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

梁思永人物生平

光绪三十年（1904年）11月13日，梁思永出生于澳门（另一说法是日本横滨、一说上海） ，是梁启超次子。曾在日本念小学。 民国二年（1913年），梁思永随家人回国。

民国四年（1915年），梁思永考入清华留美班。民国十二年（1923年），梁思永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此间曾参加过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并对东亚考古学做过特别研究，如早期著作中的《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一文，除高瞻远瞩地深人分析有关资料外，还明确指出“……殊无理由原封不动地搬用西欧的型式学和年代学。假若将来的研究显示出该地的一种特有的文化顺序，也不会太出人意料之外吧”，这一科学预见，已为后来的考古发现所充分证实。

留学期间，梁思永为了解国内考古情况，曾一度回国，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整理李济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出土的部分史前陶片，写出《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的英文专刊，对第四探方的万余片陶片进行了深入分析。由于缺乏能够复原的完整器形，乃就陶片的质地、口沿、器底和柄把的形式分类叙述，对于它们在地层中的分布、变化作了详细的统计，并用图表予以表示。在肯定西阴村和仰韶村属于同一时代的遗存外，梁思永还指出仰韶村的若干器形（如三足鬲和镂孔高圈足豆）不见于西阴村，后来的发现证实，上述陶器为较晚的龙山文化所有。这是最早的一份田野考古分析报告。尽管所分析的仅限于一个探方的陶片，但整理、分类、统计以及对比研究的方法，都具有示范的作用，对后来考古报告的编写也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以类型学的方法研究古代器物，在中国近代考古学著作中应属最早的代表。 民国十七年（1928年）9月，梁思永回哈佛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

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平协和医院病逝，当时梁思永仍在美读书。12月，梁思永在美国完成了他的另一篇力作《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 此文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载于《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上。梁思永在这篇文章中将亚洲东部地区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分为南西伯利亚群、华北群和印度群，指出它们之间的异同及有待解决的间题，认为没有必要照搬西欧的考古方式，如果东亚有新的文化顺序，也不足为奇。他的预言后来被考古发现所证实。关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他将其分为中国和蒙古的北方群、印度支那的南方群和日本与朝鲜的外围群，并指出它们的特征与有待解决的问题。梁思永在文中着重提出了研究方法的间题，一个是叠压地层的问题，第二是分区研究的必要性。前者在后来研究后冈遗址时用于揭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及殷商文化的文化顺序，后者应用于分区研究龙山文化。这篇文章是中国近代考古研究工作者对以上研究方法的最早的论述。也是中国考古工作者对大范围内进行对比研究的第一篇论著。

民国十九年（1930年）夏天，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同年秋季，他到黑龙江参加了昂昂溪遗址的发掘。梁思永在《昂昂溪史前遗址》这篇报告中详细报导了发掘经过，阐明了其文化的基本面貌，他在对细石器的概念的分类标准方面为后来的研究树立了典范，另外，他在昂昂溪所得的材料是数百处细石器文化遗址中几乎唯一的墓葬材料。

然后转道通辽进入热河调查新石器时代遗址。前后38天，行程千里以上，采集到大量的陶片和石器。这是国内学者最初接触以细石器为代表的遗址，并且首次进行了科学发掘，在断代上树立了重要的标尺。同时还对细石器（当时称为幺石器）的概念和分类标准有所创新，为后来的研究树立了典范。 原计划在这些新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由于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梁思永只好中断了在东北的考古工作。

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梁思永参加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和后冈的发掘工作。在殷墟第四次考古中，作为最早的受过系统科学考古训练的梁思永，带来了最先进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梁思永在殷墟第四次考古中，主持了后冈遗址的发掘工作。在正式发掘工作开始的前两天，梁思永与吴金鼎到后冈进行最后一次调查，确立了挖掘方案：即从后冈最高处起，向东西南北挖掘出纵横交叉的两道沟。这一方案的确定，使得此次发掘可以尽可能全面地探视全冈遗址的大概内容。

民国二十年（1931年）4月16日至5月12日，梁思永、吴金鼎、尹达对后冈进行了第一次发掘，由于受当地局势的影响，挖掘工作被迫停止。随着殷墟的第五次发掘，同年11月10日至12月4日，对后冈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这两次发掘共开探坑45个，面积共601平方米。 秋，梁思永参加山东历城（今济南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工作，接着又回到后冈继续春季的未了工作。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初至12月底，第十次发掘在候家庄西北冈挖掘大小墓葬36座。3月15日至6月15日，第十一次发掘在候家庄西北冈挖掘大小墓葬400多座，获得不少殉葬品。同年，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出版，这是中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9月5日至12月16日，第十二次发掘掘墓百余座。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9月至12月，第十四次发掘在小屯村得字甲2片和一些铜器、玉器。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思永跟随史语所撤退到长沙，后经桂林入昆明，最后到达四川李庄。这时已经患上严重肺结核的梁思永，拖着病体，对侯家庄的发掘记录作了初步整理工作，并完成了发掘报告的初稿。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梁思永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该成果一直影响到目前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

抗战胜利以后，梁思永在重庆施行手术截去了几根肋骨，使有病的左肺萎缩下来，然后到北京休养。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梁思永与其兄梁思成（建筑学家）同时获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北京解放，梁思永放弃七八年来的蛰居休养生活，毅然出来为人民的考古事业服务。1950年8月，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他以虚弱的身体积极主持所里的常务工作，如制订长远规划、指导田野和室内研究，并热心扶掖后进。

1954年4月2日，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梁思永心脏病发作，经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50岁 。

梁思永轶事典故

梁启超勤于治学，对子女的学问大事亦是十分关心，时时处处留心，以为他们寻找并争取可供实践的机会。比如当他得知瑞典著名学者要组织一个团体前往新疆考古，他便立刻想到了正在美国学习考古的梁思永，他认为如果梁思永能够加入考古队锻炼，对他将来的学问研究必会十分有益。于是，他便连去了几封信，告诉梁思永这一消息，但是因为梁思永还未放假，且期间考古队的行程方案又有了一些变化，梁思永赶上大部队的可能性很小，最终也没成行。作为父亲的梁启超，为了儿子实践学习，不愿意放过任何机会的良苦用心，令人感动。

梁思永历史评价

李济：“梁思永先生，中国一位最杰出的考古学家，已经把他全部的生命贡献于这一件事了。”

夏鼐：“梁先生确是野外考古的头等人才，不仅工作技术方面是头等，更重要的是那种负责的精神，能照顾到全局，同时又不遗漏细节。小屯殷墟发掘工作的头几年，参加的人都是没有受过正式的田野考古训练的。大家都在暗中摸索，想由尝试和错误中获取经验和教训。梁先生参加工作后，才加以整顿，面目一新。他费大力来改进田野考古技术，拟定各种记录表格，组织室内整理工作，训练年轻人员，使一切都渐入正轨。”

张忠培：“梁思永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位‘巨星’，是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一位奠基人，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事业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

梁柏有：父亲还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宝贵财富就是敢于创新。父亲不走前人走过的路，在工作中创造性地把地层学应用于考古工作中。在发掘昂昂溪遗址时，他事先对东北带的史前考古已有清楚的认识。到达这里之后，他调查分析了这里的地理人文环境，考察的4个沙冈、挖掘的8个坑都经过了选择，其大小、深度、土层、出土遗物等都有详细记录，这次发掘为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奠定了田野考古的基础，而现在考古发掘工作仍然延续着这个方法。父亲无愧于成为那个时代杰出的科学工作者。他对事业的执着、热爱以及敢于创新的意识，对于现在年轻一代人来说依然是应该继承下来的财富。

张伟（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洪河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当年梁思永先生发现的“昂昂溪文化”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成为东北亚地区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参照标尺。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梁思永）对中国田野考古走上科学的轨道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梁思永主要作品

《梁思永考古论文集》收入梁思永七篇论述：《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昂昂溪史前遗址》《小屯、龙山与仰韶》《后冈发掘小记》《热河查不干庙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

梁思永后世纪念

2010年10月，由黑龙江省文化厅、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联合举办的纪念梁思永发掘昂昂溪遗址80周年大会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举行。

2018年6月，由广州博物馆、市博物馆、昂昂溪遗址博物馆主办的“筚路蓝缕探索求真——梁思永先生与昂昂溪文化展览”开幕式在广州博物馆举行。展览共展出国家级珍贵文物206件，其中包括梁思永生前使用过的生活物品和考古物品，昂昂溪遗址出土的石器、陶器、玉器、骨器等文物。

2013年开始，梁柏有以80多岁的高龄，开始“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但凡与梁思永有关的文献、资料、照片通通收纳其中。《思文永在——我的父亲考古学家梁思永》全书25万字，插图200幅，包括梁思永各个时期的工作与生活留影、学习笔记、考古标本、往来信函等，在以女儿的口吻追述其生平事迹的同时，亦收录多位国内考古界知名人士的回忆文章，以及梁氏家族成员的怀念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