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

叶公超人物简介

叶公超（1904年10月20日—1981年11月20日），男，出生于江西九江，1918年入天津南开中学。1920年赴美国留学，获麻省赫斯特大学学士学位。后复转赴英国，1924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离英后，再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1926年归国，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1927年春参与创办新月书店；同年任暨南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并兼吴淞中国公学英国文学教授。1929年任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1935年复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南迁。1938年5月，任西南联合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1941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马来亚专员。1942年2月，回国至重庆。后奉委为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伦敦办事处处长，1946年返国。1947年3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兼欧洲司司长；7月任外交部常务次长；12月任庆贺缅甸独立特使。1949年1月，任外交部政务次长，3月代理部务；5月任外交部部长。

叶公超后去台湾。1950年2月，任台湾国民党当局“行政机构”政务委员兼“外事部门”部长；5月兼“侨务办委员会”委员长；8月任出席联合国第五届大会首席全权代表；同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1952年9月至1957年8月，连任出席联合国第七、九、十一、十二届大会首席会议代表。1954年5月，任“行政机构”政务委员兼“外事部门部长”。1958年8月，调任“驻美国全权大使”。1961年11月免职，复任“行政机构”政务委员。1962年秋，任故宫、中央两博物院常务理事。1965年12月，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管委会常委。1978年聘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资政。1981年11月20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终年77岁。著有《介绍中国》《中国古代文化生活》《英国文学中之社会原动力》《叶公超散文集》等。

叶公超人物轶事

叶公超自以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他的英文水平曾为眼高于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所称赞。在任“驻美大使”期间，他极受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器重。正因为有“达官兼名士”的资本，故叶公超常给人恃才傲物之感。1961年“副总统”陈诚代表蒋介石出访美国，他在记者联谊会上发表演讲，并答记者问，许多人均认为陈诚讲得恰到好处，唯独坐在贵宾席上的叶公超流露出不以为然和不耐烦的样子，使许多中国听众感到不舒服。叶公超对“反攻大陆”一事，也一直缺乏信心。有一次，“驻美大使”沈剑虹在同车途中问叶公超，若当局“反攻大陆”，美国将作何种反应？叶脱口而出说：“如果事先没有获得美方谅解，第七舰队会出动阻止我们。”这是一般政客不愿说出的得罪当局的话。这种“反攻须事先与美洽商”的危言，官方认为是“阻碍我方反攻”，有人建议应治叶公超“误国”之罪。可豪迈坦荡、言行无忌的叶公超认为，不说假话是“有道德勇气”的表现。

叶公超的教学法非常奇特；他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偶尔有人提问，他就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大有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大家相安无事。有学生问，有的字在《英华合解词汇》里查不着，怎么办?他说：“那个《词汇》没用，烧了，要查《牛津大词典》。”

正因为叶公超厌恶假话，故他从政多年，并未完全被政客那一套做人准则所同化。他于1954年3月对新上任的“中央日报社社长”阮毅成说：“我办外交，你搞宣传，都是放错了地方。”“外交和宣传，对自己有利的事，皆要尽量夸张，也就是要能说大话。对不利于自己的事，皆要尽量隐讳，也就是要常说假话。这两者，皆非你我所长者也。”叶公超最看不惯的是伪君子、假道学、小官僚与情报贩子“利用市井小人，以打击正人君子”。他常写的联句是“爱管是非生性直，不忧得失此心宽”。他做“外长”时，正在进行改造的中国国民党成立以陈诚为首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有一次，叶公超在与陈诚小酌时，竟劝陈停办此研究院。理由是这研究院是为官者的“终南捷径”，不会有什么实际价值。要是一般明哲保身的人，是不会提此建议的。可“生性直”的叶公超实话实说，这自然引起了执政者的不快，认为他多管闲事。

叶公超常教育下属，“要有听而不轻信的辨别能力”。他打比方说：“有些人大唱反共八股，一开口就是共产党明天就要崩溃了，我们后天就可以回大陆了……你相信吗？”1958年8月金门炮战，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蒋介石举行会谈，会谈后拟发表的《联合公报》稿上涉及“光复大陆”的段落，有“而非凭借武力”六字，有人建议叶公超去掉此句，以免使人误解台湾“光复大陆”的信心有所动摇，可叶公超就是不改，于是蒋介石单独召见叶公超要其作出解释，两人谈了许久，叶公超面色凝重地出来。这正为叶公超和蒋介石日后的冲突埋下了祸根。

叶公超担任外事部门部长”时，对无知识的人不予宽容，对不称职的人毫无耐心，但对部内同仁一般仁慈而体谅，对年轻同事多有奖掖。他还有不收集照片和不写日记的习惯，认为自己还没有做出“伟大成就”，用不着为自己“立传”做准备。他注意以身作则，常常自带办公室大门钥匙头一个上班。他为政清廉，个人经济常出现拮据状况，其中有两次是主持台北“中央社”社务的叶明勋帮其解决的，另曾获叶公超推荐工作的束霞明定期以餐馆盈余方式汇赠叶氏。叶公超有时缺钱零用，要他的副官王宝仁出卖外国官员送他的名表，有时还用卖来的钱帮助穷苦的读书人。这是50年代初的事。到了70年代，即1973年10月，叶公超七秩生日之际，收到贺礼约一百二十万元新台币，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他却顾不得自己生活上有时还捉襟见肘，竟将这笔巨款捐赠给“中华针灸科学研究基金会”。他还不拘小节，有时随友人同至路边摊小吃。

叶公超人物评价

他人评价，梁实秋悼词 ：

我在民国十五年留学归来，在北平就认识了公超。他原名叶崇智，在当时一般朋友里年纪最小，大家都叫他“小叶”，带有一点亲呢的意思。他的英文造诣特深，说写都很出色，因为他是在美国读完高中才进入爱默斯特大学。在北大外文系教书，颇负盛名。

民国十六年他来到上海，他和郑洪年先生是世交，郑先生是他的叔父叶玉虎先生的好友。郑先生接长国立暨南大学，聘他为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他就在图书馆楼下辟一小室居住其间，坐拥书城，引以为乐。此时我由龚业光、谢徵孚先生之介，亦已接受暨南之聘，遂与公超成为同事：我一星期去真茹三次，上课之前之后总是到图书室和公超聊天。我从图书室借到一本《潘彼得》译成了中文，交新月书店出版，请公超写一篇序。他不轻易落笔，凡有所作必定事先博览群籍搜求资料，所以这篇序写得非常出色。他特别兴趣所在是英美近代诗。

《新月》杂志这时候在上海刊行，公超是最初创办者之一。虽然写稿不多，但是都很有分量。本来他不擅中文，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也不够深。闻一多先生尝戏谑的呼他为“二毛子”，意思是指他精通洋文而不懂国故。公超虽不以为忤，但是我冷眼观察，他却受了刺激，于英国文学之外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猛力进修，不久即翻然变了一副面目，成为十足的中国文人。郑洪年先生曾讥消他为“外国名士派”，他也是因此而深自警惕。公超的国学认知是自修得来的。叶家本是书香世家，而叶玉虎先生之书画收藏极富，至今公超仍拥有大量字画。玉虎先生的字，遒劲而媚，公超的书法于无意中颇似乃叔。据公超告我，赵之谦是他的祖外公，源渊有自，可见风流遗韵相当久远。

公超于十九年左右赴清华任教，住藤荷西馆，与吴雨僧为比邻。一浪漫，一古典，而颇为相得。公超尝以雨僧先生种种铁事趣闻相告。我在北大教书，与公超不常晤面，嗣后抗战军兴，公超与我相偕由平赴津，颇为狼狈，旋至南京，我又与公超杨金甫几位奉命同登“岳阳丸”直开长沙待命。我与公超先是住青年会，后与樊逵羽先生等会合迁居韭菜园办事处，无所事事，苦闷非常。嗣后公超赴昆明联大，我则辗转入川，遂隔离甚久，公超又远走英伦，从此步入外交界，不相存问者久之。公超自美国返回台湾，情况相当落宽。政府虽仍借重其长才，实则甚为悒悒。他开始认真写字绘画，尝谓余曰：“怒写竹，喜写兰。”其写竹盖多于写兰。曾以小幅墨竹贻我。老年孤独，其心情可想而知。偶于集会中遇见公超，见其手策扶老，老态可掬。不意竟尔一蹶不起。数十年旧交，遂为九泉之客，哀哉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