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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白

杨坚白人物照片

本溪满族自治名人杨坚白介绍

中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

杨坚白,天津人,著名经济学家、统计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系。曾在天津南开中学、耀华中学任教。建国后,历任南开中学校长,天津市教育局副局长,天津师范学院副院长,天津市第九至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中央常委、天津市委主任委员。是第五至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杨坚白人物生平

杨坚白同志,辽宁本溪人,1911年4月出生,1932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由东北南下重庆参加抗战工作,1941年起在太行山根据地做工业管理工作,1947年在工业管理部门做研究工作;1948年4月后,历任辽西省政府研究室主任、辽西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1951年至1954年秋在东北统计局工作,历任东北统计局秘书长、副局长;1954年调国家统计局,主持国民收入计算和综合平衡工作;1956年调国家计委世界经济研究局,从事研究工作;1958年调我院经济所,任综合平衡研究组组长。1980年3月定为研究员,1987年12月离休,仍担任我院研究生院教授。

原湖南平江梅仙镇人大主席、尖山村支书杨坚白 杨坚白2007年退休后,主动回乡担任梅仙镇尖山村村支书。上任伊始,他就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重要位置,对教育实行“三主动”、“两优先”,即主动为教师办实事,主动深入学校指导工作,主动倾听老师要求;对学校投资优先到位,教师的问题优先考虑。“再穷不能穷学校,再苦不能苦师生”,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三年来,他急学校所急,想师生所想,设身处地为学校师生办了许多好事、实事。一年来,该村村委为学校投资近10万元,学校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杨坚白荣誉成就

杨坚白热心公益事业。几年来,杨老共捐资、捐物折款3万多元,为100多名贫困学子、社会事业捐款3万多元,救济学习用品500多件。杨坚白被镇党委、政府评为五好退休干部。

杨坚白人物评价

杨坚白同志的一生,坚信马克思主义,淡泊名利,心胸坦荡,不循教义,锐意创新,不屈不挠追求科学真理。他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长期活跃于经济学理论前沿的少数几位著名经济学家之一。作为新中国经济学发展历程中的先驱,他在宏观经济理论、统计学理论、生产价格理论和经济改革理论等方面的学术思想和成就,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和改革的理论探索产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影响。他首创新中国的国民收入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研究,全面完整论述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主张加强统计监督,强调统计学原理的共同性;从宏观经济运行角度提出和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价格理论;最早从社会经济形态意义上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的理论概括,并就所有制、国有企业、劳动制度等改革问题提出了许多有影响的观点。他严以治学,宽以待人,为培养和造就我国高级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人才倾注了毕生精力,为推进我国经济学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

杨坚白补充介绍

  杨坚白,曾用声于典、杨娱天、杨异同、康莫逆、于天、非石等笔名。1911年(清宣统三年)4月21日生于辽宁省本溪县。其父毕业于本溪县师范学堂,后任教师。杨坚白小时读了一些孔孟的书。由于家境困窘,他的求学时断时续,高等师范未毕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民族危亡使他和一些同学不能安心于课堂读书,只得中途辍学,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开始,为了隐蔽自己的活动,他到本溪煤铁公司当了几个月的小职员(会计),虽然日薪只有6角钱,但却是他最初了解企业,了解社会的窗口。

  青年时代的杨坚白思想活跃,异常勤奋,涉猎了大量左翼文学,对社会科学兴趣广泛。本来他最喜爱理工科,可是特殊的环境和经历,使他不得不放弃理工改学文科。由于东北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有学日语的条件,为了求知,他刻苦攻读日语,还自修了俄语。

  1932年冬,杨坚白通过进步学生张晓岩结识了李烈生(即李兆麟),由李介绍加入了共青团,1933年入党,参与本溪党、团组织的组建工作。成为本溪最早的党员之一。不久,他被调到奉天(今沈阳)党的特委,在那里专门从事党的宣传活动。1933年6月的一天,本溪湖开运动会,当时的中共本溪特支组织委员陈相毅在会场上散发传单,被日本巡警当场逮捕。陈经不起敌人的拷打逼问,供出本溪党组织,出卖了孙已泰、徐殿孕和杨坚白3人。敌人马上逮捕了孙、徐2人。因杨坚白自己调往奉天特委工作,敌人从他与家人的通信中发现线索,通过奉天日本领事馆警署抓捕了他。他被判12年徒刑,上诉后,1935年被改判5年徒刑。入狱时,他被关押在奉天地方法院看守所。不久,时任中共奉天特委书记的杨一辰,也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关进看守所,同杨坚白住在一起。后来,杨一辰、杨坚白、孙已泰等人又被转入奉天检察厅看守所。杨一辰同志参加革命早,阅历深,经验丰富,同监难友们非常敬重他,尊称他为老大哥。因此,监狱里逐步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党的核心组织。他们互相勉励,互相鼓舞革命斗志。一次,杨坚白因被敌人用刑,身体极度虚弱,伤口严重感染化浓。放风时,杨一辰递给他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一首诗:“统治阶级,设置监牢。囚吾志士,肆彼横暴。但吾志士,忠贞在抱。心为石兮不可转,汤可赴兮火可蹈。善摄生兮保此身,持其志兮气勿躁。奋斗!奋斗!红日五洲普照。”杨坚白读后,倍受感动和鼓舞,当即将这首诗在难友中传阅,他还和杨一辰等人一起高声唱《国际歌》,并把这些歌词写在监号的墙上。

  他们身陷囹圄,仍不忘团结、教育、宣传群众。伪奉天监狱的看守,大多是城市贫民、乡村农民出身,生活困苦,为谋生他们不得已才干上看守职业的,杨坚白想,这些看守和国民党、日本人的狱卒不同,不是死心蹋地的死硬派,完全可以通过宣传教育感化他们,让他们为共产党做事。于是,杨坚白、杨一辰、孙已泰经常和他们唠家常,给他们讲共产党的主张,向他们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剥削反压迫的道理,还替他们写家信,写请假条,为那些贫困无助的刑事犯人写诉状,监狱医务所医官王常泰等人,就是通过他们的教育影响,由党的同情者逐渐成为党的支持者、拥护者的。后来,成为狱中党员和狱外党组织联系的秘密联络人,经常为他们传递信件、消息和学习材料,为狱中党员外出买书,买《盛京时报》看。监狱本来有个专门对这些“政治犯”进行教诲的-,叫宋大公,有趣的是反而接受了他们的“教诲,”后来为杨一辰的出狱帮了大忙。在杨一辰直接领导下,杨坚白、孙已泰还在狱中参加了查叛徒、查党团组织受破坏经过的斗争。

  他们把监狱的医务所变成了党组织秘密活动的联络点。利用这个阵地,常以随诊为名,趁机与党组织沟通信息,宣传中国和苏联的革命形势。难友们还借口看病来这里聚会或商谈要事。如果有哪个难友太累了,也可以到这里“住院”和“休养。”医务所的几个医官在他们影响下,也都成了他们无话不说的朋友。他们帮这些“政治犯”收藏进步书藉,一起谈政治。讲革命,骂日本鬼子和汉奸。

  在监狱里,他们坚持雷打不动的学习活动。经常学习讨论看守捎给他们的党内信件等材料,还读了《列宁文集》、《反杜林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国民快览》等进步书刊,甚至读了高尔基的《母亲》、托尔斯泰的《复活》、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等翻译作品以及鲁迅、茅盾的杂文和小说。中共的《八一宣言》、救国会七君子被捕、西安事变、红军长征到达延安等消息,都是他们从这些报刊杂志中读到的,进步青年温建平,就是受了杨坚白狱中的教育和影响,毅然走上革命道路的。

  1936年春,敌人加紧对狱中共产党员的摧残和-。杨一辰又被日本宪兵队提去审讯,杨一辰为了保护党组织,特意把自己眼睛弄坏,看不见东西,被送到医务所抢救治疗。他和杨坚白、孙已泰商量,最近党组织又遭到严重破坏,政治形势日益严峻、紧张,如果外面组织被破坏了,不仅我们要作无意义的牺牲,还要牵连好多人,不如向外面党组织说明情况,主动要求断绝联系。3人同意了这个意见,又起草了秘密信发出,从此,他们便忍痛与外边党组织断绝了联系。杨一辰当时激动地和他俩说:“只要我们有决心革命,出狱后一定能找到党。”

  1938年6月,在监狱中饱受磨难的杨坚白出狱了,这时正是抗日战争的第二年。他辗转东北、北平都找不到组织关系,便由上海路经香港、广州去了武汉,因战况紧急,他由澳门、中山,向西北方向的梧州、柳州进发。

  行至肇庆,所带的钱已花光,他只好找到难民收容所,取得难民资格,领得难民证。至此,他以难民身份流浪到广西的梧州、柳州,再沿西南公路靠一路行乞,徒步跋涉, 1938年除夕流浪至重庆。找到东北救亡总会,被接受到会内工作。最初,他担任《-》杂志,后又担任服务队(即宣传队)长。不久,他们这个组织的任务是,团结教育青年,准备北上抗日。在这个环境中,可以公开阅读马列主义的书,讨论共产党的政策主张,还可以通过讲座形式培训青年。他后来回忆起这段时光,深有感触地说:“在这个组织里工作和生活,等于上了一次党校。”

  为了北上抗日,组织决定由他率领东北的一批青年,包括重庆总会和成都分会的青年,参加战地党政委员会冀察分会宣传队,他任副队长,陈甫子任队长。两个人都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而只以进步人士面目出现。1940年初,宣传队从重庆出发,经西安到洛阳,当时由于国共摩擦加剧,不久,蒋介石下令解散了这个宣传队,杨坚白北上抗日的理想未能实现。

  但在1940年夏,孟用潜来洛阳组建中国工业合协会晋豫办事处,杨坚白参加这项工作,从此他走上了经济战线。几个月后,他受孟用潜派遣,几经周折去了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山,回到了党的怀抱。

  到根据地后,先后担任过科长、厂长等职,还主编过《太行工业》刊物。这期间,他积累了不少从事经济工作的实践经验。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从敌伪方面接收了一些工厂、矿山,需要会计、统计知识。他及时总结、研究了工业管理经验,编写了大量讲义,培训了一大批企业管理干部。还撰写了《实用工业会计和成本计算》、《实用统计方法》两本书,被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其中《实用统计方法》一书还两次由东北新华书店再版,在全国发行。

  1948年,党组织把杨坚白派回东北,先后在辽北、辽西省政府任研究室主任,侧重于农村政策研究。除草拟调查报告、研究报告外,还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一些文章。1950年11月—1954年秋,杨坚白在东北统计局工作,先后任秘书长、副局长等职。由于国内当时还没有一套适合本国特点的统计学专著,他及时总结统计学的基本规律,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写作出版了《统计理论基本问题》一书,翻译出版了苏联著名统计学家斯梅霍夫、经济学家基里迪舍夫的《统计和计划》、《怎样研究经济现象动态》两本书。

  在担任繁重的行政领导工作的同时,他还主持了东北地区的国民收入计算和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工作。这项工作是1951年顾卓新(时任东北计划委员会主任)倡议的,计算的方案由苏联统计专家帮助设计,再结合中国实际修改、制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民收入计算的开端。1954年,杨坚白调到国家统计局,负责主管全国的国民收入计算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工作。杨坚白是国内国民经济统计和综合平衡工作的首创者。

  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个人的爱好,国民收入计算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工作,竟成为他后半生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专业。1956年,他离开国家统计局,调到国家计委世界经济研究局工作。为了提供编制计划的参考,他主持撰写了《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条件、方法和特点》一书。因当时发生了波匈事件,他又研究了波兰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1958年10月,应孙冶方之约,杨坚白到中国经济研究所专门做经济理论研究工作。1963年,他的一篇论生产价格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大批判。1976年10月,杨坚白逐步恢复了研究工作。

  2004年6月27日,杨坚白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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