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联松

曾联松人物生平

1917年12月17日，曾联松出生于浙江瑞安一个并不富足的书香人家，祖父曾叙卿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父亲曾宇人是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先在杭州湾海塘水利工程处工作，后来调到了南京的“导淮委员会”。母亲沈炳娣出身名门,也粗识文字。

1928年从瑞安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县立初级中学校。平时勤奋习字练画，作为自己课余的爱好追求。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带领同学上街游行示威，宣传抵制日货。

1932年冬，从瑞安初级中学毕业后，来到了南京的父亲身边。

1933年考取南京中学高中部。他从父辈同事探讨技术和交流经验中，逐渐萌发了“科学救国”的思想。

1935年12月9日，曾联松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几十所大中学校组成的游行大军受到反动政府镇压，学生纷纷被打和被捕。南京中学被逐出南京，只好迁到镇江另辟校园。通过一系列的事实教训，曾联松认识到在反动政权统治下，单纯“科学救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高中毕业后，他放弃了理工专业，考上中央大学经济系，探求国弱民穷的病根，以振兴中华为己任。

1937年5月底，回家过暑假。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南京失守，中央大学跟着迁往四川。曾联松滞留家乡，参加瑞安县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开展活动。10月间，到重庆沙坪坝复课。中大黄大明介绍他参加“学生抗日联合会”。举办群众夜校，吸收社会上失学青少年来学习文化，教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形势。

1938年5月，黄大明介绍曾联松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任中大支部委员。10月，中共沙（沙坪坝）、磁（磁器口）区第一届委员会成立，曾联松任区委宣传委员。

1939 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大学支部第一任书记黄大明、第二任书记陈之晖相继去延安，由曾联松继任中共中大书记。

1940年9月，中共中央大学成立党总支，雍文远为总支宣传委员，由他与中大老支部书记曾联松单线联系。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重庆处在白色恐怖之下，曾联松离开重庆去皖南投奔新四军，经桂林、衡阳再到浙江金华、丽水等地，沿途闻知发生“皖南事变”，估计目前无法寻到新四军，便化名为“曾楫”暂作隐蔽，再图良策。

1941年6月，曾联松经人介绍，担任浙江省合作事业管理局派往云和县政府合作室的代理指导员。10月，浙江省合作金库调他任经济研究员。

1942年5月，省合作金库遭日机轰炸，后来因裁员失业。

1943年2月，中央大学同学勇龙桂来信邀他到常山，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浙皖办事处会计课长。10月，胆囊病发作，回瑞安老家养病。

1944年春，病初愈，被聘任瑞安中学历史课教师，任教三年半。

1947年5月，勇龙桂来信邀他赴沪共同参加知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在上海主持创办的“现代经济通讯社”工作。于是曾联松离开瑞中，到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担任秘书。原来该通讯社系中共直接领导和组织的秘密经济新闻机构，主要任务是搜集国统区的经济情报，向上级组织汇报。

1949年7月，响应全国政协筹备会征集国旗图案的号召，设计了五星红旗图案。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1950年9月，曾联松赴京开会，全国政协派人到他下榻的宾馆了解五星红旗设计情况。事后收到建国一周年观礼请柬，并附有观礼证一份，编号为台右九十七号。10月1日，应邀赴京参加国庆一周年活动，在天安门前观礼台上心潮起伏，口占《赴京观礼》七律一首：“乘风秋日走燕台，香拥红旗桂蕊开。巧夺天工遗玉宇，叨陪盛事萃英才。霞披牛斗留诗去，铠甲山河入画来。更喜月明燕赵夜，高歌万户一新醅。”11月，收到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录用其国旗设计方案的公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联松虽是一个公司的副经理，也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竟有人认为他设计的五星红旗有修正主义意识之嫌，遭到抄家。下放“五七干校”劳动两年后，被派往上海市日用杂品公司下属批发部当业务员。

1978年9月恢复原职，仍任上海市日用杂品公司副经理。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周年，曾联松经国务院批准应邀赴京参加庆典活动，再次登上观礼台。12月，增补为上海市第五届政协委员。

1980年，被任命为经济研究员。

1983年4月，当选政协上海市第六届常委。

1985年11月，经党组织批准，曾联松重新入党。

1987年，曾联松离休安度晚年，享受局级政治待遇。

1999年10月19 日，曾联松因久病医治无效于13时8分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逝世。《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温州日报》等新闻媒体都报道了曾联松逝世的消息。10月26日，曾联松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 中国革命博物馆、上海市政府、上海市委组织部，中共温州市委、市政府、中共瑞安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全体战士，上海武警一大队十中队国旗班，北京紫禁城影业有限公司等单位和个人敬献了花圈和花篮。10月28日，曾联松先生的骨灰安放在上海市烈士陵园骨灰存放大厅内。

曾联松主要事迹

召唤

时光回溯到1949年的夏天，在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做秘书工作的曾联松，不久前刚把妻子项佩瑜、大儿子一冲从家乡瑞安接到上海，安顿在华山路东段466号的职工宿舍里。这是一个荒芜了的小花园，树木参差，杂草丛生。曾联松一家人住在边上的一个小房间，外加一个小小的阁楼。虽然破旧，但对于当时的曾联松来说，已经十分满意了。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这家原属于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通讯社，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曾联松自己总觉得全身有使不完的劲，总想多做点什么。不久《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刊登了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他仔细读了几遍：祖国新生，群策群力，我为何不能一试？

据家人回忆，那段时间，曾联松下班以后天天把自己关在阁楼里，看看、写写、画画，就是吃饭也非得妻子三番两次地催促才肯下来，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以至于年幼儿子都对妈妈说，要不要带爸爸去看看病。

在日后的谈话中，他吐露了这段心路历程：“建立新中国，一直是萦回在我心头的愿望，看到她如旭日东升般展现在面前时，我能不为之兴奋吗？因此，当我从7月份的报纸上读到全国政协筹委会关于征求国旗的通知之后，即埋头于设计之中。”“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从事美术设计的，当时之所以不自量力，亦不计工拙，想到去设计国旗图案，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

然而，仅有一腔热忱还不够，对一个非专业人士来讲，要短时间内拿出设计的成品，并非易事。曾联松在回忆时说道：“当我一进入具体构思，便感到这不是易事，十多天里时而浮想联翩，时而伏案涂画，废弃的图纸有一大堆。”那则征稿启事被他不知看了多少遍，条例中对国旗图案的四项要求，他几乎能倒背如流：第一，要有中国特征，如地理、历史、民族、文化等；第二，要有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之比是三比二；第四，色彩以红色为主。

怎样才能在国旗设计中准确而全面地体现上述的要求呢？特别是其中一、二两项，曾联松认为这是国旗设计立意中的关键问题，从美学观点来说，任何一种图案的设计首先要有立意，就像一篇文章一样，没有正确的立意，文章就没有灵魂。新中国国旗的设计更需要一个准确、贴切而深刻的立意。现在这个难题就像一座碉堡拦在他前进的道路上，他一下子还找不到它的突破口。

曾联松的挚友张公度回忆：“有一天，他叫我上阁楼看一样东西，是用油光纸剪制的国旗图案。那五颗星在旗面上从左上角到右下角排列，五颗星是大星领头，依次四星排下来。他问我怎么样？我说这不成了领带了吗？一点不像国旗。他见我反对，自己也摇头了。"

创作

冥思苦想，终于有一日，一阵委婉深情的沪剧唱腔从窗外飘来：“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中国共产党……”曾联松反复默念“星星，星星……”突然找到了灵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当年红军帽上就有一颗红五星，用五角星这个革命的标志，来作为国旗的主体，不是很有意义吗?

经过十多天的绘图设计，他拿出初稿：以一颗大星导引于前，几颗小星环绕于后，象征众星拱北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小星象征广大人民，人民紧紧地环绕在党的周围。他还把五角星设计为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旗面红色相协调，且也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

接着，曾联松又经过反复推敲，苦苦构思，确定五颗金星恰当位置。他曾设想把大星置于旗面的当中，小星环绕在大星的四周。这样，视之端庄，但天地不够开阔，视觉局促、凝滞。有一次，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顿觉视野开阔：旗面犹如千里之广，金星居高临下，光彩闪耀，仿佛使人看到了星光映照大地，灿烂辉煌。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恰恰和我国疆土的几何图形类似，既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为了使整个图案更加突出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周围这一特征，曾联松设计了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跟大星的中心点联成一线，把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个历史的结论显示在旗上。凝视着这个图案，曾联松感觉庄严而显华丽，简明而具气势，顿时兴奋得手舞足蹈。

接着，曾联松又起草图案说明词：旗面为红色，象征祖国蒸蒸日上；五星为金黄色，象征中华民族的肤色（黄种人）；五星中的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星中的锤头、镰刀代表工农联盟）；四颗小星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象征中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五星构成椭圆形，象征中国疆土之形状。

事实上，曾联松确有一定的美术基础。在瑞安初中就读时，他受到美术老师、画家金作镐的熏陶，对书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中央大学读书时，曾联松经常去听宗白华教授的美学理论课，这些都为他后来设计五星红星图案，奠定了基础。多年以后，进入人生暮年的曾联松这样回忆：“我能设计出五星红旗，从小受美术老师金作镐先生的启蒙教育，至关重要。”

入选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国旗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诞生。 当曾联松在报纸上看到套红刊印的“五星布成椭圆形，大星导引于前，小星环绕于后，恰似众星拱北斗”的五星红旗图案时，他不敢相信这是自己设计的作品。

直到1950年11月，曾联松收到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一封信，被正式告知自己是国旗的设计者。信中写道：

曾联松先生：

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五百万元（编者注：约折合今五百元），分别交邮局及人民银行寄上，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深切的敬意，收到后希即见复。

此致

敬礼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

一九五O年十月卅一日

曾联松的复函如下：

径复者：

惠署，政协纪念册、奖金人民币五百万元均已先后收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内容是全国人民在毛主席及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之下创造出来的，国祺的形式是政协会议所决定，因此我对国旗的设计是谈不上什么贡献，但承中央人民政府这样重视地予以奖励，觉得非常荣幸，特致谢意。

此致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

曾联松

一九五O年十一月七日 上海

在特殊的年代，曾联松并没有因为设计了五星红旗而幸免于难，少吃苦头。1957年“反右”时，曾联松因为在茶杯上抄了段列宁的“少说漂亮话，多做点实事”而被打进了“黑名单”。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戴上了“叛徒”“地主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帽子，被揪斗抄家，后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但这一切改变不了他的赤子之心。曾联松曾经是中共党员，早在中央大学参加学生运动时，就由同学黄大明介绍入党。但在1940年2月，因为国民党制造白色恐怖，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他接到紧急转移的通知，连组织关系都没来得及带就匆忙离开了重庆，从此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曾联松就开始重新申请入党，36年中，他先后打了五次入党报告，已经退休了，他还在继续申请。

197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30周年时，曾联松再次受邀赴京参加国庆活动。1985年11月，已经68岁高龄的曾联松，终于被批准重新入党，并作为特例不需要预备期，从入党那天起就是正式党员。这时，他已经二次中风，走路都不太方便了。

1987年曾联松离休后，虽然享受局级待遇，但他没有闲着，经常去部队和学校，为广大战士和青少年学生讲述自己的爱国经历，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激励人们更好地传承革命传统，建设好国家。

他用一辈子的生命追求一个信念：不管人生境遇如何，不忘初心，不改赤子情。正如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自念一生坎坷，书剑无成，贡献很少，报国不多。每临清苦能‘信念’不移。值此国际风云多变，幸中华自强，国运亨通，柳暗花明，经济振兴，令人欣慰。”

曾联松后世纪念

1999年6月，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举行《共和国之旗》首映式，以充满爱国主义的情调讲述了五星红旗的诞生过程。1998年6月21日，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将第三届“电影创作源泉奖”授予电影《共和国之旗》的主人公、五星红旗设计者曾联松先生，并邀请曾参加过第一届政协会议的雷洁琼女士颁奖。曾联松因病住院，特派长子曾一冲代领。

1999年9月，瑞安市政府在飞云江畔的外滩为当时尚在世的曾联松建起了一座铜制塑像。铜像由沪上著名雕塑家潘学修设计，商1.2 米，宽1.1米，那身披大衣、凝神思索的造型，再现了曾联松当年凝神贯注设计五星红旗图案的不朽形象。在铜像下方的赭红色花岗岩基座正面，镌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设计者曾联松铜像”的金字；基座侧面，刻着其生平简介。每年国庆节期间，瑞安外滩曾联松广场总是人山人海，武警瑞安边防大队、瑞安各中小学等单位，都会在曾联松铜像前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许多市民都会自发到现场参加活动。瑞安人民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曾联松这位乡贤的特殊感情，对伟大祖国母亲的美好祝福。

2004年9月23日上午10时30分，上海市政协隆重举行曾联松骨灰入嘉定长安墓园暨铜像揭幕仪式。曾联松墓地两米高的墓墙用瓷砖镶嵌成五星红旗，右侧是他年青时半身铜像，铜像基座有其手迹：“一得之愚献祖国，五星旗海壮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