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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

曹聚仁人物照片

兰溪名人曹聚仁介绍

民国记者、作家

曹聚仁(1900—1972),民国记者、作家。浙江金华浦江墩头镇蒋畈村(今属浙江金华兰溪梅江镇蒋畈村)人。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1922年到上海,任教于爱国女中、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曾主编《涛声》《芒种》等杂志。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战地记者,曾报道淞沪战役、台儿庄之捷。1950年赴香港,任新加坡《南洋商报》驻港特派记者。50年代后期,主办《循环日报》《正午报》等报纸。后多次回内地,促进祖国统一事业。著有《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万里行记》《现代中国通鉴》等。

曹聚仁人物生平

曹聚仁(1900-1972年),字挺岫,浙江省浦江县南乡蒋畈村(今属浙江兰溪市)人。1916年秋,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中任学生自治会主席,主编《浙江新潮》。

1922年来到上海,创办沧笙公学,并在爱国女中任教,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长期撰稿。1923年5月,与柳亚子等人成立“新南社”,并成为章太炎入室弟子,在上海文化学术圈声名鹊起。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曹聚仁和朋友们创办《涛声》《芒种》等刊物,为《社会日报》写社论,为《申报》副刊《自由谈》撰稿,再次成为上海望平街的活跃人物,与鲁迅等交往甚密。1934年与陈望道等合编《太白》期刊,任《太白》月刊编委。1935年,主编《芒种》,反对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鲁迅主动投稿予以支持。同年,他与邹韬奋、沈钧儒等成为抗日救国会11名委员之一。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曹聚仁“脱下长袍,穿起短装,奔赴战场”,开始“书生有笔日如刀”的战地记者生活。由于他对淞沪战场出色的现场报道,不久被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聘为战地特派记者。曾首报台儿庄大捷和首次向海外报道“皖南事变”真相,1941年,在江西赣南的蒋经国邀其创办《正气日报》,任总编辑,使该报成为当时东南三大报之一。抗战期间,他巡游东线战场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写下了大量的新闻报道、人物通讯和战地杂感,广为《东南日报》《前线日报》《大刚报》《立报》(香港)、《星岛日报》(香港)等报刊登载,部分内容甚至编入战时教科书。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论功颁奖,曹聚仁获得“云麾胜利勋章”。他重新回到上海,过起编报、教书的生活。他起初负责《前线日报》编务,后因国共关系愈加复杂,导致言论、报道无所适从。便把新闻工作重心转移到香港《星岛日报》。作为《星岛日报》的外勤记者,这份境外报纸为其采写和发表通讯提供极大便利。从此,他迎来了新闻生涯中“伟大长篇通讯的黄金时代”。

早在1943年春,曹聚仁即与商务印刷馆的王云五先生会晤,透露自己准备编写战史的计划。1946年夏天,曹聚仁蜗居上海家中,埋头撰写《中国抗战画史》,舒选配图片,半年时间完成编撰工作。1947年5月,《中国抗战画史》由联合画报社正式印行。

1950年,曹聚仁赴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并主办《学生日报》《热风》,还为新加坡《南洋商报》写特约文章,1959年后同林霭民合办《循环日报》《循环午报》《循环晚报》。在此期间,曾担任国共特使频繁往来于海峡两岸。

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在澳门逝世,周恩来总理盖棺定论称赞他为“爱国人士”,并指示“叶落归根”。骨灰送至南京,安葬于雨花台侧望江矶。后移葬于上海福寿园陵园。

曹聚仁人物经历

1900年6月26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月三十日酉时),出生于浙江省浦江县蒋畈村(现为金华市兰溪市梅江镇)。

1904年——1911年,在父亲曹梦歧先生创办的育才学堂学习毕业。

1915年——1921年,考进浙江省第一师范学习毕业 , 师从单不庵、陈望道等。

1922年——1937年,在上海各中学大学任教,期间奋发投稿并创办积极报刊《涛声》,踊跃活动于上海文学界,与李公朴、史良等为救国会领导人之一。1927年与鲁迅相识后成为文友 。

1937年——1945年,为战地记者,1938年4月7日“台儿庄大捷”由其先发。同年受中央通讯社聘任为战地特派员。1939年在皖南相识叶挺,陈毅将军。1941年受蒋经国委托,创办《正气日报》等。

1945年——1950年,在上海各大学任教,拒台留陆迎接解放。

1950年——1972年,在香港有关报刊谋职,并创办《新生年代》《热风》《循环日报》等刊。期间数次回大陆,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多次接见。1972年7月23日病逝于澳门。按周恩来总理指示“叶落归根”,安葬于南京雨花台侧望江矶。后移葬至上海福寿园陵园。

曹聚仁人物轶事

单《鲁迅全集》《书信》就收了鲁迅致曹聚仁的二十五封半信。鲁迅逝世时,曹聚仁集鲁迅诗意写成挽联:

文苑苦萧条,一卒彷徨独荷戟;

高丘今寂寞,芳荃零落痛余香。

为了更好地纪念鲁迅和学习鲁迅,曹聚仁与夫人邓珂云编印了《鲁迅手册》(1937年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1946年上海博览书店重版),1956年,曹聚仁在香港又写了《鲁迅评传》,1967年又编著了《鲁迅年谱》,加上他所写的回忆、研究鲁迅的20余篇单篇文章,字数总在百万字以上。曹聚仁一生著作等身,却经历坎坷。据曹先生回忆,所作文字达四千余万言,结集出版的就有80余种。曹先生1950年只身赴港写作谋生,直至1972年在澳门病逝。这样一位著名作家、记者、文史大家,却被忽视了三十余年(自1950年至1983年,未出版过曹聚仁任何一种著作)。从1983年起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了第一本曹著《我与我的世界》之后,即有19家出版社出版了20余种曹著,曹研专著有5种,台湾、香港近20年中,也出版了曹著近10种。

1999年6月26日,有关人士在北京发起成立了中国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经有关部门批准,中国现代文化学会曹聚仁研究会于2000年3月在北京成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也先后成立了“曹聚仁文库”,曹聚仁家乡浙江兰溪更是创办了曹聚仁学校、曹聚仁陈列室等,还将修复曹聚仁故居,建立曹聚仁纪念馆等。曹聚仁的学术成果和他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而奔波的爱国主义精神,日益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2002年7月23日是曹聚仁在澳门逝世30周年,曹聚仁研究会积极筹办系列研究纪念活动。

时下学界,已有许多人开始关注曹聚仁与鲁迅关系及曹聚仁的鲁迅研究成果。南京李伟著《曹聚仁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有“曹聚仁与鲁迅”一题,以数万言的篇幅,介绍了曹聚仁与鲁迅的交往始末。另外陈漱渝、古远清、李勇、赵敬立、周国伟、房向东、吴长华等都写有研究或纪念专文。

曹聚仁把鲁迅、周作人周氏兄弟视为知己,与周氏兄弟同时保持着数十年的亲密关系。周作人解放后在海外发表文章、出版著作,多由曹聚仁催生,在《新晚报》《南洋商报》(新加坡)连载,最后结集出版的。此书稿的校对,也是曹聚仁承担的。曹聚仁与周作人的往来书信多达300余封(1973年香港南天书业公司出版了《周曹通信集》(第一辑、二辑)。正如钱理群在《曹聚仁与周作人》一文中所说:“或许‘曹聚仁与周氏兄弟的关系’将给人们提供一个理解曹聚仁思想、学术以及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极好视角。”

鲁迅写给曹聚仁的信,收在《鲁迅全集》的《书信》中,读者较为熟悉。而曹聚仁寄给鲁迅的二封信以及寄给许广平的一封信,却鲜为人知(其中两封虽已收入周海婴编的《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但印数太少,流传不广)。今将这三封信按时间先后抄在下面,以飨读者。

另一种蜜蜂

陈思

罗怃先生:

读了先生所开示的两个意见,恍若有悟。

打胡圣人胡博士胡适之先生(本该依北例称大人,依南例称老爷;这几天,有人去访胡圣人的,下人总说老爷不在家。)说起罢,天字第一号来路货,文哲科玄无所不通,尤其通政治经济、一副爱国爱民的热肠,一股独立不倚的精神;自然罗,这是比意大利蜂还要名贵的美国蜂!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吃稻浆之类:他雍雍穆穆,穿燕尾服进膳堂,吃“庚款”,吃“委员廉”,吃“板

税”;“庚款”有如枇杷花蜜,“委员廉”有如苜蓿花蜜,“板税”有如栀子花蜜,一年四季,吃得饱腾腾。和美国蜂一样名贵的,还有六陆蜂和英国蜂,差一点的还有日本蜂;这些都是蜂种,都是替中国来酿蜜的。

蜂种初到中国,叫做洋状元,据说洋状元比菩萨还灵,所以不久一个个都成为偶像,胡圣人就是最大最大的偶像,有如蜂种中之龙种。龙种理合子孙振振,南边北边传了一些龙种,叫做“学者”,能和胡博士一样做《新考证学》,吃“教授廉”。其他那些蜂种,也在各处繁殖了一些学士之类;那些学士蜂,又在各处繁殖一些毕业生,--古名为“士”,今语为知识分子。外国蜂种一脉相传,都是顶会酿蜜的好种。据说外国蜂种,都有架子,哈佛架子,哥伦比亚架子,牛津剑桥架子,至少有一个“近脱而满”架子;所以我说外国蜂无论如何只去采蜜,不会去吃稻浆的。

至于“数匹甚至十余匹一涌而入,因为争,将花瓣弄伤,因为饿,将花心咬掉”的情形,我直到看了先生的信,才豁然开悟的。不过那一定是学士蜂或毕业生蜂之类,外国蜂决不会有这样荒唐,我敢以人格担保。至谓外国蜂会去吃稻浆,我更抵死不能承认。君不见胡博士写写意意又远渡重洋,出席会议,登台讲学,比马融而威风,追仲尼以布道,岂有天天吃枇杷花蜜的,会去吃稻浆吗?

先生说:“中国倘不设法扩张蜂蜜的用途,又同时开辟果园农场之类,而一味出卖蜜种以图目前之利,养蜂事业是不久就要到了绝路的。”私心也未便苟同。蜂冬天缺粮的时候,养蜂的会用糖水去喂养,外国糖比蜂种还要多,何妨一批批借过来喂蜂种呢?

再等候先生的开示:专此,并候著祺

陈思 六月十九日

此信刊于1933年6月24日《涛声》第二卷第二十四期(总第六十期)二、三版。在此前,鲁迅有《“蜜蜂”与“蜜”》一文,亦附录于下:

“蜜蜂”与“蜜”

罗怃

陈思先生:

看了《涛声》上批评“蜜蜂”的文章后,发生了两个意见,要写出来,听听专家的判定;但我不再来辩论,因为《涛声》并不是打这类官司的地方。

村人火烧蜂群,另有缘故,并非阶级斗争的表现。我想,这是可能的。但蜜蜂是否会于虫媒花有害,或去害风媒花呢,我想,这也是可能的。

昆虫有助于虫媒花的受精,非徒无害,而且有益,就是极简略的生物学上也都这样说,确是不错的。,但是在常态时候的事。假使蜂多花少,情形可就不同了,蜜蜂为了采粉或者救饥,在一花上,可以有数匹甚至十余匹一涌而入,因为争,将花瓣弄伤,因为饿,将花心咬掉,听说日本的果园,就有遭了这种伤害的。它的到风媒花上去,也还是因为饿的 缘故。这时酿蜜已成次要,它们是吃花粉去了。

所以,我以为倘花的多少,足供蜜蜂的需求,就天下太平,否则,便会“反动”。譬如蚁是养护蚜虫的,但倘将它们关在一处,又不另给食物,蚁就曾将蚜虫吃掉;人是吃米或麦的,然而遇着饥馑,便吃草根树皮了。

中国向来也养蜂,何以并无此弊呢?那是极容易回答的:因为少。近来以养蜂为生财之大道,干这事的愈多。然而中国的蜜价,远逊欧美,与其卖蜜,不如卖蜂。又因报章鼓吹,思养蜂以获利者辈出,故买蜂者也多于买蜜。因这缘故,就使养蜂者的目的,不在于使酿蜜而在于使繁殖了。但种植之业,并不与之俱进,遂成蜜多花少的现象,闹出上述的乱子来了。

总之,中国倘不设法扩张蜂蜜的用途,及同时开辟果园农场之类,而一味出卖蜜种以图目前之利,养蜂事业是不久就要到了绝路的。此信甚希发表,以冀有心者留意也。专此,顺请著安。罗怃

六月十一日

刊于《涛声》第二卷第二十三期(1933年6月17日出版)三版,并收入鲁迅《三闲集》和《鲁迅全集》。

曹聚仁致鲁迅

鲁迅先生:

我要写寄先生的信,这是第三封。前二封,有一封是在西湖上写的,知道先生正在病中,我不应该以个人精神上的苦闷来麻烦先生,终于搁着没发。近读先生复懋庸的信,知道先生已康复了。

我的精神上的苦闷,自今春被出卖一次以后,自己总想找一出路;半年来决心多学习一点,也教多一点书,但其没有出路还是依然,以前想访先生谈一谈,即是为此。现在且不去说他。

先生复懋庸的信中,几处提到《社会日报》;好象《社会日报》所载那些文坛消息,颇有和懋庸等一吹一唱的痕迹,我想为《社会日报》向先生表白几句。我和《社会日报》发生关系以后,颇想使它向上,劝灵犀②先生把第三版专刊文艺界消息的地位改载国内社会通信,事实上虽未完全做到,文坛消息的确逐渐减少了。而且我请他特别注意几个熟人的消息,格外慎重一点。我所以主张不刊文坛消息,因为一则文人的花样很多,知道利用新闻自吹自捧或攻讧别人,报中既无专人采访,道听途说的十有八九不可靠;二则文人的吃饭睡觉,相骂打架没有告诉读者的价值。先生所举的那些消息,当然有写寄的人,不过我敢说决非《社会日报》的珍闻,大概市场中有此传说,寄稿的人就有此新闻,未必有什么作用罢?我自己绝对不写文坛消息,懋庸也从来不曾写过,这一点,请先生谅解一点。

上半年,我是给功课忙得昏天黑地,近月则心乱如麻,百凡不安定;几乎变成“不知有汉,遑论魏晋”。和懋庸同处一屋,一月间也难得碰头。上月末,有一天懋庸说要写一封信劝劝先生,劝先生不要被别人包围,又说先生在病着,不写了罢,我因为对于这回争论全未留心,不曾问下去。看了《作家》,原来他毕竟把信写了。这样惹是非的信,假使我知道,一定要劝他不写;因为他曾劝我不要小孩子脾气,叫我要沉着慎重,我受了“直谅”益处,我也应该以直谅答直谅,劝他沉着慎重的。先生把原信和复信一同刊出来,我的私意不敢苟同;年轻的人有许多见不到的地方,当作私人通信开导一番,其益处比公开的好得多。气量有广狭,有些不必有的是非,先生还得为年轻的人包含一点。懋庸说我不懂世故,但他虽少年“老”成,也是这样不懂世故。信中说胡风性诈黄源行谄那几句,该打百下手心。人间何处不相逢?这样破了脸,真会终身切齿成仇呢!原信一刊出来,似乎两面都不能收场;在我不懂事故的人看来,倒是给另外一些人拍手的。

谢谢先生的《死魂灵一百图》③,那么精美的图画!这句话是在前二封信上的,搁了许久了。

祝先生健康!

曹聚仁谨上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七日

一星期以后,由内山转奉枣酒一坛,据中医说是补神的,我不必在懂得医理的人前面说谎。

①《鲁迅日记》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七日记载:“得曹聚仁信”,即指此信。

②灵犀,即陈灵犀。《社会日报》撰稿人。

③《死魂灵一百图》,即《死魂灵百图》。鲁迅搜集、整理并自费出版。内收俄国画家阿庚所作的百图,梭柯罗夫所作的十二图等。

曹聚仁致许广平

广平先生:

奉教敬悉。

鲁迅先生的来信,我早想奉上;因为友人借去一张诗稿,没有还来,一直拖延到现在,抱歉得很。

保存在这册子中的,共二十三封。此外还有十七张很简单的信不粘上了。次序有点乱的,请先生再选择一下;其中有的是犯忌讳的,弟意为不用为妥,请先生斟酌。

常州(小浮桥二号)友人杨霁云兄也有许多周先生的信,不知寄来了没有?

纪念周先生的基金,我自己想凑一笔整数,那几篇纪念文字所得的稿费,共十八元。另外或者可以多凑一点上去,不知最后截止期是什么时日?

俗话说得好,只能让时光来劝解个人的哀痛,先生自己多多珍重。

弟聚仁顿首

一九三七年三月卅一日

2005年1月6日于北大吉永庄寻根居

曹聚仁主要作品

作品有论著《文史讨论集》《国学概论》《国学大纲》,散文集《我与我的世界》《今日北京》《万里行记》《文坛五十年》《北行小语》,报告文学集《采访外记》《采访新记》《鲁迅评传》,辑有《现代中国戏曲影艺集成》等编著共近70种,约4000余万字。

曹聚仁补充介绍

  曹聚仁(1900—1972),字挺岫,号听涛,笔名袁大郎、陈思、彭观清、丁舟等 ,1900年7月7日出生于浙江浦江(今兰溪),1915年考入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中任学生自治会主席,主编《浙江新潮》。

  1921年到上海创办沧笙公学,并在爱国女中任教,同时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撰稿。1922年,他笔录了章太炎的国学演讲,后整理成《国学概论》出版。后对章太炎扼杀白话文的论调,撰文做了批评。又编著《国故学大纲》上册,批判胡适派的学术主张,开始引起学术界的注意。1923年至1935年他先后在上海艺术专科学校、上海艺术大学、路矿学院、暨南、复旦、持志、光华、大夏、中国公学等大学任教授 。1932年创办《涛声》周刊,刊头以“乌鸦”为记,用以讽刺国民党当局,不久被查禁。1934年在上海与陈望道等提倡“大众语”运动,针对当时文坛读经复古运动开展斗争。同年与陈望道等合编《太白》期刊,任《太白》月刊编委,1935年,主编《芒种》,反对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鲁迅主动投稿予以支持。同年,他与邹韬奋、沈钧儒等成为抗日救国会11名委员之一,并为《申报·自由谈》、《立报》等刊物撰写评论和杂文。

  抗战爆发后,曹聚仁持笔从戎,以新闻记者身份出入上海闸北战场,为《申报》、《立报》《社会日报》和中央通讯社采访战地新闻。上海沦陷后,曹聚仁任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员,来往大江南北,报道抗战战况。曾首报台儿庄大捷和首次向海外报道“皖南事变”-,成为抗战名记者之一。1941年,在江西赣南的蒋经国邀其创办《正气日报》,任总,使该报成为当时东南三大报之一。抗战胜利后,曹聚仁回上海,任四川路《前线日报》主笔,兼香港《星岛日报》驻京沪特约记者。1947年期间在上海法学院、复旦、大夏等校任教。

  1950年,曹聚仁只身赴港写作,任《星岛日报》,并主办《学生日报》、《热风》,还为新加坡《南洋商报》写特约文章,1959年后同林霭民合办《循环日报》、《循环午报》、《循环晚报》,在此期间,他频频来往于北京和台湾之间,成为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蒋经国的座上宾,密商两岸和平统一大事,他曾建议,在两岸和平统一后,蒋介石可将庐山作为终老怡养之地。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在澳门镜湖医院病逝,周恩来亲自安排有关人士在澳门为其进行公祭,为其亲撰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他的骨灰安葬于浙江兰溪。作品有论著《文史讨论集》、《国学概论》、《国学大纲》,散文集《我与我的世界》、《今日北京》、《万里行记》、《文坛五十年》、《北行小语》,报告文学集《采访外记》、,《采访新记》、《鲁迅评传》,辑有《现代中国戏曲影艺集成》等共60余种,约40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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