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可秀

　　苗可秀，原名苗克秀，又名景墨，号而农。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生于本溪县下马塘苗家堡子。父亲苗维新是庄稼人，务农之余，挑担做小本生意，以补收入。

　　苗可秀于1914年（民国3年）9岁时入本村私塾读书，塾师是从山东来的一位老秀才，旧学根底很深。因苗可秀读书用功，成绩突出，深得塾师器重，破例不收他的学费，并着意培养苗可秀文学方面的特长。1919年他考入下马塘高等小学，两年后考进沈阳第三中学，1926年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北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预科读书，1928年升入本科。

　　苗可秀考入东北大学以后，孜孜不倦地读书，潜心探求学问，理解问题有独到之处。他曾致力于先秦诸子文学的研究，著有关于论述荀子的文章20余万字。文章立意新颖，深得师友信服与好评。在学习期间，因成绩优秀，性格诚实稳重，在文学系学生中很有威信，被推为级长。在读书期间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侵略行径十分愤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苗可秀投入了抗日救国运动，与阎宝航、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等一大批爱国青年学生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1年11月5日，参加了“东北民众赴京-团，”提出：“克日收复东北，准备对日宣战，缉拿汉奸，惩治失地负责官吏”等八项主张。

　　1932年2月，苗可秀受救国会的委托，到辽东三角边地邓铁梅所部义勇军，与邓铁梅相见，当即被邓铁梅委任为民众自卫军总参议，辅佐邓司令参赞军务，后又任军官学校的教育长兼学生队队长，在凤城、岫岩、庄河、安东（今辽宁丹东）一带进行抗日斗争。

　　1932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削减抗日力量，曾多次通过邓铁梅的昔日好友出面或者通过书信劝邓投降，均未得逞。于是便提出要与邓铁梅部“谈判。”当时自卫军处境非常艰苦，服装不整，夏季多有赤足者。在岫岩被俘的日本商人见此情景，主动提出愿供应两万双胶底军鞋，作为释放日军战俘的交换条件。在反扫荡战斗中，义勇军弹药也消耗颇大，急待补充。遂趁此机会，邓部向日商要求必须供应20万发子弹。日商并未拒绝，只说军鞋供应自身可以解决，而子弹问题需与军方商量。因此先释放一名日商去，以便联系。过了几天，接到被释放的日商来信，请派代表到凤城去商谈。总部派总参议苗可秀携带随员两名前往。

　　苗可秀等到凤城后，和日本参事官、伪县长康选三见了面，把任务说了一遍。日伪方面当时未作具体表示，饭后，伪县长说：“这事关系甚大，当地解决不了。”日方官吏主张到新京（今吉林长春）商量。苗可秀明白敌人本意是要招降邓铁梅部。但为了获取子弹，坚持抗日，只好将计就计，当天在日方官吏陪同下，乘火车来到奉天（今沈阳）。到奉天后，日方官吏说不去新京，需先和奉天日军司令部及警务厅接洽，苗可秀便同他们分别会谈。但日伪-避而不谈交换条件，且态度极为傲慢，伪警务厅长甚至谩骂自卫军是乌合之众，限令9月中旬缴枪投降。

　　苗可秀识破了日本人的诡计，当即提出声明：“本人是奉命来同你们商谈日俘交换问题，而你们所提出的问题，与我的使命无关，本人无权发言!”日方立即威胁说：“你们是有利的，如果不接受，就先把你们留在这里。”苗可秀看出日方不能履行原来的交换条件，为摆脱被他们强制扣留的危险，马上向日方表示，你们把我们3人留在这里，对邓司令的实力来讲，是没有什么损失的。你们提出的是招抚问题，本人没有接到这项使命，当然是没有权力来过问。你们如果强制我接受，我没有得到司令的许可，恐怕也不会生效。况且招抚这样的大问题，你们最好派遣代表到“抗区”去同邓司令亲自谈判。假如不放我们回去，对邓司令来说，起不到要挟作用，只能堵塞用和平方式进行招抚的道路。日方听了苗可秀的话，立即向苗可秀表示歉意。第二天，军部及伪政府分别派遣大佐、中佐、少佐等日本军官6名，带领翻译刘大舟，随同苗可秀来到“抗区。”苗可秀回到“抗区，”将这次奉天谈判的经过向邓司令做了详细的汇报，邓铁梅认为交换条件既然无望，就没有同日方军官再谈的必要，遂将日方代表同翻译官一起，交到驻刁窝堡的第三支队暂行看管。在一次全体军官会议上，邓铁梅征求大家的意见，如何处置敌方代表，多数人同意将其全部处决。苗可秀奉邓铁梅之命将日方代表友田俊章等六人处死。

　　苗可秀从奉天“谈判”回来后，继续率领中国青少年铁血军在凤城、岫岩一带进行抗日斗争。苗可秀组织指挥有方，重视对士兵

　　的宣传教育工作。他统帅的士兵，纪律严明，作战勇敢。他们的口号是：“爱护老百姓，联合警备军，团结义勇队，打倒日本人。”

　　1932年9月末，伪军李寿山部千余人从大孤山出动，攻占了黄土坎，令其弟李怀臣驻守。黄土坎与大孤山隔大洋河相望，是自卫军经营的经济重地，与自卫军司令部驻地龙王庙很近。为保卫民众自卫军司令部的安全，10月18日邓铁梅任命苗可秀为总指挥，率队誓死夺回黄土坎。苗可秀于18日深夜率领第九团、学生队（军官学校学员）和大刀队摸进黄土坎，将查岗的李怀臣刺死，战至次日清晨收复黄土坎。消灭李部伪军五六十人，缴获长 30多支、子弹1万发。

　　1932年12月8日，日军从凤城出发向龙王庙进攻。为掩护邓铁梅司令部从龙王庙安全撤出，苗可秀带领学生队和一营、二营战士200人到龙王庙西北15公里处设伏牵制日军。当日军进入伏击圈时遭受到突然袭击，死伤60多人。自卫军伤亡20人。此役为邓司令12月17日撤出龙王庙赢得了时间。伏击战后，苗可秀与邓铁梅在哨子河马道沟会合，向尖山窑方向转移。因尖山窑失守，部队在哨子河三道干沟集结。这里距尖山窑15公里。日军调集200多人扼守文家街，以堵塞自卫军收复尖山窑的通道。乘日军立足未稳，苗可秀率队向文家街猛攻。日军战败，退守红花岭。红花岭是通往尖山窑必经之处，易守难攻，势在必得。苗可秀率队乘胜攻占了红花岭。日军退到宁家堡子，把老百姓的箱子、柜子都搬到街上构筑临时工事，企图固守。苗可秀趁夜把宁家堡子团团围住，下半夜发起总攻，大刀队在步兵密集火力的掩护下，冲进宁家堡子，抡起大刀猛砍日军，毙敌50多人，迫使日军退守尖山窑。

　　苗可秀率队在密林中稍事休息即向尖山窑进军。第二天夜里8时，苗可秀指挥自卫军炮轰尖山窑，日军却毫无动静。当自卫军先头部队冲进尖山窑时日军才开始还击。苗可秀一马当先冲在最前边。战士们信心倍增，奋勇冲杀。日军凭借工事掩体顽抗。苗可秀不顾枪林弹雨，爬上墙头指挥。自卫军士气大振，猛冲猛打。拂晓时分日军终于支撑不住，向白旗堡方向逃窜。被日军占领20多天的尖山窑又回到自卫军手中。接着，苗可秀又指挥部队打退日军二次反扑，在尖山窑站稳脚根。自卫军在尖山窑设立司令部。军官学校开始招收第二批学员，苗可秀亲自授课。

　　1933年3月，苗可秀去哨子河与赵同等人在岫岩县红旗沟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青年抗日同盟会、别动队，任命刘壮飞、白君实为别动队正副队长，并决定苗可秀到关内活动。苗可秀到北平（今北京）制定奉天（今沈阳）-计划提交救国会讨论同意，于1933年8月潜回奉天活动，不久返回凤城。

　　1934年2月1日苗可秀在三道虎岭主持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少年铁血军。苗可秀被选举为少年团总裁、同心会会长、中国少年铁血军总司令。铁血军下设3个大队，任命赵同为铁血军参谋长，并任命了铁血军大队长、中队长、分队长、警卫队长等。3月著成《少年团须知》、《新义勇军谈话》、《铁血军口号问答》、《少年团口号问答》、《我们为什么作义勇军运动》、《加里波的传记》、《孙中山先生革命史》、《论孟择要》、《曾文正公全书择要》、《汉奸叹十声》、《冤魂托梦》等文章11种。每种装印500册，至5月完成。提出“爱护老百姓、唤醒伪-、团结义勇军、打倒日本人”的口号。4月率领一、二大队在黑夜里与日军遭遇于沙里寨，激战2小时，史绍迁大队副牺牲，日军伤亡10多人；将土匪王召伯部80多人缴械，救回“肉票”（指被土匪绑架的人质）40多人。先后被缴械土匪有黑虎、铁牛、铁山、鹞飞、五虎、东洋、九江、天王、地王等30多股。5月率第1军2大队150多人趁风雨天气进攻驻大岔沟伪军，打死打伤中尉连副以下20多人。6月1日，苗可秀在少年团改选会议上连任总裁。此期间苗可秀在各地举行群众大会40多次，宣传少年团、铁血军的宗旨和主张。 7月，苗可秀得知因邓铁梅被捕，日军招降邓铁梅余部、汪晓东通知各部投降的情报后，于7月将汪部缴械，驱逐汪晓东入关。

　　1935年2月15日，苗可秀率军300人，行至猞猁沟（今岫岩红旗镇）稍事休息，发现伪军分乘5辆汽车共300多人来犯，立即下令伏击。此役共缴获步枪50支、手枪4支、轻机枪1挺、重手提式机枪1挺。伪军大队长苗次芳、大队副李哲英被击伤后逃跑。1935年4月21日下午，苗可秀率队到达沟汤（今岫岩哈达碑乡沟汤村），在学校召集群众开会，宣传抗日救国。突然听到南山响起枪声，苗立即带领部队往北撤退。得知日伪军200多人在沟汤村宿营，分住东西两个大院。晚上10时，苗令刘壮飞、白君实兵分两路向两个大院逼近，迅速发起攻击，全歼敌人两个大队。这次战斗击毙日军7人，击毙伪军10余人，并缴获大部分军械。6月13日，苗可秀率部由凤城渡过哨子河来到羊角沟刘清兰家宿营。叛徒刘仁安向驻哨子河日军密探张兴式报告抗日联军行踪地点。拂晓时分苗部突遭日伪军500多人包围。苗可秀因腿部受伤，由战士王德林背着逃出重围，在山林中隐蔽养伤。6月21日凌晨来到碑家岭朱运成家养伤，因叛徒赵春和等人告密而被捕。

　　苗可秀被捕后，先关押在日本警察署，用装甲车送到安东（今丹东）医伤。苗可秀与日军及有关人士展开辩论，揭露日军侵略行径。有个日军军官说“我们是来替你们求解放、争自由的，你不来谢谢我们，还打我们。”面对强盗逻辑，苗可秀予以痛斥:“你们是残暴不仁的帝国主义，你们是吃人如麻的饿鬼，你们是贪得无厌的猪狗。你们要灭绝我们的生路，糟蹋我们的人格，还用伪装面目来欺骗、0我们。请问自由在哪里?解放在何时?现在我们见到的不过是些满目凄凉的景象罢了！”一个翻译官凑上来问:“你上山几年了？”苗可秀视其媚态说：“你是什么东西?是人是鬼?你不配和中国人说话，快滚出去!我天天在山上走，也天天在地上走，不象你们这些狗腿子天天在日本人的胯下走。”日方对苗可秀施以惯用伎俩，妄图以授予中将军衔、委以警备司令为诱饵劝其投降，苗可秀对此嗤之以鼻。劝降不成，日军终于露出凶恶本性，威胁说:“你打死了那么多日本人，这些人的家属都要求对你处以极刑，你若投降，还有一线生机，如若不降，必死无疑。”苗可秀坦荡地说：“打死日本人是抗日军指挥者的天职，死是我的最后归宿。”日本翻译前山对苗可秀的爱国行为肃然起敬，请题字留念，愿意代为邮寄信件。苗可秀挥笔题写“正气千秋，”并作《誓扫倭奴不顾身》一词送给监护他的日本军人。苗可秀在写给老师王卓然的信中给儿子起名“苗抗生”，勉励儿子继承遗志，为抗日战斗终生。

　　1935年7月25日下午，凤城街道两旁-林立，日军用1辆马车将苗可秀押到被苗可秀枪毙的友田俊章等6人纪念碑前强迫跪下。苗可秀拒绝下跪，昂首挺立。日军惊恐万状，急忙将其押往凤城城郊南山沟里绑在一棵小松树上，并对他说“你现在答应投降，还可以保证你不死。”苗可秀说：“抗日不怕死，怕死不抗日，我已做好死的准备，你就来吧!”然后高声吟道：“而农松下折颈枝叶茂，可秀日久还田重复生。”日军给友田俊章等人家属每人发一支枪，叫他们赶快行刑。贺门的妻子开第一枪，白井的哥哥开第二枪，接着枪都响了，苗可秀在枪声中英勇牺牲。

　　1946年，凤城县政府将站前街命名为苗可秀街。1957年1月1日，凤城县人民委员会在苗可秀牺牲地立碑纪念。并于1988年10月，在凤凰山下建立邓铁梅、苗可秀纪念碑。

　　为纪念苗可秀烈士，本溪县人民政府于1987年7月在苗可秀的家乡下马塘镇虎头山下树立了英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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