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兰史

杨兰史人物生平

1907年（一说1908年），杨兰史出生在广东梅州大埔县百侯镇，刚满周岁时，父亲病逝、母亲改嫁。可怜的杨兰史，由祖父，祖母抚养教育长大成人。他自幼聪颖，八岁读小学，后升入百侯中学。在革命战争年代，大埔百侯中学被称为革命的学校，杨兰史曾任百侯中学学生会主席。

1926年春，杨兰史被吸收为共青团员，同年转为中共党员。此后，他尽力协助党团组织发展党团员，阅读革命书刊，传播马列主义，领导学生运动。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八一南昌起义军于9月中旬抵粤东时，他率领侯中同学配合工农武装，攻占国民党百侯区署和区党部，成立百侯区工农政府。起义军进入大埔后，他率领侯中同学赴三河坝支援前线。10月4日，朱德率领部队撤退时，杨兰史为起义军作向导，到百侯后，又组织学生做好接待工作，并为起义军探听敌情，为起义部队的安全撤离作出了贡献。

1928年春，杨兰史考入上海复旦大学读书，并与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1930年，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台直接和各根据地联络。不久，上海党组织决定调杨兰史做上海中央无线电台工作，为上海党中央沟通江西中央苏区的通讯作出了贡献。

1932年，党中央决定建立通讯学校，杨兰史被任命为通讯学校校长。该校在他的领导下，到1933年学员增加到1000多人。1934年10月杨兰史参加红军长征，以坚定的革命斗志，克服重重困难，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

1936年上半年，为了培养大量的军政干部，党中央决定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中央决定派杨兰史参加筹备“抗大”的工作。同年6月1日，“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在抗大工作中，杨兰史担任教授，后又担任政治教育科长的重任，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8年，杨兰史由于身体瘦弱，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操劳过度，积劳成疾，于10月17日病逝于延安，时年31岁。

杨兰史主要事迹

现在的大埔县百侯镇仍有120多座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的官厅式古屋，其中侯南村有一座著名的古民居叫“清白世守”（厅堂叫“绳德堂”），占地面积415平方米，建筑面积370平方米，是杨兰史烈士的故居。

1907年，杨兰史出生于这座叫“清白世守”的古屋，由祖父、祖母抚养教育长大成人。杨兰史自幼聪颖，八岁读小学，后升入百侯中学，在进步教师、其祖父的教育培养下，成为品学兼优的学生，深得老师的赞赏和爱护。

在革命战争年代，百侯中学学生会主席杨兰史充满革命热情，领导学生积极开展革命斗争，1926年春，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领导学生运动，1926年5月发动清算百侯区长、国民党右派杨省我的斗争。1927年又发动百侯武装暴动。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杨兰史在中共大埔县委和百侯区委的领导下，发动工农群众、学生开展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积极准备百侯武装暴动工作。于1927年8月迎接“八一”起义军进入大埔，杨兰史率领百侯中学学生前往三河坝做好支前工作。10月4日，朱德率领部队撤退时，杨兰史为起义军作向导，到百侯后，又组织学生做好接待工作，并为起义军探听敌情，为起义部队的安全撤离作出了贡献。

八一起义军撤离大埔后， 1928年春，杨兰史在上海的亲友帮助下，考入上海复旦大学读书，与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在上海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复旦大学负责领导学生运动。1930年，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为更好地指挥各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中共中央急需和各根据地直接联系。为此，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台直接和各根据地联络。不久，上海党组织决定调杨兰史做上海中央无线电台工作。杨兰史在从事无线电通讯工作中，认真钻研无线电技术，很快地掌握了无线电台的有关知识，为上海党中央沟通江西中央苏区的通讯作出了贡献。1931年，上海党中央机关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他与曾三、王逸群、岳夏等人由党内交通秘密护送，绕道香港经汕头、大埔、永定、上杭等地进入江西中央苏区。1932年党中央决定建立通讯学校，杨兰史被任命为通讯学校校长。该校在他的领导下，到1933年学员增加到1000多人。学校分设无线电通讯、电话通讯、旗语通讯和司号通讯等专业，学员毕业后分派各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电台，沟通了中央苏区与各根据地的通讯联系，为党的通讯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34年10月杨兰史参加红军长征，以坚定的革命斗志，克服重重困难，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

1936年上半年，为了培养大量的军政干部，党中央决定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中央决定杨兰史参加筹备“抗大”的工作。同年6月1日抗大开学。在抗大工作中，杨兰史担任教授，后又担任政治教育科长的重任。他根据党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关于必须大量培养干部这一指示，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党的政策、革命实践，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他长期带病坚持工作，在教育工作中费尽了心血。

1938年，杨兰史由于身体瘦弱，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操劳过度，积劳成疾，身患肺结核、脑膜炎。当时限于物质条件差，医药紧缺，虽经多方治疗仍无见效，于10月17日病逝于延安，时年31岁。中共中央为哀悼杰出而年轻有为的杨兰史烈士，纪念他为革命事业和抗大所作的辛勤业绩，由朱德同志于10月20日主持举行了党中央机关干部、抗大师生数千人参加的隆重追悼大会。中共中央以及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等送了花圈，毛泽东亲笔写了悼词：“哀悼我们教育战线上的勇士，杨兰史同志永远不死！”事后，党中央还出版了《追悼杨兰史的特辑》，永作纪念。后来，他的祖父杨子和先生一直珍藏着毛泽东亲笔为杨兰史烈士题写的悼词和原抗大校长许光达随后写给杨子和先生的复函这两件烈士纪念品。

杨兰史的挚友王智涛在《从共产国际归来的军事教官：王智涛回忆录》中记录了杨兰史的生平事迹。

杨兰史原名杨衍祥，1907年生于广东大埔县。1925年加入共青团，后转为中共党员。1928年人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曾领导学生运动。1930年在党中央的上海无线电台工作。1931年与曾三、王逸群、岳夏一起到苏区加入红军。先后担任红军通信学校校长、红军学校政治教员、彭杨步兵学校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和校部秘书长。1933年11月，我随李德到彭杨步兵学校检查工作，与杨兰史相识。彼此一见如故，他讲了很多国内、党内、军内情况，对刚回国不久的我帮助很大。长征路上，我们同在干部团，他是政治教员，我兼任军事主任教员。行军时边走边聊，宿营后谈天说地，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

筹建红大时，他和我都是筹备组成员。一期他担任政治教员，我兼任军事教员。二期训练部调整组织机构，专设军事教育科和政治教育科，我任军教科科长，他是政教科科长。罗瑞卿说:“你们两人是抗大军、政教育的台柱子，是我的左膀右臂，是刘亚楼的哼哈二将。”当时，政教科教员有张如心、罗世文、张爱萍、李培南、郭潜、陈芝芳、任白戈、艾思奇、张庆孚、何思敬、徐懋庸。张爱萍是红军名将，艾思奇、任白戈少年成名，是哲学大家，张如心早年留苏，接受马列主义科班教育，经常与张闻天切磋马列，是党内著名理论家，徐懋庸是文学和文艺权威。可谓人才济济，个个精英。但是，来自白区的大知识分子文人相轻，互不团结，与张爱萍、张如心等红区军政指挥员也不融洽。杨兰史有在白区和红区工作的双重经历，了解出身经历不同的人的优缺点，善于协调人际关系，很快就解决了矛盾，把大家团结起来。再加上他理论功底厚实，教学经验丰富，思想作风正派，在科里威信很高。政教科的教学在他的领导下，逐步走上了轨道。我向他取经。他介绍团结一帮能人的经验说:“教学不能单打独奏，光自己教得好远远不够，还要全科齐心协力，大家都教得好才行。政教科教员大多是知识分子，帮助他们克服私心和虚荣心是全科团结的关键。你们科不同，教员都是有战功的老资格，文化不高，缺乏教学经验，可能不服气你这个职务比他们低，打仗比他们少的科长。与简单、朴实、直爽，不背后搞鬼的老同志搞好团结的关键是你。尊重、理解、大度、宽容，不苛求大老粗身上的小缺点小毛病，就能与他们融为一体。再就是拿出真本事来，把军事教学搞上去。老同志只信服有真本事的人，信服是团结的基础。”杨兰史的真知灼见，指导我领导全科教员们搞好教学。

关于军政教育比例，政治部意见应按一期时毛泽东做出的规定办，即前三个月偏重政治，占三分之二，后三个月军政各半。训练部研究讨论时，我发言说:“一期开学时，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不久，三大主力还没有会师，抗日战争尚未全面爆发，军政教育比例那样安排是适合当时的形势的。现在形势不同了，我军将士正在前线浴血奋战，抗大的首要任务是要为前线输送战略、战役、战术指挥员，因此建议将军政教育比例调整为七比三。”杨兰史第一个表态赞成，他说:“军政教育都要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战争服务，军事教育搞好了，能培养出前线急需的各级指挥员，同样是抗大政治教育的成果。”政教科长带头支持减少政治教育的时间和内容，促进刘亚楼下决心，把我的建议作为训练部意见上报。后经教育委员批准，从三期起教学比例就改变了。

杨兰史对我说：“军事教育和政治教育是抗大办学的两大主线。军教科长和政教科长，各自把握一条线，就像部队的司令和政委，是一对搭档。咱们两个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抗大的军政教育就能比翼齐飞。”我们两人在工作上，一直相互支持，主动配合，密切合作。我举办军事教员训练班时，他带着政治教员来见学，之后也办起政治教员训练班。我为八路军总部举办参谋训练班，杨兰史主动来教授通信科目。杨兰史办政治教员训练班时，要我去做《马、恩、列、斯、毛论军事》的专题讲课。学员们说:“政治教员教军事，军事教员教政治，互帮互教，相得益彰。"

我们私交也很好。他思想敏锐、善于观察、看问题深刻，待人真诚、宽厚、直言不讳，对我帮助不小。他经常提醒我，要多注意观察周围的人和事，说话办事一定要讲究方法，要主动向领导汇报工作，对待同事不要过于严肃，对待下级不要过于严厉。在上文提到的那次校务会议上，他接着我发言，反映的意见与我的差不多，只是没有点名，口气很平和，用词很委婉。会后，他对我说:“你真是个直肠子，一点弯都不拐。我佩服你的耿直，但不赞成你的方法。”

他身体瘦弱，经常咳嗽，我劝他去医院，他嘴上答应，却依然带病坚持工作，终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染上肺结核和脑膜炎。限于当时医疗条件，虽经多方治疗，仍不见效。1938年10月17日病逝于延安，时年三十一岁。

10月20日，由朱德主持的追悼会在延安举行。中央党政机关干部和抗大教职学员数千人参加。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送了花圈。追悼会后，毛泽东号召大家学习杨兰史“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要有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