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名人余觉之介绍
名文铎,号觉之。从小就有抱负,勤奋好学,光绪癸卯年,考取了补博士弟子员(末科秀才)。当时那个年代,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国土一块块被割,主权一天天丧失,中华民族正处于危难之时。深受维新思想影响的余觉之,认为“强国非大兴工业补救不可”。于是,1904年秋,与族兄余乾甫同赴日本自费留学。1906年秋,余觉之在东京同文书院毕业后,矢志发展造纸业,他认为:“民生日用所需,除布帛菽粟外,无重要于纸。
余觉之基本信息
又名文铎,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与族兄余乾甫自费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同文书院。毕业后,于宣统元年(1909年)回国投资办纸厂,在家乡荻海成立筹办事务所(后迁往广州),在江门、广州、以至美国、日本、菲律宾、印尼、澳洲等地,设立26个招股代理机构。民国2年(1913年)2月,纸厂在江门文昌沙建成投产。它是江门历史上第一间采用机器生产的工厂。初期,碰到资金不足、产品销路不畅等困难,造成经营亏损。余觉之再度筹集资金,将圆网机改为长网机,同时增聘技术熟练的技师和工人,提高产品质量,因而得以发展,总统黎元洪曾亲自授予他三等“宝光嘉禾勋章”。民国8年,被选为广东省第二届议员。
民国21年(1932年),余为解决造纸原料来源,与股东商议,筹集资金白银15万元,成立冈州植牧股份有限公司,余任经理。在新会城西银盏坳一带,向政府承买1万多亩荒山,开垦植树。民国28年,因日军入侵,无法经营而废。
余在家乡捐款创办敬业初等小学,培养家乡子弟。
民国24年(1935年)3月20日逝世,终年57岁。
余觉之重大经历
1904年秋,与族兄余乾甫同赴日本自费留学。1906年秋,余觉之在东京同文书院毕业后,矢志发展造纸业,他认为:“民生日用所需,除布帛菽粟外,无重要于纸。而制纸原料尽可取材于内地,纸之销路不必仰给于外洋,比诸各项实业中似较有把握。”蒙日本友人的帮助,余觉之与余乾甫同人东京“王子制纸会社”实习。他们跑遍了会社的许多工埸及各个分厂,日间在工埸执行职工事务,对工埸的各种设施和管理逐一推敲研究,夜间请技师回寓,教授制纸的理论。这样,他们经过三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勤奋学习,掌握了造纸原理、企业机构的设置、机械设备的使用、管理、产品销售等方面的知识技能。实习期满后,他们还到日本各地的造纸厂参观,得到了不少有益的启示。
1909年冬,余觉之回到祖国,次年2月,邀集敷名好友在台山县荻海埠,设立制纸公司筹办临时事务所。
白手兴家,亟待解决的是资金问题。余觉之认为,家乡华侨众多,加上自己太祖六代乡绅,家族一向为乡人信赖,由自己去发动海外乡亲集资,成功的机会较大。于是提出集资50万(港币)的目标,向海外华侨招股。
余觉之首先得到旅美归侨余章颀等人的倾力支持。1910年初,余觉之、余乾甫、余章颀等10人,签署了创办合同。将“荻海筹办事务所”迁往香港,并在广州、江门、台山及美国、日本、菲律宾、印尼、澳洲等地;广设26个代招股处。编印《江门制纸有限公司招股章程节略》,宣传爱国主义和实业救国的思想,阐明“利用废物,改良工业,收养贫民,杜塞漏卮,增进文明”的宗旨,以激发华侨爱国爱乡的热情,鼓励投资认股。造纸生产,本来以利用水力发动成本最低。为此,余觉之约余乾甫、余颖章对广东境内的东江、北江、西江及潭江流域进行实地考察。但或因交通不便,或因开发工程耗资浩大而无法进行,最后决定使用吸达式煤机,并确定厂址设在新会县境内的江门。
当公司的筹办有了点眉目时,余觉之便着手培训公司经营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他送余乾甫和亲弟余铸东等人到日本,让余乾甫学经济管理,余铸东学应用化学。
1910年4月2日,余觉之等人招得股东212人,6,330股,股本金126,600港元,在香港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宣布。江门制纸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4月29日,经。广东劝业道。及广州府批准立案。余觉之被推举为总经理。他考察国内外企业的管理,制定一套较完善的管理制度,采用总经理、董事长、监督员互相制约的三权分立的办法,订立了用人原则、财会制度、工埸管理等规章。5月4日,“江门制纸股份有限公司”在江门蓬江河畔的文昌沙破土兴建。不久,又购买了英国制造的二百匹马力煤气机一台、日本制造的日产5吨的圆网抄纸机一台及全套设备。1913年2月,公司正式投产。
但公司刚投人生产,即遇到了难题,不但制纸量少,而且纸貭脆弱,销路不畅,出现亏本。而公司招集的股本以及股东附充的资金已所剩无几,股东意见纷纭。余觉之迎难而上,奋力苦撑,提出了撤换圆网机,改装长网机,增聘技师,充实技术力量,节约营业开支,职员月薪减半发放等解决困难的建议,并对在职的股东逐一进行个别说服。经股东大会反复研究,终于接纳了余觉之的建议,还得到了香港昌盛金铺经理余道生、余日如两名股东的大力支持,无条件借给公司港银数万元。于是公司又购买了英国制造的72寸长网抄纸机一台,聘请6名日本技师,充实了各生产部门的技术力量,终于使“江门制纸股份有限公司”走出了低谷。
余觉之废寝忘餐,兢兢业业,除了处理公司的行政和供、产、销的事务外,还亲临工埸指挥生产,使股东们甚为感动。占公司股份四分之一的大股东、归侨余章颀感慨地说:“交觉之办厂,假如全部亏光,是天不助我”。
换上长网机后,公司有了生机,但由于生产设备尚未完善,且江门地处西江下游,每年夏秋两季,河水混浊,影响了纸色的洁白,加上洋纸充斥市埸,国内同行竞争甚烈,所以公司仍未能摆脱亏损的状况。
1916年秋,余铸东从日本学成归来。余觉之在他的建议下,筑起蓄水沉淀池,保证了纸色的长年洁白,又将各部机器及各种制品大力改良,提高了造纸的产量和质量。
这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洋纸进口锐减。“江门制纸股份有限公司”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迅速把产品推向市场,由于销路甚畅,从1917年起,公司终于扭转了亏损的局面。
余觉之再接再厉,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首先,变单一产品为多样产品,生产洋纸尚未占领市埸的本槽纸、包装纸、火柴纸,避开了洋纸正面冲击的压力:第二,就地取材,利用广东草类纤维资源丰富的优势,用稻草、破布、纸碎、废麻等作为造纸原料,避开了与省内同行在原料方面的竞争:第三,广开门路,加强推销工作,在广州、佛山、江门、三埠及香港等地,设总办事处或代理处,以三分之一的产品通过香港总代理处,远销南洋群岛一带,三分之一的产品经广州总办事处、佛山总代理处,销向广州、广西、云南、贵州一带,三分之一的产品经江门办事处、三埠代理处,在四邑一带倾销。实行这些措施后,公司生产的。飞船牌。纸晶终于在市埸的激烈竞争中站稳了脚跟。
从1917年至1930年,公司年年都有盈余。但土4年间,公司仅分派了两期红利和七期股息,将资金集中用在扩大再生产上。公司置地建场,增购机器,改良设备,企业不断壮大。1932年,”江门制纸股份有限公司”的面积已从8亩扩充为20亩,大小厂房增加到近100座,各种机器设备从16台增加到48台,动力从200马力增至600马力,工人从136人增到201人,年产量从311.6吨增到1409.1吨,成为华南地区最有生气的造纸企业。他本人也因此得到了当时中国政府授予的嘉禾勋章;并于1919年被推为广东省第一届议员。不久,他又提倡改良税收,开发翁江水电的良策,得到嘉许,被委任为广东省经济调查委员会委员兼省长公署顾问。
为振兴民族工业,余觉之曾向国民党政府上书建议:厉行植林,以解决造纸木材原料之需;利用我国弱木质植物丰富资源,补充木材原料之不足,开展对弱木质植物纤维的研究;调节机制纸业与手工土纸业的分工合作;国家设立纸业机构,指导各工厂或农区;提高洋纸人口关税,保护本国纸业。但建议杳如黄鹤。
1928年至1929年间,“江门制纸股份有限公司”蒸蒸日上,雄心勃勃的余觉之提出了一个统一华南纸业的计划。当时,华南还有两间比“江门制纸股份有限公司”资格老的造纸工厂:一间是盐步“绵远造纸厂”,创办于清光绪年间,设备好,原为独资,后转为官办,最后被香港巨商李佑泉等接手私营,但终因经营不善而每况愈下;另一间是香港“大成造纸厂”,历史比“绵远造纸厂”稍后,设备好,有两台长网抄纸机,是由香港的一些金融资本家合资兴办的,因被香港政府徵购厂地为食用水塘,机器正在拍卖当中。余觉之统一华南纸业的计划是:”江门制纸股份有限公司”与“绵远造纸厂”联合组成。华南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将“大成造纸厂。的机器买回省内,设三个工场,成为一个拥有四台长网抄纸机的垄断性造纸联合企业,与进口洋纸进行竞争。余觉之与李佑泉多次洽谈后,曾达成协议,签订了合同,但后因李佑泉推翻原议,使计划流产。
1932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余觉之动员公司和职员工捐款三千(公司捐二千,职员工捐一千),支援十九路军抗日。
1932年底,余觉之集资15万圆,组建。冈州植牧公司”,在新会县银盏山坳置地万余亩,雇工五百余人,植林养畜,并以植林作为制纸公司原材料供应的后盾。该公司于1951年11月15日经股东大会决议,将公司全部植物、耕牛、农具、建筑等献给人民政府。
余觉之不但致力于兴办实业,还重视教育事业。他曾在乡间兴办“敬业初等小学”,被推举为校长。他常勉励乡人说:“以资产贻子孙究莫若以学问贻子孙,盖徒以资产贻子孙,其贤者每有多财损志之虞,而愚者亦有多财益过之景;若以学问贻子孙,其子孙能将所学散于世,固足裨益人群之进化,同时亦必增进家庭之光荣。”他有二子,一名家聪,一名家驷。按其父意,一个学商,一个学农,以便将来继承父志,一个服务于制纸公司,一个管理植牧公司。
1934年,一心扑在事业上的余觉之,终于积劳成疾,但他仍抱病处理公司内外事务,直至病情加重,才在公司董事们的苦劝下人医院治疗。1935年1月13日,余觉之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58岁。遣体葬于“冈州植牧公司”场内。令人感叹的是,这位当了24年制纸公司经理的省议员、省经济调查委员会委员兼省长公署顾问,留下的家业,只有故乡的旧祖屋。
余觉之生前曾教导子侄们说:“孙总理所谓人尽其才,地尽其利,又曰实业救国,其此之谓欤。我辈虽未能尽其万一,唯力矫我国人办公司虎头蛇尾、外强中乾之弊,实业界之信用日隆,且牺牲个人目前之利益。资本无论多少,务须认真爱惜,免至虚糜,规模无论钜细,务须组织完全,必能收相当之效果。”一生坚抱“物质救国”的信念,奋斗不息,这正是余觉之事业取得成功之所在。
如今,由余觉之倡导、集合了200多个爱国华侨、侨属的意志创办起来的江门造纸厂,其规模已扩展到当年的数十倍,它岿然矗立于蓬江河畔,焕发出勃勃生机。
余觉之补充介绍
余觉之 (1877—1935)
余觉之,又名文铎,广东台山三八区芦冲村(今开平市三埠镇)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留学日本,就读于同文书院。毕业后于宣统元年(1909年)返国筹办纸业。先在荻海成立事务所,继而在江门、广州以至美国、日本、菲律宾、印尼、澳洲设立26个招股代理机构。民国元年(1912年)8月,在江门文昌沙(今属江海区)创办的江门制纸股份有限公司造纸厂建成投产,为江门历史上第一间机械化造纸厂,华南三大造纸厂之一。拥有机器16台,总功率147千瓦。主要设备购自日本、荷兰和英国。生产新闻纸、印书纸和包装纸。初期因资金不足,产品销路不畅而亏损。之后再度筹集资金,并将圆网机改为长网机,注重培训技术工人,提高产品质量,经济效益增加。总统黎元洪授予其三等“宝光嘉禾勋章”。民国8年,当选广东省第二届议会议员。民国21年,与股东继续集资白银15万元,成立冈州植牧股份有限公司,在新会城西银盏坳购荒山万亩植树。民国28年,日军入侵,植牧公司经营废止。
在家乡捐资兴建有敬业初等小学,培育家乡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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