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行可

徐行可补充介绍

　　徐行可，生于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湖北武昌(今属武汉市）人，是我国著名的文献学家、收藏大家。上世纪初，目睹帝国列强入侵中国，四处烧杀淫掠，徐行可为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毅然留学日本，就读于大阪鸿文学院。回国后，他绝意仕途，学无常师，以聚书、读书为乐事。此后，先后执教于武昌图书馆专科学校、北京辅仁大学、中国大学。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国家积贫积弱，中华典籍散佚严重，徐行可奋然以救书为己任。他牢记好友、国学大师黄侃之言“当今国家，第一当保全匡郭；今日学术，第一当保全未来”，一切声色货利悉谢不顾，全心致力于古籍的搜集。

　　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徐行可沤心收藏的古籍近千箱，所涉数千种类，总共10万册。其中明清善本、抄本、稿本、批校本近万册，所藏古籍在全国文献普查中定为研究级学科藏书，极具学术研究价值。据不完全统计，徐行可珍藏的孤本数以百计，如《春秀堂诗经真本》五卷(清）、《黄鹤楼集》三卷(明）等为稀世之本。

　　徐行可散尽家财收藏的书画、碑帖、印章、铜镜等共7700余件，均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和书画艺术珍品。在书画一项中，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就有明末四大书家之一董其昌书画作品12件，明代“江夏画派”创始人吴伟书画精品等。

　　1956年，经多方奔走协调，徐行可首批500箱6万册古籍图书捐赠给中科院武汉分院。接受捐赠后，该院奖励其2万元。徐行可坦言：“我是捐书，不是卖书。”徐行可用这笔奖金在北京古籍书店购得《武英殿聚珍版丛书》631册后，再次全部捐至中科院武汉分院。

　　1959年，一代收藏大家徐行可因病去世。其子女承其遗志，联名致函省图书馆，将余藏4万册古籍予以捐赠。与此同时，所藏7700余件珍贵文物悉数捐至成立不久的湖北省博物馆。1961年，中科院武汉分院受赠古籍归藏至省图书馆，徐行可收藏的10万件古籍在此完成“合璧”。

　　徐行可国学功底深厚，又精通日文、英文，且精于目录、版本、校勘、录略之学。这缘于徐行可认定“藏书家一定是学问家，大藏书家一定是大学者”的理念。在数十年的古籍文物收藏生涯中，徐行可访书、购书、读书、校书、藏书，其“痴”为学界所感怀。

　　徐行可访书足迹遍布东西南北、名都大市，但他志不在山水名胜。民国初年，浙江南浔藏书家刘承干建造嘉业堂藏书楼，收藏有18万册藏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多次前往寻访借书。徐行可闻之后，带上两个抄书之人一同前往，一住就是两年之久。期间，不仅抄录了《华阳陶隐居集》、《喻林》等大批善本、批本，还开阔了眼界，增长了校勘学、目录学的知识。

　　徐行可一生节俭，连撰写文稿都多用破旧废纸，其子婚时寄去的贺柬，竟写在香烟盒纸上。而对收购古籍，却毫不吝惜。明崇祯刊本《皇明经世文编》，当时在全国仅存4部，徐行可从一书商处获得此书信息后，对方开口700大洋，这是当时藏书家咋舌的价钱。而徐行可狠下心来，最终成交。

　　精细读书，弄清版本与作者，及古籍文献的来龙去脉，是徐行可始终坚持做的功课。对所藏之书，往往认真分编、批校或题识，以方便学者之用，徐行可表现出一个收藏大家的学者风范。《新疆艺文志》、《经稗》、《治齐读诗蒙说》、《三国志注补逸文》、《史记校》等，徐行可密密麻麻或加以点校、或撰写题跋，令学界晚辈赞叹不已。

　　抗战时期，日军轰炸大武汉。徐行可心忧武昌藏书楼的安危，将数万册古籍装箱，往返于长江两岸，用船运至汉口租界。1944年，日军轰炸汉口，空袭地点距藏书处仅咫尺之遥，家人邻里劝其躲避，徐行可坚决不从，誓与书楼共存亡。

　　对一般收藏家而言，往往对珍贵古籍秘不示人，并以此告诫子孙。徐行可坚持“不为一家之蓄，俟诸三代之英”、“愿孤传种子化作千百万身，惠及天下学人”。国学大师黄侃编撰《说文略说》、《声韵略说》、《尔雅略说》等教学讲义，徐行可所藏古籍派上了大用场。其编撰的鸿编巨著《文章志》，也得益于徐行可提供的20多种古籍文献。

　　近代著名学者张元济，为出版《茗齐集》，花10年时间寻访所需古籍而不得，终于徐行可处获得大部分残本。徐行可毫无保留一并相借，使《茗齐集》得以配齐，并辑入《四部丛刊》续编中。

　　据记载，慕名造访或借阅徐行可古籍文献者，著名学人多达数十人。杨守敬、胡适、章炳麟、徐森玉、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沈祖荣等，在他们的学术研究或创作中，均得到徐行可藏书的有力支援。

　　徐行可穷其一生收藏的10万册古籍中，经部达1.5万册、史部1.5万册、集部1.9万册、子部1.3万册，丛书2.1万册。在省图书馆收藏的5万册古籍善本中，徐行可捐献图书占据半壁江山。其中，徐行可所捐清纪晓岚批注过的乾隆二十年刻本《史通训故补》二十卷，成为省图书馆镇馆之宝。

　　湖北省图书馆获赠徐行可收藏古籍后，日益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国内知名学者争相查阅有增无减。著名学者黄焯整理黄侃遗稿，通过徐行可收藏，成书《黄侃论学亲著续编》、《尔雅音训》、《文选评点》等，其撰《诗说》、《经典释文汇校》等书，无不参阅徐氏藏书。著名作家姚雪银创作长篇小说《李自成》、省京剧院排演京剧《徐九经升官记》，也大量参考了徐行可所藏史籍。

　　世纪之交，我国出版继明《永乐大典》之后的最大类书《中华大典》，其中《明清文学分典》和《语言文字典》由我省编纂，徐行可所捐藏书成为重要的文献宝库。在编纂《四库全书》系列中，由省图书馆提供的270种影印底本中，徐行可藏书占到一半。

　　湖北省修复一代名楼黄鹤楼时，徐行可收藏的海内仅存明万历刻本《黄鹤楼集》，为黄鹤楼修复设计和建设人员提供了重要参考，黄鹤楼为此陈列该影印本。《黄鹤楼集》尽收历史上有关该楼诗文，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曾言：“此集与斯楼两相辉映，共为江山生色。”

　　国务院高度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湖北省图书馆推荐整理的徐行可藏书供影印出版多达160余种，其中包括《黄公说字》、《湖北旧闻录》、《经雅》、《字雅》、《文廷式集》等一大批海内仅存的珍、善本和抄、稿本。徐行可藏书为抢救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徐行可捐赠至省博物馆的书画、碑帖、铜镜等，是省博物馆传世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数量丰富，品质也属上乘，相当数量的赠品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具有极高的文物和学术研究价值。

　　光阴荏苒，50年前一代收藏大家徐行可的那次捐赠，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与感怀中。徐行可所捐古籍与文物，将永远闪耀出夺目的学术光芒。

　　那一张张存留的徐行可捐赠凭证，经过半个世纪的洗礼，已经发黄，而一代收藏大家徐行可的爱国情怀、慷慨义举，却如黄金般永不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