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桢

李维桢人物生平

晚明文坛盟主李维桢。李维桢（1547～1626），字本宁，湖北京山人。21岁时于穆宗隆庆二年（公元1568）进士。父子皆为进士（其父李淑字师孟，号五华山人，颇有文才，曾任浙江佥事、河南左参议、广西右布政、福建布政使）。李维桢生平历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五任皇帝。进士及第后由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明万历时参与修纂《穆宗实录》，晋升修撰。之后出任陕西右参议（省布政使之下，分领各道），升提学副使，又任浙江、山西按察使，布政使（省最高行政官员），河西兵备督理。他在京外做官，宦海浮沉近三十年。天启初年（公元1621）以布政使之职（从二品）居家赋闲。70余岁时，朝廷决议起用年老旧臣，又召他为南京太仆寺卿，旋改太常寺卿。给事中薛大中疏荐他篡修《神宗实录》，但因故辞官未就。天启4年（公元1624）4月，太常卿董其昌再次向皇上推荐他，被召为礼部右侍郎，三个月后晋升南京礼部尚书（从一品）。他是因修史之事得以重新起用晋官。他博闻多才，位高爵显，然遭人忌，78岁时要求告老还乡。1625年正月回京山故里，1626年在家去世，年80岁。明崇祯时，晋爵“太子太保”（ 见《明史·文苑四》）。

李维桢相关记载

《明史》卷二百八十八《列传第一百七十六·文苑四》为李维桢立有传记：“李维桢，字本宁，京山人。父裕，福建布政使。维桢举隆庆二年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万历时，《穆宗实录》成，进修撰。出为陕西右参议，迁提学副使。浮沉外僚，几三十年。天启初，以布政使家居，年七十余矣。会朝议登用耆旧，召为南京太仆卿，旋改太常，未赴。闻谏官有言，辞不就。时方修《神宗实录》，给事中薛大中特疏荐之，未及用。四年四月，太常卿董其昌复荐之，乃召为礼部右侍郎，甫三月进尚书，并在南京。维桢缘史事起用，乃馆中诸臣惮其以前辈压己，不令入馆，但超迁其官。维桢亦以年衰，明年正月力乞骸骨去。又明年卒于家，年八十。崇祯时，赠太子太保。

李维桢二十岁入翰林，博闻强记。位高爵显，声名隆厚，诗文字画弘肆博大，才气纵横，为晚明名士，文坛领军人物,为继王世贞、汪道昆后“七子派盟主”、“后五子” 之首。《明史》称“负重名垂四十年”。《渊鉴类函》卷一百九十六载曰：“《明诗纪事》曰：‘李维桢海内谒文者如市，洪裁绮制摇笔挥洒。’”明代太常寺卿龙膺的《白云山房集序》首起便有“惟楚有材”（因其父亲文才出众，后“惟楚有材”冠以李淑）序中还有：“今幸云杜李本宁太史，岿然为鲁灵光，称一代宗匠，亦甚以大业朂余。”《明史﹒文苑传》将他与唐寅、文征明、徐渭、王世贞、董其昌等同列。隆庆二年中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修撰、陕西右参议、提学副使、布政使、南京太仆卿、南京礼部右侍郎、南京礼部尚书，晋爵太子太保，可谓官高位尊爵显。但他“为人平易阔达”，喜交各界朋友，门庭“宾客杂进”。在不太计较士农工商四民序列的晚明社会,他也在观念上淡化了官、儒、士与商贾的地位差异，对良商善贾并不歧视。他才高文雅，著有《大泌山房集》、《史通评释》等传世。史称“丰碑典册，照曜四裔，文章之柄，乃复归馆阁，其有功于馆阁甚大”，“文章弘肆有才气，海内请求者无虚日”。凡有求于他写传和书画者，他都乐意为之。李维桢任职近三十年，七十八岁告老还乡故里，1626年八十岁卒于家。

李维桢去逝后葬在京山永兴镇，据（清光绪八年版）《京山县志》卷二十二《古迹志·茔墓》记载：“李维桢墓，在县东南四十里游家山，谕葬。谨按：旧志公墓在韩家港，误也。今墓碑已中断，字多漫灭。在韩家港者，公父五华也。”因李维桢墓葬地面建筑及标识早年就损毁，在历次的文物普查中均未找到其墓址。建国后至今对荒地、山地开发利用过甚，游家山周边地区的古墓葬多被破坏，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游家山西南1000米名曰：“布政山”北麓发现一座明代墓葬，墓葬结构为糯米、石灰砂子筑成，墓中出土尸体、服饰保存完整。在游家山西南麓还发现一座墓，出土有墓志，当时有人见其为李维桢墓，但出土遗物不明（有待考证）。所幸的是在游家山西南600米的永兴镇李家畈塆，现仍保留有一栋即将损毁消失的李氏宗祠古建筑。该古建无史料记载，据当地老人介绍李氏祠堂建于明末清初，周边村落李姓众多实为当地一大家族，李氏宗祠也是李氏宗族活动中心。目前，已发现的两座明代墓葬，一座地处李氏宗祠东北600米的游家山西麓；另一座位于李氏宗祠东南380米的“布政山”。因此，这两座墓应该与李氏家族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李维桢个人著作

李维桢是晚明著名文学家，文坛领军人物。他弱冠之年入翰林院，博闻强记，与同馆宿耆许穆齐名，当时馆中有俗语：“记不得，问老许；做不得，问小李。”他位高爵显，文章弘肆，在文坛声名隆厚，《明史》称他“负重名垂四十年”。传世作品在《四库全书》中载有《大泌山房集》134卷，《史通评释》，集诗6卷，杂文128卷。他的诗文字画弘肆博大，才气纵横。作为晚明名士，《明史·文苑传》将他与唐寅、文征明、徐渭、王世贞、董其昌等同列。现代文学研究者视李维桢为继王世贞、汪道昆之后的“七子派盟主” 、“后五子之首”。 尤为可贵的是，他在为宦为文生涯中，具有同时代崭新的社会道德和文学艺术观念。首先是他的尊卑观迥异于当时封建官场的旧秩序、旧观念。他官高位尊爵显，但“为人平易阔达”，喜交各界朋友，门庭“宾客杂进”。在不太计较士农工商序列的晚明，他在观念上淡化了官、儒、士与商贾的地位差异，对良商善贾并不歧视，“海内请求者无虚日”，“碑版之文，照耀四裔”。而他有求必应，以至于门人乘机受取富人大贾金钱，代为求李手笔。文集《大泌山房集》中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人物传记与可资研究的社会史料。他还专为商人立传，题为《赠李汝衡序》，表明李维桢在晚明社会的历史演变中具有开明的思想，折射出重商思潮在晚明开始形成，充满新的人文气息。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事。

李维桢1583年曾为《人子须知序》作序，其署名文是：

万历癸未（1583年）岁孟春之吉，赐进士出身、亚中大夫、河南布政使司右参政、前陕西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学校、翰林院国史修撰云杜李维桢叙。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左右，京山李维桢为《承天府志》作序的最后署名文是：

赐进士出身、中大夫、河南布政司右参政兼按察司佥事，奉敕督理南直隶屯种仓储场、驿传、粮储、江防河道，整饬庐凤滁和兵偹，前浙江按察使、陕西提学副使、翰林院修撰国史官京山李维桢撰。

万历三十五年（1608年），李维桢任山西按察使时，曾撰《重修光天阁记》，其署名文是“赐进士出身、嘉议大夫、浙江、山西按察使、翰林院国史修撰官、南新市李维桢撰文”。

注：云杜、南新市皆为汉时京山旧称，由此可见李维桢对家乡的深厚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