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祖望

全祖望人物生平

康熙四十四年（1705），出世，到雍正七年（1729）25岁，是全祖望读书甬上，怀抱经世大志时期；

雍正八年（1730），26岁，到乾隆二年（1737）33岁，是全祖望“薄游京洛”，饱尝人生艰辛时期；

乾隆三年（1738），34岁，到乾隆十二年（1747）43岁，是全祖望“居家十载”，潜心学术研究时期；

乾隆十三年（1748），44岁，到乾隆二十年（1755）51岁，是全祖望“衣食奔走”，二任书院山长时期。

全祖望人物简介

全祖望（1705年1月29日 —1755年8月9日 ），清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浙东学派重要代表，字绍衣，号谢山，小名补，自署鲒埼亭长，学者称谢山先生，浙江鄞县（今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沙港村）人。

全祖望雍正七年（1729年）贡生，乾隆元年（1736年）举荐博学鸿词，同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为李绂所重用。次年，因李绂与张廷玉不和，散馆后以知县任用，遂愤而辞官返故里，专心著述，不复出仕。

曾主讲于浙江蕺山书院，广东端溪书院。上承清初黄宗羲经世致用之学，博通经史。在学术上推崇黄宗羲，并受万斯同的影响，注重史料校订，精研宋末及南明史事，留心乡邦文献，于南明史实广为搜罗纂述，贡献甚大。曾续修黄宗羲《宋元学案》，博采诸书加以补辑，成书百卷。又七校《水经注》，三笺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

其著作极为丰富，达35部，400多卷，且大多数学术著作用力极深，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瑰宝。所著《鲒埼亭集》，收明清之际碑传极多，极富史料价值。

其主要著作有：《鲒埼亭集》《困学纪闻三笺》《七校水经注》《续甬上耆旧诗》《经史问答》《读易别录》《汉书地理志稽疑》《古今通史年表》等，全祖望秉笔直书、文采斐然。他以卓越的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是继司马迁之后最有文采的传记史家。

其人生虽仕途坎坷，但人品却冰清玉洁，以耿直清正的品格和汪洋恣肆的才情，构成了德才皆备的人格，成为浙东人民敬仰的先贤。

全祖望学术贡献

对全祖望学术贡献的研究，是目前研究成果最多的领域，论文有二十几篇。徐光仁《全祖望在清代史学上的贡献》认为，全祖望的学术贡献有三端：续补宋元学术史著作，辑佚和校勘工作，为抗清志士作碑传（《学术研究》1963年第2期）。陈其泰《全祖望与清代学术》认为。全祖望的学术贡献有四点：留下表彰民族气节的珍贵文献；揭示清初学术之精髓；完善了《宋元学案》；为清代浙东学派继往开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年第2期）。具体说，全祖望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下面几方面：

卢钟锋《论<宋元学案>的编纂、体例特点和历史地位》（《史学史研究》1986年2期）、仓修良、吕建楚《全祖望和<宋元学案>》（《史学月刑》1986年第2期）、陈其泰《<宋元学案>的编撰与成就》（《史学史研究》1990年3期）、王永健《评传》、陈祖武《<宋元学案>纂修拾遗》（《中国史研究》1994年4期）等论文指出，全祖望之于《宋元学案》有下面四点功绩：第一是增补了黄宗羲原本所无的学案，共32个；第二是提纲挈领，撰就《序录》，理清了宋元理学的发展脉络，充分展示了各种学派和各派学者，补编各学案的师承传授表，条目清晰，与正文互为羽翼，相得益彰，开学术史著作中设表之例，体例更为严谨和完备，是学案体的最高成就；第三是修定、次定和补定黄宗羲原本；第四，考订史实，可补《宋史》及黄宗羲原本不足和失误。

梁启超在1923年写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极力夸奖全祖望的人品与文章，赞赏全祖望为南明忠义之士写碑传，肯定了全祖望文章的史料价值，后人研究全祖望，较多引用梁启超的观点。张丽珠《全祖望之史学研究及其影响》认为，《鲒琦亭集》揭示了南明斗争史的历史背景，提供了大量志士、隐逸、学者的生平事迹，指出全祖望于明清文献的贡献（《越魂史笔》）。吕建楚《全祖望和他的<鲒琦亭集>》论述了全祖望对晚明、清初历史研究的贡献表现为：可补《明史》所缺，补旧史之不全，纠旧史所舛，（《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管敏义的《全祖望的学术成就》（《浙东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吕建楚的《全祖望和他的<鲒琦亭集>》等文，认为全祖望的学术成就还在于收集乡邦文献，《鲒琦亭集》可资地方史志的编纂。

全祖望七校《水经注》，对郦学功劳极大。陈桥驿《全祖望与<水经注>》认为有五点，第一是“合理编排《水经注》所载河流的次序篇目”；第二是开始“区分经注”；第三是“全祖望提出《水经注》在体例上的注中有注，双行夹写的见解”；第四是“全祖望提出《水经》成书于三国魏人之手”；第五是“全祖望在其对郦注的七次校勘之中，引用了大量的参考文献”，严谨为学，便利后人（《历史地理》第十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莫广铨的《略述全谢山先生之历史地理学》（《越魂史笔》），从《水经注》校本、 《汉书地理志稽疑》论述全祖望的历史地理学，指出全祖望校刊《水经注》、考证秦三十六郡的成就。顾志华《试论全祖望在历史文献学上的成就》认为，全祖望首倡从《永乐大典》中辑佚，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编《天一阁碑目》，辑《续甬上耆旧诗》，保存了重要的历史文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曾贻芬《全祖望的史学与“七校”、“三笺”》认为，全祖望七校《水经注》时，提出不改原文的普遍原则，有改动亦慎重，考辨翔实，反映出全祖望史家校书的特点（《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

王可风《清代全祖望怎样搜集作家手稿》（《中国档案》1958年第3期）、李向军《全祖望治史论述》（《辽宁大学学报》1984年第5期）等文，对全祖望搜集作家手稿、旧史以治史的工作作了论述。

金伟《<鲒埼亭集>的学术价值》指出，全祖望搜集史料时，注意博采、慎择、精考，对历史编纂学的意义极大（《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

刘玉才《全祖望学术史观探微》（《越魂史笔》）、郑吉雄《论全祖望“去短集长”的治学声法》（《史心文韵》）等文，考察了全祖望的“去短集长”的治学方法和学术史思想，肯定全祖望重视会通、反对墨守一家的做法。

吕芹的《试论全祖望的注释学特点》（《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总结了全祖望的注释学特点：

一是注明词义时，扩大注释范围，或注其演变，或注其同类；

二是不通篇注释字音、字义、词义，将注释重点放在对古籍自身内容的注释上；

三是将自己的历史注张及思想寓于所注释历史事件中。

詹海云的博士论文《全祖望学术思想》第六章和吴赞的《全祖望图书编撰学术思想研究》（《图书与情报》2003年第4期）则认为，全祖望将目录学、学术史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方法运用到《宋元学案》《水经注》编撰工作之中，注重辑佚、辨伪的方法主要体现在笺注《困学纪闻》中。

全祖望于经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的《经史问答》。论述及此者极少，詹海云博士论文《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第六章谓《经史问答》的写作形式有《黄氏日抄》、《困学纪闻》的影子，与顾炎武、朱彝尊相比，“互有胜场”。而在经学上的辑佚，显示了两点意义：“他是我国学术史上很‘早知道《永乐大典》对辑佚学有很大的帮助的先知。全氏所辑之书，可作为研究浙东区域经学史、王安石新学史或明代经学史之助力。”

关于全祖望的理学思想，詹海云在《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中认为，在本体的看法上，全祖望同意黄宗羲“本体未尝离物以为体”以及罗豫章“吾道当无疑于物”的观点；在理气问题上，全祖望的看法近于朱学，认为“理先于气”；在知行问题上，全祖望认为知在行先，但须躬行与实际效果之表现来检验“知”是否为正确的认识；在朱陆异同问题上，全祖望主张会同，因为朱陆本身论学并没有截然立异处。

詹海云《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第六章指出，全祖望的书院办学目标是“自拔于时风众势之中”，也即“明经”，书院教育的内容是“行修”。因为书院实际上由朝廷控制，而八股时文与“明经行修”也不类，全祖望提出要学习应付公职需要的各种文体。全祖望对教育管理有一套自己的见解，费海玑的《全祖望及其教育思想》（《东方杂志》复刊1卷6期，1967年12月）、杜成宪的《全祖望书院教育思想述评》（《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纪念文集》（第一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杨布生的《全祖望教育活动评述》（《宁波师院学报》1991年2月）等文，对此有所评述。

全祖望人物评价

李元度：“负气忤俗”，“其学渊博无涯”。

胡适：绝顶聪明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朱熹，另一个就是全祖望。

梁启超：若问我对古今人文集最喜爱读某家，我必举《鲒埼亭集》为第一部。

全祖望个人作品

全祖望著有《读易别录》《结琦亭集》及《外编》，《汉书地理志稽疑》《古今通史年表》《经书问答》《句途土音》等，另外，还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四十二岁时补辑《宋元学案》。其一生著述不断，临终前还曾自编文集。

全祖望著作整理

全祖望上承清初黄宗羲经世致用之学，勤奋攻读，博通经史，为清代浙东史学名家。全祖望尤多留意于南宋和晚明文献，虽贫病而著述不辍。他37岁时三笺《困学纪闻》，42岁时补辑《宋元学案》，45岁至48岁的晚年仍朝夕不倦地七校《水经注》。临终前还自编文集。

全祖望生活的时代，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空疏不实的学风，清初稽古洽闻之士，至康熙中叶凋零殆尽。鉴于当时学人多从事帖括之业或词章之学的弊病，他发出“求其原原本本，确有所折衷而心得之者，未之有也”（《鲒埼亭集·翰林院编修赠学士长洲何公墓碑铭》）的感叹。

这一时期程朱理学占据学术主流，但那些自命为朱学的人，议论迂阔陈腐，只知“奉章句传注而墨守之，不敢一字出于其外”，结果形成“朱学反自此而晦”（《鲒埼亭集外编·横溪南山书院记》，以下书名省略）的局面。而社会上流行的陆王心学，则往往“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外编·甬上证人书院记》）。全祖望试图扭转这种学术风气，严厉批评宋元以来“门户之病，最足锢人”的弊端（《外编·杜洲六先生书院记》），确立了学贵自得、融会百家的治学宗旨。

全祖望学贵自得、融会百家的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堪称其一生的学术总结。他特别反对一味拾人牙慧、步人后尘，或墨守一家、囿于成说，从而失去自己独立思考的品性和学术创新空间的做法，赞誉元代吴澄的学术兼收朱熹、张载、吕祖谦、陆九渊之长，治学不墨守一家，而是“以求自得，不随声依响以为苟同”（《外编·城北镜川书院记》）。

在他看来，自得之学当是汲取百家之所长，再经过自己悉心揣摩、加以融会，从而获得属于自己的真知。全祖望高度评价明代黄润玉的学术成就，将其与明代大儒陈献章相提并论。清初黄宗羲曾评价陈献章的学术“要归于自得”（《明儒学案·师说》）。在全祖望看来，黄润玉治学同样是“皆其心之所自得，而非浮虚剽袭之言”（《外编·黄南山先生传家集序》）。黄润玉“所以为朱学之羽翼者，正不在苟同也”（《外编·横溪南山书院记》）。全祖望还赞许宋代史蒙卿治学虽以程朱理学为宗主，却能够“独探微言，正非墨守《集传》《章句》《或问》诸书以为苟同者”（《外编·甬东静清书院记》）。可见自得之学、融会百家是全祖望治学所追求的一种很高的境界，其中闪耀着不立门户、不定一尊的思想光辉，充分表现出对前贤的尊重与继承。

全祖望把自己所主张的自得之学与两种虚假的“自得之学”区别开来，并对它们进行了批判。

其一，脱离真知的“自得”。他指出：“正献之言有曰：‘学贵自得，心明则本立。’是其入门也。又曰：‘精思而得之，兢业以守之。’是其全力也。槐堂弟子多守前说，以为究竟，是以稍有所见，即以为道在是，而一往蹈空，流于狂禅。”（《外编·城南书院记》）这种“稍有所见，即以为道在是”的“自得”，实质是蹈虚空言，被全祖望斥为游谈无根之学。他引宋元之际王柏之言，对这种“自得”的实质与危害作了深刻揭露，指出“孟子之所谓自得，欲自然得于深造之余，而无强探力索之病，非有脱落先儒之说，必有超然独立之见也。举世误认自得之意，纷纷新奇之论，为害不少”（《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

其二，以他人之见矜为“自得”。宋代昆山卫湜荟萃百家，纂成《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是书采撷广泛，但作者不置一语于其中。对此，卫湜自己坦言：“他人著书，惟恐不出于己。予之此编，惟恐不出于人。”全祖望对这种诚实态度倍加赞许，认为是“至哉言乎！世之狗偷獭祭以成书，矜为自得，或墨守一家坚辟之学者，其亦可以已矣夫”（《外编·跋卫栎斋礼记集说》），给那些以掠人之美为“自得”的无耻之徒敲响了警钟。

针对以上两种积弊，全祖望提出“躬行”实践的主张。他认为既然有蹈空虚说之存在，则“论人之学，当观其行，不徒以其言”（《外编·碧止杨文元公书院记》），强调不能仅据其人之言而论其学，应当在实践中对其学说进行考察。自得之学，必须验之于躬行，“苟非验之躬行，诚无以审其实得焉与否”（《外编·石坡书院记》）。通过躬行实践，则狂禅之自得就不攻自破了。这种精神，渗透在全祖望一生的学术实践之中。

他为黄宗羲辑补《宋元学案》，堪称是贯彻其学术宗旨的典范。全祖望对《宋元学案》的续修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在内容上有所增补。《宋元学案》共有91个学案，其中属于全祖望增补的共计32个，凡33卷，约占全书所立案卷的三分之一。经他增补之后，宋元学术的主流与支流均得到充分反映，学术思想发展的面貌更为全面。

二是对黄宗羲的原本加以“修定”、“次定”、“补定”，考订其中的失误。全祖望不为黄宗羲的失误隐讳，明确地指出原书中存在的不足，在各学案中不存门户之见，客观叙述各家各派学术利弊得失，达到了融会百家的目的。

三是完善了学案体例。全祖望将史“表”运用到学案体裁之中，每一学案内先立《学案表》以揭明学术源流，这是一个创举；同时增订并精心撰写《序录》，概括评价各派学术。他在对待各学派的态度上比黄宗羲更为开放，持论往往较黄宗羲更为博大平恕。经过全祖望续修的《宋元学案》，不仅成为中国学术史著作成熟的标志，而且反映出融会诸说、不定一尊、注重独创的治学精神，深为学者所推崇。

除此之外，全祖望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的学术实践，也是对其学贵自得、融会百家治学思想的最好注解。正因为如此，全祖望对于清代学术风气的转变所起的作用至为关键，而他的思想认识以及学术见解，对于今天的学者治学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全祖望写了不少传记散文。碑铭如《忠介钱公第二碑铭》《二曲先生窆石文》《亭林先生神道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铭》《厉樊榭墓碣铭》等，是记叙清代重要人物和学术文艺的重要文章。传论如《庄太常传》《陈同甫论》《明庄烈帝论》，记序如《浦阳江记》《梨洲先生思旧录序》，简帖如《心丧剳子答鄞令》，以及其身后门人所编文集《外编》中的《初查白先生墓表》《梅花岭记》《华氏忠烈合状》《屠董二君子合状》《江浙两大狱记》等文，也都不是寻常之作。

但全祖望某些持论也有偏激之处。他的文章不拘成法。有人讥其对古文"粗识藩篱"，"叙述不中律度"（谭献《复堂日记》）等等，其实是忽视内容、过于推敲形式的批评。

全祖望的诗歌多注意评骘人物，表彰忠义，但嫌议论过多，笔较质直。

全祖望著述的整理出版，是全祖望研究的另一项基础性工作。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四库丛刊本《鲒琦亭集》《鲒琦亭诗集》，前者收其《文集》内外编88卷及《经史问答》10卷。清刻本的影印出版，为研究全祖望提供了方便。

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此书由谢国桢发其端，朱铸禹集前人校注之功，收录全祖望大部分著述，分三册装订，是全祖望著作的集大成。

当然这么大的集子，疏漏也在所难免，辛德勇的《全祖望<经史问答>万氏刻本缀语——兼谈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书品》2004年5、6期）和胡伟的《<鲒琦亭集>校读札记》（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都对该书的失误提出批评，胡文校出其标点、文字讹误61处。

有关全祖望著作的选本和注本，尚有黄云眉的《鲒琦亭文集选注》（齐鲁书社1982年）、詹海云的《全祖望<鲒埼亭集>校注》（台北鼎文书局2003年），以及《全祖望校<水经注>稿本合编》（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6年）和《宋元学案》（民国时期有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今有1986年中华书局校点本）。

对于全祖望著述成书、流布过程的考辨，最主要、最全面的研究文章是蒋天枢《全谢山先生著述考》（《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第1、2号，1933年），此文全面考察全祖望所有著作及其流布过程，指出全祖望计有《公车征士录》《读易别录》《困学纪闻三笺》《句馀土音》《续甬上耆旧诗集》《宋元学案》《汉书地理志稽疑》《七校水经注》《经史问答》《鲒埯亭集》《鲒埼亭集诗集》《鲒埼亭集外编》《甬上望族表》《孔子弟子姓名表》以及伪书《年华录》共15种，另外尚有存目之书数种。

此后王永健《评传》、黄云眉《鲒埼亭集选注·前言》、谢国桢《清代卓越的史学家全祖望》、子微《全祖望及其著作》（《古籍整理与研究》第五期，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第1版）、詹海云博士论文《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第五章等文，也对全祖望的著作情况作了介绍和考证。因为全祖望的《鲒埼亭集》在杭世骏处滞留多年，所以引起一段公案。刘孔伏《<鲒埼亭集>内外编之由来》（《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4月）认为，董秉纯两次整理文集，才形成了内外编，指出谢国桢“仿明遗民而分内外集”、黄云眉“杭世骏惧祸”两说欠妥。

全祖望曾七校《水经注》。在《胡适全集》中，有许多讨论全祖望《水经注》五校本、七校本的文字。但是胡适疑心太重，假设过于大胆，他先是认为全祖望七校本为伪作，贬低全祖望的治学态度和郦学成就，后来发现天津图书馆藏的五校本，又撰文承认了七校本的真实性，引起了一些无谓的考证与讨论，谢忠岳的《全祖望·水经注·胡适·天津图书馆》一文对此有具体评说（《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6年5期）。除胡适外，王国维、陈桥驿、吴天任等人也都对全祖望校《水经注》的贡献有评论。

此外，全祖望还整理完成了黄宗羲的未竟稿《宋元学案》。自乾隆十一年开始，全祖望历时九载，补写改订黄氏原书，又增立学案32个。卢钟锋的《论<宋元学案>的编纂、体例特点和历史地位》（《史学史研究》1986年2期）、陈祖武的《<宋元学案>纂修拾遗》（《中国史研究》1994年4期）、林久贵的《(宋元学案)的作者及成书经过述论》（《黄冈师专学报》1998年8月）、仓修良、吕建楚的《全祖望和<宋元学案>》（《史学月刊》1986年第2期）、陈其泰的《<宋元学案>的编撰与成就》（《史学史研究》1990年3期）、吴光的《<宋元学案>成书经过、编纂人员与版本存佚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1月第1期）及《评传》等文章，都对全祖望增补《宋元学案》的贡献作了高度评价。

全祖望后世纪念

全祖望故居始建于清代，为一幢二进五开间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

由于故居年久失修，楼上地板及木梯的榫卯结构腐朽甚为严重。为恢复故居原貌，当地政府在前期保护维修的基础上，从2007年12月12日开始实施了二期保护维修工程。

2014年上半年实施了第三期保护维修工程，新增了“村情村史陈列室”和“全祖望纪念堂”。向游客展示了全祖望的生平事迹与沙港村的悠久历史。现全祖望故居成为了沙港村的小型博物馆。

全祖望墓，清代建筑，原位于宁波南郊王家桥苗圃南端，（今为恒春街南侧，市府三招后面），坐东朝西，前为庙前河，北与西塘河相接，南与南塘河相连。

2015年，全祖望诞辰310周年之际，沙港村举行了首届全祖望文化节。截至目前，全祖望（史学）文化节已成功举办三届。通过一系列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动，全方位展现了“千年洞桥，祖望故里”的经久不息的文化魅力，营造了深厚浓郁的先贤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