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庆云

谢庆云人物生平

谢庆云(1900-1949)，又名卿云，字天祥，山东巨野大谢集镇谢集村人。谢庆云出生于巨野县一个较富裕的农民家庭，幼年在村中读私塾，后来在巨野县城中的公立巨野小学读书。

1921年初，其与同班同学郭楚材一起投笔从戎，跟着谷良友(本县谷庄人，曾任冯玉祥部旅长)加入到冯玉祥部队。在河南信阳经新兵营训练后，分配到第十六混成旅第一团孙良诚营当兵。1922年被提升为团部上士文书，1924年任旅部上尉军需，1926年任第二师师部少校军械员。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通电誓师，冯部国民军加入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并参加国共两党领导的北伐战争。翌年初，部队进驻渔关，谢庆云先后在援陕总司令部、第二军军部(总司令、军长均为孙良诚)任上校军务处长。1927年夏，谢庆云在冯玉祥部兴办的巩县孝义兵工厂任厂长，不久又调任河南省烟酒税务局局长(冯玉祥兼任河南省主席)。1928年秋，调任山东省烟酒局局长，后任公路局局长(孙良诚任省主席)。1929年春，冯蒋决裂，部队移驻河南陕州一带讨伐蒋介石。谢庆云任讨逆军第二路汽车管理局局长(第二路总指挥孙良诚；政治顾问宣侠父，中共党员)。由于蒋介石用重金收买了冯部将领韩复榘、石友三，讨蒋失败。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谢庆云先后任宋哲元部开办的天津造币厂厂长、热察绥冀四省统税局石家庄分局局长、宋哲元军部参议。谢庆云投军报国的政治抱负、机智果断的军人气质，很受冯玉祥的赏识。而与中共党员宣侠父的多次接触更对他的政治立场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其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2年春，孙良诚部改属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孙任该集团军副司令兼鲁西行署主任，谢庆云任该部总参议。这时，由于国民党排斥异己，歧视非嫡系部队，加上当时日军为扩充伪军、达到以华治华的罪恶目的，对孙部加紧了军事打击和政治收买，逼其投降。孙良诚为了保存实力，决意暂投日伪。为此，谢庆云和师长赵云祥、王清瀚等人多次找孙面谈，坚决反对投降日军当汉奸。谢庆云反复思考后，决定仍留在孙部，待机而动。孙良诚于4月22日，在豫鲁交界的商丘和曹县、定陶一带率其第三十九军、新编第十三旅及特务旅共2．5万余人，通电投降日军。所部被编为和平救国军第二方面军，孙被委任为总司令兼驻开封绥靖公署主任，谢庆云任该部第四军副军长兼驻南京办事处少将处长。办事处初建伊始，因社会接触面广泛，谢庆云工作比较繁忙。1942年3月，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处派中共党员徐楚光到南京多方位开展争取抗日力量的工作，获取军事情报，物色策反对象。在此期间，谢、徐相遇，谢正处于愁苦困惑之际，向徐表达了跟共产党抗日的愿望。1944年，经过多方考察，徐楚光发展谢庆云为中共秘密党员，并决定谢庆云仍留孙良诚部。

1944年11月，孙良诚部移驻苏北扬州、盐城一带。孙任驻扬州绥靖公署主任兼苏北16县政务厅长，谢庆云任政务厅副厅长兼贸易总公司总经理，并仍任第四军副军长、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此间，谢庆云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开始对孙良诚做策反工作。1945年7月，中共中央派第十八集团军秘书长申伯纯和中原军区情报处主任余义，持毛泽东劝孙良诚起义的亲笔信到达扬州，拟与孙良诚谈判有关起义事宜。谢庆云负责谈判的组织安排及申、余二人的安全接待工作。申伯纯、余义二人秘密会见了孙良诚，转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由于孙良诚对起义迟迟不下决心，谈判没有结果。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孙良诚部改编为新编第二路军，孙任总指挥，军队驻守盐城一带，任务是“确保原防地，等待接收”。10月31日，中共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集中了2万人的兵力包围了盐城，并于11月1日先歼灭了第一军三十九师潘子明部。谢认为这是策动四军起义的最好时机，于是借路到达赵云祥部。谢劝赵打消顾虑，决心起义。1945年11月11日上午，赵云祥、戴心宽在盐城四十师师部召集营以上军官开会，宣读反蒋反内战起义通电，编入新四军序列。盐城终于和平解放，苏北、苏中两个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在此关键时刻，谢庆云终于完成了策反赵云祥军起义的任务。1946年7月，中共华中分局京、沪、徐、杭特派员周镐与谢庆云、郭楚材在南京秘密开会，传达中共华中分局关于继续策动孙良诚部起义的指示，进一步研究部署策反的步骤、方法和措施。此后，谢庆云和周镐、郭楚材多次与孙良诚会谈，反复做工作，但策反工作进展不大。1947年秋，谢庆云和周镐等针对孙良诚既脚踩两只船，讨价还价，又害怕与共产党联系起义之事被上峰发觉的矛盾心理，研究制定了对孙良诚采取一打一拉、促其起义的行动计划。中共华中分局和华东军区表示同意，并由华东军区派部队配合行动。1948年11月上旬，淮海战役已经打响。根据中共华东分局的指示，谢庆云与周镐、郭楚材等加紧了对孙部的策反工作。中旬，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接近结束、黄百韬兵团及孙良诚部将被围歼之际，谢庆云、周镐、王清瀚等在二六〇师师部，与孙良诚协商起义事宜。谢庆云和王清翰等人对孙反复劝说，终于使孙率国民党一〇七军军部和二六〇师全体官兵5800余人在江苏睢宁县境向解放军投降，接受改编。孙玉田的二七〇师在向徐州逃窜时被歼。

1948年12月，淮海战役进入最后阶段。谢庆云、周镐、王清瀚等对战役的节节胜利，感到格外兴奋。为了对夺取全国胜利多做些贡献，他们向党组织建议，通过孙良诚再做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刘汝明(原冯玉祥部，孙的把兄弟)的策反工作。中共华东分局和华东野战军经过慎重研究，批准了他们的策反计划。嗣后，周、王便同孙良诚商议做刘汝明的策反工作。商谈中，孙表示同意以其名义给刘汝明写封劝降信，并提出由其副官给刘送信。孙暗中做了手脚。同月下旬，刘汝明一面把假降信息告知淮北，一面立即电告南京国民党当局，并建议马上逮捕谢庆云。1948年12月25日下午，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将谢庆云抓捕。谢庆云等被捕后，中共南京市与上海市党组织及其亲属多方营救，但未能奏效。保密局特务对谢施尽酷刑，终无所获，1949年2月的一天将其装进麻袋，抛入黄浦江中。

谢庆云人物事迹

1945年，谢庆云、郭楚材又根据申伯纯的指示，继续做赵云祥军长的工作，动员第四军单独起义。为此，谢庆云利用与赵云祥多年共事结成的深厚友谊，多次找赵云祥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强调共产党对起义之举的诚意和重视，机会难得；从“得天下者必共产党也’’的道理到“人生一世应对社会进步有所贡献’’的抱负……语出肺腑，情怀激切，终于促使赵云祥下定了起义的决心。经过具体而周详的策划，同年秋，赵云祥军在苏北盐城宣布起义，编入八路军序列。此举受到当地党政军的热烈欢迎。在宣布起义的头天晚上，谢庆云紧紧握住赵云祥的手，激动地说： “太羡慕你了。赵兄先行一步，小弟不久会找你去的’’。

抗战胜利后，孙良诚部被国民党收编为暂编第五纵队，又先后改编为暂编第25师、第一绥靖区第107军，孙任绥靖区副司令（司令刘汝明）兼107军军长，谢庆云任107军副军长兼该军驻南京办事处中将处长。1946年7月，中共华中分局京、沪、徐、杭特派员周镐（公开身份扬州公署总参议、国民党将级军统特务）与谢庆云、郭楚材在南京云南路西桥7号—107军驻南京办事处秘密开会，传达中共华中分局关于继续策动孙良诚部起义的指示，进一步研究部署策反的步骤、方法和措施。策反的重点对象是孙良诚和中将副军长兼260师师长王清瀚。孙良诚在国民党军内一直受到歧视和排挤，尤其蒋介石对1945年赵云祥军的起义耿耿于怀，总想把孙部“分化瓦解”掉，这就使孙有着率部起义、投向人民阵营的可能性。王清瀚比较主张正义，思想也较为进步，从1926年起，谢、郭二人一直与王共事，关系较深，王和谢庆云又是连襟关系，只要做好工作，他的起义该是更有把握的。经多方面分析，最后决定，由郭楚材以运销大通煤炭而经常出入孙部防区作掩护，加强与孙良诚及亲信的交往。会后，郭便以谈生意、作买卖为名，常去孙良诚家中，因势利导，在孙面前时常说些共产党守信用、讲交情、够朋友的话。并利用国民党中统大特务梁醒黄(负责山东省特务工作)和孙子愿向孙敲诈2000万元(旧币)之机，促使孙尽快与共产党联系。10月的一天，孙良诚约谢庆云在蚌埠南炉桥车站会面。一见面孙就骂蒋介石“欺人太甚”，是要“骑在脖子上拉屎”。接着便说明，为留条后路，要谢庆云负责继续做好对共产党方面的接待和联系，又嘱谢要摸摸周镐的底：“看看他是否与共产党有联系，能否为我所用。”谢庆云机警顺势促进，表示一定为此尽心尽力。12月，谢、周二人通过华东军区联络部长杨凡华，把孙良诚要求与共产党联系的情况，向中共华中分局和华东军区作了汇报。华中分局决定，由谢、周、郭负责此事，并指定周可以以中共代表的身份与孙秘密谈判，加快对孙部的策反工作。孙良诚得知这一情况后，开始不相信，说什么“一个国民党的军统大特务，怎么竟成了共产党的谈判代表”，待确知后，他便交待谢庆云和郭楚材，要通过周参议与共产党上头交涉，商定起义的条件和具体事项。此后，谢庆云和周镐、郭楚材多次与孙良诚会谈，反复做工作。但孙奸猾多疑，缺乏诚意，一直以当过汉奸、与共产党打过仗为借口，迟迟不下决心，再加上其亲信(叔兄弟关系)二七O师师长孙玉田坚持反对，致使策反工作进展不大。1947年秋，谢庆云和周镐等针对孙良诚既脚踩两只船，讨价还价，又害怕与共产党联系起义之事被上峰发觉的矛盾心理，研究制定了对孙良诚采取一打一拉、促其起义的行动计划，华中分局和华东军区表示同意，并由华东军区派部队配合行动。10月上旬，谢庆云、周镐、郭楚材、田连熙(谢庆云副官)一起到达宿迁孙良诚驻地。周镐首先找到孙良诚，叫孙看了蒋介石要保密局调查他“通匪”的手令。孙看后吓得直挠头皮，来回乱转，答应考虑一下再说。中旬，解放军一部按计划向睢宁孙玉田师防区发起猛攻，很快攻进睢宁县城，歼敌近一个营，孙良诚见事不好，立即把谢庆云、周镐等召集到司令部，气冲冲地问：“你们是怎么搞的?共产党想叫我起义，怎么又打起来啦?”周首先说不知其因，随后婉言催促起义之事应有个结果，如一味拖延会有不利。简单商议后，由周镐缝城而让解放军当晚撤出睢宁城。与此同时，谢庆云继续做孙良诚的工作，但孙只说：“看一段再说吧。”策反仍无结果，而谢庆云、周镐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身份却有所暴露。有些反动分子借机散布说进攻睢宁的解放军是周镐、谢庆云勾引来的。甚至有一个营长带着几个逃兵赖皮，跑到南京办事处闹事，讹诈钱财。谢、周处境十分危险。华中分局得悉此情后，立即指示他们马上躲避一下。周镐原计划由宿迁乘汽车经扬州、镇江回南京，走到镇江时接到通知，遂换车转赴上海躲避起来。这时，谢庆云已回南京。华中分局派人连夜赶到南京通知他，他便乘火车绕道上海转赴北京，以“老母病重”为由暂行躲避，一个月后才返回南京。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已经打响，国民党反动政府败局已定。根据中共华东分局的指示，谢庆云与周镐、郭楚材等加紧了对孙部的策反工作。他们针对孙部的军事支柱、为孙良诚格外器重的副军长兼二六。师师长王清瀚易于争取的情况，决定先做王清瀚的工作。不久，王被接受为中共特别党员，这为进一步策反孙良诚准备了条件。中旬，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接近结束、黄伯韬兵团及孙良诚部将被围歼之际，谢庆云、周镐、王清瀚等在二六O师师部，与孙良诚进行着决定孙部命运的谈判。谈判大厅四周岗哨林立，厅内死一般的寂静，墙上挂钟“滴达、滴达”的声音听得格外清晰。孙一言不发，低着头，背着手，不停地来回踱着。谢、周、王三人看着孙良诚，再望望挂钟，急躁地等待着。十几分钟过去了，谢庆云首先打破沉默，严肃认真地说：“大哥(指孙良诚)，周参议(周镐)不是外人，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与清瀚全仗大哥栽培提携。过去一遇到大事，都是大哥说了算。”他稍作停顿，把话锋一转说：“小弟有几句心里话不能不说。事情很明显，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继续抵抗，给蒋介石当炮灰，被消灭；一条是放下武器，投降解放军，绝处逢生。我们撇开自己的名利不说，也要为一两万官兵的性命着想啊”。谢庆云话音一落，王清瀚坐不住了，站起来大声说：“大哥，我是个直性子，一向说一不二。不能再跟蒋介石干下去了，再干就是死路一条，内战以来，战场起义、投向共产党的部队接连不断，既有杂牌军，又有蒋介石的嫡系王牌。共产党不计前嫌，热情欢迎。我们过去虽然和共产党打过多年的仗，但那时是各为其主，不得已而为之，共产党不会计较的。”这时的孙良诚靠在太师椅上，眯缝着眼，还是一言不发，但眉心的疙瘩却越皱越紧。周镐扫了大家一眼，声音低沉而有力地说：“共产党与国民党谁是谁非，谁胜谁负，是很能看分明的时候啦。一句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嘛。国民党独裁卖国，民心丧尽，能不失败吗，且看最近两个月率部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就有济南战役中的吴化文军长，辽沈战役中的曾泽生军长和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将军，等等。他们都得到宽大，受到欢迎。这充分证明共产党是讲信用的。” 孙良诚眼皮翻了一下，又眨了几下，似乎颇有难处地说：“要说起义，弃暗投明，我比你们还急。但就是孙师长不同意，咋办呢，两个师起义，一个师不参加，我这个当军长的也不好向共产党交待呀。” “这个问题，已与清瀚商议过了，如果孙玉田不同意，二六O师就只好单独起义啦。不过我们希望大哥一块起义。”谢庆云对孙良诚的拖延伎俩非常生气，忍不住针锋相对地说。孙良诚外迫于大军压境，内困于同事力促，实感别无他途，只好示意大伙稍等一下，把王清瀚拉到一边，疑虑重重地说：“这次战场起义，能否保证不出事，蒋介石安插的耳目怎么处置，我在现场是否有危险”。 “大哥放心，这些事小弟早有安排，那几个坏蛋已被‘保护，起来啦”。孙良诚返回客厅，猛抽了几口烟，无可奈何地说：“好吧，既然大家把话讲明了，我同意起义。马上召开军部和二六。师团以上军官会议，宣布就地放下武器，接受解放军改编。”至此，孙良诚终于率国民党一O七军军部和二六O师全体官兵在淮海战役前线——江苏睢宁县境向解放军投降，接受改编。而孙玉田师在向徐州逃窜时被我全歼。当时共产党报刊山东《大众日报》登载了孙良诚率部起义的公告，毛泽东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中也敦促杜等学此先例，早日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