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

夏鼐人物生平

清宣统元年（1909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10年2月7日）， 夏鼐出生于浙江温州市区仓桥街的一个富商家庭。夏家十分富裕，既有子承父业的著名丝号，又有富农亲家精心打理的百亩良田，从祖上两代开始便始终衣食无忧。夏禹彝又十分重视学习，无论儿女一律要接受最好的教育。

民国九年（1920年）初，夏鼐考入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春季班三年级。 民国十三年（1924年）夏，夏鼐小学尚未毕业，提前半年报考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初中部。 民国十六年（1927年）夏，夏鼐由温州的省立第十中初中部毕业，考入上海光华大学附属中学的高中部。

民国十九年（1930年）暑假，夏鼐由光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毕业，报考南京的中央大学和北平的燕京大学并被同时录取，夏鼐前往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就读。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夏鼐考取清华大学二年级插班生，并转入历史学系。在陈寅恪、钱穆、蒋廷黻等的指导下打下深厚的史学基础，先治中国近代外交史，后转中国近代经济史。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夏鼐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获文学士学位。10月，夏鼐拿到了考古学的公费留学名额，决定去伦敦大学开始新的求学生涯。 按照当时校方的规定，出国以前必须进行一年的田野考古发掘实习。夏鼐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李济的安排下，参加了河南安阳西北岗商代王墓群的发掘。工作是在梁启超次子、考古学家梁思永的主持下进行的，夏鼐的任务主要是清理小型墓葬。对田野考古一无所知的夏鼐很快就进入角色，他敏锐的领悟力当时就给梁思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夏鼐抵达伦敦大学。他先是在科特奥德艺术研究所学习，指导老师为著名考古学家叶慈教授，叶慈当时在该研究所讲授中国美术与考古课程。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转入埃及学系，攻读埃及考古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夏鼐的指导老师是秉承了埃及学系优良学风的格兰维尔教授。 留英的5年半里，夏鼐全面学习现代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掌握文物的修复、保养、管理、陈列及青铜铸造等技能，接受田野考古科班训练。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夏鼐被指派到著名考古学家莫蒂默·惠勒教授的手下，参加英格兰坦彻斯特地区梅登堡遗址的发掘，这也是他首次在国外参加的田野考古发掘。惠勒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方法：先用探沟试掘，然后进行网格式的布方，以探方为单位进行发掘，通过保留的探方壁和关键柱来显示地层堆积状况。这次田野实习对夏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后来将这一套方法带回到中国。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夏鼐先后参加了埃及艾尔曼特遗址和巴勒斯坦杜韦尔遗址的考古发掘，并发表了有关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学术论文。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起，夏鼐在格兰维尔的指导下，开始攻读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同年6月，格兰维尔为推荐夏鼐申请博士奖学金。伦敦大学考古学院的埃及学博物馆收藏有大批皮特里在埃及发掘所获的古埃及串珠。对古埃及串珠的系统研究，被皮特里视为埃及学发展的一项关键性课题。夏鼐充分利用丰富的馆藏第一手资料，在格兰维尔的直接指导下，开始对这些串珠进行系统地详细整理与精心研究，确定了以古埃及串珠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这些卡片把皮特里藏品里的1760枚串珠，按形制、颜色、材料、纹饰、出土地点、所属年代、用途一一登记抄制，足见夏鼐当年做学问的勤奋精神和扎实功底。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0月末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12月间夏鼐于再赴埃及，在开罗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11个月，对古埃及串珠做了系统的类型学研究，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准备工作。在开罗期间，他还写了《若干埃及出的玻璃分层眼状纹珠》和《几颗埃及出土的花肉红石髓珠》，分别发表在1944年《美国考古学杂志》第48卷和《皇家亚洲学会孟加拉分会杂志》第10卷上。在此近一年期间，夏鼐与在开罗博物馆工作的一些国际知名埃及学家多有交往，曾为英国埃及学家鲍姆伽特写作《史前埃及文化》提供了部分资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欧洲愈演愈烈，在伦敦大学停办的情况下，夏鼐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初返回中国。 民国三十年（1941年）2月3日晚，夏鼐到达昆明，次日在中研院遇到向达，“谈至夜深始散”。夏鼐自2月4日至27日在昆明，其间与向达往来较为密切，多次共同访友、聚餐。

民国三十年（1941年）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任专门委员。民国三十年（1941年）回国后，因当时国内没有条件从事埃及考古学的研究工作，夏鼐便利用埃及考古学的知识从事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他将国外先进的考古学方法和技术引进国内，全力投身于中国的考古学事业。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夏，夏鼐在国内完成了博士论文《古埃及串珠的考古价值》，并寄往英国。 7月，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科研学术机构联合组成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夏鼐作为史语所副研究员加入考察团，与之同行的还有李承三、周廷儒、向达、阎文儒先生等。向达先生作为历史考古组组长，夏鼐作为副组长，带领队伍在甘肃、新疆等地进行考古调研。但由于夏鼐突然抱恙、考察经费没有着落等原因被迫推迟了半年。夏鼐对敦煌石窟的考察主要进行于1944年的下半年。5月至8月，夏鼐、向达与阎文儒一同考察了莫高窟。8月12日夏鼐和阎文儒第一次对千佛洞进行了考察，并且两人都进行了石窟记录。在8月14日返程途中，他们又对千佛洞周边的沙枣墩及双墩子进行了勘察。10月31日，夏鼐与阎文儒等人途径千佛洞，对此再次进行了考察。这一次夏鼐一行在初唐壁画中找到了新的年代题记并勘察了邻近的墩台。11月至12月，夏鼐、阎文儒一起调查了榆林窟。虽然此时“朔风狂飙，透入肌肤”，但他们仍“冒雪冲寒，入漠探险”，坚持开展考古调研，积累了宝贵的资料。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至1949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

民国三十三年（1944）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在甘肃省敦煌、宁定、民勤、武威、临洮、兰州各地对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汉代至唐代的遗址和墓葬进行调查发掘。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通过甘肃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早于齐家文化，从而纠正了原来关于甘肃远古文化分期问题的错误判断。伦敦大学考古学院特许夏鼐的博士论文免于答辩，缺席通过。因战争关系延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7月，夏鼐被正式授予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的第一位埃及考古学博士。夏鼐的这篇博士论文长达433页，把古埃及串珠按年代从史前到希腊、罗马时期分为九大段，对各类串珠的分类井井有条，应用起来十分方便。他这项埃及考古学领域中绝无仅有的基础性研究，取得了其他学者难以超越的优异成果。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出国考察，受命代行所务的竟是年仅37岁的夏鼐。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夏鼐晋升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台湾，夏鼐没有随所去台湾，而是退居故乡温州。 1950年在辉县发掘，第一次发现了早于殷墟的商文化遗迹。

1950-1982年，任中国科学院（1977年以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1951年在郑州调查，确认二里冈遗址为又一处早于殷墟的重要商代遗迹。1951年秋，在湖南长沙领导战国和汉代墓葬的发掘。

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56年3月，为执行中埃文化合作协定，中国科学院经时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提名，邀请埃及亚历山大大学埃及学专家穆斯塔法·埃尔·埃米尔教授来华讲学。他前后作了“埃及学”和“埃及人的文字”等学术报告，后来埃米尔在中国出版了《埃及考古学》一书（科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4月，埃及开罗大学埃及学专家阿哈默特·费克里教授也应邀来华讲学。在5月29日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召开的座谈会上，费克里教授作了近年来埃及考古新发现的学术报告。夏鼐出席了这次座谈会，并与费克里进行了学术交流。

1955-1956年，领导黄河水库考古队在河南省陕县等地进行综合性调查发掘。1956-1958年，在北京市昌平主持明代定陵的发掘。

1979年起，被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1982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

1983年起，兼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5年，被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

1959年起，被选为第二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9年，夏鼐被推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的理事长。

1982年，夏鼐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名誉所长。

1985年，夏鼐被任命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的委员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的编委会主任。

1959年起，夏鼐还是第二至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1974-1985年，先后被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全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所通讯院士。

1985年春节后，夏鼐的社会和外事活动很多，其中包括：3月主持召开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前往伦敦参加英国史前学会五十周年纪念活动，4月前往华盛顿接受美国全国科学院授予外籍院士称号，5月主持召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定稿会议。6月初去洛阳附近的偃师商城遗址视察。6月17日，上午在考古所接待日本客人，下午在家里继续审阅大百科全书稿件。不幸的是，他突发脑溢血，经北京医院抢救无效，于6月19日下午4时30分与世长辞，终年76岁。

由于夏鼐在考古学方面的杰出成就和贡献，曾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院士、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外籍院士、意大利远东研究所通讯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5年当选）等荣誉称号。

夏鼐轶事典故

在清华期间，吴晗看重夏鼐有做学问的潜力，拉他加入史学社团，又常约稿。起初，夏鼐还是有些不自信 ：“我也很想借这个机会练习写文章，既已以史学为终身事业，做文章的事安可忽略，但又有些胆虚，深恐把不成熟的作品冒昧发表，贻留笑柄……”他在《清华周刊》发表《秦代官制考》《〈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订误一则》《魏文侯一朝之政治与学术》《洋书辨伪》《二程的人生哲学》等多篇文章，这与吴晗的鼓励是分不开的，甚而受邀接手《清华周刊》文史栏的编辑工作。同时，围绕《清华周刊》的编辑工作，两人有很多切磋机会。吴晗对清史著作有所批评，认为《清朝全史》关于外交方面，“多采取马士一书，发明之处较少”，又萧一山《清代通史》“虽为巨帙，而抄袭成书，无甚发明，而各部分间之联络，亦不能指出，以其缺社会科学之根柢也”。这些谈话直接启发了夏鼐，也是他后来写作《评萧一山<清代通史>外交史一部分》一文的缘起。对吴晗的学问，夏鼐有佩服，也有商榷。

夏鼐与梁思永二人有着“20年的师生情谊”，他们的交往折射出中国考古学发展脉络及阶段特点。1934年11月22日，在获知考取公费留美生不久，夏鼐即阅读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遗址》。出国留学后，夏鼐仍将梁思永的著作视为必读书目。对于梁思永的著作，夏鼐不仅采用比较阅读法，还运用多次阅读法，这样可从中获得更多启发。1936年6月16日，在阅读劳费尔《中国瓷器的起源》一书后，夏鼐复阅梁思永《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并“摘录要点”。正如上述对梁思永著作的评价，夏鼐对梁思永的其他著述，整体都持较高赞誉。1941年3月19日，夏鼐在李庄拜见梁思永。次日，阅读梁思永《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3月22日，夏鼐将该文的摘要打字，并赴梁思永处讨论三个问题，即“杭州良渚出土者能否归入龙山文化”、“黑陶是否由于还原作用”和“南越文王墓出土物发表何处（以其陶品与所谓‘吴越文化’花纹陶相近也）”。留学时，夏鼐选定古埃及串珠这一少有人涉及的领域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并于1939年9月着手撰写。甫一归国，他将已完成内容请梁思永指正，一则反映了他虚心求教的态度，再则体现了他对梁思永的敬重。1941年3月25日，梁思永交还夏鼐的论文并提出意见。1954年4月2日，梁思永心脏病发作，后医治无效在中央人民医院逝世。彼时夏鼐因胃病也在该院治疗，梁思永逝世当日，他“悲伤之至”，并抱病撰写追悼梁思永的文章，夜间“辗转不能入睡”，“一直想念着梁先生，20年的师生情谊，欲抑制情绪也抑制不住”。

夏鼐历史评价

胡乔木：①“完全应该公正地承认，夏鼐同志和他的合作者们，开创了我国考古学发展的新时代。……毫无疑问，这一切成就是跟夏鼐同志1950年以来在考古工作中的创造性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②“夏鼐同志的毕生心血，部分地凝聚在他的许多第一流的考古学论著中，更多地凝聚在新中国考古事业巨大发展的实绩中。他是当代中国考古学人才的主要培育者、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考古学严谨学风的主要缔造者。”

格兰维尔：“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对埃及学还一无所知。但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这一学科的各个领域，很快就熟练掌握了所必须具备的古代埃及语知识……不止一两位考古学家证明他对不同类型遗址的发掘技能都能掌握，并能融会贯通。我坚信，一旦他回到中国，他会成为蜚声考古学界的学者。”

梅益：“社会科学院外出人员很多，夏鼐在组织纪律性方面表现非常突出；每次出国和出差之前，他都要找我商量会遇到什么问题和怎么样解决好；回来之后一定要找我汇报。这是他尊重组织的表现。”

王世民：①“夏鼐向来平易近人，完全没有学术权威的架子。”②“夏鼐是大家公认的良师益友，却又疾恶如仇。”③“夏鼐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的高尚品德、感人作风，表现在生活的各个不同方面，高风亮节，为人楷模。”

夏鼐主要作品

新石器时代研究方面：《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

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方面：《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

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方面：《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

夏鼐的主要学术著作还有：《考古学论文集》（1961）、《考古学与科技史》（1980）、《中国考古学研究》（日文，1980）、《中国文明的起源》（日文，1984），Jade and Silk of Han China（英文，1984）等。主编并参加执笔的考古发掘报告有《辉县发掘报告》（1956）、《长沙发掘报告》（1957）等。此外，还有由夏鼐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集体编写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1961）和《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在他的主持和领导下，还完成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的编撰工作。

夏鼐后世纪念

1985年曾捐款3万元人民币设立“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金”，在全国范围内授予做出突出成绩的考古学学者。1994年社科院考古所又筹集7万元，使奖金本金增至10万元。

夏鼐故居坐落在温州市仓桥街102号。建于20世纪20年代，坐北朝南，由四处院落组成，建筑面积1647平方米。故居正中院落由门屋、厢房、正屋组成，正屋为五开间楼房，底层西次间为夏鼐读书的书房。2012年6月，夏鼐故居陈列馆布置陈列后免费开放。展厅由一楼的温州情缘展厅、中外学界交往厅、夏鼐生平陈列厅、夏鼐夫妇居室、友人所赠书画厅、多功能影像厅；二楼的日用实物陈列厅、日常办公展示厅等组成，展览内容有依次展出的"温邑山水，哺育成长""沪上求学，开拓视野""燕京清华，初露风华"等十大单元，大量的图片和实物展示了夏鼐一生的重要经历和光辉业绩以及他在故居生活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