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崇碧

傅崇碧人物生平

北京军区原政治委员。

傅崇碧同志是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宣传员、县委书记兼县独立团政治委员、特委书记、川陕省工作团团长等职，参加了川陕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和红军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股长、科长、团政治处主任、大队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百团大战”和晋东南、晋察冀反“扫荡”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旅政治委员、旅长、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平绥、大同、怀来、丰镇、张家口、易县、青沧、正太、大清河、冀东、石家庄、平津、太原和进军大西北等战役、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军长，参加了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后期战斗和第五次战役全过程。回国后，他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深造，1965年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文化大革命”初期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顽强不懈的抵制和斗争，在所谓的“杨、余、傅事件”中，遭到诬陷、打击和迫害，离开北京失去人身自由长达6年半之久。回到北京后，他先后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为加强军区部队全面建设，圆满完成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顺利实现全区部队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战略转变，做出了贡献。

傅崇碧同志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他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傅崇碧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3年1月1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傅崇碧主要生平

一个秋雨绵绵的下午，左辗右转，才通过几道“关隘”而获准进入301医院康复楼采访德高望重的老将军傅崇碧。尽管再三与警卫班的同志“理论”，也无法让一同专访的摄影记者进入。于是，在遗憾中，独自步入……

一位高大的老者正躺在病榻上输液，一位年长的阿姨同一位小伙子协助着给老者进辅食，房间内的电视播放着新闻节目。这位老者就是身经百战的将军傅崇碧，而那位年长的阿姨就是将军的夫人黎虹。正在接受疗养护理的老将军，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我的家乡是四川通江县溪嘴村。爷爷是个教书先生，父亲是铁工，母亲是农村普通的劳动妇女，略识几个字，很能干。”傅崇碧的祖父辈家境还算富足，属中农偏上，爷爷在地方上也算个知识分子，于是六七岁时小崇碧就跟从爷爷学文化。

小崇碧8岁那年爷爷去世，家中境况就日见艰难。不到一年，母亲又因病撒手西去。为了把丧事办好，小崇碧的父亲把田产当了出去。谁料不到3年，照料自己的奶奶又告别了人间，家里只好又卖掉一部分地产给奶奶办丧事。于是，家庭状况由上中农降到贫农，失望中，小崇碧的父亲给他娶了个后娘。父亲在艰苦度日中送小崇碧上学，农忙时小崇碧主动帮着做些农活或放牛。

有一回，小崇碧放牛时没在意，牛跑到地主家的稻田里糟蹋了一些秧苗。地主的儿子看见了，不问青红皂白就把小崇碧抽打了一顿。少年气盛的小崇碧咽不下这口气，当即还手。这下可闯了大祸，地主到傅家大闹，父亲叩头道歉又赔稻籽，但地主还是不罢休，提出许多无理条件。“当时，我挨了父亲的打，又遭到地主的骂，心里不是个滋味。”这件事在傅崇碧幼小的心灵里烙上了深深的印痕，使他从心里对剥削者充满了刻骨仇恨。

1932年12月那个冰雪严寒的冬季，一路浴血奋战的红四方面军突破敌人的重重围追堵截，千里西征，从鄂豫皖进入陕川地区。这时，参加过“吃大户”斗争的傅崇碧跟随自己的在校老师（地下党员）离开了家乡。傅崇碧在这位老师身边感到心里踏实，只是寄望着哪一天脱离苦海，翻身做主人。后来他的表现得到地下党的认可，经几次组织上的谈话，傅崇碧被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今天，年已耄耋的老人对70年前那庄严而神圣的一刻记忆犹新：“在一间阴暗的小屋子里，门窗被紧紧地关上。我虽然尚不懂得宣誓的神圣意义，但我却有一种预感，觉得那一刻必将改变我的一生，让自己走上一条光明道路。我激动得热血沸腾，跟着老师举起了拳头，压低声音诵读了那永远激动人心的誓言。”

不多久，傅崇碧走进了光荣的中国工农红军的行列，并在第一次战斗中便缴获了两支枪、一把大刀，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随后，他就被安排到家乡做“扩红”工作。于是，这个才十五六岁的“娃娃头”走到哪里，身后总少不了跟着一帮子半大小鬼，叽叽喳喳嚷着，又缠又磨，让他替着说情加入红军。可别小瞧当年的“小不点”傅崇碧，热情高，嗓门大，在做“扩红”演讲时很有鼓动性，台下总是掌声雷动，群众情绪高涨。据了解，傅崇碧在通江任县委书记前后那段火红的岁月里，仅通江一县先后参加红军的就有近三万人。（二）深深的伤痕诉说着难忘的岁月

采访中，老将军的夫人黎虹及其身边工作人员撩开傅崇碧身上的衣物，只见上下有七处不小的疤痕或深或浅地印在老人的肌肤之上。

1933年10月，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调集20万大军对川陕根据地进行六路围攻。一次战斗中，傅崇碧带领独立团坚守山头阵地。山上枪打得很急，子弹不断地从头顶呼啸而过。有一回，正当傅崇碧拿起望远镜观察敌情时，只听得子弹响声不对头，便赶紧低头，但一颗子弹仍从他的后脑勺打进。他当即晕倒过去，清醒时已被送进医院，住了两个多月医院伤口才恢复。今天，后脑勺那深深的伤痕依稀可见，这伤痕承载着几多沧桑与厚重，也承载着几多英勇与荣光。

在敌人的重重围攻下，根据地内部的地主反动武装也非常猖狂。有一次，傅崇碧带着工作队与民团遭遇。因寡不敌众，只得边打边撤，最后退到一座山顶上。山上树很多，但下山的路只有一条。民团有100多人叫着往上冲，傅崇碧这边才十多个人，几支手枪。打到最后，大家只得从悬崖上往下跳。傅崇碧纵身跳下去，头朝下被挂在树藤上，离地面还有一丈多高。傅崇碧用脚使劲蹬缠在腿上的树藤，一下子头朝下掉了下去，脸被石头划开一条大口子，血流如注。于是，这明显的疤痕永远“雕塑”在老人的脸庞上。采访时，这位出生入死的将军笑言：“当时，敌人从山上往下扔了一颗‘马尾’手榴弹，被树枝挂住了，没有爆炸，不然我也就没命了喽。”

1935年初春，傅崇碧怀着难离难舍的心情，告别了父老乡亲，带着2000多名游击队员、赤卫队员加入了红军长征的行列，匆匆离开了生己养己的川陕革命根据地。5月前后，傅崇碧所在独立团担负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撤离转移与红一方面军汇合的任务。在一次狙击敌人的战斗中，双方距离不到百米，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突然，一颗手榴弹飞来，在距傅崇碧很近的地方爆炸了。傅崇碧只觉得腿一麻，便不能动弹了，鲜血涌流而出。这时，天还未明，傅崇碧躺在担架上，因流血过多而迷迷糊糊，只感到口干舌燥。天亮时，医生来换药才发现绷带已被血浸透了。在行军中，转移了二十多天的傅崇碧被安排在一个喇嘛庙内又养伤二十多天。从外表看，伤口似乎长好，但傅崇碧只觉得腿不能动，肿痛难忍。后经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检查，才知腿已化脓，得动手术。手术中又取出两块不小的弹片，正是这弹片在作怪。

类似的历险经历，傅崇碧在百团大战、反“扫荡”、平津战役、抗美援朝等诸多战斗中一次次重演，多次死里逃生。共和国没有忘记这位功勋卓越的战将，1955年傅崇碧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勋章。每每回想起战友们横尸遍野，有的同敌人尸体抱在一起无法分开这些惨烈的情景时，老人只是以泪水作答，几度泣不成声：“我向来认为，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生命、时间和岁月，并不纯属于个人。对于我们这些矢志献身革命、经历过多年革命战争的人，生与死早已被置之度外了。”的确，战地成了遗址，战友的笑容成了遗容。没有人说出究竟有多少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战争年代，他们用生命写就一曲壮歌。

记得去年在采访周恩来侄女周秉德时，她披露：“文革”中总理曾亲笔批示的逮捕令“立即逮捕周同宇（周恩来的胞弟，周秉德的父亲）”。其实，周同宇就是和王光美的哥哥吃过几次饭，红卫兵就说是阴谋“聚餐会”，是特务活动。案子报到江青那里，不问青红皂白，一下送到了总理办公室。总理找到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商量，傅崇碧建议，与其让红卫兵乱来，不如由卫戍区出面以拘留的形式把周同宇保护起来，以免落在心术不正的坏人手里。总理接受了傅崇碧的建议，不过他提笔批示时把“拘留”改为“拘捕”—拘留时间短，而拘捕则不同了。

此类全力保护同志或老帅，打折扣执行“中央文革小组”“指示”的故事，傅崇碧今天也记不清有多少。但是，他为此埋下了以后林彪、江青一伙处心积虑地把自己打倒的祸根。

1968年3月22日，林彪、江青一伙出于篡党篡军的需要，设下圈套、捏造罪名、突然袭击，制造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人当时分别担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空军政委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3月5日夜，傅崇碧为当面汇报清理鲁迅书信手稿去处，与“中央文革办事组”事先联系好，然后带三人分乘两辆车赴“中央文革”所在地，经允许后驱车进入，旋即落入了江青一伙预谋的政治圈套。3月22日凌晨到25日，林彪、江青等人接连召开全军部分师以上干部和北京卫戍区、北京军区干部战士大会时，一口咬定傅崇碧带人“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其后甚至捏造说傅崇碧的秘书用装有手枪的皮包打了江青的腰，“后面车最低限度有一挺机枪”等等。并进而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五·一六’的黑后台”。林彪诬陷捏造杨成武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同余立金勾结要夺空军的领导权”，“同傅崇碧勾结要夺北京市的权”，“杨成武三次下命令给傅崇碧冲进钓鱼台到中央文革去抓人”。25日凌晨1时35分，毛泽东接见全体到会成员，表示对处理“杨余傅事件”的支持。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撤销杨余傅的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林彪一伙就此控制了军委很大一部分权力。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遭到残酷迫害，并在全国范围内株连了一大批人，有的致残、致死，造成严重恶果和影响。1974年7月，毛泽东亲自批准为杨、余、傅三人平反恢复名誉，宣布杨、余、傅问题是林彪搞的，搞错了，宣布平反。中央、中央军委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1979年春，中共中央为“杨余傅事件”彻底平反。

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毛泽东主席的亲自过问下，傅崇碧被“杨余傅事件”冤案而丧失自由7年之后终于回到北京。1974年9月30日晚，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应邀出席建国25周年的国庆招待会。三人被“解放”后第一次重逢，面对熟悉而陌生的人民大会堂，怎能不感触万端—7年前，逮捕他们的决定就是从这里发出的；今天，他们又来这里出席宴会。相见后，他们只能用辛酸苦涩的微妙的笑作见面礼。第二年4月，中央军委任命傅崇碧为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77年9月，中央军委任命傅崇碧为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二度出任卫戍司令，傅崇碧心里自然很不平静。

作为全国皆知的“杨余傅事件”的当事人，傅崇碧的一些亲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的。多年以来，傅崇碧并没有过多地对人讲这个问题，“从个人角度讲，历史上的恩怨是非不值得永远记在心上。今天，我们没有必要为个人的遭遇发出叹息和怨尤，反而应为我们能够与党的正确步伐一道前进而感到欣慰。”

1985年6月，年届古稀的傅崇碧主动提出退出领导岗位，把年富力强的同志充实上去，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但是，傅崇碧退而不休，时时处处关心党和国家、军队的大事，还适时同在任的有关领导同志推心置腹，交流看法，提出个人建议，不少建议被中央采纳了。

“过去没有时间坐下来读书，退下来以后时间充裕了，就坚持读书和学习。”傅崇碧时常告诫年轻人多读书，多学习，接受新知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汲取历史的成功经验，记取失败的教训，保持党的光荣传统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把个人融入到社会的发展之中去，融入到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傅崇碧人物简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四川通江县区少先队长、青年团区委书记，中共通江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治委员，川陕省工作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指导员，四大队组织股长，校政治部干部科科长，第二团政治处主任，第二分校二大队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三十五团政治委员，第四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十旅政治委员，华北野战军第十旅旅长，第十九兵团六十四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