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溪名人汪原放介绍
汪原放(1897-1980),现代出版家、翻译家。安徽绩溪人。1897年6月9日出生,又名家瑾、麟书,笔名士敏、白石、严约、方泉(此名是陈独秀于1933年在南京狱中致汪函所取)。1980年4月1日在上海逝世。
汪原放生平履历
5岁丧父,少年时只读了七年书,1910年进入叔父汪孟邹创办的科学图书社当学徒,1913年到上海,进其叔父汪孟邹开设的亚东图书馆工作,工作之余,刻苦学习英语,不久,被聘为亚东图书馆编辑,并一度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同年秋天,因形势恶化,返回上海亚东图书馆,与中共党组织长期失去了联系,此后在各出版机构从事编辑工作。1925年由陈乔年、郭伯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为了掩护身份,经光明甫和柏文蔚介绍,在三十三军谋了一个少校军衔的参谋。1927年春,在汉口任《民国日报》经理、国际编辑和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大革命失败后回亚东图书馆,从此与党失去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在亚东,直到1953年。1956年,中国民主同盟,任新文艺出版社编辑,加入民盟,任民盟上海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此后又调任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文献资料编辑所编辑。1963年退休。建国后,继续在亚东图书馆从事编译工作。1956年1月任新文艺出版社编辑,同年8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上海市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后调任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任编辑。1963年退休,将珍藏的小说研究资料《龙图耳录》手抄本赠给上海编辑所。晚年撰有《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
汪原放人物简介
汪原放对整理出版中国古典小说作出过很大贡献,开新式标点古典小说的先河,还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名著, 1980年他去世的时候,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他写的传略和悼词中,称他为老一辈出版家、中国古典文学整理工作者和外国文学翻译工作者。
汪原放个人成就
汪原放 是对中国古典小说用新式标点和分段进行整理首创者,1910年,他采用新式标点和分段形式整理出版了《水浒传》从1920年起,先后出版了《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等十多种,编辑有《书信选辑》、《诗经今译》,翻译有《伊所伯寓言》、《印度七十四故事》、《一千零一夜》、《鲁滨逊漂流记》,还翻译出版了高尔基的《我的旅伴》、《流浪人契尔卡士》、《伊所伯(即伊索)寓言》等20多种文学作品。并将他珍藏的《龙图耳录》手抄本献给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书。生前还撰写了100多万字的回忆录,学林出版社节录20万字以《回忆亚东图书馆》的书名予以出版。
汪原放红学贡献
在20世纪红学史上,能够青史留名、占有一席之地者,大多为功力深厚、颇多建树之辈。但有这么一位人物,他既不是专门的红学家,也不是学者、教授,就其职业而言,不过是一名小出版机构的普通编辑。虽然极为普通,但在编撰20世纪红学史时,无论如何都要为这位人物写上一笔。就对红学研究的推动和影响而言,他并不比一般的红学家逊色,甚至还要超过他们,因为是他改变了人们阅读《红楼梦》的习惯,谱写了《红楼梦》传播接受的新篇章。此人就是汪原放。
评述汪原放对20世纪红学的贡献,需要将其放在《红楼梦》二百多年来传播、接受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此前,《红楼梦》的传播、接受,经过了传抄和刊印两个阶段。 从《红楼梦》创作、脂砚斋等人加批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高鹗首次以活字版刊印,这是《红楼梦》传播、接受的第一个阶段,即传抄阶段。这一时期,《红楼梦》主要以抄本的形式在曹雪芹亲友这个小范围内流传。从有关文献的记载来看,只有脂砚斋、富查明义、永忠等少数人能读到这部作品。稍后,《红楼梦》开始向外传播,出现了程伟元《红楼梦序》中所描述的情况: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由于作品的篇幅较大,抄写不易,购买一部需要“数十金”,流传范围仍相当有限。因此,这一时期了解这部小说的人并不多,谈论的人则更少,甚至连袁枚这位才子也只是听说而已。乾隆五十六年,程伟元、高鹗将经过整理、订补的《红楼梦》以活字版刊印,开创了《红楼梦》版本及传播、流传的新阶段。从这一年到1921年上海亚东图书馆校勘整理《红楼梦》,这是《红楼梦》流传史上的第二个阶段,即刊印阶段。与抄写的费时费力相比,刊印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不仅印刷速度快、印量大,而且大大降低了成本,它使《红楼梦》真正得到广泛的传播。不管程伟元、高鹗对作品的改动是好是坏,效果如何,他们为大众提供了《红楼梦》的定本,并使其快速、广泛流传,其对《红楼梦》传播、接受的积极推动作用和重大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1921年,这在20世纪红学史上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年份,它标志着一个新的阅读及学术时代的到来。正如魏绍昌在《谈亚东本》一文中所说的:
二十年代初,上海亚东图书馆标点本《红楼梦》的出版,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胡适派新红学的发轫。胡适的第一篇重要红学著作——《红楼梦考证》,当初就是作为这部号称用“科学方法整理的”亚东本《红楼梦》的代序出现的。
就校点整理所取得的成就而言,汪原放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先驱者。以他对古代小说所下功夫之深,以他对小说作品的熟悉程度,如果他能专心从事古代小说研究的话,会有不少有分量的成果出现,这是可以期待的。自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仅靠已经取得的这些成果来说,汪原放足以在20世纪古代小说研究史及红学史上写上精彩的一笔。
在追述和还原这段颇具传奇色彩的历史时,在回顾和梳理20世纪红学的发展、演进历程时,我们不要忘记汪原放这位现代出版业的先驱,他是20世纪一个新阅读时代的催生者和开创者。
1921年,汪原放校点整理的亚东版《红楼梦》的出版,标志着《红楼梦》传播、接受新时代的到来。据此可以将其后一个时期的《红楼梦》传播、接受称作精印阶段。之所以称作精印,主要有如下三个原因:
一是校勘整理者以十分严谨认真的态度对待小说。此前的小说刊印虽然也不乏质量精良者,但就刊印者的动机而言,大多是为了牟利,当然也会有个人爱好的因素在内。而汪原放的整理则受到新的时代文化风气的影响,有明确的学术目的,将小说作品的校勘整理当作一件十分严肃的工作来做,这是先前所不曾有的,它和胡适、鲁迅等人所进行的小说研究是异曲同工的。
一是亚东版的《红楼梦》一改以往小说刊印的格局,借鉴西方书籍的方式,采用新的版式和标点,改变了人们长期形成的阅读方式和习惯。这种排印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为人们广泛接受。
一是亚东版《红楼梦》的整理出版得到了胡适、陈独秀等著名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它与当时新兴的通俗文学研究紧密结合,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一个事实是,胡适开风气之先的小说考证文章大多是作为序言刊载在亚东版标点本系列小说上。借助这种新型的作品整理本,胡适等人的最新研究成果得到迅速、广泛的宣传和普及,巩固、落实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
汪原放补充介绍
汪原放(1897.6——1980.4)学名家谨,乳名麟书,安徽绩溪城内人。父亲汪希颜1902年病逝时,汪原放只有5岁,随大叔汪孟邹生活。在仁里思诚丙等学堂初小毕业后,13岁的汪原放到大叔汪孟邹在芜湖开设的科学图书馆当学徒。1913年,汪孟邹到上海新办亚东图书馆,汪原放也随之到上海当大叔汪孟邹的助手。
汪原放是一个刻苦学习、奋进向上的青年。赴沪的第二年,边工作,边自学,边进上海青年会的夜校学习英文四年。1917年起,亚东接手李大钊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主办的《少年中国》杂志的出版发行工作,来亚东接洽此事的是宗白华(又名?,现代著名美学家),当时宗先生任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主任,汪原放的第一篇译作——托尔斯泰的《只有上帝知道》,就在《学灯》版发表。因亚东经营《少年中国》的印刷出版,与宗白华接触两年多,汪原放的译作水平提高,兴趣也更浓了。
1920年起,汪原放开始用新式法标点《水浒传》,其间又自学了日语、德语、法语等。1925年由-的大儿子陈乔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亚东图书馆党支部书记。1926年4月受党委派去武汉后,汪原放担任过中共中央第二任出版局长。党的“八七”会议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驻地仍从武汉迁回上海,汪原放与党的组织失去联系而-,1927年9月回亚东图书馆工作。
汪原放一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整理和外国文学翻译工作,其标点的图书继《水浒传》后,有《儒林外史》、《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十多种,译著有《一千零一夜》、《我的旅伴》、《鲁宾逊飘流记》、《伊索寓言》、《印度七十四故事》等近十部,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出版家、翻译家和自学成才的专门家。
汪原放标点古籍,与胡适大有关系。
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新青年》,要汪孟邹写信向胡适约稿。1917年7月胡适留美回国,7月10日乘大轮抵达上海,汪孟邹等在码头相迎,下榻亚东图书馆。汪原放与胡适初次晤面,一见如故。汪原放小胡适6岁,称胡适为“适之哥”。
汪原放看到胡适的《藏晖室札记》,爱不释手,对其中《论白话》、《标点符号》等札记,录了一些放在手头。从此汪原放心中埋下了标点古典小说的“火种”。
1917年汪原放和章洛声在三井洋行学习了几个月的华文打字,之后为三井洋行到北京推销打字机,在胡适的住处——北京竹竿巷一庐,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晚上,胡适见汪原放在看英文版《希腊史》,胡适翻翻说:“我看不如看看《沙氏乐府本事》。”又要汪和胡的侄儿看看《水浒传》、《红楼梦》等小说。胡适爱才惜才,热情支持汪出版标点、分段的《水浒传》和其它古典小说。
1920年新式标点《水浒传》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新式标点的新版古籍。成书前胡适有一封明信片给-,上面说“我一定送原放一篇三万字的《水浒传考证》”。1920年暑假,胡适要到南京高校授课,先到上海亚东落脚,汪孟邹宴请胡适,开桌时适之先生笑着,站起来说:“原放,来,敬你一杯,你做的工作很好,很有意思。”原放赶紧站起来回道:“不敢当。我起初以为标点、分段不很难,现在才知道不容易做好。今回是尝试尝试,以后还要请你多多的教教我。”胡适赞扬“印得很不差”,并指出《水浒传》版权页上“句读者”写“亚东图书馆”不对,“句读者”应老老实实的打上“汪原放”,这样,打上个人名义,一人做事一人当,责任更重。汪原放就照依了。根据胡适“校读后记,要越详细越好,举例愈多愈好”的意见,汪原放认真写成《校读后记》、《句读符号例》,介绍标点符号的使用规范和助读功能。
新版《水浒传》8月正式发行,第一批四百部,决定借胡适在宁讲学之机,带书到南京等师范学校去卖,8月18日到南京,8月19日胡适授课讲白话文学,也讲到《水浒》,中午一点还未到,就有许多人来买书,越来越多,四包书很快就售完了,只好收摊。汪原放托胡适的福,只恨带的书太少了。
在胡适、-等“五四”头面人物的支持下,汪原放1921年即标点出第二本《儒林外史》,1922年至1928年共标点十多本。新式标点《水浒传》等出版发行,-、刘半农等“五四”名人都为其作序跋,胡适还撰写有学术价值的序言,鲁迅也称赞他“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邵力子、陈望道和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胡适的朋友)都著文肯定他的历史性创举,胡适还把青木正儿在日本京都《支那学》第三号的一篇评论寄给汪原放,以示特别鼓励和祝贺。
新式标点的提倡,在当时是一场斗争。正如鲁迅所说:“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第一次用新式标点实际运用于《水浒传》这样一部大书,更有着重大的意义。”
胡适说:“我的朋友汪原放君用新式标点把《水浒传》重新点读一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这是用新式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我可预料汪君这部书将来一定要成为新式标点符号的实用教本。”
《儒林外史》标点出版后,胡适又说:“我的朋友汪原放把《儒林外史》标出来,在时间和金钱上,都是一大牺牲。他这点牺牲精神,竟使我不得不履行为吴敬梓作新传的旧约了。”
1921年为了出版《胡适文存》第一集,汪原放去北京,住在胡适的家里,两个人又讨论过标点符号、分段、排式等等。汪原放说,我越做越觉困难了,真有“三年徒弟,寸步难行”之感。胡适笑着说:“标点、分段确实不很容易。因为北大招考要考标点、分段,我们几个人开了个会,讨论了一下子。随手拿出一本《汉书》,拣定了一段做题目。有的说:‘考标点,最好要定出一个标准来;不然的话,看卷很不容易。’……后来拿出来交换看看,哈哈,没有一个相同的,六个人倒有六个样。”1925年11月,胡适从京到沪治疗痔疮,住在温州路汪原放处。在四个月的时间里,两个人又深谈标点小说、重印古书及出版哲学丛书等事。
著名学者张静庐自传中曾说:“亚东版的古典小说标点本和严谨的作风,我们不能抹煞汪原放先生的苦干精神!为一部小说的新式标点,费一年、半年的时间和十次、八次的校对,是常有的事。”可见汪原放为标点十多部小说,付出多少艰辛和血汗。
没有标点符号的文言、白话古典小说、书籍在今日是不可想象的。有了标点符号,我们才能自如运用中国语言,为此不能不感谢汪原放新式标点符号的开创工作。现代书评家、上海《书城》杂志主编倪墨炎先生评价说:“汪原放是一位属于‘人虽死了却活着的人’。”这个评价是朴实确切的。
(2001年第3期《炎黄春秋》) 作者:安绩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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