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藻

吴文藻人物经历

1917年考入清华学堂。1923年赴美国留学，进入达特茅斯学院社会学系，获学士学位后又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系，获博士学位，并荣获了校方颁发的“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

1929年6月与冰心（谢婉莹）结婚，任燕京大学教授。 著名学者费孝通、林耀华、黄华节、瞿同祖、黄迪、李有义、陈永龄均曾师从吴文藻先生。

1938年在云南大学任教。1939年创立社会学系，并建立了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的实地调查站。

1940年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工作。对边疆民族的宗教和教育问题进行研究。1946年，赴日本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并兼任出席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在此期间，吴文藻广泛考察了日本的全面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文藻满怀爱国热忱，于1951年返回祖国。 1953年任民族学院教授、研究部国内少数民族情况教研室主任和历史系民族志教研室主任。1959年后从事编译工作。

1979年被聘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1980年被聘为第一届中国民族学学会顾问。 1985年9月24日病逝，根据吴文藻的遗嘱，没有进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经冰心努力，中央民族大学从1996年开始设立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以奖励后进。吴文藻先生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本土化、中国化的最早提倡者和积极实践者。

1919年，吴文藻在清华学堂就学，五四运动的浪潮就激起了吴文藻的爱国热情，吴文藻毅然加入，并积极书写爱国反帝宣传品。五四运动后，吴文藻阅读了大量孙中山、廖仲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从中受到了深刻的启发和教育，从而奠定了吴文藻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吴文藻先生对当时中国贫穷落后和任人欺凌宰割的局面十分痛心，认为究其原因，主要就在于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落后，而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首先应该学习西方比较先进的科学与文化。在美国，吴文藻如饥似渴地学习现代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习和研究之中。先后学习了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历史学、统计学、人口学、逻辑学、伦理学、生物学、化学等众多的课程，并且还挤出时间学习了法文和德文。

在吴文藻看来，西方社会的富强与科技进步，正是在于掌握了这些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中国要想强大起来，就必须要有一大批掌握西方先进技术与科学文化的人才。吴文藻关于中国社会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的思考，在吴文藻的博士论文《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里有着深刻的展现。除此之外，吴文藻还认为，中国社会及其改造，尚有大量的问题有待于研究，因此，吴文藻决心选择社会学和民族学为终身专业，想通过对中国社会的这两方面研究，提出改变中国社会落后状态的合适方案。正是在这一信念的支持下，吴文藻在博士学位尚未公布的情况下就回到了祖国。当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设有“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人类学”三门课，原先采用的都是英文教本。有感于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脱节，吴文藻先生到任后，便亲自为每一门课都编了一种汉文教材，并且每年都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新得材料加以修改和补充，使之日臻完善。

1933年，吴文藻先生担任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这一职务的获得给大力提倡和推行社会学中国化主张的吴先生带来了更多便利。吴文藻认为，社会学要中国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国国情，即通过调查中国各地区的村社和城市的状况，提出改进中国社会结构的参考意见。吴文藻先生把此概括为“社区研究”。吴文藻说，“社区研究”，就是对中国的国情“大家用同一区位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区研究”，“民族学家考察边疆的部落或社区，或殖民社区；农村社会学家则考察内地的农村社区，或移民社区；都市社会学家则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区。或专作模型调查，即静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结构；或专作变异调查，即动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历程；甚或对于静态与动态两种情况同时并进，以了解社会组织与变迁的整体。”早在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吴文藻先生就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吴先生当年所提出的这一目标仍然没能实现。这当然有着其特殊的历史原因。

1949年以前，吴文藻先生的社会学中国化主张和社区研究倡议，遭到了一味崇洋媚外的国民党政府的冷遇。尽管吴先生及一些学术界的同仁们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却未能在全国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因而也没能取得太大的成效。其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北京沦陷，吴先生只得流亡云南，燕京社会学系的其他人员也流散四方，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和社区研究便这样半途夭折了。尽管如此，在云南期间，吴文藻先生仍在云南大学创立了社会学系，并主持成立了实地调查工作站。之后在抗战期间，吴文藻先生曾参加过一次由当时国民党政府中央设计局组织的西北建设考察团，对以新疆为主的西北民族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束后，吴先生本想就新疆民族问题向当局提出一些建议，此时，蒋介石抛出了《中国之命运》，吴先生对该书不承认中国多民族存在的事实非常反感，但在当时，只能以不写原计划中规定的调查报告来表示自己沉默的抗议。1949年，吴文藻在日本担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外交组组长和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期间，吴文藻先生听到了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吴文藻心中非常兴奋。

1950年6月，吴文藻断然辞掉了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厚禄，退出代表团，并与国内取得联系，于次年怀着报效人民的满腔热情回到了祖国怀抱。回到了中国的吴文藻先生虽然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然而吴文藻一生为之奋斗的社会学却与其吴文藻相关学科一样，遭遇了被取消的命运。1953年10月，吴文藻被正式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此后就致力于研究国内少数民族情况。吴文藻担任了这个研究室和历史系“民族志”研究室的主任。此时的吴文藻只能极力实践“民族学中国化”，“把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学的研究，让民族学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1958年4月，吴文藻被错划为右派；1959年12月，右派分子帽子被摘。此后的吴文藻先生所从事的基本上是内部文字工作，其著作大部分没有发表，即使发表了也不署名，例如，从1959到1966年期间，吴文藻与费孝通（已先被划为右派）共同校订了少数民族史志的三套丛书，为中宣部提供的西方社会学新书名著，为《辞海》第一版民族类词目撰写的释文等，还多次为外交部交办的边界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以及校订英文汉译的社会学名著工作，此外，吴文藻还与费孝通共同搜集有关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理、民族情况的英文参考资料等；可惜的是，在十年动乱中，这些资料全都散失了！1971年，为了准备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之行，吴文藻和冰心以及费孝通、邝平章等8人，被从下放劳动的沙洋干校调回北京民族学院，共同翻译校订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的下半部分以及海斯·穆恩、韦兰合著的《世界史》，最后又合译了英国大文豪韦尔斯著的《世界史纲》。

1931年，在燕京求学的费孝通因病住院，使得费孝通没有能得到当年的学分，为此不得不延长一个学年。这延长的一年，对费孝通一生的学术和生活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吴文藻得以从容安排得意门生此后的学习与研究，让费孝通去读了清华的社会学系的研究生，为后来把费孝通引荐给当红的英国功能人类学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奠定了基础，此举将费孝通领上通往国际人类学前沿地带的阶梯。也是在这一年里，美国社会学界领衔人物之一罗伯特·帕克应吴文藻先生之邀来华讲学，吴文藻带领学生走出书本和课堂，多接触实际生活，使费孝通一生钟情于田野调查。

在吴文藻看来，要使事业不中断并且发达兴旺，就应造就几代人的梯队。吴文藻主持下的燕京社会学系，先后派出了一些研究生和助理到国内的一些地区去进行实地调查，他们的调查成果，在吴先生的帮助和支持下大部分都发表了。这些调查成果尽管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对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的建设却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也起了相当重要的积累资料作用。

1979年，21岁的王庆仁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师从吴文藻先生门下。王庆仁对第一次去拜见恩师的情景记忆颇深：十多本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原版书摆在书桌上，那是吴文藻先生要求王庆仁在两个月内要看完的！在吴文藻先生门下几年，王庆仁教授对恩师平和宽厚的长者风范更是有了深切的体会：吴文藻的藏书可以毫无保留地借给学生看，并把自己做的卡片夹在里面，作为参考。“吴师做事情非常仔细。仔细到吴文藻看我们的稿子，是一个字一个字看的。你的英文中什么地方落一个字母，吴文藻都能给你纠正过来。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出现的时候，吴文藻还是会心平气和地给你指出来，从来不批评学生。”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些细节，王庆仁仍感慨良多。

作为师长的吴文藻注重的是学生学问的长进，至于学生的生活方面，尤其是恋爱问题，吴文藻则很少过问；倒是冰心老人经常和学生有说有笑，学生的生活问题甚至恋爱问题都在冰心老人关怀之列。这一点好像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习惯：吴文藻先生最初的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恋爱结婚，都是冰心帮忙操办的。

吴文藻作品成就

《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中国少数民族情况》《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现代法国社会学》《德国系统社会学》《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能》《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近况》《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社会制度的性质与范围》《社会学与现代化》《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今昔》《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迁》《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

中国社会学、民族学最早倡导者。

吴文藻人物评价

吴文藻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和民族学专家，而且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教育家。吴文藻认为，无论社会学还是人类学、民族学，只靠少数人的努力是不行的，只有造就大批的人才，才能取得重大的成就。在吴文藻主持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期间，为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事业培育了一大批人才。

香港社会学家黄绍伦：吴文藻先生倡导的社区研究，“带着明确的中国化的目的”，是“有名的燕京社会学系的一位能干的领导人”。是在文革结束之后，尽管年事已高，吴文藻仍然非常关心学术界晚辈的成长和进步。

吴文藻先生的关门弟子、中央民族学院的王庆仁教授回忆说：不管是谁，凡是向吴先生请教，他都从不随便敷衍，而总是认真查阅资料并做出详细摘录后，再作出答复和讲授，使提问人收获很大。“在我的印象中，吴师是一个一本正经的老师，从不说半点笑话，也很少说跟学术无关的事情。”

吴文藻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专业的开创者之一，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专业的指路人。从上世纪40年代初便极力倡导民族学人类学中国化的学术思想，半个多世纪以来，吴文藻的思想指引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