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仑名人钟泉周介绍
钟泉周(1919~1949),镇海县柴桥人。早年在宁波日新街新学会社当学徒,后毕业西南联大电机系。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青年同盟,自此投身学生运动。1946年,进入上海公交公司保养场工作,被选为公司员工福利会理事长。上海解放前夕,组织公交工人进行“反饥饿”大罢工,并扩大到法商电车和三轮车工人。1949年2月16日,被国民党上海当局逮捕。次日被害于江湾,被称为上海“公交三烈士”之一。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为“公交三烈士”亲笔题词:“为中国人民事业而牺牲,永远为人民所怀念。”
钟泉周人物生平
背井离乡 辗转求学
钟泉周父亲以中医为业,生有子女4人,泉周是最小的儿子。他4岁丧母,由于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被迫辍学,在家帮助姐姐料理家务,自小体验了生活的艰苦。钟泉周虽然幼年失去母爱,但姐弟情深,得到了姐姐的关心,姐姐的言行影响着他后来的人生。
1933年,钟泉周14岁时,父亲送他到宁波的新学会社一家书店当学徒。在书店里,他每天要干十几小时的杂活,因年纪小,一天下来累得精疲力竭,但他还是利用书店的有利条件,起早摸黑、见缝插针,钻进书堆里,在昏暗的油灯下,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的养分。由于勤奋好学,几年后钟泉周考进宁波效实中学,并以优异的成绩提前升入高中。3年的学徒生活,还培育了他勤俭朴素、吃苦耐劳的性格。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江浙一带先后沦陷,钟泉周目睹日本侵略者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践踏和蹂躏,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了国破家亡的创伤。他无法继续在家乡读书。后由姐姐带他到重庆,于1938年夏考入合川国立二中为插班生。
在学校学习期间,由于受社会思潮和周围环境的影响,钟泉周开始萌发了“科学救国”的思想。1941年高中毕业,进入四川江津白沙大学预修班,同年9月考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西迁后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系。在这里钟泉周有幸聆听李公朴、闻一多等爱国民主人士的讲演,亲自感受革命的激情,这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在“科学救国”志向的激励下,他白天课余忙于学校的社会工作,晚上经常通宵达旦地攻读电机课程,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他孜孜不倦、勤奋好学的精神,深为同学们所钦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也面临沦陷,国民党中的某些上层人物及其家属,仗势用民航机携带细软、家什、宠物从香港出逃,而许多仁人志士却身陷香港。这使钟泉周更加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腐朽和黑暗,“科学救国”的思想在国破家亡的事实面前已彻底破灭。他愤然投入打倒孔祥熙的“倒孔运动”中,不把自己仅有的一条被单捐献出来,用毛笔书写“倒孔”两个大字,作为游行队伍的大旗,唤醒人们认清国民党财阀的伪善真面目。
由于钟泉周为人正直,待人热心,做事认真,有正义感,在第二学期就被同学们选入学生会,负责福利工作。1941年,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抗日战争的形势更加复杂。为了把青年发动起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向青年们发出“勤学、勤业、交友”的号召。在中共南方局的安排下,钟泉周和进步同学一起深入抗日部队,教士兵们学文化、学唱歌,传播进步思想,同时还从事友军的统战工作。1944年底,钟泉周经同学何东昌介绍,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日思想,他不顾个人安危,白天四处联络工作,晚上刻印进步传单,还与“三青团”分子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支持学运 体察民生
1945年,钟泉周从西南联大毕业,到重庆国立中央工专执教。抗战胜利后,为了反对内战,西南联大等昆明的四所大学联合起来,致电国共两党停止内战,遭到军警阻挠后,学生组织罢课斗争,并成立了罢课联合委员会。为了破坏学生的罢课斗争,国民党大批军警、特务、暴徒于12月1日分数路闯入西南联大等数所学校,殴打师生,捣毁校舍,劫掠财物,并向学生投掷手榴弹,联大师院学生潘琰(女)、李鲁连,南菁中学教师于再,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惨遭杀害,20多人受伤,酿成了昆明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进步师生的“一二·一”惨案。钟泉周在这一事件发生后,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坚决参加调查反动派行凶真相的行动,并在重庆参与组织联大校友“一二·一”惨案后援会,呼吁声援昆明学生反迫害、争自由的运动。1946年2月,钟泉周等人又在重庆中央工专筹办了《科学时代》杂志,主张必须把科学与民主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只有争取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才能为科学的发展铺平道路,否则,科学救国只能是一种幻想。
国共“重庆谈判”后不久,刚刚迎来的和平、民主曙光被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炮火彻底淹没。1946年夏,钟泉周随老师章名涛回上海,先在上海市公用局电车公司筹备处工作,不久转入公交保养场任工务员(技术员)。他在与工人的接触中,主动利用业余时间为工人辅导文化,学习科学技术,经常深入到工人中间,体察工人的疾苦,因而得到了工人们的欢迎和信任,工人们有事常找他商量,愿意与他交谈,他也非常乐意为工人办事,替工人说话。
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国民党政府财政发生了日益严重的危机,公用局、公共交通公司以汽油、配件材料费用激增,难以为继为由,决定裁减新招收的司机和售票员。1948年7月初,公司公布了被解雇的125名售票员和72名司机名单,发给每人半个月工资作补助费,并要他们立即去所属营业所办理离职手续。1948年7月7、8日,上海公交行业爆发了一场反解雇的罢工斗争,1500余名公共交通公司的工人开着公共汽车举行大游行,向社会局、市政府请愿,反对公司解雇工人和售票员、技术人员、职员等,挫败了公交当局利用工贼拉选票的伎俩,于8月30、31日选举出钟泉周等人组成的公交员工福利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以取代过去为公司当局服务的员工福利会原班人马。9月9日,他又以老成持重、办事认真负责的精神,赢得了广大职工的信任和拥戴,当选为理事长。
信仰既明 矢志不渝
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统区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加剧,市场混乱、物价飞涨。为了挽救危机,蒋介石于1948年8月19日颁布了《财政经济处分令》,发行总额为20亿元的金圆券,按1元金圆券兑换300万元法币的比例限期收兑,不准私藏黄金,这一措施明为限制市场物价,实为进一步搜乱民财。在这种所谓币制改革政策的影响下,物价依然似脱僵的野马,不出3个月,行政院又宣传取消限价,币制改革失败,导致市场物价进一步飞涨。10月的上海,出现了抢购的狂潮,11月又出现连续抢米事件,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不断下降。钟泉周当选为理事长后,面对这样的形势,为了改善职工的伙食,自告奋勇地挑起办好职工食堂的重担。他不负众望,清除积弊,组织职工膳食委员会,并亲自带领膳食委员会的人员到郊县采购蔬菜、肉类和柴米,解决了伙食供应的困难。钟泉周还根据职工群众的要求向公司交涉:贷款置办冬季大衣发给职工御寒,工伤医药费由公司全部承担等。资方虽然处处刁难,但通过钟泉周等理事会成员与资方的机智斗争,公司不得不勉强答应职工的合理要求。他这种任劳任怨、全心全意地为职工服务的品德,更加赢得了职工们的信任和拥护,新理事会的声誉也随之进一步提高。
为了向职工及时宣传员工福利会的主张,反映职工的呼声和合理要求,针对《公交旬报》的歪曲宣传,在钟泉周等理事会成员的据理力争下,创办了《福利导报》,通过这一宣传阵地倾诉工人的心声。有人来稿提出:“当官的轿车进出,薪金高,生活优裕,这是为什么?”“生活的艰难使工人喘不过气来,饿肚皮出来工作,这又是为什么?”另外还发表了“公交职工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报道。由于《福利导报》完全站在工人的立场上,为工人说话,公交当局指责理事会发表这些工人来信是煽动性的,下令停刊。钟泉周等人向公司当局指出:“报道是无可非议的,工人们说的都是事实。”于是公司又派人找钟泉周谈话,要求将《福利导报》与《公交旬报》合并,钟泉周不同意,顶住了公司的压力,《福利导报》得以继续出版。
公司当局不甘心失败,竟然勾结警察局,于同年10月21日、11月2日连续逮捕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竞选工作的积极分子。钟泉周对敌人迫害公交工人的罪行极为气愤,一边努力安慰被捕工友家属,一边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奔走,积极开展营救工作。他在11月3月和19日两次向公交当局提出:“一、被捕的工人在定案前应作假期处理,保留其职务,薪金照发;二、要求公司向特别刑庭提出对被捕的工友予以迅速审判。”虽然公司对有些条件作了答复,但在“薪金照发”的问题上进行推诿。经过钟泉周和被捕人员家属一再交涉努力,公司只得作了让步,给被捕的工人补发了薪金。在营救被捕工友的过程中,钟泉周还联合公交工人和被捕工友家属向特刑庭施加压力,请律师、投诉状,并于1949年1月19日代表员工福利会直接致函特刑庭要求开释被捕的公交工人,并根据当时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同意释放政治犯的允诺,向警察局据理力争。在公交党组织的积极营救和公众舆论的强烈呼吁下,国民党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只得于1月22日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1月25日,被捕工人终于获释。
钟泉周处处为工人争取权利和一系列营救行动引起反动当局的不安,他们在暗地里密切注意钟泉周的动向,准备一旦抓住什么“把柄”,就将置其于死地。钟泉周的妻子察觉到敌人可能要下毒手,提醒他要提高警惕,他坦然表示:“我信仰既明,就矢志不渝;目标既定,就勇干到底”,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忠贞不渝的志向。
被捕入狱 英勇就义
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国民党政府如秋后之蝉,在迁都广州的同时,指示各地做好“应变”准备,并给南京的公教人员发了一笔“应变费”。由于公交工人一直被视为“公教人员”,收入菲薄,生活困难,在这段时间里,不断以“停驶”等方式进行抗争。1月30日,钟泉周汇集职工意见,以政府要求“应变”为由,向公交当局提出发给“应变费”等项要求。2月12日,钟泉周主持召开了理事会扩大会议,根据广大职工的要求又向当局提出发放“应变米”等条件。由于迟迟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工人们在2月16日清晨开始举行罢工。当晚,反动当局就派特务闯入钟泉周家里翻箱倒柜地搜查,虽然一无所获,还是将他逮捕。被押走前,钟泉周亲切地叮咛怀孕的妻子保重身体,上囚车前还镇静地为妻子雇了车,同意她去公司责问:凭什么乱捕人。那天晚上,公交系统共有9名职工被捕。
钟泉周等人先被押至警察局,次日凌晨被押到警备司令部受审。军法处审讯人员对钟泉周威胁说:“你们这个案子连夜押到这里来审讯,是非常严重的。”随即将他们9人排在刑具间门口,用意是“不招供就马上会给你们用刑”。钟泉周等人深知斗争的残酷性,料到反动派即将灭亡时一定要作垂死挣扎,会更加疯狂地屠杀革命志士。他们面对敌人的威胁,大义凛然,在审讯时慷慨陈词。当审讯人员宣布他们犯有扰乱社会治安罪时,钟泉周冷静地加以驳斥:“我是全体职工选出来的,我为职工谋福利有何罪?”与钟泉周一起被捕审讯的战友顾伯康激昂地说:“你们以为逮捕我们就可以镇压工潮,简直是做梦,一个人被捕,千万个人会站起来的!”一起被捕审讯的战友王元在敌人面前高呼:“为大众谋利益,求生存,争自由,死也值得!死何可惜”他们还相互勉励:“不要怕,牙齿要咬紧,要经得起考验。”钟泉周对自己的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愤然疾书一封家信,信中声明:“家中一切,请同学曹淼照顾。”审讯人员目睹他们视死如归、毫不畏惧的英雄气概,一筹莫展,只好把9人集中在审讯室门口,恶狠狠地吼道:“你们招供也好,不招供也好,都是要枪毙的。”当天晚上6时,钟泉周、顾伯康、王元三人在江湾刑场英勇就义,钟泉周牺牲时年仅30岁。
钟泉周补充介绍
钟泉周(1919—1949),镇海柴桥镇(今属北仑区)人。早年学业于宁波新学会社(书店),后毕业于宁波中学,继进西南联合大学,参加爱国-。1944年加入中共领导的民主青年同盟,投身-。次年至上海,供职公交公司保养场,后被推任公司员工福利会理事长。上海解放前夕,组织公交工人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破孩大-。1949年2月16日被捕,次日与王元、顾伯康同时被害于江湾,人称“公交三烈士”。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题词悼念:“为中国人民事业而牺牲,永远为人民所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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