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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锳

张锳人物照片

南皮名人张锳介绍

清朝嘉庆十八年举人

张锳(1791年—1856年),字右甫,一字春潭,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嘉庆十八年(1813)举人。

张锳人物生平

张锳少时勤奋攻读,知识广博。道光六年(1826年)以大桃知县来黔,历任清平、安化、贵筑、威宁、古州诸州县官,以清明廉洁、勤于政事、兴学育人著有治绩,升黎平知府。二十一年(1841年)署兴义府知府,升遵义府知府、贵西道道尹,未久,要求还任兴义府知府。咸丰五年(1855年)升贵东道道尹,翌年病逝于任上。

张锳先后任兴义府知府10余年,培修招堤风景名胜,修葺“明十八先生”祠墓,开辟府城通广西的驿道,主修《兴义府志》,政绩卓著,尤以兴学育人受到社会广泛称赏。见府城珠泉书院破败不堪,便率先捐廉俸银1000两,倡导士绅捐银2000两,重建书院,并更名桅峰书院,所余银两用于修葺“明十八先生祠”和增建城乡义学。兴义府试院规格狭小,房屋倾圮,张锳自捐廉俸银1000两,并向府属各州县劝捐银30800两,亲作规划设计,选派得力士绅管理,严格监督施工,一年多时间竣工,新试院规模宏阔,建筑精良,时称“甲于天下”。还用节余的银两为前来应试的学子添置一应用具,受到合府学子的称赞。桅峰书院藏书寡少,张锳一面将自己携带的书籍千余册献出,一面捐资、集资派人到贵阳、成都、广州等地购回一批书籍,使广大学子求知欲得到满足,知识面扩大。

张锳厚爱积极向上的青年学子,不惜重金延聘名师到桅峰书院执教;听政之余,他常到书院与学生谈学论艺,并亲自评阅学生课卷,鼓励诸生无论在培养品德、操行上,还是在钻研学业上,都应相互切磋砥砺,取人所长,补已所短。张锳还经常训示随其到兴义府求学的子侄张之洞、张之渊、张之清,要求他们不能沾染纨绔习气,要与府学诸生友善、互学。在张锳的不懈努力下,兴义府学风兴盛,培养出一批人才。10余年间,考取举人20余名、贡生8名、进士2名,比较知名的有官到内阁学士的景其浚、诗人张国华、书院山长贵天乙等人,民间称为“旷古未有”。

张锳之子张之洞(1837年——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出生于贵阳六洞桥。自幼聪明好学,7岁时随父到兴义府城就读,13岁始回河北原籍应试,考取秀才;15岁时赴顺天府乡试中举人第一名,成“解元”;26岁考取进士第三名,成为“探花”。曾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光绪初年出任山西巡抚,升两广总督,调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后入京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事务。张之洞是清末洋务派首领之一,清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学者,著有《张文襄公全集》行世。其《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名噪一时。

张锳人物轶事

张锳,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791),字右甫,一字春潭,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少时勤奋攻读,知识广博。明末前,先辈是世居山西洪洞县人氏,由于明末兵荒马乱及旱灾、蝗灾,迁徙至河北南皮县东门印子头,称为东门张氏。始祖张端任繁昌县荻港巡检。张端的儿子张淮于明正德年间考中进士,官至河南按察使。张锳以上三代为官,却以清廉在当时小有名气,但其曾祖、祖父、父亲都仅官止于知县,因此始终处在官僚体系的中下层,在传统社会里,还算不上豪门显宦。嘉庆十八年(1813)张锳中举,之后六次参加会试不中,后以大挑(清乾隆后定制,三科以上会试不第的举人,国家挑取优等的用做知县等职,意在给举人开拓出路,六年举行一次)录任。清代任命简派官吏,照例是不许在原籍任职的。道光六年(1826),张锳以“大挑”选中来黔,录派补授为贵州安化知县。道光七年至道光九年,任清平、德江知县。在张锳来黔任职的这几年中,贵州省西北部的威宁州区域,多股匪徒各自占山为王,经常下山掠夺粮食和财物,民不聊生。威宁州从道光三年至道光九年六年间,就调任了五任知州(司为善,四川巫山人,道光三年任;严昌钰,浙江归安人,道光五年任;谭骧,湖南邵阳人,道光六年任;李鸿卓,江西南城人,道光七年初任;刘宝箴,山西洪桐人,道光七年底任。),这六年中,匪患不断,这些知州不是屁股没坐热就请辞,或是谈“匪”色变,虽然配合总兵多次搜山剿匪,但只攻下部分匪寨,抓到的只是匪卒,结果土匪骚扰始终未断绝。州县官吏也换掉几任,但是,始终力不从心。就在这危难时刻,道光十年初,张锳因工作能力强,处置事情果断而从德江调威宁州任知州。张锳到任后,深入实地了解匪情,及时把详情报告云贵总督,云贵总督既而上报朝廷,经与兵部商议,重用苏勒芳阿(镶红旗满洲人,道光八年八月任威宁总兵一职,道光十三年升荆州将军)为剿匪总指挥。苏勒芳阿不负众望,不顾气候恶劣,匪徒设伏,深入山区村庄观察地形、了解村情民意。通过周密踏勘,他了解到威宁州辖区山高路险,河沟交错,水流湍急,又邻近川滇边界,民族杂居,匪情复杂。苏勒芳阿一方面加紧操练兵士,另一方面密切配合知州张锳探讨剿匪方略,还经常与老兵卒商议办法,倾听他们的见解。三个月后,一股匪帮在女儿姑等地抢掠,苏勒芳阿闻讯后立即率兵出击。这次他听取士兵们的建议,当即谋划,没有直接去肇事地点去捉拿匪徒,而是绕过山涧,径直冲向匪徒老巢。进山后,山路险陡,他们就弃马步行攀山,苏勒芳阿适逢青壮年,翻山越岭,沿桥涉水,比得上当地的年轻士兵。当他们逼近山寨时,发现守寨匪卒疏于防御,苏勒芳阿率兵杀入寨门,匪徒小头目凶猛顽抗,当场被杀死,少数匪卒逃出山寨,余者均被擒拿,一把大火焚烧山寨,苏勒芳阿有意放匪徒逃走去报信。果然,出来扰民的匪首,远远看见山中蒸腾的烟火产生疑惑,又见逃出来的匪卒喘息而哭诉,立刻大怒,仓促率众匪反攻,这恰恰巧中了苏勒芳阿的埋伏,捉拿到匪首立即斩处,众匪卒吓得跪地连连叩首,个个乞求饶命,苏勒芳阿当场训斥,释放他们归家务农,不准再走歪道。此举惊动整个山区地域,各土匪寨不敢轻易下山扰民,而在山里种黍。一听说苏勒芳阿率兵巡山,众匪头目都纷纷躲避,他们知道:只要被擒住格杀勿论。对那些在山上改邪务农的匪卒,苏勒芳阿均不追究。清道光十一年,威宁总兵苏勒芳阿因故回北京卸任,云贵总督阮元欲将此重要职务委周景魁接任,即将推荐文本上疏道光皇帝。道光皇帝准允周景魁任威宁总兵职位,朱批御旨授予兵印,加封周景魁为正六品官爵,享受朝廷蓝翎侍卫的待遇。并在其家乡集贤街建立石牌坊,赐名“冠英”以示表彰。周景魁就任威宁縂兵以后,黔西北数十年中,社会平定,民众生活安宁,当地人颂扬其有“古将风度”,家乡族人则尊称其为“武侠爷”。

道光十三年(1833),张锳由政绩突出从威宁州调任贵筑知县,十六年(1836)任榕江通判,十七年(1837)任安顺知府,十八年(1838)任黎平知府,十九年(1839)任遵义知府,二十一年(1841)任兴义知府。咸丰四年(1854)升贵东道,六年(1856)病逝于任上。在贵州为官长达30年。

注重于道路修建

据《东川府志》记载,早在乾隆六年,云贵川三省就开始规划建设从寻甸——威宁——镇雄——南广——北京的经济交通运输线,运送寻甸、威宁丰富的铜矿。乾隆九年至十年,云南总督和四川巡抚都奏请开通罗星渡河道以运输京铜,但到乾隆十年才正式开通,云南总督张允随上奏:“开修罗星渡河道工程,业已告竣,铜舟毫无阻碍。”(《清高宗实录》卷229至卷243记载)。此后,这条经济交通运输线年年被洪水冲断,年年复修。张锳到威宁州任知州后,除调集总兵平复匪患外,十分重视道路交通建设。威宁铜矿储量为贵州之最,要把铜矿销往中原,让铜矿为威宁人民带来财富,首先必须经济交通线的畅通。据《滇南矿厂图略》卷2载,从云南寻甸州至贵州威宁州多出桥道,此路“砌石不便行车,土路易于塌陷,旧届五六年请修一次”。道光十年秋,张锳召集矿主捐资“修云南寻甸州至贵州威宁州运铜桥道”。此路有的路面宽达6米,可以用牛车运铜。《自滇至京水陆里程》记载:此线沿途几多偏僻小村都有客栈,还设有铜店。

这条道路取乌撒入蜀旧路到威宁后,经高枧槽、阿箕车、菩萨塘、桃园共5站到镇雄,然后经古芒部、雨洒河、花蛇岭、中村经四川珙县洛亥到罗星渡5站,从罗星渡(今珙县罗渡)沿南广河水路5站到经木滩、赞滩、南广硐,再沿长江3站到泸州。计从威宁州到泸州18站。此路山高水险,以前并不当大道,特别是南广河滩险十分多,但据记载“凡运铜陆路险窄处岁修之”,修治后“不特铜运得济,滇民往来,亦有裨益”。

到安龙任职后,张锳见这条通往广西的石路,险狭崎岖,人马难行,于是倡议捐银2000余两,主持修筑安龙城至南盘江边坡脚的驿路。两年后,道路建好,可直通广州。

倾心于教育事业

张锳出身寒微,经历坎坷,颇知民间疾苦和政治流弊,在贵州任职时,为官勤政,廉洁奉公,政绩突出,严格要求属吏,不许苛扰百姓,治盗安民,维护社会安定。除开修驿道,奖励农商外,还倾心于教育事业。他到哪里任职,家就随迁到哪里,表示以此为家,为百姓造福。道光二十一年(1841),张锳升任兴义知府。上任的头一年,他见旧试院远在城外,破烂不堪,加上生童往来辛苦,便与府属各州县商议,就近择地另建新试院。他率先把自任知县以来的全部俸禄积蓄1000两白银捐出,并倡导各开明绅士、开明商人集资的30800两,还积极奔走呼吁,亲自组织工匠建设。第二年底,由其亲自主持重修的兴义府试院落成。新试院规模宏大,布局精巧,共有房舍209间,仅魁星阁后面两侧的号舍,就可坐千余人。不少外地官吏参观后,赞不绝口,称其“甲于天下。”新试院建成后,张锳又筹银1500两,扩建珠泉书院。还拨出一部分公田出租,用租金解决学生的灯火费、试卷费和教师聘用费,深受当地百姓称赞。又拓建府属,增修府城西、南二门及拱极亭。道光二十二年,筹银1000两,贷与广商生息作乡会试费,同时捐俸银1000两,在府城东、西二门办义学两所。

张锳在贵筑任职时,其子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于1837年生于兴义。张之洞自幼聪明好学,7岁时随父到兴义府城就读。为了光耀门庭,他把在南皮张之洞叔伯弟兄张之渊、张之清等接来兴义,一方面是与之洞伴读,另一方面是好同兴义的青年学子们集中培训。厚爱积极向上的青年学子,不惜重金延聘名师到桅峰书院执教;听政之余,他常到书院与学生谈学论艺,并亲自评阅学生课卷,鼓励诸生无论在培养品德、操行上,还是在钻研学业上,都应相互切磋砥砺,取人所长,补已所短。有时,张锳亲临学堂,教育青年学子们不能沾染纨绔习气,府学诸生要友善、互学。张之洞幼年时的老师,也是一批饱学之士。据史料记载,张锳先后重金聘来“学养深厚,授课有方”的附生员何养源,拔贡生曾搢之、附贡生张国华、举人黄升之、举人王可贞、进士敖慕韩、举人张肖严、举人赵斗山、翰林院侍读了诵孙、进士童云逵到府试院执教。其中张国华,是当时贵州有名的诗人,曾主讲贵山书院。而敖慕韩与童云逵,也是从全国的进士堆里挑选出来的。对儿子张之洞的教育,张锳反复叮嘱各位老师,请各位老师格外关照。因为之洞幼年丧母,沉默少语,性格内向。在各位先生的悉心关怀下,之洞的学业长进很快,9岁时就读毕了四书五经,10岁开始学着写诗和作文。父亲为他制定的家法是“俭约知礼”,为他延请乾嘉老辈做老师。因为黔省僻远,又让人从通衢买来几十箱书籍。放在他的书斋里,留作课外阅读。11岁那年,官学老师敖某要试试张之洞的诗文,自己先写出了一首古风,命之洞和之,之洞提起笔稍一默诵就成了。父亲看后竟大喜过望,斟满杯酒让儿子饮。据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那官学老师的儿子拿着刻有张之洞那首处女作的集子去拜访他,之洞饶有兴致地向左右忆述着当时写诗的情景,说:“先父不只让吾饮酒,还将他平日喜爱的砚台奖给了一方。”

张锳为读书人“添灯油劝学”的故事,也很让人感动。相传在道光年间的安龙城,每天夜里到了交更的时候,就有两个差役从知府衙门中走出来,前面的一个提着灯笼,后面的一个挑着桐油篓,沿着大街小巷游走,只要见到哪户人家亮着灯光,并有读书声,两人便会停下来,高唱一声:“府台大人给相公添油啰!”等读书人开门后,后面的一个差役便放下油篓,取出油筒,再从油篓中舀出清亮的桐油,倒进这个读书人的灯盏里,并补上一句:“府台大人祝相公读书用功,获取功名。”随即又向另一户亮着灯光、有读书声的人家走去。就这样,每晚给安龙城里的读书人添灯油,张锳前后坚持了13年,不管天晴下雨,夜夜如此。当地百姓都知道,这是知府张锳对读书人的厚爱、关照,于是更加发奋学习。这以后,安龙不断有人参加府试、乡试和会试,其中景其浚,在1852年(咸丰二年)还考中进士,先后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陕甘、河南、安徽三地学政,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在张锳的不懈努力下,学风兴盛,培养出一批人才。10余年间,考取举人20余名、贡生8名、进士2名,比较知名的有官到内阁学士的景其浚、诗人张国华、书院山长贵天乙等人,民间称为“旷古未有”。其子张之洞13岁始回河北原籍应试,考取秀才;15岁时赴顺天府乡试中举人第一名,成“解元”;26岁考取进士第三名,成为“探花”。

不过,张之洞无论到哪里做官,都把养育过他的安龙搁在心上。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他擢升大清朝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大臣。这是他事业走上最高峰的时候,也是他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当得知兴义知府陈鸿年要将文峰书院改为兴义府中学堂,同时还要创设官立高等小学堂一所、初等小学堂两所,他马上捐出一笔资金建校,并捐赠一批教学仪器和5000册图书,人挑马驮运到安龙。考虑到安龙师资力量缺乏,他还致函兴义知府,及早选送10名优秀青年赴武昌两湖书院培养,所有经费由他捐助。

张锳出身寒微,经历坎坷,颇知民间疾苦和政治流弊,在贵州任职时,为官勤政,廉洁奉公,政绩突出,严格要求属吏,不许苛扰百姓,治盗安民,维护社会安定;同时开修驿道,奖励农商;积极编修府志,支持篡修《遵义府志》,继而奋斗13年,创修《兴义府志》74卷;兴办教育,建兴义府试院,重建珠泉书院,“劝捐”建册亨书院、普安盘水书院等;重视文物,扩建安顺文庙,培修招堤风景名胜。张锳善书法,在安龙的兴义府署、兴义府试院、十八先生祠堂、省耕亭、拱极亭等处留下了许多书法楹联作品。同时积极编修府志,支持篡修《遵义府志》,继而奋斗13年,创修《兴义府志》74卷;兴办教育,建兴义府试院,重建珠泉书院,“劝捐”建册亨书院、普安盘水书院等;重视文物,扩建安顺文庙,培修招堤风景名胜。张锳善书法,在安龙的兴义府署、兴义府试院、十八先生祠堂、省耕亭、拱极亭等处留下了许多书法楹联作品。

为官清廉独爱莲

又譬如,张锳特别喜欢荷花。他在招堤遍植荷花,就与其从政生涯,政治抱负有关。晚清的官场,污浊一片,要像荷花一样虽身陷污泥、却能保持“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气韵,他只好把种植荷花当作一种精神来寄托。

张之洞呢,也同他的父亲一样,特别喜爱荷花。每到荷花绽放时节,他都要沿着招堤来观荷赏荷。有时随同父亲张锳一起来,有时随同老师张国华一起来。通过了解荷花的生长习性,观察荷花的不凡姿态,品咂前人吟荷的名句,学习入世做人的道理。

正是通过年年到招堤观荷赏荷,张之洞提升了自己的才情,寻找到人生的真谛。据史料记载,在污水横流的晚清官场,他是十分清廉的。

张锳自道光六年(1826),以大挑入黔补任知县以来,历任清平、安化、贵筑、威宁、古州诸州县官,以廉洁、善听讼、严治盗等知名,升古州同知时,道光帝曾引见,特赐独对。

晚清的官场,污浊一片,要像荷花一样虽身陷污泥、却能保持“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气韵,他只好把种植荷花当作一种精神来寄托。张锳常用青莲自比,时刻警醒自己“濯污泥而不染”。从老家南皮到黔地任职,每每风餐露宿,带的只有几箱书、几盆荷花,随从只有家眷和贴身卫官。

道光十年(1830)辗转一周到威宁上任后,首先在县衙门外(今农业局处)的堰塘栽上荷花。

据传,一日,张锳陪同同僚游凤山寺,见一群轻薄少年调戏一年轻女子,张锳就上前呵斥到:“尔读圣贤书,……何以挂名威宁人?”骂得这群轻薄少年“面如死灰,僵立道左”。对一些品行不端的官吏,张锳痛批道“此辈结党营私,朋求进取,以同异为爱恶,以爱恶为是非。势孤则攀附以求援,力敌则排挤以互噬。翻云覆雨,倏忽万端。应昭然于世严惩,以儆效尤。”《贵州通志》评鉴,张锳为人“刚介鲠直,不阿上司,在清代的贵州,是堪比胡林翼的“一代名知府。”

俗言对官吏的评价是“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张锳到威宁任职的第二年,准备回老家过年,除了带点威宁的荞酥、火肘外,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带回老家犒劳乡亲。于是,他与东门一孙姓商人说:我屋里的箱子随你挑,换1000两银子。”,这位孙姓商人选最大最重的一箱相换。结果是张锳事先设计好用砖头装满的箱子,事后这位孙姓商人上了当还不敢说。

这一故事又原封原样的传给其儿子张之洞。据史料记载,在污水横流的晚清官场,张之洞十分清廉。由于喜欢古董字画、接济远近亲友、支持“新政”,他经常囊中羞涩,不得不把家中的东西拿出去典当,在《张之洞经世谋略》一书中,曾讲到这么一个故事:他任湖广总督时,武昌的大当铺有个规定,即凡是总督衙门的皮箱,不管里面装什么东西,都可以当200两银子,只需按箱子的数量付钱,开春后再由总督府拿银两赎回箱子。有一年,张之洞缺钱过年,就找来9个箱子,在每个箱子中装满砖头,让仆人抬到当铺当了1800两银子,总算度过了年关。一个堂堂总督竟然“混”到这种地步,由此也可见其清廉了。

重视文化建设

道光二十三年,捐俸银千余两增建义仓一所,筹款补足仓粮缺储,4年间储谷达两万余石。

城郊名胜招堤年久失修,张锳将堤加高5尺,在堤侧遍植荷花,又在金星山建半山亭。府城为黔桂边区商业重镇,而通广西道路石径险狭,崎岖难行,锳集资银数千两,雇工修竣,使府城“远通羊城,近达象郡,贾商辐凑,货物骈臻。”锳又改建珠泉书院,将明十八先生祠移建于试院东侧,增建亭台楼阁,广植奇花异卉,俨然江南园林,道光二十九年,擢贵西道尹,不久请还任兴义府。

锳自来兴义府,即以篡修府志为己任。为节省经费,既不设局,也不劝捐。先召集府属各州县士子十余人广征资料,出藏书万卷,博考篡辑;复采访父老、绅士,始篡为初稿。而后,先后聘请江苏学者朱逢甲和湖南宿学、修志家邹汉勋来郡协修,共定义例,删繁去冗,拾遗补缺,经13年始勒订成书,共74卷百万余言。因资费告乏,锳捐俸银2000余两付印。锳作序云:“甚矣其难也,锳之心力瘁于此书矣!”。

咸丰四年(1854),新城涂令恒、冉秉成率农民起义军攻府城,安义镇总兵先率镇兵从征遵义,锳组织团练千余人防堵。时太平天国烽火燎原,锳推行变通保甲法,饬各州县仿戚继光练兵。五年,锳擢贵东道,在黔南各地指挥镇压起义军。六年,病逝于军中。

1855年9月,贵定、龙里等县苗民起义,各地起义军相互呼应。贵州巡抚在咸丰的严旨斥责下,东求西告,调集贵州军在川、滇、桂等省清军的配合下,向起义军进扑。张锳也受令率兵向贵定进发。戎伍之中,历时三载,披寒暑、蹈瘴疠,为清政府立下汗马之功,由于积劳成疾,在征战中于1856年8月25日(咸丰六年七月廿五日)死于病。

四是捐俸银1000余两,增建义仓一座,解决仓储不够的难题,四年间储备稻谷达2万多石。

五是见招堤年久失修,张锳带领民众,将大堤加高五尺。同时又扩建荷池,种植荷花,还筹资在金星山上新建一座半山亭。其实,早在张锳任兴义知府的144年前,招堤就已存在,但仅仅是一项单纯的水利设施,张锳带人大面积种植荷花后,这里才真正形成一个风景区。“招堤十里荷花”胜景的打造,张锳功不可没!

六是改建“十八先生祠。”十八先生的高风亮节,常为张锳所仰慕。为此,他决定改建“十八先生祠”,建成后,有祠门、敬业堂、流芳亭、怀清亭、享堂、正祠、多节亭、净香池等,形成一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

七是呕心沥血十三年,主持纂修《兴义府志》。张锳是一个责任感和使命感都极强的官员,出于对兴义府属各州县的热爱,他立志要为当地人留下一部拿得出手的志书。为节省经费,他不搞捐资,先发动各州县士子名人广征资料,查阅藏书上万卷,采访父老数百人。后又聘请江苏学者朱逢甲、湖南著名修志家邹汉勋前来协修,终将74卷、100余万字的《兴义府志》完成。不料后来无经费了,张锳只好又捐出俸银2000余两付印成册。他在该志序中写道:“甚矣其难也,锳之心力瘁于此书矣!”可以告慰他的是,几十年后,大学者梁启超先生将值得称道的清代方志列举了104部,其中就包括《兴义府志》。如此看来,《兴义府志》也称得上是一部全国名志了。

“家父作楷模,儿辈尽效之。”张锳的以上政绩,件件众口称道,是一种无声的教育,影响着张之洞幼小的心灵,使他从小便知道:只有像父亲那样为百姓多办好事、实事,自己今后才能无愧地走向外面的世界,去干出一番大事业!

注重文物保护

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扼杀自成起义军建立的政权,明朝江诸王曾先后建立起4个政权,以图恢复明室,又相继被清军所灭。1646年,一批明朝遗臣拥立桂王朱由榔即位于广东肇庆,次年改元永历。永历政权建立后,调动南方各省明军抗击清兵南下,但在清军强大攻势下,颠沛流离,亡命于粤、桂、湘、黔四省。1646年,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朱由榔在安龙一住四年。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牺牲后,遗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等部将统领,并确立联明抗清大计方针。1652年2月,孙可望遣兵迎永历帝入居安龙。李定国率师东进,与清军浴血奋战,军威大振,迫使清廷曾打算与之议和。随着抗清斗争的节节胜昝,孙可望逐渐滋长称帝之心,后挟永历朝廷以自重。永历帝如坐危城,欲召李定国统兵入卫,于是与朝臣合谋,不料谋泄,孙可望遣将至安龙问罪,将吴贞毓、张禄福等18名朝臣下狱、杀害,史称“十八先生之狱”。十八人殉难后,其家属及安龙百姓将他们合葬于城内西北隅天榜山下。永历十年(公元1656年)正月,李定国由广西至安龙为十八人垒墓,建庙于马场。永历十二年(公元1658年)朱由榔移居昆明,遣使赴安龙为十八人树碑(此碑于1980年修墓时始出土)。碑镌“明十八先生成仁之处”九个大宇,由朱由榔亲题。至此“十八先生”之称便流传下来。十八人的姓名、职官及死难事,系由通政使尹三聘题写。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张镁重修十八先生墓、祠。张之洞撰《吊十八先生文》。

典范德泽荫佑后裔

清道光十七年(1837),张锳之子张之洞出生于贵阳六洞桥孔明洞侧(今贵阳市博爱路一带),故取名“之洞”,乳名官保。襁褓中的之洞生性爱哭,只有母亲朱碧筠的琴声才能使他安静下来,并露出笑容。父亲张锳说,这是胎中常听琴瑟之鸣的缘故。朱碧筠系广西桂林人,出身名门(其父朱绍恩进士出身,官至四川邛州知州),聪颖贤淑,喜棋诗画,特别擅长弹奏古琴。

之洞在母亲的琴声中长到四岁,不幸母亲病逝。之洞收获母亲遗物就是那架母亲心爱的琴。从此,之洞只要一想母亲,就会抚琴凝思。母亲的遗琴一直伴随张之洞一生。朱碧筠死后,张锳没有续娶正室,之洞由侧室魏氏抚养,魏氏未生育,视之洞为己出,给他无微不至的关爱照顾。魏氏喜爱四季常开的月季花,常常将亲手盆栽的月季摆满之洞的房间。受养母的这种喜好熏陶,之洞也酷爱月季。

张之洞母亲去世那年的正月十八日,张锳吩咐仆人在客厅摆下香案,备好酒席。时近中午,仆人领着一个年约四十岁,衣着青布长袍、风度儒雅的人来到客厅。这个人就是张锳为张之洞请来的家塾教师何养源,是当地有名的教书先生。他从三字经教起,每天教20个字,之洞念过三、四遍即能背诵,不到一个月,基本上三字经就背完了,何先生称他为神童。

一天,张锳公余来到书房,让之洞把《三字经》背诵一遍,见背得轻松如流;又从书中选出一些字写在纸上,让张之洞认读,之洞一一确认不误。张锳这才捻着胡须不胜欣喜地勉励道:“好,好!跟着何先生好好学习!长大成才,为家争光,为国效力。”转脸又对何先生说:“我虽略通文字,之洞这孩子的聪颖,强我十倍。先生博学卓识,执教有年,还望先生对之洞严加训诲,培养成人。”何先生喜悦地说:“是啊,是啊,之洞确是难得的好学生。我正想同您商量一下,以后该如何教他呢!说罢,便和张锳商定教之洞读《论语》,学描红。之洞听到父亲和老师的夸奖,脸上露出矜持的笑容。他对父亲的嘱咐,虽不全明白其中含义,但父亲殷望他读书的话,却已印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平添了一股思学若渴的力量。何先生写了一篇方寸大小的赵体字,让之洞套在宣纸下练字。时间不久,又改描写为临摹。之洞兴趣盎然,勤摹苦练。同时,他对读书苦求甚解,读《论语》时,对章节字句,必弄明白才算完事。何先生对其聪明好学、务求甚解的精神极为赞扬。张锳也为其子长进之快欣喜不已,越来越偏爱这个儿子了。读完《论语》,又开始读《孟子》。之洞读书的速度,越来越快。白天,他在家塾听先生讲课;夜晚,便秉烛夜读。困倦难耐时便伏案而睡,醒来又接而复读。

养母魏芷香对他极其慈爱,陪坐在身旁,看着他在烛影摇曳里那清瘦的脸庞和专注的神态,听着他那如歌似曲一样抑扬动听的朗诵,心中便涌起一种爱怜和殷望的感情。炎炎夏日,她给之洞摇扇纳凉,驱赶蚊虫;漫漫长夜,她给之洞披衣送暖,端上夜餐。她用全部身心抚慰着之洞,也把一生寄托在他的身上。

经过五年孜孜不倦的苦读,之洞九岁就读完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十九卷“四书”和《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五部儒家经典作。不久,他又读完了《周礼》《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四部书。到此,科举制度规定的教科书,他已全面读完,结束了家塾生活后进入府学继续攻读。

府学紧挨府衙,是张锳为官吏的子弟读书而修建的。府学庭院宽敞,轩明窗亮,院内古木参天,翠竹丛生,假山峻石叠趣,溪水清漪缠绵,环境十分幽静。被延请到府学执教的,都是名冠府地的饱学之士。在府学,张之洞开始学习写诗和作文。11岁所作《半山亭记》,为贵州全省学童之冠,名噪一时。其云:“万山辐凑,一水环,雉霅罗,鳞原星布者,兴郡也。城东北隅,云峰耸碧,烟柳迷青,秋水澄空,红桥倒影者,招堤也。绿堤数量,蒹葭苍苍,有阁巍然峙于岩畔者,魁阁也。穿绿阴,梯白石,禅房乍转,画槛彻通,石壁一方,茅亭三面者,半山亭也。作亭者谁?吾家大人也。翠萝红蓼,罗列于轩前,竹榭茅檐,欹斜于矶畔,太守之意,得之半山,而志以亭也……。”全文刻于招堤半山亭。12岁时完成了诗文集《天香阁十二龄草》。

张锳看张之洞小小的年纪即掌握了许多人终生难以学好的课程,心中自然高兴,便思量让之洞早些参加科举考试,而想到自己六次会试皆不中,最后又大挑才走上仕途,又不由得迟懔然生畏。于是,他重礼请来了一位作八股文的名士,专门为张之洞授业。这个人就是贵州独山府署理知府韩超。韩超是道光甲午年的进士,直隶昌黎人,秉性沉勇慷慨,人称血性奇男子,与张锳交谊很深,听说张锳请他教导神童张之洞,很乐意培养这位奇才,便一口答应。韩超只教了之洞两个月,就见之洞学业日见精进,心里十分欣慰。一天,张锳从书房取来一方古砚,对之洞说:“这方竹节砚,是你祖父在京城任四库全书馆誊录时,纪文达公纪晓岚赠送的。这是宋代的旧物,上面有竹节一样的纹理,极其罕见,故而叫做竹节砚。这铭文,是纪文达公亲手刻下的,异常珍贵且不说,铭文讲了做人的道理,你长大了就会懂的。这可算是咱家的传家宝,你祖父传给了我,我再传给你,你将来再传给后代子孙吧!”

之洞细看那数行砚铭,写的是:

介如石,直如竹。

史氏笔,挠不曲。

笋不两歧,竽无曲枝。

孤直如斯,亦莫抑之。

其断简欤?乃坚多节。

略似此君,风规自别。

——纪晓岚识

道光29年(1849)秋天,13岁的张之洞在老家人张喜的陪护下,启程从贵州回原籍南皮县参加县试。途经武昌时,他来到黄鹤楼观览,心中异常激动,题下了一联:

爽气西来,云雾扫开天地憾,

大江东去,波涛洗尽古今愁。

县试这天,之洞早早来到考场前等待入场,全县来应试的几十名童生也都陆续来临,这其中最小的,就是张之洞了。不仅年龄小,个儿也长得小。在连考的五场中,不论是八股文、试帖诗,还是经论、律赋、策问等,场场驾轻就熟,挥笔而就。不久,县试发榜,在所取的十五名生员当中,张之洞名列榜首,中了秀才,为以后步入政坛打下了基础。咸丰二年(1852),张之洞参加了顺天府乡试,又名列榜首,中了第一名举人。喜讯飞来,张锳高兴万分,就连时任贵州黎平知府的好友胡林翼、之洞老师韩超,得知之洞中举后,喜上眉梢,笑声连连。张之洞27岁入京会试及殿试,跻身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随即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后来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晚年擢升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大臣。在清末的政治舞台上,他位高权重,声名显赫,与曾国蕃、左宗棠、李鸿章一起同为晚清四大名臣。在专家们的眼里,他是近代中国的实业巨头,清末洋务派领袖,政治活动家、学者,近代中国教育家。著有《张文襄公全集》行世,其《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名噪一时。

国内外的许多伟人和名人,对他也有很高的评价。孙中山先生说过:“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毛泽东这样评价他:“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美国著名学者威廉·艾尔斯说:“在张之洞的一生中,中国教育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此,他的努力具有决定性意义。”

张锳补充介绍

  张锳(1791年—1856年),字右甫,一字春潭,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嘉庆十八年(1813)举人。

  张锳少时勤奋攻读,知识广博。道光六年(1826年)以大桃知县来黔,历任清平、安化、贵筑、威宁、古州诸州县官,以清明廉洁、勤于政事、兴学育人著有治绩,升黎平知府。二十一年(1841年)署兴义府知府,升遵义府知府、贵西道道尹,未久,要求还任兴义府知府。咸丰五年(1855年)升贵东道道尹,翌年病逝于任上。

  张锳先后任兴义府知府10余年,培修招堤风景名胜,修葺“明十八先生”祠墓,开辟府城通广西的驿道,主修《兴义府志》,政绩卓著,尤以兴学育人受到社会广泛称赏。见府城珠泉书院破败不堪,便率先捐廉俸银1000两,倡导士绅捐银2000两,重建书院,并更名桅峰书院,所余银两用于修葺“明十八先生祠”和增建城乡义学。兴义府试院规格狭小,房屋倾圮,张锳自捐廉俸银1000两,并向府属各州县劝捐银30800两,亲作规划设计,选派得力士绅管理,严格监督施工,一年多时间竣工,新试院规模宏阔,建筑精良,时称“甲于天下”。还用节余的银两为前来应试的学子添置一应用具,受到合府学子的称赞。桅峰书院藏书寡少,张锳一面将自己携带的书籍千余册献出,一面捐资、集资派人到贵阳、成都、广州等地购回一批书籍,使广大学子求知欲得到满足,知识面扩大。

  张锳厚爱积极向上的青年学子,不惜重金延聘名师到桅峰书院执教;听政之余,他常到书院与学生谈学论艺,并亲自评阅学生课卷,鼓励诸生无论在培养品德、操行上,还是在钻研学业上,都应相互切磋砥砺,取人所长,补已所短。张锳还经常训示随其到兴义府求学的子侄张之洞、张之渊、张之清,要求他们不能沾染纨绔习气,要与府学诸生友善、互学。在张锳的不懈努力下,兴义府学风兴盛,培养出一批人才。10余年间,考取举人20余名、贡生8名、进士2名,比较知名的有官到内阁学士的景其浚、诗人张国华、书院山长贵天乙等人,民间称为“旷古未有”。

  张锳之子张之洞(1837年——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出生于贵阳六洞桥。自幼聪明好学,7岁时随父到兴义府城就读,13岁始回河北原籍应试,考取秀才;15岁时赴顺天府乡试中举人第一名,成“解元”;26岁考取进士第二名,成为“探花”。曾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光绪初年出任山西巡抚,升两广总督,调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后入京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事务。张之洞是清末洋务派首领之一,清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学者,著有《张文襄公全集》行世。其《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名噪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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