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丏尊

夏丏尊人物生平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夏丏尊任杭州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通译助教，后任国文教员。该校后改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五四运动南方新思潮的重要发源地。鲁迅、许寿裳当时都在该校任教，他们曾共同发起一场学潮，反对以道学家自命的监督，并迫其辞职。民国二年（1913年），夏丏尊自告奋勇地兼任了该校被人瞧不起的舍监一职。他提倡人格教育和爱的教育，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被学生称为“妈妈的爱”。在语文教学上，提倡白话文，是中国最早提倡语文教学革新的人。民国八年与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等三人积极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推行革新语文教育，被称为第一师范的“四大金刚”，受到反动当局和守旧派的攻击，相继离校。

离开杭州到长沙，在湖南第一师范任国文教员。民国十年（1921年）原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在家乡上虞创办春晖中学，夏应邀受聘返乡。同年加入文学研究会，是文学研究会的第一批会员。为实现理想教育，夏邀请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到春晖，在白马湖畔营造了一个宽松的教育环境。其间，他翻译了《爱的教育》（上海《东方杂志》连载，1924年开明书店出版，再版30余次）。民国十三年（1924年）底，在发生了一场反对反动势力的学潮后，夏丏尊、匡互生、丰子恺、朱光潜等教师以及一批学生愤然离开春晖。

民国十四年（1925年），夏丏尊到上海，参与了立达中学（后改为立达学园）、立达学会及该会杂志《立达季刊》《一般》月刊的创办工作，同时兼开明书店的编辑工作。其间，翻译了日本山田花袋的《绵被》，是中国最早介绍日本文学的翻译家之一。民国十五年他的《文章作法》由开明书店出版。民国十六年任上海暨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民国十八年任开明书店编辑所所长，民国十九年（1930年）创办《中学生》杂志。夏丏尊长期从事语文教育和编辑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他和叶圣陶共同写成语言知识的读写故事《文心》，连载于《中学生》，次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该书被誉为“在国文教学上划了一个时代”。还出版了《文艺讲座》（世界书局1934年）、散文集《平屋杂文》（开明书店1935年）等书。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被推为中国文艺家协会主席。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创办《月报》杂志，担任社长，并担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编委。民国二十六年抗战爆发，立达学园、开明书店皆毁于炮火，被迫内迁。夏因体弱多病留守上海，参加抗日后援会。他坚守气节，矢志不为日本人做事。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2月被日本宪兵拘捕，后经日本友人内山完造营救出狱。但肺病复发，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严重摧残。1946年4月23日，在上海病逝，墓葬上虞白马湖畔。4月27日，丰子恺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社论《悼夏丏尊先生》，誉其为民主文化战线的老战士，为文化运动和民主运动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上海沦陷期间，他出版了《阅读与写作》《文章讲话》等。还兼任上海南屏女中国文教员，参与发起成立中国语文经验学会，翻译了《南传大藏经》等。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撰写《好话符咒式的政治》《中国书业的新前途》等文，表示了对中国时局与出版事业的深切关怀。

夏丏尊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他的学术著作还有《文艺论ABC》（世界书局1930年）、《生活与文学》（北新书局）、《现代世界文学大纲》（神州国光社）及编著有《芥川龙之介集》《国文百八课》《开明国文讲义》等。译著有《社会主义与进化论》《蒲团》《国木田独步集》《近代的恋爱观》《近代日本小说集》《爱的教育》和《续爱的教育》等。1986年6月15日，由巴金、叶圣陶、胡愈之、周谷城、赵朴初、夏衍等人发起在上虞举行了夏丏尊诞生100周年暨逝世40周年纪念大会，海内外各界人士1500多人参加。

夏丏尊还是我国语文教学的耕耘者。他同叶圣陶先生、刘薰宇先生一样把毕生精力投入到祖国的教育事业之中。尤其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身为开明书店总编辑的夏丏尊先生创办了《中学生》杂志，叶圣陶先生任杂志主编。这本杂志以先进的文化思想、丰富的科学知识教育中学生，在中国语文教学方面，下力尤深，成果卓著，被几代中学生视作良师益友，在文化界、教育界和出版界有口皆碑。（摘自《应用写作》月刊）

著有《平屋杂文》《文章作法》《现代世界文学大纲》《阅读与写作》《文心》《夏尊选集》《夏尊文集》，译有《爱的教育》《近代日本小说集》。

夏丏尊人物评价

夏丏尊和鲁迅在一师共事时过从甚密，思想上、文学上都受到鲁迅的影响。1909年就参加了鲁迅、许寿裳等发动的反对尊孔复古的“木瓜之役”。后来又在鲁迅启发下提高对文学的兴趣。当时鲁迅还没有写小说，也没有用鲁迅的笔名，但已立志通过文学改造国民精神，并开始从事翻译。他见夏丏尊小说读得不多，曾以《域外小说集》相赠，使夏“眼界为之一开”，从此不断扩大阅读视野，还从日译本转译西欧著作，所以自称是“受他（鲁迅）启蒙的一个人”。

夏丏尊对艺术的兴趣可能还多少受到李叔同（弘一）的影响。李叔同多才多艺，于文学、戏剧、书法、篆刻、音乐、美术无一不精。1912年他到浙江一师教图画、音乐，使这两门一向不受重视的功课吸引了全校学生。夏丏尊认为：“这原因一半当然是他对于这二科实力充足，一半也由于他的感化力大。”甚至说：“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但也承认：“他的一言一行，随在都给我以启诱。”他俩共事七载，情逾手足，常在一起吟诗唱和，互赠印章。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丰富的教学实践和人生经验，还有鲁迅、李叔同等良师益友的熏陶，对夏丏尊来说都是宝贵的积累，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准备了条件。他被迫离开一师后并没有为自己的遭遇抱屈，心里想的还是大局。《误用的并存与折中》一文表现了忧国忧民之情。“变法几十年了，成效在哪里？革命以前与革命以指，除一部分的男子剪去发辫，把一面黄龙旗换了五色旗之外，有什么大分别？”可是他把这种现象的病根归于祖先传下来的“中庸之道”，认为医治这种宿疾的药方是“极端”。

夏丏尊是以宗教的精神来献身于教育的。他跟李叔同先生是多年好友。他原是学工的，他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兴趣，也许多少受了李先生的影响。他跟李先生有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事，校长就是经子渊先生。李先生和他都在实践感化教育，的确收了效果；我从受过他们的教的人可以亲切的看出。后来李先生出了家，就是弘一法师。夏丏尊和我说过，那时他也认真的考虑过出家。他虽然到底没有出家，可是受弘一法师的感动极大，他简直信仰弘一法师。自然他对佛教也有了信仰，但不在仪式上。他是热情的人，他读《爱的教育》，曾经流了好多泪。他翻译这本书，是抱着佛教徒了愿的精神在动笔的，从这件事上可以见出他将教育和宗教打成一片。这也正是他的从事教育事业的态度。他爱朋友，爱青年，他关心他们的一切。在春晖中学时，学生给他一个绰号叫做“批评家”，同事也常和他开玩笑，说他有“支配欲”。其实他只是太关心别人了，忍不住参加一些意见罢了。他的态度永远是亲切的，他的说话也永远是亲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