通过提倡教育、普及知识的方式来大力发展女子团体,然后再来与男子争权,而不是眼下依赖男子代为出力。唐群英听到这番话后作何感想,后人不得而知。她的确几次上书和面见孙中山要求修改《约法》,确立女子参政权,不过,最后她还是听从了孙中山的劝导,暂将此事放在一边,并迅速与宋教仁协调一致,把讨袁计划放在首位。

1912年9月4日,唐群英发表《女子参政同盟会代表唐群英宣言书》,此后她劝说女界领袖不再在国民党内纠缠,而是和国民党一起对付袁世凯。9月5日,唐群英分别拜见了宋教仁、林森,为掌掴事件致歉,宋、林二人均表示理解。此后,唐群英在北京设立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本部,并任本部总理。唐群英和该会实业部长沈佩贞、教育部长王昌国在北京创办了女子工艺厂、中央女学校。她还创办《女子白话报》、《亚东丛报》,复刊《神州女报》。

1912年12月9日,唐群英得知北京临时参议院否决了她和其她女界领袖提交的要求补订《女子选举法》的意见后,在与议长吴景濂的辩论中称:“凡反对女子参政者,将来必有最后之对付办法。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有参政权,亦必不承认袁为大总统!”后来,她在《女子白话报》上发文抨击袁世凯政府。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下令取缔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并查封《女子白话报》,禁止湖南《女权日报》在北京发行,对唐群英悬赏一万银元加以通缉。唐群英因事先得知消息而逃走,幸免于难。

女学先驱

1924年,主政湖南的赵恒惕推行立宪自治,唐群英与王昌国、葛健豪等人倡议恢复了湖南女界联合会,最终使湖南省宪政委员会同意在《湖南省宪法》中列入如下条文:“无论男女,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二十一岁以上男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受义务教育以上的各级教育权”。

1912年10月到1930年,唐群英先后在北京、长沙、衡山等地创办中央女学校、长沙女子法政学校、自强女子职业学校等近十家学校。唐群英创办女学的目的,旨在丰富女界知识,唤起女子觉醒,使广大妇女团结起来,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实现自我解放,与男子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因此,她办学的原则:一是在普及妇女教育过程中,努力提高她们的斗争意识;二是实行职业教育,增强妇女参加社会活动的本领。她创办的岳北女子实业学校,其课程设置除和一般学校一样外,还开设有实业课,分音乐、书法、刺绣、缝纫、编织、剪花等门类。学生上午学文化,下午学实业,可根据个人爱好,学习一门乃至几门实业。由于课堂教学密切联系社会实践,学以致用,颇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

在提高女生的斗争意识上,最为突出的成效是为1926年岳北农民运动培养出了一批敢说敢斗的有革命觉悟的娘子军。她们在白果成立女界联合会,剪掉长发,放开裹脚布,高举红旗,走向了革命。为鼓动女生放脚,唐群英还编了一首《放脚五字歌》,歌词写道:“女子最可怜,自小把足缠。痛苦又难看,行路实困难。父训恪妇道,母命实难违。苦了我女子,有苦也难言。奉劝姐妹们,再勿把足缠。放足行千里,自强争女权。”这首歌在白果一带广为流传,为鼓励妇女冲破封建罗网获得自主的权利起到切实有效的作用。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消息传到湖南,唐群英闻风响应,率领全校师生投入了这场反帝爱国斗争。经过实践斗争的锻炼,在她身边学习过的女子,后来大都参加了革命,一些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农运、妇运的骨干。

1926年,女界联合会的进步女性和男子一道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会周围,斗土豪,参加减租退押等一系列斗争,并大闹祠堂,对封建族权族规展开了猛烈的冲击,打破了“女流之辈不得进祠堂入席”的禁锢。当 时在湖南开展农民运动调查的毛泽东听说后连声称赞“干得好”。并说:“各地女界联合会的干部都像你们这样,就能使成千上万的妇女从封建桎梏里解脱出来,投入农村大革命的洪流。”这些当年参加岳北农民运动的妇女骨干,绝大部分都是白果虹茶亭女校和岳北女子实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唐群英的进步思想和斗争风格在她们身上得到了发扬光大。

息影家园

在创办女学的过程中,唐群英负债累累,致使其晚年的生活拮据困难。1935年3月,唐群英应老同盟会员张继等人的邀请,来到南京。起初,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拟聘唐群英为“国府顾问”,未果;每月发给她生活补贴200元,但数月后即停发。于右任、张继、居正等老同盟会员为此不平,联名上书。其中写道:“唐同志群英女士,以湘上名嫒,幼承家训,早岁东渡日本,追随总理革命。讨袁之役,几遭不测。晚年息影家园,景况萧条。中央曾以补贴,但数月即停。革命以还,女界牺牲亦钜。空山硕果,尚冀我中央有以始终成全之也。”后来,唐群英在南京挂了一个“党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和“国策顾问”的头衔。

1936年秋天,唐群英因体弱多病,带着在南京自置的一幅留学东京时的瓷像,回到湖南老家。

1937年4月25日,唐群英病故于“是吾家”老房,遗骨葬于衡山新桥唐族墓地。

唐群英轶事典故

三闹参议院

中国同盟会以华南为活动基地时,发现当地半数人口为妇女,为发展组织、吸收女学生和家庭妇女,遂于“驱除鞑虏”等十六字政治纲领外,增加了诸如提倡女权、反对家庭专制、主张婚姻自由、反对做妾、反对缠足之类的新口号,并针对女性开展宣传工作。对于饱受封建家庭压迫、对旧式婚姻不满的青年妇女来说,那些提倡女权的宣传无疑是有吸引力的。

辛亥革命以后,同盟会内出于私心并迎合封建势力的需要,取消了同盟会政纲中“男女平权”的内容,不让女子参政。由此,导致了一场全国性的论争。唐群英“慨以女权运动领袖为己任”,以女子后援会会长名义,与张汉英一道,于1912年2月20日联络湖南的“女国民会”、上海的“女子参政同志会”等团体,在南京开会,决议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在此期间,唐群英等女界代表先后五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请求于“宪法正文之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这些提案竟未被临时参议院接受。

“女子参政同盟会”成立后,一再上书参议院,阐明男女平等大义,明确提出“于宪法正文之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或不须订明,即将本国人民一语,申明系包括男女而言,另以正式公文解释宣布,以为女子得有参政权之证据”。可是,当年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竟对这个要求置之不理,女界愤慨万分,1912年3月19日临时参议院正开会,唐群英、张汉英率领一群女豪杰涌入议事厅,要求参政权。对此,当年《时报》有如下报道:

十九日南京参政同盟会唐群英女士等三十余人,以武装的状态入参议院,要求女子参政权,声势甚为抗敌。参议院数十人均手足无措。旋告以现 在约法案系暂定,俟政府整理完全时,当局再议之,百方慰劝,诸女子始敛威以去。

二十日下午,唐群英等诸女士又往参议院,该院禁不令入,唐女士等遂将玻璃窗击破,手皆溢血,警兵往阻,女士等足踢之仆地。

二十一日早九时,女子同盟会唐群英仍偕女同志等至参议院,该院落已派卫兵驻守,强不令入。唐女士等亲至总统府谒见孙总统,备诉该院派兵阻止之事,谓该院用兵驻守,女同志等亦必请派兵保护女士等入院;并力邀孙总统出席议院,提议此事。孙总统允代向该议院斡旋,当即令女公子前往。……该院允许由女子同盟会再具一呈后,即将约法提议。

这个时候,广东、湖北、淅江等地方性的女子参政活动也十分热烈,广东女子的参政要求因为得到了男性当权者——军政府都督胡汉民的支持,临时议会通过议决“许女子以参政权利,与之代议士员额十名,由女界自行举出”。后来,因为受到《临时约法》的影响,在正式公布省议员选举法时女子的参政权又被取消。

掌掴宋教仁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简洁而不失隆重,但中国同盟会的两位大佬居正和宋教仁,也就是即将走马上任的内务部次长和法制院院长,却令人意外地迟到了。这真不能怪他们,都是一群女人闹的。本来居正早早地就赶到了宋教仁住的龙公馆,邀约他一起去参加大典。没想到刚要出发,就被女子北伐队队长林宗雪率领女兵挡住了去路。林宗雪手按佩剑,要求宋教仁答应赋予女子完全参政权,否则便不让他们出门。好说歹说,纠缠了许久,女兵们都置之不理,焦急的宋教仁忍不住大声喝叱道:“大总统今 日就职,你们不去排班护卫,已经失礼,向我要求,更是无理取闹。快去总统府,高呼万岁!” 听得他如此说,林宗雪冷笑几声,转身率队离开,两位焦头烂额的先生这才匆匆赶往总统府。

到了地方一看,就职典礼已经完成,现场早就人去楼空。好不容易找到秘书长胡汉民,见面便询问为何来迟,两人少不得要把女将堵门的狼狈情形说与他听。宋教仁余怒未消,愤然说道:“她向我要求参政权,岂不好笑!”胡汉民则以调侃回应:“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龙公馆不比这处快活得多么?”三个男人相视大笑,握手称贺,共祝革命大业成功。女人们要参政权这点小“麻烦”,自然不再放在心上。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对于女子参政运动采取了更加富于弹性的、既压制又安抚的态度。当得知唐群英、沈佩贞等人准备随参议院北上请愿时,袁世凯致电国务总理唐绍仪,认为女子参政权“可否遽行于中华民国,自应听候参议员全体核议,该女子等不得有强制行为”,希望唐绍仪能够阻止她们进京请愿,“准其举定代表一二人来京,不得令其全体北上,以免种种窒碍”。尽管如此,袁世凯对女权运动的头面人物,还是采取了高调安抚的态度。吕碧城、唐群英、沈佩贞等人,都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的女性顾问。

相比之下,革命党内部反而表现出更加顽固僵化的男权倾向。1912年3月3日,中国同盟会由地下秘密会党组织改组成为公开政党,其政纲第五条明确标榜“主张男女平权”。同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宋教仁、张继等人的主持下,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全国联合进行会组建作为现代议会政党的国民党,他们为了在重组整合过程中向其他党派表示妥协,主动删除了“主张男女平权”的政纲条款,此举引起中国同盟会内一部分激进女会员的强烈抗议。8月25日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在这个本该喜气洋洋的场合,却发生了“掌掴宋教仁”事件。据称动手打人的有唐群英、王昌国、沈佩贞等十余人。林森出面调停,还未交口,也挨了一下。

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唐群英、沈佩贞、王昌国等人再到会场,“怒目戟手,势甚汹汹”,严词诘问何以将“男女平权”政纲删除,认为此举“辜负昔日女同盟会员之苦心”,强烈要求在国民党政纲中重新加入“男女平权”一条。此议当场交付大会表决,因为只有极少数人表示赞成而没有通过。孙中山在演说中专门说明国民党新政纲未列男女平权,系合并各党有不尽赞同之故。他认为男女平权“当暂缓”,奉劝女子当以国事为重:“男女平权深合真理,此时政纲虽未列入,若国家文明进步,必能达到平权之一境;如无进步,即男子尚恐失其平等之权利,况女子乎?”

在得不到在场人士积极响应的情况下,“唐等犹不甘服,谓男子挟私把持,压抑女子,更向孙(中山)质问,其言终不得要领。忽唐等行至宋教仁坐地,遽举手抓其额,扭其胡,而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众大哗,斥其无礼” 。

上述文字出自国民党系统的上海《神州日报》1912年8月28日的新闻报道《国民党成立大会纪事》。在上海《申报》8月31日的新闻报道《二十五日之湖广馆》中,另有这样的介绍文字:“唐女士牵一青年女子揪撮宋教仁之短发,而以手左右批其颊,全场大骇。”

怒斥袁世凯

为“誓以死力”达到此目的,1912年10月22日北京发起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本部,各地设分部,唐群英被推举为本部总理,王昌国等为协理。此时,在参议院拟定的《国会选举法》中,只规定男子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而女子全然没有。唐群英等人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捍卫女权的要求与全国上下正在兴起的“讨袁”运动结合起来:“凡反对女子参政者将来必有最后之对待方法,即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参政权,亦不必承认袁者为大总统”。 她们还创办了以参政为主要内容的《女子白话报》,抨击:“欺压女界实在太甚,所订的议院选举权,没有女子的选举权,便是将吾二万多同胞一概抹煞了”。呼吁妇女一次争不到,二次再争,二次争不到,三次四次,乃至无数次,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此举激怒了袁世凯。在下令解散国民党之后,袁世凯又下令解散女子参政同盟会,悬赏一万银元通缉唐群英等人。在反对派的四面讨伐声中,妇女参政运动整体败北,各种妇女参政团体开始烟消云散,其领袖人物在封建浪潮的席卷中,迅速分化瓦解。不得已,唐群英离开北京,回到湖南继续办学、办报,宣传男女平权。中国妇女史上首次具有独立意义的参政运动以失败而告终。

唐群英主要贡献

一代双枪女将 名震辛亥革命

唐群英是近代中国女性革命的先行者,影响了一大批妇女人才,在清末民初形成了一支重要的妇女革命力量。唐群英于1905年参与了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创办的全过程,是中国同盟会创始人之唯一女性 。1908年,唐群英从日本回国,宣传中国同盟会的主张并联络各地革命者发动武装起义,后因事败而再赴日本。1911年秋 ,又奉命回国,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并取得成功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成了革命党人中“担大任者”的核心人物之一。武昌起义爆发后 ,唐群英发起成立了“女子后援会 ”、“北伐军救护队”,奔赴战地 ,救护伤员。后又组织“女子北伐队”配合江浙联军参加攻克南京的战斗,并亲自率领女兵攻陷南京城门,打下了辛亥革命成功的奠基之战。

以唐群英为代表的英雌女杰,驰骋疆场,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1912年2月,在南京临时政府庆功会上,她作为女界代表,确为第一批授勋之开国功臣,是辛亥革命中的共和元勋。

争取男女平等 开创妇运先河

唐群英领导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妇女参政运动,使中国近代女权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1912年4月8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正式成立,通过了由唐群英起草的《女子参政同盟会简章》十一条政纲:(一)实行男女权力平等;(二)实行普及女子教育;(三)改良家庭习惯;(四)禁止买卖奴婢;(五) 实行一夫一妇制度;(六)禁止无故离婚;(七)提倡女子实业;(八)实行慈善;(九)实行强迫放脚;(十)改良女子装饰;(十一)禁止强迫卖娼。这些主张把男女平等的权利和妇女解放的要求,以纲领形式明确作为妇女团体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吹起妇女解放运动的号角,时人叹为“五千年来女权之曙光”,“中国妇女运动的第一声”。

1924年,在湖南主政的赵恒惕推行“立宪自治”时,唐群英与王昌国、葛健豪等首倡恢复了湖南女界联合会,继续为争取女权而斗争,终于使湖南省宪政委员会同意在《湖南省宪法》条文中载明了“无论男女,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二十一岁以上男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受义务教育以上的各级教育权”。开创了中国宪法收录“男女平权”的先河。

致力女子教育 培养新型女性

唐群英是民国时期较早办报纸,促进国民解放、对女性进行思想启蒙的思想革命先驱之一。她先后在东京、北京、长沙等地创办了《留日女学会杂志》、《女子白话报》、《亚东丛报》、《神州女报》、《女权日报》等报纸,唐群英创办的报纸《女子白话报》、《女权日报》均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写成,易于被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妇女接受,内容涉及政治、教育、时事等,后又增设小说、谐谈、时评等,对广大妇女进行教育,成为广大妇女的学习导向、思想导向。她所办报纸的政治宣传,成为妇女政治上觉醒的重要界标。

除了办报,唐群英还兴办女子学校,开拓女子教育事业。从1912年10月起,一直到晚年,唐群英先后在北京、长沙、衡山、岳阳等地创办了或筹办过南洋女子法政大学、中央女子学校、长沙女子法政学校、女子美术学校、自强女子职业学校、白果虹茶亭女校、衡山女校、长沙复陶女校和岳北女子实业学校等近10所女校,办学热情之高和办校数量之多,在中国女子教育史上属首屈一指。

唐群英人物评价

1979年12月,在中国妇运工作史上第一次编纂工作会议上,邓颖超特别提到她,称其为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界“英雄人物”,希望后人永远记住她。

1991年10月,康克清为纪念她诞辰120周年,慨然题词:“唐群英,一代女魂。”

1997年,为纪念唐群英逝世60周年,中国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自台湾寄赠条幅“女权斗士”。

她不仅是“辛亥革命功臣”(周铁农语),“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孙中山语),而且是一位“辛亥革命妇女中很突出的代表人物”(黄启璪语),为“争取参政”的一位“很知名”的“英雄”(邓颖超语),颇具影响的女报人、女子教育家和“南社”著名女诗人(陈立夫语),更是高举妇女解放运动大旗的“一代女魂”(康克清语)。

唐群英后世纪念

唐群英故居

唐群英故居位于衡阳市衡山县新桥镇黄泥村,始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现仅存是吾家书屋。是吾家书屋是唐群英祖居“三吉堂”中建设最早的,也是现仅存的部分建筑。最初为唐群英之父唐星照的住宅。“三吉堂”改建后改为书屋,曰“是吾家”,意为是我最初的家。这里是唐群英青少年时代读书的地方。晚年则居此整理诗文,著有《吟香阁诗草》四卷。

唐群英自幼在“是吾家”启蒙并度过青少年时代,夫亡大归后又在此博览群书,接受新潮思想,晚年在此继续倡导妇女解放,从事女子教育事业。“是吾家”与唐群英的一生有着紧密的联系。中置唐群英半身铜像,像座正面镌康克清题书“唐群英,一代女魂”。花园两侧设置诗碑廊,分别镌刻唐群英诗作和孙中山、黄兴等的赠诗赞词。书屋及小花园环以围墙,正面槽门上悬挂匾额,上镌“唐群英书屋”,楷书,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彭佩云为维修后的唐群英书屋“是吾家”所题。

唐群英墓

唐群英墓位于衡阳市衡山县新桥镇黄泥村三眼塘山顶上,1991年重修。墓坐北朝南,石质墓围,汉白玉墓碑,自右至左竖刻“中国女权运动先驱,唐群英女士之墓,衡山县人民政府立”,碑两旁刻联“群杰功勋千秋颂;英模业绩万古扬”。墓地四周遍植青松、水杉,四季常青。

纪念活动

1995年9月,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前夕,中国政府向大会推荐8位中华百年女杰,唐群英位列第四。

2011年12月8日,纪念唐群英诞辰140周年活动暨唐群英铜像揭幕仪式在衡阳市衡山县新桥镇黄泥村唐群英故居举行。中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衡阳市人民政府市长,衡阳市政协主席,省政协副主席、民革省委主委刘晓,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邓焕生,衡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衡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衡阳市副市长等领导、专家学者、唐群英亲属代表等出席。

2014年2月12日,长篇人物传记《女权运动先驱唐群英》在衡阳市委宣传部会议室举行首发仪式,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全书40万余字,作者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研究室副主任、办公厅副主任刘静,唐群英嫡长孙唐存正。

唐群英补充介绍

  唐群英

  (1871-1937)

  中国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早期女权运动领袖。

  湖南省衡山县人,女,1871年12月8日生于衡山县新桥一武官家庭。1904年,她冲破封建桎梏,东渡日本求学,先就读于青山实践女校,后转入高等学校师范科,并任留日女学生会书记、会长。1905年,加入黄兴、孙中山组建的华兴会、同盟会,成为同盟会中第一个女会员。她撰诗言志:“欲展平均新世界,安排先自把躯捐。”1908年春,她受孙中山委托,从日本回到长沙,与在长沙的同盟会会员密商革命。1910年2月,黄兴策动新军起义失败。她再次东渡日本,并于次年4月创办《留日女学生会杂志》宣传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前,她再次从日本归国,为革命奔波,在上海组织女子后援会,在湖北组织女子北伐队,被推为队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她作为女界协赞会的代表,受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接见,并被誉为“巾帼英雄”、“巾帼妇女运动先驱”,荣获二等嘉禾勋章。

  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内一些会员迎合旧的封建观念,酝酿取消同盟会政纲中“男女平权”的内容,不让女子参政。1912年2月,她联络湖南的女国民会、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等团体,先后5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 书,请求《临时约法》内明文规定“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是,这次提案未被接受。她激忿难平,率领一群女子神进参议会会场,大呼“男女平等”,造成全国的”女子大闹参议院"事件。同年4月8日,她发起组织以“实行男女权利平等”为政纲的女子参政同盟会。中国同盟会决议改组为国民党时,党纲中删去了男女平等的内容,8月25日正式开会宣布。她当即上台严厉质问主持改组工作的宋教仁。她在北京发起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本部,被推举为本部总理。袁世凯宣布称帝时,她领导女子参政同盟会开展反袁斗争,被悬赏缉拿。女子参政同盟会亦被勒令解散。

  她从反复的斗争中醒悟到:“今日之女权运动专以一二理事人为难,无益。”只有发起女子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女性认识提高,力量才能壮大,才可以与男子谋得平等权力。于是,她转而致力于女子教育工作,在北京创办《女子白话报》、中央女子学校,在长沙创办《女权日报》,开设女子法政学校、女子美术学校、自强职业学校。1924年6月,湖南女界联合会成立,她任大会执行主席,在会上演讲,慷慨陈词,启发女界觉醒。五卅惨案发生后,她率领职业女校师生积极参加反帝-。大革命时期,在她影响下的衡山岳北妇女的革命精神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白果妇女闹祠堂”一事写进了《湖南农-动考察报告》。

  她对发展女子教育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变卖自己的家产,先后创办8所女校。看到昔日的女盟友放弃理想,只一味追求生活的安逸时,很是气愤,在诗中写道:“纷纷群姊尽华裙,顾我何仅彻骨贫,不见梅花婷婷立,西风岭上好精神。”她一生追求自己的事业,不改初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拟聘她为“顾问”,每月薪水200元。她坚辞不干。南京政府给她挂个“党史编篡委员会委员”的头衔,她亦不感兴趣。1936年秋,她抱着壮志未酬的遗憾离开南京回到了故乡。1937年6月逝世,终年65岁。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康克清称她为“一代女魂”。

  2000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代女魂——唐群英》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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