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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延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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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名人房延凌介绍

印度尼西亚华侨商人

房延凌(1903—1972),中国国籍, 印度尼西亚华侨商人,社团领袖。又名房德培(Pang Tek Pui)、苑林、延龄。广东梅州人。

房延凌人物简介

房延凌(1903~1972),又名苑林,延龄,化名达人,祖籍广东大埔县银江镇坑口村玉尺坑。民国6年(1917),他前往印尼。民国13年,他获张裕葡萄酒创始人张弼士赞助,回国赴上海就读复旦大学附中;毕业后考入上海政法大学,后转入上海大学。民国14年,他秘密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期间,他是上海市虹口区指挥成员之一,常与周恩来、瞿秋白、陆定一、潘汉年等接触。民国16年,延凌被捕,后经组织营救获释。“八一”南昌起义受挫后,他再次到印尼与其父一起经营铁床铺生意。

民国17年,延凌迁至万隆,仍经营铁床铺兼营洗衣店,与一起到印尼的中共党员李德奇等在巴城秘密成立“中共荷属东印度支部”。抗日战争前,他联合万隆客家同乡发起成立“华侨公会”,为社区社会教育、福利公益事业服务。他创办的图书馆藏书量居万隆侨团之冠。抗日战争期间,他与巴城名医、养生院创办人柯金寿一起开展募捐活动,把募集到的款项通过设在香港的中共华南分局转去延安。民国35年,他当选为万隆“华侨公会”第一届主席。他热心公益福利事业,组成以侨生为主会员的“新明会”,创办新明学校、中华孤儿院和中华医院。解放战争初期,中共华南分局指示要万隆的延凌想办法弄一笔款接济何香凝、李济深、蔡廷锴、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茅盾等滞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他按指示通过万隆、香港地下钱庄,把接济款转至中共华南分局负责人廖承志手中,接济民主人士(从民国36~38年民主人士离港赴北京参加政协会议为止)。

民国38年,万隆改选“中华总会”,延凌当选为总会主席。1955年,万隆召开亚非会议时,他和中华总会的侨领们亲自参与周恩来在万隆期间食住行的安全保卫服务工作。50年代,他多次利用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和全国侨联会议之机,返乡为家乡中学捐款,发动华侨捐款支持农业生产。1960年8月,因他7位儿女都已回北京求学,经大使黄镇同意,他回北京定居,加入致公党并任中央委员。他历任北京市侨联、政协委员。

1972年11月,房延凌因病逝世,享年69岁。

房延凌个人经历

14岁赴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与父亲房敬堂团聚。1924年获*张弼士赞助,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附中、上海法政大学、上海大学读书。192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一度被捕,获释后即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大革命失败后,逃亡南洋。

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与李德奇等秘密组织中国共产党荷属东印度支部,不久被荷印当局逮捕,因无证据获释。李德奇等回国后,中共荷属东印度支部解散。1928年迁居万隆,经营铁床生意,兼营洗衣店,1932年改营电版及广告招牌生意。

房延凌个人成就

与友人创立摩登青年俱乐部,出版《摩登青年》,传播革命思想,曾帮助印尼民族主义者苏加诺(Sukamo, 1901—1970)出版宣传民族主义的小册子,并为此一度被捕,不久获释。战前与客家同乡创立万隆华侨公会,并创办图书馆。又加入土生华人团体兄弟会。1937年中国发生七七事变后,积极协助巴城* 柯全寿(Kwa Tjoan Sioe, 1893—1948)发动募捐运动,支持中国抗日战争。

1943年初,在大搜捕中被日军逮捕,关进苏卡密斯金监狱。在日本人(实为台湾人)钟伯勋掩护下,3天后获释。1944年任万隆新地剧团的副团长(团长为钟伯勋),曾演出曹禺的《日出》、《雷雨》及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战后任万隆华侨公会主席,联合南桥文化学会(南化学会)、广肇会馆、亚弄公会及学习社等社团致电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反对内战,支持中国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示威游行。应*廖承志、*连贯等的要求,从1947年起,不断在经济上接济滞留香港的民主人士何香凝、李济深、蔡廷锴等,直到他们离港北上参加全国政协为止。1949年10月10日,任万隆社团联合会(简称社联)主席,后任万隆中华总会(简称华总)主席,社联解散。

房延凌补充介绍

  房延凌(1903~1972),又名苑林,延龄,化名达人,祖籍银江镇坑口村玉尺坑。民国6年(1917),他前往印尼。民国13年,他获张裕葡萄酒创始人张弼士赞助,回国赴上海就读复旦大学附中;毕业后考入上海政法大学,后转入上海大学。民国14年,他秘密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期间,他是上海市虹口区指挥成员之一,常与周恩来、瞿秋白、陆定一、潘汉年等接触。民国16年,延凌被捕,后经组织营救获释。“八一”南昌起义受挫后,他再次到印尼与其父一起经营铁床铺生意。

  民国17年,延凌迁至万隆,仍经营铁床铺兼营洗衣店,与一起到印尼的中共党员李德奇等在巴城秘密成立“中共荷属东印度支部”。抗日战争前,他联合万隆客家同乡发起成立“华侨公会”,为社区社会教育、福利公益事业服务。他创办的图书馆藏书量居万隆侨团之冠。抗日战争期间,他与巴城名医、养生院创办人柯金寿一起开展募捐活动,把募集到的款项通过设在香港的中共华南分局转去延安。民国35年,他当选为万隆“华侨公会”第一届主席。他热心公益福利事业,组成以侨生为主会员的“新明会”,创办新明学校、中华孤儿院和中华医院。解放战争初期,中共华南分局指示要万隆的延凌想办法弄一笔款接济何香凝、李济深、蔡廷锴、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茅盾等滞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他按指示通过万隆、香港地下钱庄,把接济款转至中共华南分局负责人廖承志手中,接济民主人士(从民国36~38年民主人士离港赴北京参加政协会议为止)。

  民国38年,万隆改选“中华总会”,延凌当选为总会主席。1955年,万隆召开亚非会议时,他和中华总会的侨领们亲自参与周恩来在万隆期间食住行的安全保卫服务工作。50年代,他多次利用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和全国侨联会议之机,返乡为家乡中学捐款,发动华侨捐款支持农业生产。1960年8月,因他7位儿女都已回北京求学,经大使黄镇同意,他回北京定居,加入致公党并任中央委员。他历任北京市侨联、政协委员。

  1972年11月,房延凌因病逝世,享年6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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