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丹名人刘志丹介绍
刘志丹（1903年10月4日一1936年4月14日），名景桂，字子丹、志丹。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1936年3月，率红28军参加东征战役，由罗峪口附近东渡黄河，挺进晋西北，迭克敌军。4月14日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现柳林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年仅33岁。 1996年，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2009年9月，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刘志丹人物生平
刘志丹（1903—1936），原名刘景桂，字子丹。 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卓越的36位军事家之一 ，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1903年10月4日诞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丁镇。
1922年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曾任学生会主席，组织领导学生运动，同军阀井岳秀等封建势力作斗争。
1924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奉党的命令，入黄埔军官学校。大革命时代，刘志丹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政治处长等职，积极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奔走于湖北、安徽、陕西等省，从事组织起义的工作。
1928年，与其他人一起组织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 。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组织了西北反帝同盟军，任副总指挥及参谋长，后来，反帝同盟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刘志丹历任副总指挥、总指挥等职。
1932年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刘志丹仍负领导责任。
1935年秋，红二十六军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这年秋天，刘志丹受到机会主义分子诬陷，被关押起来。毛主席、党中央到达陕北，刘志丹才得到释放，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等职。
1936年4月，刘志丹率红军东征，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33岁。后来，毛泽东为他题碑：“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为他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1943年，张闻天为他题词：“子丹同志的路线，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我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是真正中国的马列主义的路线。子丹同志，精神不死！洛甫题一九四三年十月。”
1931年9月，阎红彦、吴岱峰率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突破黄河天险进入陕甘，刘志丹和谢子长按照陕甘省委的指示，与吴岱峰、阎红彦一起将晋西游击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总队，对外暂称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后任总指挥），与谢子长率部转战陕甘边，创建革命根据地。，学习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开辟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1933年9月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11月后历任红26军42师参谋长、师长，率部北上庆阳、合水，与地方武装相互配合，开展游击战争。1934年2月至4月，刘志丹指挥部队九战九捷，以劣势兵力取得了西华池等战斗的胜利，挫败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建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同年5月任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兼任军政干部学校校长，与军校政委习仲勋、常务副校长吴岱峰一起亲自编写《军事教育大纲》《政治工作训令》等教材。
1935年2月，刘志丹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5月，红26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会合后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率红26军、红27军主力，以围点打援、出敌不意、各个击破的战法，经两个多月的机动作战，攻克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6座县城，歼灭大量敌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8月，在陕北、陕甘边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刘志丹指挥红军主力，歼灭国民党晋军1个团，迫使晋军主力撤回黄河东岸。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之后的落脚点。9月，红26军、红27军与长征到达陕北的红25军会师，组成红15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10月参与指挥劳山战役。后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肃反”中被逮捕，备受折磨，但他始终坚持原则。不久，中共中央到达陕北，毛泽东、周恩来等迅速纠正了陕甘苏区党内“肃反”的错误，刘志丹从而获释。此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兼第28军军长和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
刘志丹经常教育部队顾全大局，绝对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调遣。在他的影响下，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团结一致，共同对敌。1936年3月，刘志丹率红25军参加东征战役，在晋西北迭克敌军。4月14日在中阳县三交镇（现属柳林县）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33岁，柳林县三交镇南一公里许的党家寨鏊子圪达现有“刘志丹将军牺牲处”石碑。
1936年，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以志永久纪念。1940年，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县城北修建了志丹陵园，1943年陵园建成，将志丹灵柩运回志丹县。4月19日起灵柩于子长县，并召开了“公祭刘志丹烈士大会”。4月23日延安各界万人举行公祭大会，由西北局书记高岗主持，朱德、任弼时、秦邦宪、林伯渠等讲了话，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赠送了白绸挽联。24日，刘志丹烈士的灵柩在高岗、林伯渠、吴岱峰、边区民政厅长刘景范（刘志丹之弟）、张秀山、康天明、王世泰、马锡武、曹力如等护送下运回志丹县，4月26日抵达县城，当地群众祭奠者络绎不绝。5月2日召开了万人公祭大会，高岗介绍了志丹的生平事迹，林伯渠、张秀山等先后讲话，尔后安葬于志丹陵园内。1947年胡宗南进攻边区，陵园遭到严重破坏，1953年照原样修复，1975年又进行了修葺，使陵园面貌焕然一新。
刘志丹人物轶事
“追求真理，救国救民”是刘志丹一生的宿愿。他从青少年起，就对除暴安良的英雄人物十分崇敬。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他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下，崇尚科学民主，反对封建压迫。他生长在贫瘠落后的陕北，亲眼目睹了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凄惨景象，对旧中国的黑暗状况十分不满，立志救国救民，决心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社会。1922年，他考入榆林中学，在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等老师的教育指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24年冬，他毅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决心“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
1926年初，他按照中共陕西党组织的决定，投笔从戎，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这是他军事生涯的开始。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深深地懂得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军队和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们没有枪杆子，只靠笔杆子不行。结果人家一翻脸，我们就只有滚蛋。”这是他对大革命失败教训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严重危害的深刻认识。从此，他更加坚信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为创建党所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
组织领导渭（南）华（县）起义，是刘志丹创建革命军队的起点。1928年5月，他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同唐澍、谢子长等领导我共产党控制的国民党军新编第三旅，与渭华地区的农民暴动队伍相结合，正式宣布起义，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渭华起义是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我党在国内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具有重要影响。但是，由于敌我兵力悬殊等原因，起义军遭受重大损失，唐澍等壮烈牺牲，起义遂告失败。刘志丹却毫不灰心，继续投入战斗。1928年冬，他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到达榆林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他鉴于当时陕甘地区各派军阀正在竭力扩张势力，即于翌年四五月间在红石峡主持召开陕北特委会议，提出“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重要思想。这是刘志丹为建立革命军队而提出的大胆创见。据此，会议决定采取以“红色”“白色”“灰色”三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武装。
在创建根据地斗争中，刘志丹采取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的方针。他认为，只有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在一定范围内开辟农村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才能得到巩固；只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武装斗争才不至于变为流寇式的战争，才可能避免迅速失败的命运。
1931年9月，刘志丹把南梁地区的游击武装，连同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山区的民间武装改编为党所直接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亲自担任总指挥。并成立了中共队委会，按照古田会议的精神，对这支部队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教育和改造，使之不断成长壮大为一支活跃的革命武装力量，为尔后组建正规的红军和开辟革命根据地创造了重要条件。1932年12月，又按照中共临时中央、陕西省委的决定，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这是陕甘地区建立的最早的一支正规红军，是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骨干力量。但是，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这支仅组建半年多的弱小红军在南下渭华途中遭到失败。刘志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批判“左”倾错误，并于1933年11月恢复了红二十六军，新组建了第四十二师，使得革命武装又有了新的发展。
陕甘边与陕北两地区的红军会师，是西北地区红军发展的里程碑。1935年1月，刘志丹按照中共驻北方代表的指示，率红二十六军北上到达陕北安定（今子长）县，同谢子长（因伤势严重于2月21日逝世）领导的红二十七军会合。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周家崄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从此，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等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逐步成长壮大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力量。刘志丹亦被朱德称赞为“忠实英勇的红军领导”。
1936年4月14日，在红一方面军东征战役中，作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二十八军军长的刘志丹，身先士卒，亲临一线指挥，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毛泽东获悉后十分悲痛。他说：“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后来，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又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这是对刘志丹光辉一生的最好褒奖。
刘志丹历史贡献
提出三色论
所谓“红色”，就是发动组织工农群众，建立党所独立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刘志丹认为，人民军队是进行革命战争的骨干，必须走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道路，才能使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有光明的发展前途。他把分散的、弱小的群众武装逐步集中起来，先建立游击队，后上升为正规红军。这种办法与毛泽东建军路线是一致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根据全国抗日救亡的新形势，率部同吴岱峰阎红彦等部会师，并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所谓“白色”，就是派共产党人到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这是刘志丹发展革命武装的大胆尝试。红石峡会议后，他返回家乡保安，采取合法的斗争方式，把该县民团改造成为党所掌握的革命武装。随后，他多次打入国民党军，以合法身份发展革命武装，多次被捕和关押。经党组织和南汉宸、杜斌丞等著名人士的营救而获释。刘志丹为了创建革命武装，以非凡胆略，一次次打入军阀部队，出生入死，毫不退缩，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英雄本色。
所谓“灰色”，就是派人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准备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这是刘志丹发展革命武装的一项成功实践。他认为，陕甘地区有许多绿林武装，其中不少人出身贫苦，侠肝义胆，由于生活所迫，铤而走险，被“逼上梁山”。他们同官僚军阀、地主豪绅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复杂。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改造，他们就有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
创造三窟论
刘志丹是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他创造性地开辟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为探索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作出了独特贡献。渭华起义失败后，他深深感到根据地对于革命成功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向井冈山学习”，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经过广大军民的艰苦努力，成功地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后来又采取“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说：刘志丹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使民得土地
实行正确的土地政策。刘志丹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领导这样的战争，必须把农民问题放在核心的位置上，引导与动员他们参加革命战争、建立革命政权。为此，他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成为红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与此同时，刘志丹始终同人民群众心连心。他每到一地，总是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为群众伸冤除害，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崇敬和爱戴，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刘”，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周恩来称赞他：“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广筑统一线
实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刘志丹常说：“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他坚决主张在政治上消灭地主阶级，而在生活上要给一般地主以生活出路，允许富农分得一部分好田，使地主、富农也有安身立命之本。同时，他对根据地周围的民团和地主武装也采取区别对待政策，打击反动的，争取中间的，团结友好的。实践证明，他实行的这些灵活的政策和策略，对于削弱敌人力量，壮大革命力量，巩固红色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搞活经文教
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刘志丹认为，在战争年代如果不重视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没有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就得不到改善。因此，他同根据地的其他领导人决定成立银行，发行布币，开办牧场和实行集市贸易，吸引外来商人经营，使根据地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军民生活有了改善。他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还创办了列宁小学等，使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所发展。
正是由于刘志丹创造性地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才使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仅存的一块具有战略基地作用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结束长征的立足点和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刘志丹作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立下了重大功勋，永载革命史册。
积极反围剿
刘志丹坚持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剿”、“会剿”和大规模“围剿”，取得辉煌的战绩。
在战略指导上，他注重把握全局，运筹帷幄，正确决策。在第二次反“围剿” 中，刘志丹立足战略全局，缜密地分析了敌情，决定集中兵力，首先打击刚刚入陕的高桂滋部第八十四师。他认为：高部是“围剿”陕北根据地的主力，但他人地生疏，没有同我军作战的经验，更不善于山地作战，集中兵力首先打退其进攻，对于巩固和发展陕北根据地，乘胜打通与陕甘边根据地的联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高桂滋与陕北军阀井岳秀矛盾很深，难以协同作战，便于我军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他命令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主力北上陕北，与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协同作战；留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一部就地开展游击战争，骑兵团相机向外线游击；地方游击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活动，牵制和打击敌人。于是，形成了主力红军与游击队相结合、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相结合，主攻方向与牵制方向相配合，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相配合的阵势，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他还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亲自担任总指挥，加强对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由于战略决策正确、部署和指挥得当，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刘志丹获悉徐海东、程子华等率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保安，非常兴奋。他认为，这是事关战略全局的大事，要求陕甘地区的各级党组织，迅速动员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欢迎红二十五军。并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前往迎接。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同红二十五军会师后，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为了迅速打破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被人们称为“活地图”的刘志丹，提出了一个理想的伏击区——劳山，并积极协助军团长徐海东指挥了著名的劳山战役，全歼敌东北军两个团及一个师直属队，为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战役战斗指挥上，刘志丹灵活机动，战法独特。他认为，处于防御地位的弱小红军，要打破强大之敌的“围剿”，必须抓住关节点，不能蛮干浪打；必须周密部署，有取胜的把握。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初，他周密地分析了敌情，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打击西渡黄河不久、态势孤立、立足未稳的阎锡山晋绥军。他认为，打退晋绥军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具有关键意义。1935年8月2 0日，他率部在绥德、吴堡地区向敌军发起突然进攻，在定仙墕（今定仙焉镇）一仗就歼敌一个团，迫使入陕之敌退回山西。
避强击弱，是刘志丹灵活用兵的重要指导思想。他说：“打仗一定要灵活，不要硬打。能消灭敌人就打，打不过就不打。游击队要善于隐蔽，平常是农民，一集合就是游击队，打仗是兵，不打仗是农民，让敌人吃不透。”刘志丹善于捕捉战机，出敌不意，攻敌不备，以劣胜优，敢于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深入敌后，发动进攻，打破敌军的“围剿”。西北红军正是在这种正确思想指导下，仗越打越精明，战绩越来越辉煌，特别是西华池一仗，歼敌一个团部及两个整营，创造了步骑协同作战的范例。
严治军明赏罚
刘志丹在指挥作战中，还十分重视培养部队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严明的纪律。他治军严格，赏罚严明。对于作战勇敢、表现突出的指战员，及时给予表彰；对于违反纪律的，不论哪一级干部，都坚决处罚。由于西北红军执行了严格的纪律，从而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在创建西北红军过程中，刘志丹十分重视党在军队中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他认为，党对人民军队的坚强领导，是红军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按照古田会议精神，在部队团以上单位设有党委，连设有支部；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机关，实行政治委员制；实行民主制度，在连、营、团各级设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一致、优待俘虏、瓦解敌军等原则。同时，同各种错误思想倾向进行坚决斗争。并且规定红军除了打仗以外，还要担负开展群众工作、筹款、建立革命政权等项重大任务，使西北红军真正成为了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新型人民军队。
培养军政骨干
在西北红军建设中，刘志丹高度重视对党的干部的培养训练。他认为，加强干部培养，是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决定性因素。除了在战争实践中摔打、训练干部以外，他坚持开办红军随营学校、军政干部学校，亲自兼任校长，亲手制定教育方针，审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经常给学员讲课。在他的正确领导和培养教育下，陕甘地区涌现了一大批军政骨干，后来许多人成为治党、治国、治军的栋梁之才。
识大体顾大局
在贯彻执行党的各项任务中，刘志丹总是率先垂范，以大局为重，光明磊落，严于律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和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他一生虽然短暂，却经历坎坷，几多磨难，多次遭受“左”倾错误的排挤、诬陷和打击，多次被撤职、降职，甚至被关押，特别是在错误的肃反中，他和一批干部被关押。但他对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始终忠贞不渝。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解救了刘志丹。刘志丹获释后，毛泽东、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并深情地对他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十分感动，对党中央表示衷心感谢。他还多次告诫受冤屈的同志和西北红军指战员：“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在他的带领下，西北红军同到达陕北的各路红军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周恩来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这是对他的高度评价。
刘志丹人物评价
刘志丹烈士一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英勇善战，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忠心赤胆，为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被毛泽东同志誉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刘志丹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刘志丹补充介绍
刘志丹（1903～1936）
名景桂，字子丹〔后改名志丹），今志丹县金鼎乡芦子沟村人。祖父刘士杰系清同治年间（1862～1874）拔贡。父亲刘培基，清末秀才，曾作金佛坪民团团总张杰儒副官，金汤小学教员，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二届参议会议员、常驻议员。志丹兄弟5人，排行老大。7岁时随父读书，后转入永宁山高级小学，民国11年（1922），考入榆林中学。志丹在共产党员教员魏野畴、李子洲启发下，阅读《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大纲》、《向导》和《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民国12年（1923），榆林中学成立学生自治会，志丹被选为主席。民国13年（1924）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民国14年（1925），转为中国共产党员。7月，被选为陕北学生联合会代表，赴三原参加全省 代表大会和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
民国14年（1925）秋，中共派志丹赴黄埔军校学习。次年初，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秋，随军北伐。冬，志丹被派往国民军联军马鸿逵部任-表兼政治处长。民国16年（1927）6月，国民党进行“清党”，刘志丹等30余名中共党员被扣押于开封。7月，在押解武汉途中，志丹等机智脱险，转入隐蔽活动。民国17年（1928）1月，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驻陕新编第三旅许权中（中共党员）部准备起义，并派刘志丹、唐澍、谢子长前往许旅加强领导工作。5月初，渭华农民起义，成立崇凝区苏维埃。5月16日，刘志丹、许权中等率部开往渭南高塘改编，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任总指挥。革命军进一步开展对地主豪绅的斗争，摧毁当地国民党地方武装和政权，在崇凝、高塘周围45个村子建立苏维埃政权。6月上旬始，冯玉祥调集约3个师的兵力，在宋哲元指挥下，先后三次向起义军大规模进攻。刘志丹、唐澍身先士卒，率兵与敌激战。由于双方兵力悬殊过大，刘、唐又缺乏指挥革命战争的经验，起义失败。同年7～8月，志丹等化装回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渭华起义情况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秋，省委任命刘志丹为中共陕北特委军事委员会主席，派赴陕北工作。志丹途经保安时，和当年榆中同学、保安县中共组织负责人王子宜、曹力如一起，在永宁山整顿地方党团组织，建立起中共永宁山支部和共青团永宁山支部，刘志丹兼任党支部书记。志丹和力如通过县长崔焕九及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教育科长曹继芝（中共党员，后叛变）的关系，分别担任县教育科督学和永宁山高级小学校长，以学校为立足点，开展革命工作。同年冬，刘志丹到达陕北特委所在地——榆林。特委代书记杨国栋慑于国民党残酷统治，主张只做宣传工作，不搞武装斗争，甚至荒谬地提出党组织暂时停止活动。志丹和特委其他成员，同这种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积极主张开展武装斗争应采取“白、灰、红”三种策略，即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 ，改造土匪武装，建立工农武装。民国18年（1929）4、5月间，中共陕北特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撤销杨国栋的职务，刘志丹任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7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三次全体会议选举刘志丹为候补常委。
民国18年（1929）春，志丹返回保安，根据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关于派大批党团员打入军阀部队开展 工作的决议，主要从事 活动。当时，保安民团团总路登高横行乡里，群众恨之入骨，县长及地方上一些士绅与路也有矛盾。志丹即决定通过合法斗争夺取县民团领导权。志丹和王子宜、曹力如一面分头联络，争取士绅们赞成改选民团，动员四乡父老在“要求罢免路团总”的条陈上签名；一面揭露路登高欺压百姓的罪行，鼓动群众找县长告状，要求改选团总，并通过社会关系巧妙地提出志丹、力如为团总候选人。一时间，“路登高不称职”、“刘志丹文武双全”、“罢免路团总，推举刘志丹”成为全县上下的呼声。志丹见时机已到，便让曹力如和王子宜拿着四乡民众签名的条陈去见崔焕九。崔焕九迫于民众压力，当场表示三天后在县高小校园投票选举团总。刘志丹随即召集支委开会，研究对策，分派曹力如、曹继芝联系政府职员和附近群众，王子宜、赵耀先组织学校进步师生，准备应付突然情况。选举日，路登高拉了一些绅士、团丁参加投票。王子宜也将学生带进会场，夹杂在群众中，帮助不识字的群众写票，暗示他们给刘志丹、曹力如投票。结果，刘志丹和曹力如得票最多，分别当选为县民团团总、副团总。志丹担任团总后，立即对民团进行整顿，废除打骂，加强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建立党、团组织，把民团改造成为中共掌握的武装力量。
民国19年（1930）初，赴陕甘一带从事 工作，入骑兵师苏雨生部任16团副团长。后同谢子长入地方军阀谭世麟部，随部驻防在庆阳、吴旗交界的三道川，待机起义，遭到张廷芝部偷袭而失败。刘志丹脱险后只身回到永宁山，在曹力如、王子宜的掩护下，赴绥德参加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刘志丹任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副总指挥。9月，志丹回到保安，向永宁山党支部传达特委会议精神，研究扩大革命武装的计划。随后，在永宁山组织起一支20多人的武装，打着陇东民团骑兵第6营的旗号，到甘肃省合水县太白镇以商借粮草为名，奇袭太白，击毙驻守太白镇的陇东民团24营营长黄毓麟及10余名团丁，缴获长、 60余枝，骡马10多匹。此次战斗名震陕甘边，称为“太白收枪”。之后，志丹率这支队伍活动于保安、安塞、合水、甘泉一带，几个月内，队伍发展到200余人。
民国20年（1931）春，志丹奉省委指示，再度与苏雨生合作，任苏部团长，驻旬邑职田镇，准备起义，不慎身份暴露，志丹被捕，囚于彬县，部队被收缴改编。后中共组织通过杨虎城的关系营救获释。同年4～5月间，志丹根据省委指示，又打入平凉甘军新编13师陈珪璋部，利用地方军阀间的矛盾，在陈部开展 。陈珪璋明知志丹是共产党员，但对志丹的能力十分钦佩，想利用志丹扩充自己的实力，对付其他地方军阀。志丹心中有数，亦借机以陈的名义在桥山南端宁县成立1个旅，号称11旅，自任旅长，人枪300多，并不断吸收当地农民及共产党员参加。不久，志丹的11旅与陈部发生火并而被打散。7月，志丹与马锡五进入南梁地区，收编赵连璧、杨丕胜、贾生才三股武装，终于组建了一支独立的革命武装队伍——南梁游击队，队伍逐渐发展到100余人。多次 失败的教训，使志丹认识到首先得有自己的根据地和武装力量，革命战争必须和当地群众斗争相结合，走“井冈山”道路。于是，他把部队拉到子午岭一带，一边坚持游击战争，一边建立根据地。10月下旬，志丹带领游击队在甘肃合水县灵锦庙和杨重远、阎红彦、师储杰、杨琪等率领的晋西游击队会合，到南梁一带休整。冬，转移至甘肃省合水县柴桥子。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部队改称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2支队支队长，在宁县和旬邑一带活动。
民国21年（1932）2月，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家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李杰夫（后叛变）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改编后，志丹离开部队赴省委汇报工作。随后在渭北搞 ，不久返回陕甘边。5月10日，省委改任刘志丹为游击队总指挥。时，国民党军重兵“进剿”陕甘游击队，志丹主持总部会议，分析敌情，部署战斗。15日，志丹率游击队直取旬邑马栏镇，一举歼灭敌511团2个连及民团一部，缴枪200余枝。17日，连歼凤凰山守敌511团2个连及焦家坪、五里镇两地民团共500余人，缴枪400余枝。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在五里镇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扩大红军，部队发展到1500余人。20日，向东挺进，半月之内经过5个县，大小战斗9次，获胜8次，歼敌1400余人，缴枪1200余枝，粉碎了敌人“进剿”。7月下旬，省委派代表到游击队，推行“左”倾错误，对志丹等进行批判。这时，敌人调集3000余人，分3路对游击队开始新的“进剿”，情况非常严重。子长、志丹沉着应战，采取避锐攻弱的灵活战术，佯装撤退，在照金以西埋伏，诱敌进驻照金。游击队立即将其包围，趁拂晓大雾弥漫之机，发动攻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激战不到两小时，打死民团总指挥党谢芳，活捉耀县团总蔡子发，歼敌400余，给敌以重创。随即挥师北上，寻找新的战机。志丹在离开照金时，将他的特务队交给-带领，就地坚持游击，开辟根据地。9～10月，子长、志丹两次率游击队攻打保安县城失利，便将队伍撤到甘肃省合水县平正川的梢林地带，分散活动。12月上旬，各路游击队在甘肃省合水县会合，根据省委指示，开往宜君转角镇整编，准备成立红26军。此时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以中央北方局特派员的身份来到部队，利用部队改编机会进行宗派活动，撤销子长、志丹的职务，强令谢子长、阎红彦去上海临时中央局“受训”，志丹和杨重远虽然留在部队，但不分配重要工作。1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26军第2团，王世泰任团长，杜衡兼任军、团两级政委。志丹遭受不公正待遇，但他心地坦然，毫不计较个人得失，积极协助王世泰工作，帮助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和军纪条例，并尽力维护部队团结，表现出坚强的党性，赢得部队干部战士的拥戴。红26军成立后，杜衡继续推行“左”倾路线，只讲斗争，不搞联合，主张打倒一切。结果敌人越打越多，根据地越打越小，只剩下被敌围困的照金中心区薛家寨。伤员无处安置，粮食供给不济，情况十分危急。
民国22年（1933）5月，杜衡主张放弃照金，南下渭华重新开辟根据地。志丹坚决反对南下，他气愤地说：“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行毁灭。”杜衡不听劝阻，强令部队南下，自己却借故溜回西安。杜衡走后，汪锋担任政委，志丹任参谋长。部队已深入险地，进退两难，在蓝田张家坪被敌5000余重兵围困，只得分路轻装突围。在终南山一带苦战2月，终因孤军作战，弹尽粮绝，损失惨重。志丹带10余人冲出重围，又被困在深山老岭里。后在中共地方组织的帮助下，化装成“货郎”，历尽艰难险阻，10月回到照金根据地。10月4日，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王泰吉。志丹回到照金后即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10月中下旬，志丹和泰吉挥军北上，先后在合水县城、毛家沟门、杨家店三战三捷，歼敌数百人。11月上旬，陕甘边特委和红军总部在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根据刘志丹的建议，总结以往斗争经验和失败教训，讨论制定了改编部队、建立根据地和行动方针等问题，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26军，先成立42师，王泰吉任师长，刘志丹任参谋长，高岗任政委，辖2个团500余人。会议还决定红军暂时撤离照金，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随即，志丹和王泰吉分兵两路继续北上，在二将川会师，利用战斗空隙在二将川、平正川、太白川、白马庙川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
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引起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极大恐慌。民国22年（1933）12月，西安绥靖公署向保安、合水、庆阳等地守军发出命令，准备向根据地发动全面“围剿”。民国23年（1934）1月，王泰吉离开部队到豫陕边搞 ，志丹改任红26军42师师长，杨森任政委。从2月至4月，志丹率42师在陕甘边迂回作战，9战皆胜。在南梁西部荔园堡歼灭张廷芝部300余人，又在三道川蔺家砭消灭张廷芝部1个连，在元城川五角城子歼灭谭世麟部1个连，特别是西华池一战，全歼敌17路军杨子恒部1个团部和2个整营及直属炮连，俘敌600余人，缴获长 6、00余枝，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骡马50余匹，打乱了敌人的“围剿”部署。接着挥师南下，在三原、淳化、耀县一带开辟第三路游击区，终于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扩大了根据地。5月，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志丹任主席。他编写了《军事教育大纲》，在南梁附近的张岔村创办军政干校，为根据地培养了一批军政干部。夏秋，刘志丹两次派部队到陕北，协同陕北游击队作战，还抽调一批干部和100多条枪补充陕北游击队。11月，在荔园堡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选举-为主席，刘志丹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此时，蒋介石调集驻河南高桂滋部和陕、甘、宁、晋4省国民党军4万多人，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起第二次“围剿”。12月，志丹和惠子俊（陕甘边特委书记）率红26军2团和陕甘5、6游击支队赴安定，与陕北特委及谢子长等共商对策。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陕北特委在安定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惠子俊为书记。同时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谢子长任主席，刘志丹任副主席。因当时谢子长身负重伤，军委工作由刘志丹全权负责。志丹亲自为西北军委起草粉碎敌人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全面部署反“围剿”战斗。红27军先和敌人正面接触，志丹率红26军北上，在横山全歼井岳秀部1个精锐连。5月1日，两支红军在赤源县白庙岔会师，宣布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由刘志丹任总指挥。在志丹统一指挥和根据地群众武装的配合下，又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粉碎了陕甘宁晋4省敌人的第二次“围剿”，俘敌约2000人，缴枪3200余枝（挺），先后解放延长、延川、安定、安塞、靖边、保安6座县城。从此，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庆、东临黄河约20多个县的革命根据地，红军正规部队发展到2个师9个团5000余人，游击队4000余人。同年8月，蒋介石调集陕甘宁晋绥5省军队和驻陕东北军及国民党中央军的一部分共10万余众，对西北红军进行规模空前的第三次“围剿”。志丹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他乘敌部署尚未就绪之机，先发制人，同月中下旬，首先在东线绥德、吴堡一带击溃刚过黄河的阎锡山部2个旅，迫使阎部退回山西，接着又集中兵力进攻北线横山驻敌。9月，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25军进入陕北根据地。刘志丹亲自起草《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率军南下迎接红25军。9月18日，在延川县永坪镇召开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改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将红25军、红26军和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共7000余人。红15军团成立后，海东、志丹即率部南下，10月2日在劳山歼东北军110师2个团和师直属队，击毙师长何立中，迫使瓦窑堡高桂滋部和井岳秀部逃往绥德。5日，根据地首府迁驻瓦窑堡。
在反“围剿”紧要关头，“左”倾错误在根据地恶性发展，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斗争”和“肃反运动”。原红26军营以上干部和西北军委机关、陕甘边县以上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捕。当时，志丹正在前线指挥作战，他们采取欺骗手段将志丹调离前线。志丹在途经安塞真武洞时，碰见从瓦窑堡来的通讯员，说有一封给红15军团的急件，顺手交给志丹。志丹一看，原来是密令逮捕他和其他同志的名单。为了稳定大局，志丹不顾个人安危，镇定地把信交给通讯员，要他送往军部，自己准备赴瓦窑堡向中央驻西北代表团申诉。但他一到瓦窑堡，即被扣押。后来，妻子同桂荣及5岁的女儿也被禁闭起来。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毛泽东主席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等代表中央奔赴瓦窑堡接管由“左”倾错误领导控制的保卫局。经过审查，11月将志丹等全部释放。毛泽东、周恩来一到瓦窑堡，就接见了刘志丹。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并将陕甘游击队和地方武装改编为红28军。志丹先后被任命为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红28军军长、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和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周恩来多次赞扬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心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是一个真正的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共产党员。
1936年2月，志丹和-率红28军东征。4月1日，志丹指挥部队由神木沙峁头渡过黄河，向兴县进军，沿途连获胜利。4月14日，在围攻三交镇战斗中，志丹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士向敌人冲锋时，不幸左胸中弹，当即昏迷过去，清醒过来后，仍以顽强的毅力，断断续续地告诉身边战友：“让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说完停止呼吸。24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致词。同年为纪念刘志丹将保安县改名志丹县。
同桂荣（1905～ ），刘志丹之妻，与志丹同村，民国十年（1921）与刘志丹结婚。战争年代，积极支持丈夫革命，默默奉献，倾力抚养遗孤。建国后，关心下一代成长。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政协常委。
刘力贞（1930～ ），刘志丹之女，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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