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名人何渠若介绍
何渠若,沈阳军区政治部原副主任 ,1920年出生在广东省大埔县一个农民家庭。1938年8月,何渠若从大埔中学毕业后,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两个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何渠若任115师教导四旅十团11连指导员,参加反“扫荡”、反“蚕食”战斗40余次,连队荣获了“钢铁英雄连”、“横扫边区十一连”称号。1947年7月,何渠若任旅政治处主任后,参加了著名的鲁西南战役、挺进大别山、淮海渡江战役。在西南剿匪时,何渠若率部歼灭了敌第六编练司令部、72军余部计2500余人,活捉了敌中将司令肖以觉,立下了赫赫战功。
1958年,何渠若率部从抗美援朝战场撤回祖国。1971年,时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何渠若,又以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委员、中方首席谈判代表的特殊身份,再次来到朝鲜开城,同韩、美方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外交斗争,维护了朝鲜和平,两次荣获了朝鲜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何渠若人物简介
何渠若,原名蓝克纯,1920年生于大埔湖寮圣塘的小山村。据他的胞弟回忆,何渠若从小体弱多病,但喜欢读书,性格刚强,是外柔内刚的铁血客家男儿。少年时,他先后阅读了邹韬奋主编的《生活》、鲁迅主编的《海燕》等进步刊物,常路见不平,仗义助人,在中学时化名何渠若加入了进步组织。
1937年抗日战争危急关头,他和同乡毅然决定投奔延安,开明的父亲卖掉耕牛给他做路费,他极为感动,决心以身许国,历经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先到西安,后至延安,终于投入“抗大”怀抱,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著名的部队政治工作者。
1939 年秋,他从“抗大”毕业后,即奔赴抗日前线,他任连指导员的连队是有名的“老虎连”,他撰文在 《火线报》、《湖西时报》上发表,鼓舞士气。后来,他任营教导员的第二营,善于夜战,奇袭锋城,出击济宁(山东省)取得六战六捷的胜利。
抗战胜利后他在二野某团任团政委,在广西、贵州、四川等地的解放战争中,屡建功勋,该团活捉敌军中将司令肖以觉,期间荣立特等功,获二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他博览群书,常撰文共计数十万字在各报刊发表,是小有名气的“书生”政委。
1951年4月入朝作战后,何渠若任16军教导团政委,因操劳过度,使原本多病的身体不堪重负,经常吐血,只好回国治疗并做手术取出体内弹片。次年他二次入朝,任坦克师政委,由于身体尚未完全康复,病情加重,但他从不声张,坚持到最后胜利。
他知识丰富,文章出众,能言善辩,客家话说得流利,也会说英语,成为优秀的谈判代表。在持续几年的谈判中,他以大局为重,怕小便多影响工作,便不顾医生的忠告,尽量少喝水,有时整夜未睡,第二天靠坚强的毅力照样谈笑风生,出现在谈判桌旁。他带病谈判多年,坚持数年如一日。美国在真刀真枪的“绞杀战”中失败了,在几年“拉锯战”的谈判中仍旧未占便宜,中方取得板门店谈判成功。何渠若任沈阳军区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时,撰写了《谈判总结与谈判方案》,此文已被收藏于军事博物馆,在朝作战期间他荣获了国际勋章和以金日成名义颁发的自由勋章。1973年9月12日何渠若病逝于沈阳。
何渠若人物轶事
火线结婚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戴敏和何渠若都在16军,戴敏在组织部,何渠若在140团任政委,两人在工作中有过接触,彼此心仪已久,组织上也打算促成这桩姻缘。但戴老当时有“三不”誓言:战争年代不谈个人问题;不干出模样不嫁;不了解的人不嫁。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戴敏坚决要求上前线。当时的兵团政治部主任王辉球说:女同志一个人出国上前线不方便,组织上不同意。戴敏明白首长的意图:想去朝鲜战场,就必须结婚。戴老思忖再三,终于与何渠若结为伉俪。当时,何渠若31岁,戴敏24岁。结婚第二天,他们就双双开赴朝鲜战场,新婚蜜月,是在火车上度过的。在朝鲜战场,两人只能在战斗间歇或开会时,才能见上一面,大多时间是以纸条沟通情感、互相问候。他们结婚23年,实际在一起的时间不过两年。1958年,何渠若将军回国后,他的双胞胎儿子说什么也不承认这个父亲,晚上要睡觉时,一个劲儿撵何渠若将军走。何将军只好等孩子们睡着后,再悄悄地回来。彼此工作繁忙,一家人很难团聚。直到何将军躺在沈阳军区总医院病床上弥留之际时,全家人才聚到一起,请军队的一位摄影师拍了照片,凝固了这生离死别的“全家福”。
首席代表
抗美援朝战争停战后,根据停战协议,中方要在朝鲜开城板门店常设首席代表,与朝方一道,同美、韩方展开谈判。由于“文革”冲击及其他原因,“首席谈判代表”一职曾空缺了3年。1971年,我国决定派员重返板门店谈判会场。经过慎重挑选,1971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何渠若,为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委员、朝中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总理批示:首席谈判代表要常驻朝鲜且参加使馆党委。从此,何将军走上了外交谈判战场。
来到朝鲜后,何将军首先利用业余时间,将18年来的“军停会”档案进行整理,和朝鲜开城联络处处长苗杰、副处长冯卓文一道,耗费10个月时间,最终形成了《十八年军停会斗争策略》,受到外交部等部门领导的高度赞扬。何将军说,外交无小事。为展示中国形象,何将军做好“中立国”的工作,节假日举办宴会、电影招待会,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中国。一次放映电影时,放映机因潮湿出现故障,外国客人只好中途退场。从此以后,哪怕只有一个人,联络处每到周末都要放映电影,保证放映机正常运转,此后再没出现故障。
身先士卒
每次晚宴结束后,何将军都要换上工作服,与工作人员们一道洗刷餐具;何将军回国手术后,特地嘱咐戴老在沈阳买了10多种菜籽,背到朝鲜开城,在联络处院里种菜,自给自足,尽量给朝方减轻负担。何将军对同志们关怀备至:因为妻子家庭成分问题,英语翻译胡传忠工作7年没能入党,经何将军耐心工作,终于使工作勤恳、业务过硬的胡传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家在沈阳的炊事员老董,因家里住房困难而分心,何将军便设法与地方政府联系,终于解决了老董家属的住房问题;一名翻译因没能晋职而沮丧,何将军回国治疗小肠疝气时,在病床上嘱咐妻子戴老,找军区有关部门,为这名翻译解决了晋职问题。
板门店谈判时,每天枯坐六七个小时,有时竟长达12个小时,且中间不休息。一旦有人起身上厕所,对方便会认为是退场抗议。何将军身体不好,战争年代就患上了肠粘连、胃病,后来又得了小肠疝气、心脏病,兜里天天揣着各种急救药物。为了维护中国代表团形象,在谈判前一天晚上,何将军就开始禁水,以免谈判中途上厕所。在何将军朝鲜期间的日记中,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字样:心脏病又犯了、凌晨一时就寝、人很疲累等等。
1972年冬季的一天,何将军正在谈判时,突然心脏病发作,面色苍白、大汗淋漓、呼吸急促。但他仍然坚持到谈判结束,被送到当地医院抢救。翌年2月,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何将军回国治疗,最后住进了沈阳军区总医院。何将军回国前叮嘱同志们好好工作,不辱肩头使命;战友们希望何将军早日重返朝鲜,继续抗美援朝第二战场的谈判战斗。但谁料想,何将军这一去竟成永别。1973年9月12日,时年53岁的何将军,永远离开了亲人和战友们。
告慰英灵
1984年2月17日,民政部批准何渠若将军为“革命烈士”。鉴于何渠若将军曾奋战在抗美援朝前线,战后又亲历板门店谈判,呕心沥血,直到牺牲在外交谈判岗位上,沈阳军区和省民政部门决定,将何渠若将军骨灰移葬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何渠若将军在朝鲜战场战斗了8年,在板门店谈判了3年,且在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诸位烈士中,级别最高,所以将何渠若将军安葬在了烈士陵园主碑后面第一排显要处,与吴国璋等3位将军并肩同眠。举行隆重移葬仪式时,沈阳军区原政委宋克达、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王光中,为何渠若将军墓碑揭幕。
铿锵遗孀
何渠若将军临终前有个愿望:把自己多年来的基层政治工作手稿结集出版。时年46岁的戴敏含泪答应了。从此,她开始艰难地整理何将军的战地日记,几乎跑遍全国寻找何将军的老首长、战友,补充、核实相关内容。一次,她到北京寻找何将军的一位战友时,由于该战友地址已变,带的钱仅够返程路费,她便到菜市场拣些烂茄子、西红柿,洗干净后充饥。从1973年到1996年,戴老奔波了23年,终于将《战时基层政治工作实录———何渠若文稿选编》出版了,了却了何将军遗愿。
何渠若个人著作
何渠若任沈阳军区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时,撰写了《谈判总结与谈判方案》,此文已被收藏于军事博物馆。
何渠若补充介绍
何渠若(1920—1973),原姓蓝,名克纯,又名蓝峋,湖寮镇圣塘村人。父务农,亦曾当过小学教师。生母早故,童年生活相当艰苦,从小就帮做家务劳动和下地干活。上高小时也帮人做短工。民国24年(1935)考进了大埔中学,看了诸如《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和苏联的《铁流》、《士敏土》,邹韬奋主编的《生活》、鲁迅主编的《海燕》等书,开拓了视野,革命思想得到了启蒙。
抗日战争爆发后,京、沪、津、穗的大埔籍师生,纷纷返回家乡,参加家乡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经常举行报告会、座谈会,还组织同学走上街头,奔赴农村发表抗日演说,演出抗日剧目。何渠若经常是这些活动的主讲者。
民国27年(1938)7月,他初中毕业,家贫不能继续升学,父亲要他去小学教书,他却与吴星峰、廖一凡一起,冲破重重困难,直奔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后,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支队。当年10月,经队长叶荫庭、政治指导员程克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民国28年(1939)秋,在抗大毕业后,他除了短时期在机关工作外,一直战斗在第一线,历任排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委、师政委、军副政委、沈阳部队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渠若作战勇敢,具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民国31年(1942)冬,他在湖西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斗争中,担任狙击日军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和群众撤退的任务。他指挥一个连的兵力,缠住敌人,杀伤近百名敌人,粉碎了日军铁壁合围的战斗部署,树立了以少胜多的战斗范例。
渠若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有较好的组织和指挥才能。初时,他所到的连队,原是平江起义时建立起来的连队。他到连队后,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使之成为一支具有坚强的战斗力的队伍。上级称这个连像一只小老虎,放出去就打胜仗。
民国38年(1949),他任某团政治委员,认真抓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宣扬先进典型,亲自培训各级领导干部,把这个团带成了一个先进团。进军大西南时,冒雨经过l50多公里的急行军,在战士十分疲劳的情况下,又以勇猛顽强的作风,与敌激战两个多小时,歼灭大批敌人,活捉了国民党政府军中将司令萧以觉,夺取了入川作战的第一个胜利。
此后,在大西南剿匪的军事行动中,又累立战功。建国后,对部队思想建设也有不少建树。
1950年,他奉命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抗美援朝,屡立战功,曾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颁发的二级国旗勋章一枚,和以金日成主席名义颁发的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一枚。1971年2月,还奉命兼任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委员职务。后因积劳成疾,患了心脏病和其他多种疾病而回国治疗,于1973年9月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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