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石朗

杨石朗人物生平

杨石朗，江西五老之一。生前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西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顾问，江西中国画研究会顾问，江西省文联委员，江西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西书画院顾问。自幼酷爱国画，少年时代作品入选"上海救济难民画展"。21岁从师贺天健，24岁由贺天健主办首次个展，同年加入中国画会，出版个人画集， 以后多次在上海、北京、天津、南京等地个展，齐白石等前辈画家一致看好有希望的青年画家。为探求古代大家真迹又再投师吴湖帆，1947年中国首次出版的《美术年鉴》收入他的传略作品。1951年任江西日报美术编辑，大胆尝试国画写生，1960年参加北京人民大会堂陈列国画创作，1973年调江西工艺美术研究所专研国画，1980年江西个展。1989年再度赴京于中国美术馆个展，艺术造诣与顷情学问的高尚人品，获得参观者的高度评价，有与清二石（石涛、石溪）并为“三石”之美称。历年作品为北京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中国美术馆及海内外广为收藏。艺术主张“传统、生活与创造三结合”。 作品有《井冈山》长卷55米、《匡庐奇秀》、《三峡奇观》等。出版有《杨石朗画集》。历年参加全国及出国画展，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中国美术馆、国家旅游局京西宾馆、北京军区宾馆及军区后勤部、江西旅游局及各大宾馆，以及全国各地纪念馆、博物馆，海内外等广为收藏。学书得益于魏钟繇《宣示表》及魏《张黑女墓志》等，多作行书，用笔厚重，枯湿相宜，古拙蕴藉。作品入选省内外多种书法展览及在报刊发表。

杨石朗求艺履历

杨石朗1915年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自幼便酷爱绘画。因为家贫，买不起笔墨纸张，便常以土块树枝为笔，大地粉墙为纸，自娱自乐地信手涂鸦。此时的杨石朗，着实让家里长辈及左邻右舍头痛不已，自己也经受了数不清的呵斥与教训，却怎么也放不下画画的念头，仍然见什么就画什么地乐此不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杨石朗的画开始有所变化，不再是胡乱涂抹了，房屋鸡鸭花草逐渐有了模样，人们也渐渐发现他的信手涂鸦，竟多少有了点味道，颇能把玩欣赏一番。于是，呵斥声渐少，驻足观望者渐多，时而有夸誉传来，偶尔还有登门点拨和求画的，长辈与四邻也就多了几许宽容。

浙江海宁是个文风颇为浓厚的地方，吟诗作画在市镇乡野随处可见，氛围囊括工农学商各行各界人士，杨石朗自幼喜画，受其影响可想而知。但家境并不宽裕的他，虽说嗜画成痴，要想拜师学画，却不是件想做就能做到的事情。好在爱画的人多，画画的人多，裱画店和画廊也多。这些爱画的和画画的人，都成了他的老师；而裱画店与画廊，则成了他求学的课堂。距他家不远就有这么一家画廊，他经常趴在画廊窗户上，聚精会神地看画师们作画，常常一看就是大半天。时间长了，画廊里的画师也就和他熟了，又看他小小年纪却如此好学，不由对他多了几分喜爱，不但任他随意看画，还不时就绘画对他指点一二。就是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民间画师们，成为他学习绘画的启蒙老师，为他的成长铺垫了第一块基石，杨石朗也始终记着他们。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杨石朗的父亲因无钱救治而过早去世，使得少年杨石朗不得不离开学校，去给布店当学徒。那时的学徒生活，晚上打杂。老板为了省灯油，睡觉后半夜解手还不能点灯。当然，平时更少不了老板、师傅的训斥责罚。但杨石朗发现店里有许多用过的包装纸，给他学画带来从未有过的便利，便如发现新大陆般高兴。从此，他在白天一边干活，一边小心收集使用过的包装纸，抽空再拂平收藏起来。到了晚上，等老板伙计都睡了，他再悄悄起床溜出房间，点着油灯蜡烛挑灯夜学。

应有尽有一应俱全，而且成了过重的负担。但对少年杨石朗来说，书是可望不可及的。尤其当学徒后，虽说有了用不完的包装纸，上裱画店和画廊看画的时间却少了。一次回店途中，他在路边小摊看到介绍历代绘画技法的《介子园画谱》，爱不释手。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看到画谱，知道画画有这么多的技法，还有介绍历代绘画技法的书籍，历史上有这么多的名画家，我们的民族艺术有如此光辉的成就。从此，杨石朗每次经过书摊，总要蹲上许久，把《介子园画谱》翻了又翻，看了又看，反复揣摩其中的技法。等把其中某种技法记牢后，便放下手中的书，一路小跑地匆匆赶回去，凭借记忆默写下来。而稍稍复杂一点的皴法，往往需要反复数次，方可记全。此后，便作为自己的学习范例，参照着反复练习。

遭受日本侵略的抗战之初，大量难民涌入上海，缺衣少食困苦不堪。为了救济难民，当时的难民救济团体在上海组织“救济难民义卖画展”，号召有血性的画家捐献自己的作品，义卖后捐助难民。怀着对侵略者的仇恨和深厚的爱国情怀，以及对陷于困境的难民所抱有的同情，杨石朗连夜挥毫作画参加义卖。令他欣喜若狂的是，他的作品不但被画展选中，还在义卖中为难民筹得一笔可观的善款，获得了不小的成功。依靠一本《芥子园画谱》与零星的指教，杨石朗苦学十余年后，终于在这次救助难民义卖中，首次受到上海美术界与各界人士的关注。这次义卖的成功，无疑给了杨石朗极大的鼓舞，也使他立志绘画事业落锤定音。

救济难民画展结束不久，杨石朗满师后与人合开了一间很小的袜厂。经过一年的惨淡经营，他的小袜厂虽然没有什么大的赢利，却也红红火火，小具规模，令人备受鼓舞，颇有几分得意。就在他踌躇满志正准备扩大经营时，上海著名国画家贺天健先生的招生广告深深打动了他，让他萌发了拜师学画的强烈愿望。为了宏扬民族艺术，贺天健先生广招弟子。又由于贺天健绘画功底深厚，在上海美术界名气响亮，招生收费合理，教学又得法，门下弟子人才济济，广告一出便立刻受到国画爱好者的欢迎。为了拜师求学，杨石朗立即关闭了辛苦创办的袜厂，又四处奔波筹措学费，终于靠亲戚资助如愿以尝，拜师贺天健门下，开始了向往已久的国画学习。有钱不赚、弃商拜师，即使是在高度重视教育和个人文化素质的今天，也是许多人难以理解的。

入学不久，老师贺天健便发现杨石朗已有一定的基础，且具有非同一般的绘画天赋。这一半来自他从小对绘画的喜爱，一半来自多年的勤学苦练。于是，贺天健将他从其他学生中挑选出来另设课程，单独施教。其他学生的学习，此时大多从基本技法开始。而对杨石朗，老师贺天健却从历代山水画大家笔法风范入手，重点提高他对历代大家笔法的理解和运用技巧。后来的杨石朗能取得今天的艺术成就，与老师贺天健当年的因人施教，和对他的严格要求，息息相关。没有恩师贺天健先生的教诲，他的笔墨技法，可能会有更多的弯路。正是老师贺天健的引领，杨石朗的绘画生涯，开始了全新的道路。

历代中国画有“南宗北派”之说，到底南宗高于北派还是北派高于南宗，争论不断。其实作为历代大家，南宗有南宗的长处，北派有北派的拿手，笔法之中各有所长，很难用谁高于谁来解释。南方温暖潮湿，土地肥沃，故南宗画家笔下多作山青水绿，下笔丰腴；北方干燥寒冷，山石裸露，再加上树木种类的不同，故而北派画家下笔挺括有力，多作寒石料峭，古树干枝。他们的下笔，都是各自所处地理环境以及生活得来的体验和感受，所用笔法也都各有表现对象。贺天健对杨石朗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将他看作自己当时唯一的衣钵传人，因此对他格外严格，也十分的耐心，总是把历代大家笔法尽可能讲述的详细透彻。杨石朗也不负厚望，每天伏案苦学，常常一连数日闭门不出，甚至连吃饭也会忘记。

日复一日，杨石朗在老师贺天健的教导下，笔法日见成熟老练，积累作品也越来越多。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临摹的各家名画，不但笔法娴熟，而且越来越能捕捉到原作的精神面貌。他的进步，对老师是个莫大的慰藉，贺天健对他的成功也越来越有信心。于是，在老师贺天健的鼓励和亲自主持下，杨石朗开始筹备自己的第一次个人画展。画展地点选择在当时最繁华的上海中百公司，所需花费等皆由老师贺天健亲手打理，杨石朗只须埋头作画。在老师贺天健的筹划下，杨石朗的个人画展《杨石朗抚唐宋元明清历代大家真迹画展》，于1941年在当时上海最为热闹的中百公司四楼画展大厅，如期开幕。

老师亲自为学生主持个人画展，再加上画展名称中“抚历代大家真迹”字样，使得杨石朗的这次画展格外引人注目。能学得一家笔墨并非容易，学得数家就更难了，而杨石朗的画展却是“历代大家”，着实叫人吃惊不小。然而看过画展之后，人们又不禁拍案叫绝，为他的笔墨而倾倒。那时的画展，既是展览，也是展销，观众若是喜欢那幅画，便可当场叫价。但成交的画却不是当场取走，而要到画展结束后才交画。那么已经成交了的画怎么区别呢？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成交了或是有人认购，就在画上贴张小纸条，注明某某人以什么价格认购等字样。若是再有别人也想买同一张画时怎么办？那也简单，只需再贴张纸条，注明某某人认购该画复制品。这些认购条，实际上就是当今的购买合同。画家在收到预付款后，便在参展的作品上贴上认购条。当然，一旦贴上认购条，那意思就是画家在收取“润笔”后，须在以后的某个时间里，为认购者作好这幅画的复制品。杨石朗的这次画展，几乎卖完了所有的画，还大半贴上了数张乃至十余张复制认购条。众多的认购条，在其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着实让杨石朗忙碌了好一阵，收获颇为丰厚。初次画展就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功，不但得到了各界的认同和赏识，还解决了自己的学习费用和衣食温饱，使得杨石朗看见了前途与希望，从而学习钻研国画的干劲更足了。当时的心情，可能只有因贫困而要打工赚取学费的孩子，才会有所体会，家境富足是无法体会到靠自己的努力摆脱困境，闯出一条道路时的喜悦和自豪，有多么的令人振奋和对未来充满希望。

在老师贺天健亲自主持下举办的个人画展闭幕后，作为年轻的国画家，杨石朗信心大增，也受到了来自各界的好评与关注。为了巩固画展取得的成绩，也为了扩展自己的艺术领域和满足书画爱好者的要求，加之画展上卖画所得不菲，杨石朗的经济状况出现了根本性的好转，出版个人画册在满足基本生活条件之下，也是力所能及的。在这个前提下，杨石朗经老师贺天健多次鼓励，决定出版个人画册，并从自己历年作品中几经筛选，选出较为得意的作品数十幅，用“柯罗版印刷法”（当时比较先进的印刷法），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个人画册。画册仍取“杨石朗抚唐宋元明清历代大家真迹画选”，封面也仍由老师贺天健亲自题写，并以传统方法装订。与画展一样，画册的发行颇为顺利，不但巩固了画展取得的成绩，还为杨石朗结交了许多书画界的朋友，大大拓宽了眼界。

中国美术经历封建社会末期的桎梏，到二十世纪初，已经如同旧车篷一般，再也无法粉饰封建帝制的大篷车了。列强的入侵，革命的兴起，社会的激烈动荡，引发中国文学艺术界的深刻思考，美术也不可避免地卷入这场历史变革。摒弃封建桎梏，向往时代进步，成为美术发展的主流。为了改变中国美术的落后状态，中国的画家们行动起来，效仿发达国家的做法，美术论坛、画会等美术交流团体，纷纷成立。作为美术编年史的首部《中国美术年鉴》，也于四十年代初，列入美术界重大议事日程。杨石朗画展所展示出的笔墨功力和他对国画的执着，使美术界看到了这位画坛新秀蕴藏的巨大潜力，很快吸收他加入第一个全国性中国画家学术团体中国画会。之后，在我国美术史上于1945年首次出版的《中国美术年鉴》里，收录了杨石朗的国画作品、自传与肖像。杨石朗先生的夫人，上海著名月份牌画家杭稚英先生弟子张宇清女士同期收入。

学好传统，扎实功底，才能在创作中占据主动。眼界大开的杨石朗，为了更深刻理解历代大家的笔墨真谛，抽出更多时间四处奔走于画店裱坊，探寻真迹以求揣摩。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集中于皇宫与达官贵人手中的历代名画，四散流失在民间的很多，但要寻得真迹，却不是件容易事。加之当时的印刷技术落后，偶尔见到印刷品，也不过方寸大小，看不出所以然来。而要探得原作，却往往是听说某处有某某的真迹，千辛万苦寻访而去，竟是笔墨粗俗不堪入目的赝品。说到此处，不能不提到著名国画家暨收藏家吴湖帆先生。要在当时的国情混乱中收藏到真正的历代真迹，不是有钱就可以做到的。除了经济上的实力，还要有国画艺术的深厚功底与敏锐的鉴赏力。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人，在当时区区可数。而在海上画派中，同属画坛巨擘的吴湖帆先生，恰恰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因而他的绘画不但承继了历代大家风范，家藏真迹也是琳琅满目，囊括历代，价值连城。

不断寻访和学习的同时，杨石朗的作品也源源不断地创作出来。在积累了一定数量的作品后，杨石朗约在1943年，再度于上海成都路沧州书场“中国画苑”举办个人画展。中国画苑的开办人王季迁（王己迁）、徐邦达先生，均是吴湖帆先生门下弟子，国画造诣在青年画家中同属佼佼者。对杨石朗在中国画苑举办个人画展，他们不但提供了帮助与方便，还从此与其结为笔墨挚友，彼此间的艺术交往与交流，长达半个多世纪。然而他们的相识、相交，影响了他们今后艺术道路的同时，也引发了一场画坛风波，至今余音袅袅，为美术史学留下一段难辨其咎的是是非非。

对于杨石朗急切想要更多地观摩学习，却又难以寻访历代真迹的苦恼，王季迁与徐邦达不但同意他的想法，也对他的苦恼表示充分的理解。在与杨石朗有了深一层的交往后，他们给杨石朗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要想得到直面真迹的学习机会，何不再拜吴湖帆先生为师？但在四十年代“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苛刻要求下，另拜老师可就算得上“离经叛道”的大逆之举。杨石朗渴望得到更多的学习机会，但又顾虑老师贺天健先生不允，徘徊良久，难做定夺。但吴湖帆先生作为海派大名家，招收弟子要求颇高，无论拜师礼节还是学费，都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由于王季迁和徐邦达的鼎力推荐，加之吴湖帆先生对晚辈学子的爱材之心和对杨石朗苦学精神的欣赏，又考虑到杨石朗的经济条件，竟愿意破格收录杨石朗为门下弟子，并免收拜师酒席和所有学费。如此优厚的学习条件和待遇，对于迫切渴望再造的杨石朗来说，实在是失之交臂便难得再有的极好机会。事实证明，这次机会对于杨石朗来说是多么重要。通观中国美术界云云学子之中，能同时成为两家大师门下之得意弟子者，惟杨石朗得其幸也。也正是得益于两家大师的精心浇灌，使杨石朗具备了良好的先决条件，为其后来的艺术创作和造诣，蓄势饱满且一发而不可收。但求学心切的杨石朗惊喜过望，未能事先求得贺天健老师的同意就再拜名师这样一个小小过失，竟点燃了上海美术界从所未有的一场轩然大波，引发喧闹于整个上海的所谓“门生之争”。这场风起萧墙虽完全不是杨石朗愿意看到的，却在世事难料之中终于发生了，成了一段孰是孰非，说不清又道不明的画坛往事。

杨石朗生性内向而不善言表，对于二度拜师，一时不知如何向恩师贺天健解释，思量之间不知不觉延误下来。然而始料不及的是，就在他冥思苦想如何解释时，拜师一事竟先于他而传进了贺天健老师的耳朵。贺天健生性耿直，性急且个性鲜明，身材魁梧勇猛，拳脚功夫又好，平日看不惯的是是非非，常常主持正义抱打不平，成为里弄邻居的主心骨。在他看来，是就是，非则非，是非之间难有中间道理可言。他原以杨石朗为自己的唯一衣钵传人，处处关爱有加。谁知爱徒竟未经自己许可便再拜他人为师，又未及时禀报，一时气愤至极。以他的个性而言，率真之人一旦极度恼怒，便难免有失偏颇。他既未召杨石朗细究原委，也未与吴湖帆相互通气，便在一气之下登报声明，要将杨石朗逐出师门，脱离师徒关系。老师训导学生，师傅责骂徒弟，本来只是师门中事，怎么训导怎么骂，都是无所谓的。而对于恩师可能气恼，杨石朗也不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本可以在老师气消后，再登师门谢罪。糟糕的是贺天健老师气恼他的同时，又迁怒于吴湖帆，认为是吴湖帆夺己爱徒。也是一时气恼后考虑不周，加上旁人鼓噪，贺天健在声明中竟将吴湖帆一并痛斥之。吴湖帆免收拜师礼金等一切学杂费用，除去门槛收徒，原为爱才，出于培养提携晚辈之心。不料却遭此误解，且又恶语相向，那里还能沉得住气？诧异气愤之余，便也登报声明，自然免不了文中语句犀利，反唇相讥。而贺天健见报后复又再次声明，吴湖帆便也随即再复。如此一来二去，加上左右与记者喧嚣，有关门生之争的报道评论，大小报纸连篇累版，一连数月唇枪舌剑，闹得上海滩沸沸扬扬，以至最后愈加无法收拾。至于这场是是非非究竟谁之过错，则是众说纷纭，各有说法。直到上世纪末，评说之文仍不绝于报端，成为一段耐人思索的美术史话。

对于这样一场纷乱的门生之争，卷在旋涡最中心，心理负担最大的，当然还是杨石朗。他既愧疚于恩师贺天健，又觉得对不起破格收录自己的新老师吴湖帆，更为两位老师之间的唇枪舌剑惶恐不安，却又无计可施，无可奈何。舆论上对杨石朗二度拜师之举，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归纳起来，认为杨石朗不该再度拜师，否则便无此事端的指责，略占据上风。于是，杨石朗面临的舆论以及心理压力空前沉重，几乎使他从精神上崩溃下来。他也曾专程到恩师贺天健家里谢罪，却无法得到老师的原谅。这其中是否作为贺天健最为宠爱的学生，日常学习中太多小锅小灶地单独辅导，以至难免会有师兄弟心生嫉妒而谗言于他？不得而知。总之这一场门生之争，不但使两位海派大师反目，更将杨石朗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直到解放之后，通过组织学习，以及众多书画同仁至交的调解撮合，他们师徒三人才又重续久好，前嫌尽释，此为后话。而在当时，杨石朗如何面对这一复杂纷乱的局面，真不是件好解决的事情。有人劝杨石朗也出面说几句话，多少作个解释，缓解一下自己的舆论压力。但他不忍给老师增添更多的气愤与伤感，又担心说出的话被人胡乱圈点以至乱上添乱，未敢采纳。就这样，在无法解释和求得贺天健老师原谅的前提下，他依旧顶着压力，忍辱负重地坚持习画，把愧疚、无奈与苦恼一道，和着笔墨溶入书画。他不仅当时保持沉默，豪无怨言，以后数十年的日子里也始终缄口不言，背师叛道的罪名一扛几十年，直到去世也未作过任何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只是默默承受着历史发生的一切，数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以自己精湛的笔墨丹青，告慰恩师，表白心声。

吴湖帆破格收录杨石朗为门下弟子，出于书画前辈对晚生的爱惜之外，还在于杨石朗老老实实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笔墨功底。在收录杨石朗为门下弟子后，吴湖帆针对杨石朗基础扎实的特点，为他制定了相应的教学计划，仍然对他单独施教。还在贺天健门下之时，杨石朗就曾在老师贺天健的指导下，系统学习了唐宋元明清以来的历代大家笔墨，对传统笔墨的内涵有所理解。但由于观赏揣摩真迹的机会少，当然更谈不上临摹了，因此对传统笔墨的理解出现偏差，也就在所难免。为了纠正杨石朗在理解上的偏差，也为了进一步提高他的笔墨功底，吴湖帆给他提出了很高的学习要求，每天都要清晨便到吴湖帆老师家里，面对先生收藏的各朝各代的名画名作反复临习，仔细揣摩。吴湖帆老师的社会交往很多，家里总是高朋满座。每到来了朋友，吴湖帆便将杨石朗独自留在画室继续学习，决不允许有半点懈怠。而每到这时，杨石朗也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总是遵照老师的交代刻苦学习，不是根据老师的讲解反复揣摩古代名家的笔墨技巧，就是面对真迹反复临摹，经常画到熟记于胸，以至可以脱稿背临为止，丝毫不敢稍有松懈。古代真迹价值不菲，朝代久远的真迹孤品更是价值连城。因此，学生要临摹真迹，并非是随便谁都可以的，当然更不可能拿回家去，要临也只能在老师家里，还必须是数人同在一起，互相有个监督才行。像杨石朗这样可以独自留在画室里学习的，不能不说是吴湖帆老师对他的特别钟爱，和对他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杨石朗也果然不负厚望，笔下功夫日渐提高。尤其是吴湖帆老师的一手青绿山水，杨石朗更是学得惟妙惟肖，深得先生真传。

说到杨石朗面对历代真迹学习传统笔墨，就不能不提到杨石朗同门王己迁先生。王己迁1907年生于东吴世家，王鏊第十四代嫡孙。早年曾拜苏州大收藏家与画家顾麟士为师，20年代既投师吴湖帆门下，为吴湖帆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同时，王季迁家藏历代大家真迹颇为丰厚，不但有武宗元、郭熙、董源、巨然、马远、李唐、赵子昂、倪赞、吴镇、沈周、唐寅、董其昌、八大、石涛等大家精品，名列20世纪中国字画收藏六大家。杨石朗除在老师吴湖帆家里直面历代真迹临摹学习，同门王己迁也为他提供了甚至不亚于老师吴湖帆所能提供的临摹机会。许多年后，每当谈及此事，杨石朗总是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将王己迁先生给予他的同门情谊铭记于心。

陆俨少和杨石朗

1995年，江西老画家杨石朗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成功地举办了个展，首都众多媒体给予介绍和好评。其实杨石朗先生这已是第二次在京办个展，第一次画展还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存世的画家当中，记得那次画展的只有一个人———老画家何海霞。40多年过去了，两人再次见面时，何海霞握着杨石朗的手说：“我们认识，早就认识，40多年前我就看过你的画展。”杨石朗先生从京城载誉回赣后，在省美协副主席、江西日报高级编辑、著名艺术评论家毛士博的帮助下，开始着手出版画册。再三斟酌，杨石朗决定请陆俨少先生题字。1999年4月，我赴上海办事，受杨老委托，顺便到刘海粟美术馆联系在沪办展一事。于是我找到刘海粟美术馆副馆长王兆荣。王先生在江西呆过多年，曾任江西美协秘书长，对江西美术界非常熟悉。说到杨老欲在上海办展的想法时，王先生很高兴，当即表示美术馆场地再紧（1999年正逢建国50周年），也一定抽出一周时间让给杨老，并告诉我杨老先生早年出道于上海，上海美术界很想念他，来观展的人必定很多。顺便说起杨老的画册，王先生又告诉我，当年杨老请陆俨少先生题字，字题好后，陆的家人问陆俨少应收多少润笔费，陆先生顿时生气斥责家人：“他是杨石朗，建国前名声比我大！”岁月如流，陆俨少、杨石朗、毛士博相继去世。如今想起他们，特别是看到杨老晚年写给我的信，还有写给毛士博先生的信，我很难过，因为信中他提到自己评职称都有困难，一个为书画艺术倾注一生心血的老艺术家，他的作品（《匡庐秀色》）能堂而皇之地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墙壁上，却为职称评审忧心忡忡。1999年6月，杨老再次致信于我，当提到《中国书画报》编辑曲燕女士不知杨石朗为何许人也之时，不由感慨道：“天津人不知我名，可怜可怜！”———曾印泉在评论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伽玛射线的真正发现人赵忠尧时的最后一句话：“一个人多么需要真正的荣誉！”———这话原可留给杨石朗先生。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