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泉周

钟泉周人物生平

背井离乡 辗转求学

钟泉周父亲以中医为业，生有子女4人，泉周是最小的儿子。他4岁丧母，由于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被迫辍学，在家帮助姐姐料理家务，自小体验了生活的艰苦。钟泉周虽然幼年失去母爱，但姐弟情深，得到了姐姐的关心，姐姐的言行影响着他后来的人生。

1933年，钟泉周14岁时，父亲送他到宁波的新学会社一家书店当学徒。在书店里，他每天要干十几小时的杂活，因年纪小，一天下来累得精疲力竭，但他还是利用书店的有利条件，起早摸黑、见缝插针，钻进书堆里，在昏暗的油灯下，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的养分。由于勤奋好学，几年后钟泉周考进宁波效实中学，并以优异的成绩提前升入高中。3年的学徒生活，还培育了他勤俭朴素、吃苦耐劳的性格。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江浙一带先后沦陷，钟泉周目睹日本侵略者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践踏和蹂躏，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了国破家亡的创伤。他无法继续在家乡读书。后由姐姐带他到重庆，于1938年夏考入合川国立二中为插班生。

在学校学习期间，由于受社会思潮和周围环境的影响，钟泉周开始萌发了“科学救国”的思想。1941年高中毕业，进入四川江津白沙大学预修班，同年9月考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西迁后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系。在这里钟泉周有幸聆听李公朴、闻一多等爱国民主人士的讲演，亲自感受革命的激情，这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在“科学救国”志向的激励下，他白天课余忙于学校的社会工作，晚上经常通宵达旦地攻读电机课程，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他孜孜不倦、勤奋好学的精神，深为同学们所钦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也面临沦陷，国民党中的某些上层人物及其家属，仗势用民航机携带细软、家什、宠物从香港出逃，而许多仁人志士却身陷香港。这使钟泉周更加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腐朽和黑暗，“科学救国”的思想在国破家亡的事实面前已彻底破灭。他愤然投入打倒孔祥熙的“倒孔运动”中，不把自己仅有的一条被单捐献出来，用毛笔书写“倒孔”两个大字，作为游行队伍的大旗，唤醒人们认清国民党财阀的伪善真面目。

由于钟泉周为人正直，待人热心，做事认真，有正义感，在第二学期就被同学们选入学生会，负责福利工作。1941年，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抗日战争的形势更加复杂。为了把青年发动起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向青年们发出“勤学、勤业、交友”的号召。在中共南方局的安排下，钟泉周和进步同学一起深入抗日部队，教士兵们学文化、学唱歌，传播进步思想，同时还从事友军的统战工作。1944年底，钟泉周经同学何东昌介绍，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日思想，他不顾个人安危，白天四处联络工作，晚上刻印进步传单，还与“三青团”分子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支持学运 体察民生

1945年，钟泉周从西南联大毕业，到重庆国立中央工专执教。抗战胜利后，为了反对内战，西南联大等昆明的四所大学联合起来，致电国共两党停止内战，遭到军警阻挠后，学生组织罢课斗争，并成立了罢课联合委员会。为了破坏学生的罢课斗争，国民党大批军警、特务、暴徒于12月1日分数路闯入西南联大等数所学校，殴打师生，捣毁校舍，劫掠财物，并向学生投掷手榴弹，联大师院学生潘琰（女）、李鲁连，南菁中学教师于再，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惨遭杀害，20多人受伤，酿成了昆明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进步师生的“一二·一”惨案。钟泉周在这一事件发生后，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坚决参加调查反动派行凶真相的行动，并在重庆参与组织联大校友“一二·一”惨案后援会，呼吁声援昆明学生反迫害、争自由的运动。1946年2月，钟泉周等人又在重庆中央工专筹办了《科学时代》杂志，主张必须把科学与民主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只有争取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才能为科学的发展铺平道路，否则，科学救国只能是一种幻想。

国共“重庆谈判”后不久，刚刚迎来的和平、民主曙光被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炮火彻底淹没。1946年夏，钟泉周随老师章名涛回上海，先在上海市公用局电车公司筹备处工作，不久转入公交保养场任工务员（技术员）。他在与工人的接触中，主动利用业余时间为工人辅导文化，学习科学技术，经常深入到工人中间，体察工人的疾苦，因而得到了工人们的欢迎和信任，工人们有事常找他商量，愿意与他交谈，他也非常乐意为工人办事，替工人说话。

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国民党政府财政发生了日益严重的危机，公用局、公共交通公司以汽油、配件材料费用激增，难以为继为由，决定裁减新招收的司机和售票员。1948年7月初，公司公布了被解雇的125名售票员和72名司机名单，发给每人半个月工资作补助费，并要他们立即去所属营业所办理离职手续。1948年7月7、8日，上海公交行业爆发了一场反解雇的罢工斗争，1500余名公共交通公司的工人开着公共汽车举行大游行，向社会局、市政府请愿，反对公司解雇工人和售票员、技术人员、职员等，挫败了公交当局利用工贼拉选票的伎俩，于8月30、31日选举出钟泉周等人组成的公交员工福利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以取代过去为公司当局服务的员工福利会原班人马。9月9日，他又以老成持重、办事认真负责的精神，赢得了广大职工的信任和拥戴，当选为理事长。

信仰既明 矢志不渝

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统区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加剧，市场混乱、物价飞涨。为了挽救危机，蒋介石于1948年8月19日颁布了《财政经济处分令》，发行总额为20亿元的金圆券，按1元金圆券兑换300万元法币的比例限期收兑，不准私藏黄金，这一措施明为限制市场物价，实为进一步搜乱民财。在这种所谓币制改革政策的影响下，物价依然似脱僵的野马，不出3个月，行政院又宣传取消限价，币制改革失败，导致市场物价进一步飞涨。10月的上海，出现了抢购的狂潮，11月又出现连续抢米事件，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不断下降。钟泉周当选为理事长后，面对这样的形势，为了改善职工的伙食，自告奋勇地挑起办好职工食堂的重担。他不负众望，清除积弊，组织职工膳食委员会，并亲自带领膳食委员会的人员到郊县采购蔬菜、肉类和柴米，解决了伙食供应的困难。钟泉周还根据职工群众的要求向公司交涉：贷款置办冬季大衣发给职工御寒，工伤医药费由公司全部承担等。资方虽然处处刁难，但通过钟泉周等理事会成员与资方的机智斗争，公司不得不勉强答应职工的合理要求。他这种任劳任怨、全心全意地为职工服务的品德，更加赢得了职工们的信任和拥护，新理事会的声誉也随之进一步提高。

为了向职工及时宣传员工福利会的主张，反映职工的呼声和合理要求，针对《公交旬报》的歪曲宣传，在钟泉周等理事会成员的据理力争下，创办了《福利导报》，通过这一宣传阵地倾诉工人的心声。有人来稿提出：“当官的轿车进出，薪金高，生活优裕，这是为什么？”“生活的艰难使工人喘不过气来，饿肚皮出来工作，这又是为什么？”另外还发表了“公交职工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报道。由于《福利导报》完全站在工人的立场上，为工人说话，公交当局指责理事会发表这些工人来信是煽动性的，下令停刊。钟泉周等人向公司当局指出：“报道是无可非议的，工人们说的都是事实。”于是公司又派人找钟泉周谈话，要求将《福利导报》与《公交旬报》合并，钟泉周不同意，顶住了公司的压力，《福利导报》得以继续出版。

公司当局不甘心失败，竟然勾结警察局，于同年10月21日、11月2日连续逮捕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竞选工作的积极分子。钟泉周对敌人迫害公交工人的罪行极为气愤，一边努力安慰被捕工友家属，一边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奔走，积极开展营救工作。他在11月3月和19日两次向公交当局提出：“一、被捕的工人在定案前应作假期处理，保留其职务，薪金照发；二、要求公司向特别刑庭提出对被捕的工友予以迅速审判。”虽然公司对有些条件作了答复，但在“薪金照发”的问题上进行推诿。经过钟泉周和被捕人员家属一再交涉努力，公司只得作了让步，给被捕的工人补发了薪金。在营救被捕工友的过程中，钟泉周还联合公交工人和被捕工友家属向特刑庭施加压力，请律师、投诉状，并于1949年1月19日代表员工福利会直接致函特刑庭要求开释被捕的公交工人，并根据当时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同意释放政治犯的允诺，向警察局据理力争。在公交党组织的积极营救和公众舆论的强烈呼吁下，国民党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只得于1月22日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1月25日，被捕工人终于获释。

钟泉周处处为工人争取权利和一系列营救行动引起反动当局的不安，他们在暗地里密切注意钟泉周的动向，准备一旦抓住什么“把柄”，就将置其于死地。钟泉周的妻子察觉到敌人可能要下毒手，提醒他要提高警惕，他坦然表示：“我信仰既明，就矢志不渝；目标既定，就勇干到底”，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忠贞不渝的志向。

被捕入狱 英勇就义

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国民党政府如秋后之蝉，在迁都广州的同时，指示各地做好“应变”准备，并给南京的公教人员发了一笔“应变费”。由于公交工人一直被视为“公教人员”，收入菲薄，生活困难，在这段时间里，不断以“停驶”等方式进行抗争。1月30日，钟泉周汇集职工意见，以政府要求“应变”为由，向公交当局提出发给“应变费”等项要求。2月12日，钟泉周主持召开了理事会扩大会议，根据广大职工的要求又向当局提出发放“应变米”等条件。由于迟迟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工人们在2月16日清晨开始举行罢工。当晚，反动当局就派特务闯入钟泉周家里翻箱倒柜地搜查，虽然一无所获，还是将他逮捕。被押走前，钟泉周亲切地叮咛怀孕的妻子保重身体，上囚车前还镇静地为妻子雇了车，同意她去公司责问：凭什么乱捕人。那天晚上，公交系统共有9名职工被捕。

钟泉周等人先被押至警察局，次日凌晨被押到警备司令部受审。军法处审讯人员对钟泉周威胁说：“你们这个案子连夜押到这里来审讯，是非常严重的。”随即将他们9人排在刑具间门口，用意是“不招供就马上会给你们用刑”。钟泉周等人深知斗争的残酷性，料到反动派即将灭亡时一定要作垂死挣扎，会更加疯狂地屠杀革命志士。他们面对敌人的威胁，大义凛然，在审讯时慷慨陈词。当审讯人员宣布他们犯有扰乱社会治安罪时，钟泉周冷静地加以驳斥：“我是全体职工选出来的，我为职工谋福利有何罪？”与钟泉周一起被捕审讯的战友顾伯康激昂地说：“你们以为逮捕我们就可以镇压工潮，简直是做梦，一个人被捕，千万个人会站起来的！”一起被捕审讯的战友王元在敌人面前高呼：“为大众谋利益，求生存，争自由，死也值得！死何可惜”他们还相互勉励：“不要怕，牙齿要咬紧，要经得起考验。”钟泉周对自己的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愤然疾书一封家信，信中声明：“家中一切，请同学曹淼照顾。”审讯人员目睹他们视死如归、毫不畏惧的英雄气概，一筹莫展，只好把9人集中在审讯室门口，恶狠狠地吼道：“你们招供也好，不招供也好，都是要枪毙的。”当天晚上6时，钟泉周、顾伯康、王元三人在江湾刑场英勇就义，钟泉周牺牲时年仅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