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森玉

徐森玉人物生平

青少年时

少读家塾，后就读于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后中举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考入山西大学堂，读化学。在校期间，即著有《无机化学》和《定性分析》，校中称为“奇才”。山西大学堂监督（校长）宝熙十分赏识他的才华，经常邀他鉴赏古物，共同探讨、考证、鉴定、研究文物，从而奠定了他成为文物鉴定家的基础。历任奉天测图局局长、清廷学部图书局编译员。民国建立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1924年11月，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后任北平图书馆采访部主任。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参加主持故宫文物南运。抗日战争时期，定居上海，与张元济、郑振铎、张寿镛、何炳松等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多方寻访、购置散落于沦陷区濒于危境的珍籍善本，予以妥善保护。

建国后

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兼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一生为查访、发掘祖国文物奔走天南地北，发现大同的辽代古寺、赵城的元代戏台、房山石经山唐代地契、北京的元代阿拉伯式浴池、蓟县唐代寺庙、三门峡摩崖石刻等，尤其是赵城古寺藏的多达44卷的石刻大藏经，更是稀世之珍宝。为国家征集鉴定大量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其中有晋代王献之，宋代司马光、苏轼的真迹，春秋、战国和商代的青铜器，殷墟出土的一批甲骨片，秦汉以来的不少帝皇印玺等。居沪30余年，积集书籍15000余册。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遭残酷迫害。

1971年5月19日，徐森玉在上海含冤去世。

徐森玉与国宝

徐森玉毕生为文物、古籍的保护作出了卓越贡献。

抗日战争开始，北平沦陷前夕，他将北平图书馆珍藏的一批善本书和唐人写经8000多卷，抢运到上海保存。上海沦为“孤岛”时期，他又与郑振铎一起几次设法转移，才未遭日军掠走。

抗日战争初期，他冒险潜回北京，与孙仲章共同策划将尚陷北大研究所的“居延汉简”2万余枚秘密运出北平，寄存香港大学图书馆。民国27年（1938年）春，不辞艰险，押运故宫文物转移至后方安全地带。途经贵州安顺，由于车祸事故，足部受伤致残。“孤岛”时期上海不少珍贵古籍流失海外。上海文化界著名人士张元济、郑振铎致电重庆，要求政府抢救古籍。民国28年底，他受重庆方面委派赴沪收购善本图书。历时七个月，与郑振铎一起竭尽全力抢救举世闻名的藏书家——刘氏嘉业堂、张氏适园、刘氏回海堂、陶氏涉园、邓氏凤西楼等所藏珍贵版本古籍，拣选、收购了一大批，而且冒险将最精的82部宋元版本502册，亲自携带经香港转运至重庆，为保护祖国古籍作出了贡献。

抗战期间得悉日本帝国主义计划抢走山西赵城的金代刻本《赵城藏》佛经4000多卷，为了避免这批国宝落入日军手中，他通过郑振铎转告中共地下组织，终于由山西的八路军派出一支队伍赶赴赵城，把这批珍贵文物抢救了出来。

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逃往台湾，行政院下令故宫博物院把珍贵文物造册上报、装运台湾，遭徐森玉反对。国民党五个部门联合聘请他赴台湾主持文物工作，他却婉言谢绝，毅然留在上海。

徐森玉与二希帖

解放初期，徐森玉参与筹备建立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他利用自己与国内收藏家的关系，运用本人鉴别专长，全力以赴开展了文物征集工作，访求文物珍品、善本图书，为博物馆、图书馆收购了大量稀世之宝。1951年，为了征购晋王献之《中秋帖》和王询《伯远帖》，亲自陪同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赴澳门，将《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中的“二希”购归。此外，他还在上海的银行保险柜中，发现了太平天国的重要文物“天王玉玺”两方，后调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徐森玉在担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和上海博物馆馆长期间，征集了晋王献之《鸭头丸帖》、唐怀素《苦笋帖》、宋司马光《手迹》、宋苏轼《文同合卷》、宋拓孤本《凤墅帖》、《郁孤台帖》和明天启刻《萝轩变古笺谱》等，均为稀世珍品。

1962年，经徐森玉动议和督促，将密封在铁箱内30多年的宋刻龙舒本《王文公文集》玻璃版底片从故宫博物院找出来，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予以影印出版，为古文献的整理、保存作出了贡献。

由于徐森玉对文博工作的重大贡献，中央文化部于1962年12月21日上海博物馆建馆十周年时为徐森玉颁发了奖状。

徐森玉社会评价

中国文物学与文献学的“国宝”

徐森玉先生被尊为“国宝”，是当之无愧的。徐先生是我国杰出的文物学家和文献学家，他与鲁迅先生同龄，曾经是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时的同事。他见多识广，满腹经纶，有些还是“绝学”。但他一生谦虚低调，不喜撰述，很多学问未能通过著作留存下来。因此，知道徐先生名字和学术贡献的人并不多。8月17日是徐先生诞生130周年纪念日，今年也是他逝世40周年纪念，我们应该怀念他，彰扬他的精神。

带伤赴上海抢救古籍文献

在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曾亲切地握住徐森玉先生的手，称他为“国宝”。最早向周总理介绍和推荐“国宝”徐森玉的，应该是郑振铎先生；而最早尊称徐先生是“国宝”的，也正是郑先生。二十多年前，我受唐弢先生的委托，整理郑振铎致唐弢的四十多封信（后发布于《新文学史料》上），在1951年6月11日的信里看到郑先生这样说：

森老为今之“国宝”，应万分的爱护他。别的老人们徒有虚名耳，他乃是真真实实的一位了不起的鉴别专家，非争取他、爱护他不可。他是一个“全才”，他的一言，便是九鼎，便是最后的决定。应该争取做他的徒弟，多和他接触，多请教他。如果他离开了上海，文管会准定办不成，且一件东西也买不成。

当时是建国之初，百废待兴。郑先生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负责新中国的文物考古、图书馆、博物馆工作。唐弢时任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副处长，而徐先生则为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后来又任上海博物馆馆长）。郑先生此言，充分体现了对森老极大的尊重。我最初读到这些话时，还有点怀疑郑先生对森老的评价是否夸张。随着我研究的深入，越来越体会到，郑先生对徐先生敬重有加，不仅因其学问，更因其爱国精神。

郑先生与徐先生至迟当在1930年代初就相识了，但他们互相深知对方，结成忘年（徐与郑父同龄）之交，则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抗战初，徐先生在内地负责故宫文物和北图珍本的转运和庋藏，郑先生则在上海参与领导文化界救亡运动。川黔山路崎岖，为保护国宝，徐先生连腿也跌断了。而在“孤岛”上海，郑先生除了公开的抗日活动外，还与张寿镛（光华大学校长）、何炳松（暨南大学校长）、张元济（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等人秘密发起组织了一个抢救保卫民族文化的“文献保存同志会”。他们争取到在重庆的政府管理的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即原“中英庚款董事会”）的拨款，用于为国家抢救珍本图书。郑振铎等人将三十多年前沾满了中国人民血泪的“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用来秘密抢救再次惨遭帝国主义抢掠的中国古籍文献。

“同志会”紧张工作了近一年，徐先生由重庆方面特派，不顾腿伤，冒险来到上海，参与这项秘密工作。1940年12月18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以下凡所引郑致张信，今均存北京国家图书馆）中写道：

“昨日下午，渝有专人来，已至敝处接洽过。此君为熟友，即徐森玉君，名鸿宝（乞秘之），现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他们再三的托他来此一行。有许多话要谈。”从此，郑先生便与徐先生几乎日夕相处。

12月21日中午，徐森玉、何炳松、张咏霓三人应约至郑家聚餐，决定将当时收购的图书装箱后，均由郑、徐二先生共同签字贴封为凭。23日，由郑振铎化名“犀谛”（从其笔名“西谛”来）、张咏霓化名“子裳”（从“霓”字来）、何炳松化名“如茂”（从“松”字来），联署发电报给重庆的中央图书馆负责人（时尚未正式任馆长）蒋复璁，并转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第一句话就是：“森公已到，谈甚畅。”（以下凡所引致重庆电、信，今均存台北“国家图书馆”）年已六旬的徐先生还与郑先生一起去嘉业堂等处鉴定和挑选图书。

1941年2月20日，何炳松致蒋复璁信说：“此间事实际奔走最力者，当推西谛兄。……自森公驾临后，日夕与西谛兄商讨新本，检点旧藏，逐书经眼盖章，劳苦功高，同人极为心折。”当时，徐先生和何先生都给重庆当局去信，认为郑先生最辛苦，应该给他一点补贴。此事被郑先生知道了，2月26日，他也给蒋先生写了一封长信，说：“森公在此，每事请益，获裨良多，至感愉快！几于无日不聚，聚无不长谈。奇书共赏，疑难共析，书林掌故，所获尤多，诚胜读十年书矣。惟近有一事，殊使弟深感不安，为弟之立场计，不能不慎重声明素志。盖顷从某友许获悉森公曾去函尊处，述何先生意，欲按月付弟以若干报酬。此事殊骇听闻！弟事先毫不知情……”郑先生坚决谢绝了徐先生等人的好意，徐先生深受感动。

至6月，一部分珍本已分批邮寄到香港，由郑先生老友许地山等人收下暂存，然后再设法运往重庆。郑先生打算亲自赴港办理转运等事，徐先生也想转道香港回内地。12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中说：“我大约本月底即将动身。森公归心如箭，亦将同行。”今在台湾还保存着24日郑先生起草的发给蒋复璁的密电：“公是货（按，宋人刘敞有《公是集》，‘公是货’暗指所购刘晦之善本书）已运港，急待点交，拟推谛于便中南行，专办此事……森公亦决意内行者，与尊处专员面洽尤佳。馀事俟谛返后续运。”

后来，徐先生于7月24日乘船离沪赴港，郑先生则因工作实在走不开。他后来在《求书日录》中回忆说：“国际形势，一天天的紧张起来。上海的局面更一天天的变坏下去。我们实在不敢担保我们所收得的图书能够安全的庋藏。不能不作迁地为良之计。首先把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八十多种，托徐森玉先生带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飞机运载到重庆去。这事，费尽了森玉先生的心与力，好容易才能安全的到了目的地。”

徐先生这次在上海，与郑先生并肩奋战了七个多月，离开时还毅然承担了保护和携带两大箱“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的艰巨任务。7月25日，郑先生执笔的郑、张、何三人化名联署致蒋复璁的信中特地提到：

森公最为谦抑，且富苦干精神，处处愿意自己吃亏，而不肯妄耗一文公费，诚今之圣人也！得聚首多时，实为平生幸事。

郑先生等人称徐先生为“今之圣人”，这是何等崇高的评价。9月11日，郑先生执笔的郑、张、何三人化名致蒋信又提到：“最精品八大包，森公已由港航运尊处……现寄递各书，均系由森公独力负责。写中英文书目及付航邮各事，均是森公亲自料理。投寄时，森公竟立候数小时之久！可佩，可感！馀书装箱起运，亦系森公独自主持。犀（按，即郑振铎）本约定与森公同时南行，因此间琐事极多……竟不能与行，未得稍分其劳，心中至为惭愧不安。装箱事，闻已工作二十余日，尚未完毕，可想见其麻烦琐细，非森公之耐苦耐劳者，决难从事也。”

“一切看在书之面上”

徐先生刚走，郑先生立即又面临抢救收购南浔张芹伯的大批极其珍贵的适园（又称菦园）藏书之重大战役。今见8月26日郑先生致徐先生信说：“此事如成，我辈之工作便无多大重要者矣……为民族文化计，我辈决不辞劳瘁，不畏艰苦。亦书生报国之一道也……回想先生在此，事事得以请益。甘苦与共，回味犹在。今复何可得乎？先生能再来一行乎？深盼能有此一日！”这批书价钱昂贵，必须说服政府拨给巨款，而重庆官方“识货”的人不多，徐先生回到内地正好发挥了重要作用。10月7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中说：“昨得森公自渝来一‘江’（按，即3日）电，云：‘芹货决购，款即全汇’。”此事实非同小可！今在台湾看到当时教育部有“为奉主席代电令，仰该馆（按，即央图）迅即鉴定收购南浔张氏适园藏书具报”之文件，可知收购适园书之事还一直通到了蒋介石那里。

经费问题虽然终于解决，但郑振铎在前方与张氏的议价谈判却反反复复，一波三折，极其艰难。直到10月22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中还说：“闻芹书有某方向之接洽说，时刻有变化发生……如芹货竟为某方所夺，关系非浅！”“某方”当然是指敌伪。而翌日，郑与张、何三人化名联署致蒋复璁的信中，终于报告大事成功，并附《希古堂与张芹伯订立购买菦园全部藏书合同》。今在台湾见到这份郑振铎手写的信和合同，“希古堂”无疑是“同志会”的一个化名。信中说：“此合同可于今日下午或至迟明日下午签订。签订后，乃可放下一件心事矣！数月辛勤，告一结束，殊可自慰也……俟合同签妥后，当即进行潘货（按，指宝礼堂宋元版藏书）……又闻瞿氏兄弟有分爨说，藏书（按，指铁琴铜剑楼藏书）亦将剖分为三。剖分后，恐必不能保。此必须设法罗致之者！祈尊处留意及之为荷！”可见，当时他们的这种没有硝烟的战斗又有多么紧张。

适园藏书一役结束后，11月13日深夜，郑先生以非常漂亮的彩印笺纸，用毛笔给徐先生写了一封充满深情的长信：“……芹货业已成交……此实二十年来一大事也……然非先生之力不及此。敬当代今后百世之黄炎胄裔向先生致最恳挚之谢意也！检点、搬动，一手任之。若饮醇酒，陶然自醉。于时人声寂寂，家人皆倦眠。窗外月色至佳，莹晶一片，益增静谧之感。然同赏者何在乎？得意会心，相视而笑者复有何人乎？先生西行，斐云（按，指不久前曾来沪的北图赵万里）北去，孤独之叹，与日俱增，而此时尤甚！人皆知黄校黄跋之可贵，然知其可贵之处究竟何在者，有几人乎？曾约数公阅书，但均似不甚热心。深感败兴也……然书款殊为拮据，支付尤为麻烦。独力应付，挖肉补疮，先生当能想见其困难之情形也！呜呼！一书之获，岂易事乎？何莫非以血以汗争得之者！愤懑之极，每思放手。然一念及先生‘一切看在书之面上’一言，则又勉强支持下去矣。且摩挲陈编，益念责任重大，则又不得不独肩其难也……”在这封信中，郑先生把徐先生视为抢救文献的知音。他受尽委屈，但只要一想到徐先生说的极其朴实的“一切看在书之面上”一语，就又坚持下去。他满怀激情地说，今后百世之黄炎胄裔，都应该向徐先生致以最恳挚之谢意！

再次秘赴上海保护珍贵图书

郑先生写信后不到一个月，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当天，上海彻底沦陷，“同志会”的抢救工作被迫停止。从1940年春至此，他们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为国收书，郑振铎《求书日录》中记载：“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虽然不能说‘应有尽有’，但在‘量’与‘质’两方面却是同样的惊人，连自己也不能相信竟会有这末好的成绩！”在郑先生的战友、鲁迅夫人许广平被日军逮捕后，17日，郑先生在一位前辈那里商量了改名易姓等事，从此他离家秘密隐居，直到抗战胜利。就在同一天，在重庆的徐先生给蒋复璁写信说：“现平方全馆（按，指北图）业被伪组织接受，势将及沪存之书，欲避此难，惟有照西谛兄分藏办法，将此三百数十箱分移多处民房中密藏……弟拟变易姓名，穿过各沦陷区，秘赴沪一行，专办此事，延此将绝之慧命。年逾六十，崦嵫之岁月，已不足惜。韩冬郎诗云：‘偷生亦似符天意，未死深疑负国恩。’弟尝讽诵此句，深自引愧。设此役完成，则此疑亦决矣！”徐先生从民国初年始，就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当时，北图也有不少书秘密运存在上海。徐先生为此忧心如焚，不怕牺牲，要求潜回上海去保护这些图书，充分表现了他的崇高的爱国精神。此时化名转入地下的郑先生十分想念徐先生，曾多次冒险化名给徐、蒋写信。今见1942年1月26日他化名“犀”给蒋复璁的隐语信：“前上一函，谅已收到。此间一切安宁，家中大小，自菦翁（按，暗指张元济，借藏书家张菦圃名而来）以下均极健吉，堪释远念。家中用度，因生活高涨，甚为浩大，但尚可勉强维持现状耳。现所念念不释者，惟港地亲友之情况耳。公是一家（按，暗指运港之善本书），是否平安无恙，尤为牵肠……一家离散至此，存亡莫卜，终夜彷徨，卧不安枕……致圣翁（按，指徐森玉）一函，乞代转致。”令我惊喜的是，郑先生托蒋先生转致“圣翁”的那封隐语信，我在台湾也看到了！信中说：“前上二函，已收到否？闻有东来意，殊为焦急。盖以关山修阻，又值严冬天气，高龄跋涉，殊不相宜也。此间亲友安吉如恒，尊寓大小，亦极为平安。敝处自菦翁以下亦均托庇健安，堪以告慰。守君一家（按，守君指北图负责人袁守和，这里指该馆存沪图书）亦尚好，惟以守不在家，妇孺辈未免乏人照料耳。闻北寓已由启君（按，指又名启明的周作人）代为料理，其长公子则已远行，情形亦尚好（按，暗指善本书已运美国）。先生与守为四十年老友（按，暗指徐森玉与北图有三十年深厚关系），自不免罣念，古道热肠，令人感泣！今世但有锦上添花，不闻雪中送炭，先生之情谊，守君家中人闻之，五中感激！惟究竟途程多阻，尚恳保重身体，勿急急来此为要！春暖不远，四五月间来，当不若冬日之风雪载涂也。”

原来，郑先生在上海也听说了徐先生想冒险来沪的打算，钦佩之余急忙去信劝阻。后来，徐先生在1942年3月上旬秘密潜赴上海。徐、郑两先生又一起在日寇的眼皮底下，互相激励，坚守崇高的民族气节。

1970年，台湾的牟润孙先生撰写了《徐森玉先生九十寿序》，提到徐先生：“战时以维运古物，至于覆车折腿，复间关奔走，鸠集志士，搜采书籍于东南，厥功尤伟……世有良史，将载诸国乘以彰其功绩也必矣。”我们今天的文史工作者，也应该将徐森玉、郑振铎这样的先辈“载诸国乘以彰其功绩”。

钱钟书赠诗赞扬

徐森玉的大智大勇令人钦佩，因此钱钟书先生才会充满深情地写了《徐森玉丈（鸿）间道入蜀话别》：

春水生宜去，青天上亦难。

西江望活鲋，东海羡逃鳗。

送远自崖返，登高隔陇看。

围城轻托命，转赚祝平安。

（现收入《槐聚诗存》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