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次叔

夏次叔人物生平

夏次叔，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龙山县桶东乡小湾村。父亲系清末进士。夏次叔幼时随父课读多年，故旧学颇有功底。

1916年，夏次叔考入龙山县城高等学堂后，同学们都戏称他为“五经博士”。

1923年，夏次叔来到省城，寄居亲戚家中，白天去大麓中学补习，晚上为店里搞些会计业务。夏次叔在长沙半工半读了三年，除补习英语外，还自修了德语和日语。

1926年，夏次叔考取北京大学政治系预科。

1927年转入北京大学本科就读。夏次叔在北京，布衣素食，刻苦攻读，孜孜不倦，深得萧瑜、郑浩然等教授的赏识，常予资助和指导。

1928年，夏次叔先后当选为北大政治学会主席和北大学生自治会主席。风华正茂、才华初露的夏次叔，对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颇为奇怪，夏次叔以酣畅淋漓的笔墨，常为报刊写些抨击时政的文章，有时也作为传单在校内散发。夏次叔所写的《要求蒋介石停止围剿井冈山红军》和《田中奏折》两文，公开指出“围剿”红军是“将中国人民推向痛苦深渊的罪恶战争”。而“田中奏折是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野心的大暴露”，在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1930年12月9日，夏次叔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青年与责任》一文，痛切地指出：军阀政客官僚对社会国家可以不负责任，但是站在时代前面，负有领导社会使命的青年，对社会国家是不能不负责任的!”而中国青年应怎样负起这一责任呢?他写道：“现时青年的责任，在于为解除民众的痛苦，鞭策实际政治社会的进步，参与劳动，为促进社会经济的生产而努力求学……时刻想到为工农而效力，不然，我们学成之后，充其量也只能解决个人利禄，造成社会的特殊阶级，为社会上多添一批高等流氓，于社会人类的福利无益!”这篇文章以洗练的笔调铿锵有声地表达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

1931年九一八事变犹如一声惊雷，在中国上空炸裂。第二天，夏次叔与一些同学即发起组织北大学生抗日运动委员会，并担任主席。他撰写和散发《抗日运动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并同北平各校学生自治会及各反日团体取得联系。几天后，他又针对北平市政府于9月23日公布的所谓严禁学生罢课和结队游行的八条禁令，于第二天便组织北大师生集会抗议，用各种文字向国际社会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真相，还提出与日绝交的主张。当他与中共北大支部书记魏克仁结识后，又共同组织了北平大学生南下示威团，同东北爱国人士领导的请愿团一起南下，向南京政府请愿。示威团虽在全国抗日救亡团体的声援下冲破阻挠，抵达南京，但很快遭到国民政府军警的镇压，有的被捕，有的遭殴打和关押，或用火车押回北平。夏次叔因而也成了特务机关追捕的要犯之一，处境十分危险。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他于同年11月，由北大二斋94号转移到宝相胡同，后迁蜡库胡同。虽然身处逆境，辗转迁移，但他仍坚持秘密斗争，参与组建北大学生非常委员会的工作。

1931年12月，夏次叔被中共沙滩支部秘密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2年春，夏次叔经萧瑜保送，启程去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实现了他多年“留学重洋”的愿望。

夏次叔在法国巴黎大学期间，掌握了英、法、日、德、俄等五国文字，并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作了较多的研究。美丽的异国风光并没有冲淡他对祖国的眷恋，1935年，他学成回国，被国民党政界要员陈铭枢、刘斐推荐给李宗仁，任广西省政府秘书兼李宗仁私人秘书。他在广西工作期间，是经济研究会的成员，同陈劭光、李四光、范长江、夏孟辉、林素园、藩宜之等过从甚密，交宜很深。特别在调迁第四集团军长官司令部上校机要秘书后，地位变了，仍不改他平日布衣粗履、清茶淡饭的朴素作风。

夏次叔学识渊博，喜爱撰写文章，发表政见，每有余暇，即伏案挥毫，为《自由旬刊》、《广西日报》等报刊提供稿件。仅1937年4月至9月间，就有五篇力作在报刊上发表。如4月25日发表的《现阶段中、英、日三角关系》一文，就直率告诫国人：“英为保其在华利益，它不愿日本独吞中国，更不愿中国真能彻底独立自主。其对华援助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故现阶段中华民族的解放，主要的还是在于自身的努力和自身牺牲抗战的决心，依靠任何列强，尤其依赖帝国主义列强，其结果会徒然失望。”至于对日本的看法，他在6月5日发表的《林内阁崩溃与日本政局展望》一文中，断言：“由于日本政治、经济、社会的各种危机仍无法解决，相反，在军部高度国防要求下，且将益转强烈，最后诱导日本出于冒险战争之一途。”果如其言，不到一个月，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制造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平津失陷后，夏次叔在8月15日发表的《抗战中远东国际形势的展望》一文中，大声疾呼：“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显然是处于被侵略地位。我们惟一的生路，便只有抱焦土抗战的决心，凭自己的热血头颅去牺牲奋斗，以争取国家民族的生存解放。……因为不抵抗，其结果便只有亡国!”文中还分析了英、美、法、德、意诸国对中国抗日的态度后，深刻地指出：“不能对国际援助作过大奢望，转至减低吾人抗战勇气。……中国果能运用有利国际形势，同时又能痛下自力牺牲奋斗决心，则最后胜利必属吾人。”

1937年10月，夏次叔随李宗仁同机到达徐州，负责协助李宗仁处理第五战区军政事务，随即起草发布有关打击日军，铲除汉奸，允许民众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约法七章》。12月，又成立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由李宗仁任主任委员，夏次叔任组织部长，名列总动委十二名常委之首。夏次叔还吸收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到总动委工作，如郭影秋担任组织总干事等。夏次叔派任各县动委的指导员大都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并将统战工作一直贯彻到区乡，使这个战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很有活力。

1938年4月初，台儿庄大捷后，中国国民党采取种种策略把持了总动委，削弱夏次叔在总动委中的实权。有一次，夏次叔对郭影秋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你们留下来已没有必要，不如借下去检查工作之名推动下面的工作。”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郭影秋在回忆这一时期的情况时说：“抗战中徐州地区的统战工作的成绩与夏次叔是分不开的。”“他对我党许多主张如统一战线、抗日救国等无不同意，无论从几件大事，还是从处理日常问题上看，我们提出的意见，他没有不同意的。”寥寥数语，充分地肯定了他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起的重大作用。

日军在台儿庄战役中惨遭失败后，气急败坏，集中两个师气势汹汹地进攻徐州。李宗仁部奉命于1938年5月18日午夜放弃徐州，于翌晨抵安徽宿县北，旋即退至涡河北岸。这时桥梁渡船已被日军炸毁，部队于是分兵三路进行强渡。夏次叔负责指挥中路官兵抢渡时，不幸被赶上来的日本骑兵包围，壮烈殉国，时年34岁。

夏次叔人物评价

2015年8月24日，夏次叔名列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