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恺

杨伯恺人物生平

杨伯恺（1892—1949），字道融。1892年12月16日生于四川省营山县骆市镇小蓬乡杨家坝。1917年，杨伯恺前往上海求学，后又考入北京法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3月，杨伯恺同第一批勤工俭学学生从上海赴法国。1921年，杨伯恺积极投身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领导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运动。1922年6月加入共青团，任团支部书记，不久转为中共党员。

1925年3月，杨伯恺回到上海。时值“五卅运动”爆发，杨伯恺立即投入革命运动，连续在中共中央办的《热血日报》上发表痛斥帝国主义的文章。1925年秋，中共党组织派杨伯恺回四川协助吴玉章在重庆开办“中法大学”，并担任中共重庆地委教育委员会委员。

1926年3月2日，四川省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县级农会营山县农民协会在杨伯恺的家乡正式成立。在此期间，杨伯恺还筹建了第一个中共营山支部，并及时向党中央、团中央写信报告了组织发展情况。

1927年3月31日，杨伯恺回重庆参加中共重庆地委召开的反帝群众大会。中国国民党右派对手无寸铁的到会群众进行野蛮镇压，杨伯恺头部受伤。“三·三一”惨案后，中共重庆地委和省委党部遭到破坏，四川一片白色恐怖。杨伯恺毅然决定到武汉寻找党组织。1927年4月，杨伯恺来到湖北汉口，被中共党组织分配在汉口一所中学任教。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不久，杨伯恺接到中共党组织通知，让他立刻离开学校赴广州。杨伯恺偕夫人危淑元到达上海后，始知广州苏维埃政府已撤退。于是，杨伯恺便留在上海，在中共沪东区委领导下参加党组织的工作。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杨伯恺从上海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叶剑英，听取回川工作的意见。到达湖北汉口后，杨伯恺安排妻儿先行返川，自己则和学生陈同生一道去山西作川军的统战工作。1937年冬，他们来到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营山同乡邓锡侯驻防的山西省洪洞县。杨伯恺向邓锡侯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联合抗日的主张，邓锡侯深为感佩，表示愿意捐弃前嫌，与八路军携手抗战。

1937年底，杨伯恺从山西洪洞县回到成都后，在文教界和川军上层从事统战工作。这时，杨伯恺应成都协进中学校长、川军进步将领陈离的聘请，担任该校教务主任。杨伯恺经常对学生灌输抗日爱国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将该校办成了“第二陕北公学”，并输送了许多学生到延安抗大学习。

1944年，杨伯恺积极协助张澜在成都建立中国民主民盟四川省支部，并以个人名义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兼四川支部宣传部长。在《华西日报》的几年中，杨伯恺不断为民主而呐喊，先后写出了《民主的理论性与现实性》等社论文章，这些文章如同一支支利箭射向国民政府统治集团。为此，国民党反动派将杨伯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意欲除之而后快。

1945年5月《华西日报》被查封后，杨伯恺又于1946年5月创办了《民众时报》，任总经理兼主笔，继续高举反蒋反美的大旗，为擦亮大众眼睛，唤醒人民而战斗。可是不到3个月，《民众时报》又被勒令停刊。但杨伯恺又办起了《青年园地》和《时代文摘》，继续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神食粮。

1947年夏，国民政府为了稳定日益动荡的时局，密令军警宪特机关抓捕革命人士。在此危急时刻，同志们劝杨伯恺离开成都躲避风险。杨伯恺说：“我在领导盟务，平时号召革命，在紧急关头，自己不该躲避。”他不顾个人安危，继续坚持战斗。

6月2日凌晨，中国国民党特务查抄了杨伯恺的住所，并将其关进成都将军衙门监狱。当敌人企图以写悔过书作为释放条件时，杨伯恺严辞拒绝：“我绝不写一个字，就是马上枪毙我也不写。死怕什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只要死得有价值！”

1949年8月，国民政府作出死守四川的部署。为了镇压人民革命，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他们大肆屠杀革命者。1949年12月8日，57岁的杨伯恺与同狱的30余位革命战友，被残酷屠杀于成都十二桥。

在杨伯恺牺牲后的第17天，即1949年12月25日，成都和平解放。为庆祝成都解放，在东胜街沙利文旧址召开的一次宴会上，贺龙在向杨伯恺的遗孀危淑元敬酒时说：“杨伯恺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他的牺牲，我们都很惋惜。请你不要难过，这仇一定要报的。”

杨伯恺革命经历

1. 一九二五年三月，杨伯恺离法回到上海后，时值“五卅运动”爆发，杨伯恺立即行动起来，到处向群众作反帝爱国演说，晚上熬夜写宣传稿，交给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石琼拿到当时中央的机关报《热血日报》上发表，如《是毒计也是蠢想》、《是叛徒不是强盗》等文章，揭露了帝国主义侵华罪行，鼓舞广大爱国群众的斗志。

2. 杨伯恺返川参加主办中法学校和中共重庆地方组织领导工作：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急需一批马列主义水平较高的新干部，因此党中央命吴玉章、杨闇公等在重庆办中法学校，还特地调派新从法国归来的杨伯恺，专门负责这所干部学校的教育工作。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四日，中法学校（大学部分为中法大学）正式开学了。吴玉章任校长，童庸生任教务主任，杨伯恺任训育主任，张克勤任事务主任，杨闇公、冉钧、周贡植等做兼职教员。由于吴玉章经常不在校，实际是杨伯恺全力代行校务。杨伯恺对学生的教育特别强调：“在行动上，一切策略都要与革命理论适合。”在群众运动中，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提高学生群众的觉悟力，吸收更多的新同志、新战士。”否则，他认为就是一种只凭意气用事的盲动。继后，杨伯恺被选为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委员。

3. 回家乡建立中共的基层组织和农民协会开展农运：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杨伯恺给党中央写报告说：“营山现在尚无支部，年假回家定要组织，因有可靠青年及成人多人可以立即介绍。”几天后，杨伯恺离校返乡，立即着手筹建中共营山县支部。二月九日夜，又写报告给党中央，定于二月十一日开成立会；并请中共中央对于新加入的三位同志予以批准。杨伯恺还特地向中央表示：“新加入三人，我必使其在最短期中，对于主义及组织有相当的了解，且使其为全县工作努力。”杨伯恺在营山家乡期间，还与陈同生、郭金阶等一起，为解决本乡失学儿童入学问题，在骆市兴办了一所鳌山模范学校；还办起一个旨在扫盲的农民夜校，自编教材，推动农民的反封建斗争。与此同时，他们大力筹组农会，很快就在骆市建立起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不久杨伯恺回校后，农会工作由其老父杨光普领导，经过一年的努力，骆市、黄渡、小蓬等乡的农会会员已经发展到一千多人。杨伯恺又重返家乡与陈同生、郭金阶等，积极推进农运。不久，营山全县即建立起区农会二十二个，乡农会四十八个，会员发展到五千余人。至一九三三年红四方面军解放营山时，杨光普带头与原农会中许多积极分子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4. 消除分歧增强团结：早些时候，杨闇公、童庸生去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返川路经上海时，会见了陈延年、穆青、石琼等同志，他们十分关切重庆中共党组织领导间的分歧问题，希望杨伯恺回川后很好地加以解决。一九二六年四月，在重庆开展了一次由杨闇公主持，有冉钧、童庸生、杨伯恺、刘成辉、程秉渊（程子健）等参加的，富有布尔什维克党优良传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消除了童庸生和杨伯恺两人之间，一个因处事急躁、态度生硬；一个因性情孤傲、疑心较多所引起的不和，进一步增强了领导班子的战斗团结。

杨伯恺-“三·三一”惨案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国民革命军攻下南京，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借口侨民和领事馆“侵害”，命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炮轰南京城，打死打伤军民两千余人。消息传到重庆，杨闇公等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领导，会同中国国民党（左派）负责人商定，三月三十一日在打枪坝召开市民大会，抗议帝国主义者屠杀南京市民的暴行。届时杨伯恺和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杨闇公、冉钧等领导同志都提前到会。大会刚一开始，突然几响枪声，混在群众中的暴徒掏出手枪、铁棍、钢刀大打出手，当场打死二百余人，重伤三百余人，轻伤六七百人，逮捕三百余人。混乱中，杨伯恺头部被打伤后侥幸逃脱，杨伯恺和陈宣三一道转移武汉，在血花剧社为北伐军同志宣讲重庆“三·三一”惨案实况，听者无不发指。从这时起，杨洵改名为杨伯恺，由中共党组织安排杨伯恺在湖北第二中学教书。不久，去上海，执教于招商公学。

杨伯恺人物轶事

一九一六年，杨伯恺与好友石琼同往上海求学，一九一九年三月，杨伯恺作为第一批勤工俭学生，从上海乘日轮因蟠丸号前往法国。时值欧战刚刚结束，法国出现经济不景气，工作难找，杨伯恺只得在里昂当普工，干粗活。不久，被解雇，才到三德涧和石琼、赵世炎等进入制造火车头的史乃德工厂。杨伯恺十分勤奋，工作之余，总是手不释卷，刻苦学习。一年之后，他和石琼、傅昌矩、李仲元等来到威铁工厂做工。

一九二一年初，法国经济危机加剧，工厂大量倒闭，工人失业，法郎贬值，生活费用暴涨，勤工俭学学生过着挨饿的日子。这时杨伯恺和王良翰、毛显球、石琼、赵世炎、罗成镕等二十二人，联名写了一封信给巴黎华法教育会学生事务部的执事先生，提出切实解决留法勤工俭学生所面临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问题。当时杨伯恺和赵世炎等是分散在相距不远的几个地方工作学习，平时交往极密，是一批相知很深的朋友。当他们的合理要求得不到执事先生们的认真看待时，便决定召开学生大会，选出赵世炎、蔡和森、王若飞等十人为发言人，于二月二十八日到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酿成一次争取吃饭权和学习权的学生运动。

一九二二年五月，赵世炎从法国北方返回巴黎，为筹建中国少年共产党奔忙，六月三日在巴黎西部开成立大会，一九二三年二月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原“少共”中够党员条件的，即转为正式党员。杨伯恺就在这个时候作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与赵世炎、石琼、李富春等同志在一起，在法积极进行党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