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子舟

邢子舟补充介绍

　　邢子舟(又名邢之舟，邢志周，邢子州，邢志舟等，1914—1965），原名邢崇道，陕西高陵县人。1937年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解放前历任陕西 领导人，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临潼栎阳区地下党委书记，陕甘宁边区税务局税收科长，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税务局长，关中地委社会科科长，关中地委供给科科长职务，解放后历任新中国陕西省高陵县第一任县长，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办公厅主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商业部储运处处长等职务。1965年逝世后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解放前曾在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习仲勋，张德生，汪锋，赵伯平，周芝轩等革命家的直接领导下展开工作，解放后曾在彭德怀，霍维德，杨明轩，常黎夫，柯华，姬也力，张策，- 等革命家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邢子舟于1914年出生于陕西高陵县张卜乡杏王村。幼年的邢子舟聪明、好问博人喜欢。六岁时，在本村私塾上学，学名崇道。其二弟，三弟，四弟分别为：邢崇孝，邢崇义，邢崇信。父亲邢继先，三叔父邢继安，祖上系1405年(明永乐三年)明朝大移民时从山西洪桐县大槐树以军队屯垦方式移民至陕西高陵，与陕西临潼郝邢村的邢姓同宗同族，移民至高陵后祖上本在高陵张卜上下大寨，南刘，塬后等村世居，到了邢子舟的祖父这一代时，其祖父辈两兄弟从原家族分家出来后因生活所迫，便相继移居到离县城较近的村镇谋求生计。其中老大移居到县城所在鹿苑镇东关村，在县衙当差做了捕快。而0 则移居到离县城所在地鹿苑镇较近的杏王村，靠练武卖艺及做小生意为生，这其中0 即为邢子舟的祖父，0 赚钱后在村中买地上百亩，由于受晋商文化的影响，其家族一直保留着刀客文化的传统，到了邢子舟父亲这一代时，父亲邢继先仍是当地知名的刀客，精熟武术，持双刀，有一身好武艺，为人仗义，颇有侠骨，好打抱不平，但脾气较暴躁，在1932年时邢子舟8岁时由于与本县渭河边夹滩的土匪发生摩擦，其父邢继先于1932年9月份的一天晚上被土匪用枪杀害，之后大家庭由祖母尹氏，母亲董氏与三叔父邢继安掌管，秉承祖父及父母要求诗书传家的家训，祖母尹氏，父亲邢继先，三叔父邢继安、母亲董氏均对其教管甚严，家道虽逐渐中落，但母亲董氏靠给邻村高家组高氏大家族纺线织布/做些零活贴补家用供邢子舟及其弟邢崇义就学读书，其弟邢崇义(1929年出生）在1949年于三原县也完成了中专(陕西省立三原工业职业学校水利工程系）的学业毕业是村里少有的知识分子，这在当地被传为美谈，在1950年其母董氏去世时，当地世绅专门制做一四米多长，一米余高的鎏金牌匾，上 书 高风亮节等字样以颂扬董氏，该牌匾于文革期间被- 抢走，现不知去向。基于这些因素，邢子舟在求学期间刻苦好学，出类拔萃，后相继考入三原渭北初级中学、省属西安市中山高级中学读书。

　　在三原渭北初级中学(后来的陕西省立第三中学，抗日战争时期更名为“陕甘宁边区三原中学”，现三原南郊中学）求学期间，由于该校有多名共产党员的老师和教员，邢子舟很早就接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和熏陶。早在1923年，早期共产党人、共进社主要领导人李子洲、杨明轩从北京大学毕业，应渭北中学校长郝梦九的聘请，来到渭北中学任教。李子洲为训育主任，杨明轩为教务主任。学校教员也多为进步人士。1928年1月，渭北初级中学改名陕西省立第三中学。到1932年年初，省立第三中学有地下党的支部，由三原中心县委直接联系领导。支部书记张维新(三中职员）党员有孙玉如(教员），学生中的党员(预备党员）有郭秉坤、杨新诚、邢子舟、白文鳌等(赵伯平回忆)。

　　1931年下半年，邢子舟开始在西安中山中学(旧址在西安市北大街，后改为省立西安二中，现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就读，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团总支书记，后担任团省委巡视员等职务，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时年，组织学生砸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1931年冬，邢子舟与旅居西安的高陵学生韩学理等人，组织草市小学学生上街- ，砸毁国民党高陵县党务指导处的牌子，四处张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狗党部、赶走狗党官”的标语，迫使县当局同意成立高陵县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此后，本县农民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发起3次“缴农”运动。并向当时的国民党县政府提出，要求支持学生抗日救国运动。

　　西安中山中学校址在西安市北大街。这所学校共产党的地下力量很强，是当时有名的红色中学。校长李林初，教务长雷玉斋，还有史直哉、焦益堂、袁美轩、李登霄等都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党义课上，公开讲共产党的理论和主张；图书馆里大部分是共产党的书籍，阅报室里有公开的红军战报和陕北苏区的形势图。国文教员李登霄在课堂公开讲唯物辩证法和共产党革命诗歌。还有雷玉斋公开讲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性质和它的- 历史。袁美轩、史直哉、焦益堂等则在纪念周会上公开宣讲共产党的主张。“这个学校的学生，很少去上数学、物理、化学、英文之类的课程，一个个的眼睛好像要出血了，作文簿上写满杀、杀、杀！红、红、红的字句。”这样的记述来自于1932.4-1933.2期间也曾在该校就读的范明将军的回忆录(出生于临潼郝邢村的范明，原名郝克勇，1914年12月4日－2010年2月23日，中国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县人，中共党员，原西北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中共西藏工委原副书记，开国少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第四、五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在陕西党团组织的领导下，陕西学生反日救国会成立，中山中学的周洪涛(1911—1940，原名崇义，化名光波、必达、松林，西安市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在担任晋绥边区太原县长时牺牲于山西抗日前线)和邢崇道(邢子舟)、史克寿、李赋言、一中的李敬修等同学被选为执行委员。周洪涛担任常委，并负责宣传股的工作。

　　1931年10月7日，周洪涛等人作为陕西学生反日救国会的代表到陕西省政府- ，要求恢复民众运动，给学生配发武器，进行军事训练，以便将来对日作战。

　　1931年10月17日，周洪涛和中山中学师生参加了西安教育界万人抗日- 。他们要求政府当局不得干涉民众运动。并散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周刊、《群众》周报、《告同学书》《告民众书》等宣传品。会后举行了- - 活动。

　　1931年10月22日，中山中学、一中、师范学校、女中等教育界反日救国会召开联席会议，将陕西学生反日救国会改为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中山中学的周洪涛、邢崇道(邢子舟)、史克寿和李赋言等继续当选为常委和执委，周洪涛并担任了宣传部部长。第一师范的李含英担任救国会主席。会议选派代表到南京参加全国抗日救国会总会的成立大会和全国学生向国民政府的- 斗争，并决定每周二、四、六下午停课，全体学生外出进行抗日宣传。

　　1931年11月29日上午，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召开第三次总会执委及各分会常委联席会，周洪涛、邢崇道(邢子舟)、李赋言、李敬修等30人代表各校出席。会议决定：(1)每周二、四、六下午继续停课;(2)设立研究课程：日本侵略中国史、民众运动之理论、满蒙地势大要、日本之概况、时事之分析和国势之大概;(3)宣传部设立抗日通讯刊物;(4)制定寒假工作大纲。

　　1931年12月10日，西安各校学生5000余人在抗日救国会组织下，到北大街公共体育场- ，声援北京大学学生南下- ，要求政府当局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反动军警，切实恢复民众运动，实行抗日救国政策。接着学生又到新城- 。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将军带病到广场，回答学生的要求。18日继续- - 。

　　1931年12月19日上午，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常委周洪涛、李敬修、李含英、白素莲四人向省政府- ，晋谒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陈述18日- - 经过，并呈上- 条件三则：一、呈请中央改组陕西省党部;二、请将田毅安、于国桢、张明经三执委撤职查办;三、请省府扣止省党部经费。南汉宸先生逐条答复同意，惟第一条除由省府转呈请示外，并以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名义向中央直接请示。

　　1931年12月23日，抗日救国会负责人周洪涛、李敬修等带领全市中学生- ，公开呼喊“打倒- 政府”等口号。会后，学生冲进南院门陕西省党部，捣毁了国民党省党部，痛打党部委员田毅安、张明经等人。- - 的学生又到田毅安、张明经、于国桢三人家中打砸，将烟土、珠宝、衣物、家具等堆到街上示众，烧掉。不久，田毅安等三人被迫辞职。

　　1931年12月28日，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在周洪涛主持下，召开各县同学代表会，讨论寒假宣传工作计划，并制定了宣传队组织办法，以便各校学生积极参加。代表会决议组织各县同学宣传队，利用寒假期间，扩大抗日宣传，唤醒国人，早除倭贼。随后，周洪涛组织中山中学回乡学生宣传队，利用寒假回各县宣传。西安的一些进步记者耿德庵、马子静、王文德、李筱屏等也到各地农村采访。

　　1932年1月12日，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为锦州失陷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千言万语，不如拼命去干;宣言片片，何若荷枪向前”。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蔡廷锴、蒋光鼐将军率十九路军奋起抵抗。2月24日，共青团西安市委做出《上海事变与陕西团的任务决议》，要求扩大反帝运动。

　　1932年2月，国民政府妥协，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从浦东撤离。4月，- 院长戴季陶受蒋介石委派来西安宣扬国民党的- 投降政策，提出要对西安各学校师生“训话”。24日下午，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团市委书记刘映胜主持召开各校团支部和抗日团体负责人秘密开会，进行布置。

　　1932年4月25日上午，时任陕西省教育厅长李寿亭(李百龄)陪同戴季陶到西安民乐园训话。戴首先讲中国“道统”的历史，又说：蒋委员长所提倡的“四维八德”就是这个“道统”的精华。学生的责任是好好读书学习。陕西的学风不好，好闹 ，这是不对的。

　　陕西学生救国会宣传部长周洪涛、中山中学团支部书记史克寿等人纷纷向讲台递小纸条，质问：“日本侵占东北并进攻上海，政府为什么不抵抗?”戴季陶搪塞，又讲：学生要“安心读书”和“读书救国”的谬论。大家打断他的话说：“东三省沦陷了，几千万同胞成为- 奴，我们怎能安心?”戴理屈词穷，结结巴巴。台下史克寿、周洪涛等人大喊：“打!打!”多数学生都站了起来，喊：“打倒戴季陶!”“打倒- 政府!”史克寿、方毅民、方培钦、邢崇道(邢子舟)、郝克勇等党团员就用土块、瓦片、铜元封向戴季陶打去，并拥向讲台。一时会场秩序大乱。戴一看形势不对，赶快跑进后台，从后面小门跑了。

　　史克寿登上汽车车顶发表声讨戴季陶的演说。接着，周洪涛同中山中学同学丁志明、陈元方等砸毁汽车并烧掉。事件发生当晚，按照党团省委指示，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李含英、周洪涛等召开各校代表联席紧急会议，决心继续战斗，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同学，坚决驱逐戴季陶，全市各校一律- 。戴季陶只好灰溜溜跑回南京。

　　西安学生驱逐戴季陶运动后，数十名学生被捕。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的负责人李含英被捕后叛变，而抗日救国会常委周洪涛、执委史克寿、邢崇道(邢子舟)、李赋言、李敬修等继续坚持斗争。

　　1932年5～7月，邢子舟，方毅民，方培钦，李满乾等组织中山中学的学生还参加了反对陕西省教育厅厅长李百龄的斗争以及反对国民党校长黎青岚的斗争。

　　1932年5月的一天，邢子舟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在高陵县昭慧寺塔的顶层向同为高陵县早期革命者的张策(杰出的纪检领导干部，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共八大代表，中共十三、十四、十五大特邀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转达了省委关于恢复其组织关系，并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任命他为高陵县地下党特支组织委员的决定。

　　在1932年这一年9月，由于父亲邢继先的突然被害，让邢子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当前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的混乱，国仇与家恨交织在一起，更坚定了其跟随共产党革命一生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信仰，信心和决心。

　　陕西省三原县位于陕西省正中，因地处渭河以北，又被称为渭北中心。三原县往南距省会西安不到100里，往东是渭南华阴地区，往西靠近甘肃。就是说，其西北方向是山区，东南是平原。三原县在陕西省的地理位置重要性不言而喻。早在大革命时期，三原就是陕西国民革命的热点区域，靖国军司令于右任的大本营就设在这里。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党的力量在三原地区蓬勃发展，成为陕西土地革命时期斗争的中心。早在1929年，中共陕西省委把三原地区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区域。从1931年开始，中共陕西省委开始在三原实行巡视，指导该地区的工作，当时的省委主要负责人杜衡、李杰夫、程建文等先后来三原指导工作。从1928年起，三原就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1930年5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决定以三原、富平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1931年8月1日，在三原武字区成立了渭北游击队，接着，成立了武字区革命委员会，9月22日，成立了渭北革命委员会，其后成立了中共渭北特委。1932年12月，中共渭北特委撤销，成立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管理三原、高陵、富平、耀县、泾阳、淳化六县党的工作。从1928年到1933年，三原成为党领导的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杜衡于1932年3月曾到三原县检查并整顿工作，非常熟悉这一地区情况。活跃在三原境内的渭北游击队于1933年初改编为红四团，杜衡曾以红26军政委的身份为这支改编为正规红军的部队授予印有镰刀斧头的红旗。红四团成立以后，在富平县淡村老户沟将该县民团三十余人悉数歼灭，击毙了民团头子。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不知道红四团到底有多少人，实力有多大。正因为杜衡熟悉情况，他的叛变致使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遭到严重破坏，县委书记赵伯平、韩学理等负责人被捕。敌人派了两个团的兵力搜剿，红四团被迫撤离三原，转移到耀县的照金根据地。

　　随着中共三原中心县委被破坏和红四团的撤离，渭北革命根据地被敌人占领。渭北革命根据地是陕西党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从1928年到1933年，在六年多时间里，为了创建这块根据地，许多共产党人毁家纾难，数百人惨遭杀害，三原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数次进攻和围剿。然而，由于党内出了杜衡这样的高级叛徒，坚持了六年多的渭北根据地，敌人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

　　杜衡在1933年7月28日被捕叛变以后，迅速投入国民党怀抱，担任国民党陕西“中统”特务头子宋志先领导的肃反委员会反省科科长，专事对被捕的共产党员进行策反。1949年，在大陆解放的隆隆炮声中，这个叛徒犹如丧家之犬，随着溃败的国民党军队仓皇逃到台湾。1965年4月27日，杜衡病死于台湾。

　　杜衡、袁岳栋、程建文、潘士杰等叛变以后，中共陕西省委陷于瘫痪。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陕西暂时停止执行，这就给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红26军提供了宝贵的两年发展机会。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采取实事求是的政策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队伍不断扩大，为中央红军结束长征提供了一个落脚之地。

　　在陕西澄城人雷起云(雷起云(1915.7-2007.7），原名雷鸣盛，曾用名雷腾蛟，陕西澄城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我军担任要职，1961年晋升为少将，1983年离休。他一生戎马倥偬，为党、为国家、为军队、为人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写的回忆录中如此写道：1932年8月11日，雷起云参加了中共澄城县委领导的武装暴-动 (史称澄城警变），在警变领导人张鼎安因消息不畅去西安后，雷起云等人被- 扣押，后因看守打盹，他们互相松解脱逃。1933年2月20日，中共澄城县委成立，雷起云任县委委员。5月，省委派高岗、邢崇道来澄城视察游击战情况，途经醍醐时，由雷起云负责送到王庄镇县委书记张鼎安的住所，并听取了高岗的《游击队报告》和邢崇道的《群众工作报告》。暑假期间，国民党在醍醐小学举办小学教师训练班，雷起云等党员发动教师举行- - ，迫使训练班停办。10月，在中共陕西省委樊鹏飞同志的组织下，成立了大荔、朝邑、澄城三县工委。雷起云任组织委员，并负责澄城的党团组织恢复和整顿工作。。

　　由于整个革命形势日益恶化，1933年9月19日，因打入省委的坐探王国治夫妇告密，邢子舟在西安和时任省委共青团书记的雷振东，史克寿等几位团省委委员，以及临时省委书记刘映胜，临时省委委员李冲霄、樊德音等同志在西安在西安大差市东十道巷参加临时省委党团联席会议时时被国民党逮捕，遭受酷刑后经家里人卖地几十亩后委托本村在西安中山中学当职员的李绍白找其在杨虎城军队中的熟人打通关系后营救出狱，回到高陵，在城南草市小学教书(该小学校长为高陵东南乡吴村杨人，高陵早期的教育先行者杨瑞丞）。

　　1934年-1936年秋期间邢子舟逃亡北平。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他回西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与杨新成(高陵东南乡吴村杨人），许宗岳一起主持成立了“人民协社”高陵支部。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砸了国民党县党部，清算了反动县长陈家珍的罪行。

　　1936年秋，邢子舟回到西安，在西安民运指导委员会工作，与蒲城人许永平等人在西安酝酿组织建立了进步组织----西安人民协社。不久回到高陵，联系本县许宗岳，段文义，聂景德，陈光舜，张贵林，刘永端，高尚文，雷致祥，白文鳌等进步学生成立了"人民协社"高陵支部，由许宗岳，段文义，白之鳌负责，该组织起到了组织抗日宣传的核心和骨干作用，该组织活动于1937年1月停止。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为积极宣传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主张，邢子舟和在西安上学的本县学生许宗岳(共产党员），白文鳌，聂景德等30余人，响应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号召，返回本县，联系各小学部分教师，高年级学生及失学青年百余人，成立“高陵青年学生抗日救国会”，积极开展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主张宣传活动。1937年1月9日，组织各界群众千余人，在县城举行武装自卫大会，通电全国，拥护张学良，杨虎城八项主张。救国会成员砸了县党部的牌子，悬挂高陵县青年学生抗日救国会的牌子。救国会的行动，在全县引起极大轰动。各种社会势力纷纷向救国会靠拢，国民党县政府也拨付300石小麦作为救国会的活动经费。时值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一连驻县城北关客栈，“前线剧社”在高陵县“冬至会”宣传演出。邢子舟、许宗岳、白文鳌等人遂与驻地红军领导人取得联系，在全县掀起大规模“支红”、“扩红”活动。募集大批粮食、衣物，动员近百名进步青年参加红军队伍。救国会还清算了国民党高陵县长陈家珍的- 罪行，将其驱逐出境。迫于救国会的压力，国民党县党部的人已经躲藏起来了，县政府瘫痪了。县长陈家珍向救国会说情，愿拿出一千银元给高陵县，以免批斗他。他写了悔罪书保证：“余莅高陵，愧乏建树，今当离任之际，愿将薪俸一千元献于高陵，作公益事业之用”。这一千元，当时可买三万斤麦子。救国会还没来及考虑处理，新县长袁仲玉已到任了，陈家珍回西安了，很快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此一千银圆也就不了了之。

　　在1936年底高陵“冬至会”期间，“高陵青年学生抗日救国会”协助西安绥靖公署逮捕公审了窜至高陵的共产党叛徒、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肃反”委员潘士杰，潘士杰原在渭北三原叛变，出卖和捕押了赵伯平、韩学理等著名共产党员，以后作国民党省党部肃反室主任，“双十二”当天溜出西安，回临潼躲避，不几天想到高陵了解动向，路上遇见革命学生杨安仁、王崇华，一路同行。杨、王把潘诱骗进高陵县城，安顿到熟人杨新成同志家中，然后来向救国会报告情况，让救国会处理。于是我们找新到的袁仲玉县长逮捕他。这天中国工农红军已进驻高陵了，新县长袁仲玉正在高陵城内名餐厅振兴饭庄请红军领导人吃饭。当我们到门口时，潘士杰和杨新成也来吃饭，进门时正好碰见袁县长陪红军吃完饭出门，和潘士杰碰到当面，一出门见到救国会同志便问：这不是潘士杰吗?我们回答：“正是他”，我们正为此事来找县长，袁县长立即下令把潘士杰抓起来，投入监狱。

　　把潘士杰关押以后，救国会要求县长马上把潘士杰杀掉。袁仲玉县长说，你们欠考虑，如果要杀他，在捕他时就打死他，说他拒捕被打死就完了，既然关押了，就要按法律手续办才行。这一下麻烦了，于是救国会派许宗岳、张映涛到西安，找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的潘自力、王炳南，经过商量以后由省上通知西北军17师师长兼渭北- 司令的赵寿山(驻三原)下令，把潘士杰在高陵枪毙。

　　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西安 曾派代表团到高陵县审问过潘士杰，但审问问不到点子上，只狠打一顿出气了事。

　　1937年1月，邢子舟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抗大的前身是1931年创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国红军学校，1933年扩建为红军大学，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改称“干部团”。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红大恢复创建于陕北瓦窑堡，红军干部团和陕北红军学校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不久改称“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周昆任校长，袁国平任政治委员。1936年5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6月1日，“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校址为保安县）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出席并发表讲话。1937年1月20日，红大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校成立后，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罗瑞卿为教育长，刘亚楼为训练部长，杨至成为校务部长。副校长刘伯承不久调任援西军司令员，并没有负责抗大工作。第一期学员称为红大一期，后来也直接转为抗大一期。一期一科学员是红军军级干部和部分师级干部，由校长林彪抽调)参加第二期学习，毕业后于1937年9月回到三原县，以小学教师身份在三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同年经周芝轩(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许宗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冬季至1940年夏，邢子舟任临潼县栎阳区地下党区委书记。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地下武装斗争。

　　陕西临潼栎阳地区的中共地下党工作在1935年10月属于中共陕西三原中心县委领导，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属国统区统治稍显薄弱地区是从陕南经陕西关中到达陕北的最佳路线，1935年时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到达陕北后南来北往的革命同志频繁，多从临潼栎阳、徐杨经过，因此使临潼栎阳地区担负的保卫护送的任务加重。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也较长时间将驻地设在栎阳地区，在杨宜翰、谈国帆、王志温的领导之下，武装力量已扩展至康桥、交口一带。当时可调动的长 达1000多支，使徐杨、栎阳地区成为共产党在关中东部的一个重要的红色交通线的联络点。党的一些重要负责人刘少奇、李先念 、汪锋等先后安全地通过这里，前往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和各革命根据地。李先念 曾谈过：“我从那里经过，很安全，那里的工作做得很有成效。”故徐杨素有“小边区”之称。当1936年，刘少奇由延安赴华北路经徐杨时，就住在宜翰家里，曾向杨提出开展革命活动的三项指示：“搞武装、抓政权、办学校。”并向杨宜翰早年办的徐杨小学题写了“蒙以养正”四个大字。他此后又建立了上寨小学，徐杨中学等，在学校里配备共产党员和思想进步的教师，为党的革命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同时，学校也成为党组织地下活动的重要基地。杨宜翰的革命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仇恨。千方百计企图加害。他们利用被杨开除了的胡作非为的卫兵许自成，摸清杨的情况，指使许带领五六人，突然于1939年10月20日晚，向杨宜翰袭击。当时杨正在栎阳街一家商铺与毛瑞甫商量事情，未及防备。毛瑞甫与卫兵姜四当场牺牲，宜翰受伤滚至床下还击，敌人逃走。自此宜翰受惊染病，于1940年11月逝世，终年43岁。党中央追认其为烈士。此事件史称“栎阳事件”。1937年至1938年间，邢子舟委派仵步淮(1903～1983，原名仵麦成，陕西临潼县徐杨乡老仵村人。解放后被任命为栎阳区长，后又任土改工作组副组长、县联社主任等工作。1955年至1958年担任临潼县副县长，以后历任省泾河工程局处长，东方红电灌局副书记兼副局长等职）在栎阳街开设烟房子，作为地下活动的联络点。另外仵步淮受王志温、毛瑞甫的安排，在栎阳开设地下兵工厂，聘用技师自造0 ，取得很大成绩，极大地发展了革命的地下武装力量。

　　1940年夏，由于“栎阳事件”的发生，邢子舟返回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中共陕西省委供给科工作。同年秋，参加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第一队学习(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旧址位于延安城南关街南桥山上。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从1940年4月开始筹建，于当年7月1日开学。学院直属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兼任院长。李六如、王凌波任副院长。学院分设政治处、教育处、总务处等。学院教学上分为普科与专修科，学制各为一年。专修科下分行政、财政经济、法律3系。系主任由边区政府有关厅的负责同志担任。普科开设的课程有政治、理论政策、专业政策和文化课等。学员报考时，要经过政治常识、时事问题的测验和严格的体检。学院的宗旨是为边区培养政治坚定、廉洁奉公、新民主主义的行政工作干部。1941年6月24日，行政学院第一期毕业生200多人举行毕业典礼。林伯渠院长在讲话中勉励毕业学员努力工作，为边区的政治经济建设服务。1943年7月，行政学院开始大规模培训干部。到年底，已有学员和训练班干部2000多人。秋季，学员们自己动手，建造校舍，并建成大礼堂一座。1944年5月，行政学院被合并到延安大学，改为延大行政学院。延大校部搬至行政学院院址办公。、行政学院在单独办学的4年当中，共培养和训练干部2200多名，为边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旧址现存土窑洞数百孔，多为群众居住。并保存有学院大礼堂墙基）。在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的培训学习结束后邢子舟于1941年至1946年期间先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税务局税收科科长，后又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税务局局长(当时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机关驻地旬邑县马栏镇)。

　　1946年至1947年，邢子舟被任命担任中共关中地委社会科副科长、关中地委供给科科长等职务。他和刘永端同志从1945年夏起担任耀县柳林联合客栈负责人，联合客栈的主要任务是掩护接送同志们南下北上，搜集传递情报和做敌区统战工作，“柳林联合客栈”是关中地委(此前为关中分委）在此建立的密秘据点，其前身是民生客栈(1940年开设的），归关中保安处领导，1942年改为联合客栈，后归陕工委领导，张仲平担任客栈经理。1945年夏，张仲平调任耀县工委主持工作，并将部分交通和情报联络工作转移到耀县工委，客栈工作交接给邢子舟担任经理，刘永端担任副经理处理。邢子舟和刘永端同志多次完成了安全护送中共中央领导人李先念 、陈少敏、汪锋、郑位三，戴季英等同志从陕南过关中回陕北延安的任务，并积极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等工作。关于护送李先念 从陕南经关中到达铜川耀县柳林镇这一段，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高陵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高陵县文史资料》第十八辑(下册)中聂景德(聂景德，1919年6月出生，高陵县姬家乡高村聂家，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离休后享受省军级待遇。《无悔今生》是其回忆录。1944年4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聂景德采写的长篇通讯《富县模范区长仝万明领导下太乐区变工掏井》，并配发社论《学习仝万明同志》，曾任中共天水地委宣传部部长、地委常委，中共青海省委副秘书长、宣传部部长，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写的邢子舟生平中如此写道：1946年夏季，中共中央中原局李先念 ，陈少敏同志突围回陕北，过大关中时，因国民党- - ，困在临潼过不了渭河。关中地委要邢子舟想办法，子舟想起了高陵县东南乡渭南边夹滩村的福娃，智娃兄弟。他们是国民党时代“- ”的地方非法武装，曾在1933年打死围剿他们的高陵县保安团长雷春伯。邢子舟虽和福娃素无往来。但是共产党员邢崇道在高陵一带颇有名气。于是邢子舟写信托交通员带去，说是“有朋友要过河，请帮忙”。福娃见信很高兴，觉得共产党看得起他，很荣幸，于是冒险找船把李先念 等同志渡过渭河，顺利返回延安。1949年5月13日高陵一解放，福娃等便把0 交给人民政府，决心安居为民。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高陵县当时的领导不了解这段历史，准备杀福娃。邢子舟听到后当即向西北局和高陵县建议，申明情况，说“福娃有功，不能杀”，才使福娃兄弟免于被处决。

　　另外在张仲平回忆录及刘平安所写的《红旗漫卷西风》之十：李先念 夜穿- 线章节中有如下记述：李先念 一行从富平洪水头旅店到达陕甘宁边区最南端耀县故贤村时，已是早七时左右。跑了一夜，大家都感觉有些疲倦，被接回的客人更累。张兴怀老婆做了一顿稍子面，李吃得既香又暖。自中原军区中突围后，吃陕西关中的地道面是第一次，赞不绝口。吃饭时，李先念 一行四人，才作了自我介绍。当得知来人是李先念 时，大家确实吃了一惊，说接护一个重要干部，没想到会是李先念 ，深感身上的千斤重担才放下了。都在交头接耳，私下议论：有的说，敌人几十万大军前堵后追，到处围刹，提拿李先念 ，谁料今天会出现在小小的故贤村？有的说，前一个时期，国民党报纸天天吹牛，今日说将李部击溃，明日说李部溃不成军，敌人颠三倒四，自相矛盾，利用宣传机器，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今日，李司令员竟然出现在大家面前，敌人真是自欺欺人！故贤村地处陕甘边区淳耀县的最边沿，和敌人碉堡仅一沟之隔，互相可以喊话叫骂，一旦敌人得悉李先念 在此，来一个突然袭击，怎么办？所以需要绝对保密，不许外传不敢多呆。停了约两个多小时，十时左右，柳林中转站邢子舟同志牵着一匹白马，由陕工委武工队护卫，把李接回柳林住了一夜，由李鲠生招乎几人的食宿。陕工委书记赵伯平同志接到柳林的电话，获悉客人已接回，如同心里掉了一块石头。第二天到马栏，李先念 见赵伯平同志说：“陕西地下党是个好党。”在此前后，郑维山、陈少敏、戴季英等依据各自不同的路线、不同的特点、不同的装束，接预定路线、时间陆续安全到达边区，在马栏大会师、大团聚。大家谈笑风生，高兴极了。陕工委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接护了中原军区突围出来的各路负责干部，还有五师突围的为数不少的团、营、连干部，0 完成任务，对陕西地下党来说，这是一次大考验、大锻炼。10月21日，中共中央电告汪锋：“李、任已安全到达关中工委，请释念。”

　　1949年2月20日，经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晋绥联防司令部决定，高陵县人民政府成立，邢子舟任县长，隶属关中分区专员公署。4月，改属三原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领导，随解放西安的部队行动。

　　1949年5月13日，高陵解放。中共高陵县委、县政府带领工作人员进驻高陵县城，接管了国民党县政府留下的烂摊子。5月17日县委宣布成立高陵县游击大队，邢子舟同志任县游击大队大队长。

　　1949年6月1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代主席刘景范，副主席杨明轩共同签署任命状，任命邢子舟为高陵县长。他带领县政府工作人员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支前、清匪、反恶霸运动，积极建立基层政权，筹备召开高陵县第一届农民代表会。1949年9月阴雨49天，灾情严重。他带领干部，冒雨光脚跑了20多个村庄，排水抗涝，发动群众，募捐自救，深受群众拥戴。

　　邢子舟同志工作上雷厉风行、扎扎实实的忘我精神得到了上级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不久，1949年11月底，他便被调往兰州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办公厅主任，负责接管国民党西北公路交通部，筹建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当时派去的人中只有部长霍维德和邢子舟同志两个人是共产党员，工作难度很大。但他们面对困难，积极克服，努力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在各省、地部门的配合下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为此，习仲勋同志曾在西北局会议上对他们进行了大力赞扬。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期间，邢子舟同志参与了西北军政委员干部交通学校(现长安大学，原西安公路学院的前身）的筹建及干训招生工作。

　　1940年以后西北交通中心由西安移至兰州，成立了西北公路局干训班。

　　1943年西北公路局干训班第二期开班，王世杰等人就是这一期的毕业生。孙发端等主持干训班工作。

　　1950年2月陕西公路局干训班第一期开班。班主任李凝，主任助理李风山，采购梁建安，伙食黄仁清、刘长庚，负责学生工作干部晋新科、徐树人、付秉端、王宦、赵晓村。地点西安洒金桥。

　　1950年3月西北公路局干训班第一期开班。班主任王步元、杨钊，主任助理贾鸿福，文秘兼出纳谢启新，总务王维新、杨亚如，会计王绍义，负责学生工作干部张路(冷村）、付云、李光阳、贾鸿福，勤务员常德发。地点兰州民主西路。

　　1950年9月7日第二期干训班分别在西安兰州同日开班。

　　1950年12月西安班合并到兰州，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干训班开班。班主任杨钊，主任助理贾鸿福，总务谢启新，干事汪绍义、王维新、梁建安、黄仁清、李开蔚，印刷吕维良，通讯员刘长庚，文秘杨亚如。政治教师一班李风山、二班晋新科、三班张路(冷村）、四班贾鸿福、五班徐树人、王宦，专业教师池长华等，勤务常德发。地点兰州民主西路。

　　1951年4月17日经西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和教育部批准，西北交通干部学校成立。组织干部训练班和监测工训练班9个班学员401名。地点兰州十里店。

　　1951年6月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交通干部学校招生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霍维德，副主任委员刘良湛，委员邢子舟、赵继先、李世臣、陆为公、张国声、李萍、贾炽民、秦德远、孙发端、郭一民、折永年、刘承先。分别在西安、兰州、天水、平凉、宝鸡、汉中、武威、酒泉、张掖、银川和西宁等地设立招生点。西安招生点设在西七路六谷庄一号西北交通部西安办事处负责人邢子舟。

　　1951年9月5日西北交通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和成立大会。第一次招收专科新生和短期培训班学生5个班256名，当时有教职工42名，其中专业教师7名(关世俊、宋建庭、周允、晋文焕、任兆武、池长华、张秉刚）。校长霍维德，副校长刘良湛、孙发端，教务长钱维人。党小组长李凝，团支部书记崔尚文。党学校地点兰州十里店，占地125亩(中交建企总公司西北公司、轮胎厂、配件厂），校舍214间。

　　1951年9月6日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给西北财经委员会文件：西北交通部报备西北财经委员会文查我部本年4月24日奉到你会4月17日财经事第1262号批复“同意将交通干训班办理结束，并成立交通干部学校”我部遵照指示将交通干部训练班结束学员已分别处理，而交通干部学校正在筹办间但7月27日又奉中央交通部交人(51）第260号指示，第一项内称“各大区(省）已有技术学校者应积极整顿扩充班次没有的应成立交通学校”经本部有关方面研究，我们意见决定拟将原名“西北交通部交通干部学校”更正为“西北交通部交通学校”并于本年9月5日正式成立，谨报请备查。

　　1951年12月19日新疆省交通厅厅长买和苏德、副厅长贺兴旺.马吉提给西北交通学校新疆民族学生回信，知你们已兰州“过着很光荣的生活”你们感到“毛主席对兄弟民族的关怀”，这一点是对的。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是找不到的，只有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才会有这样的幸福。

　　1952年12月3日西北交通学校完成由兰州东迁西安的全部工作。学校新校址选在西安北城八府庄中建西北区公司陶瓷厂，占地48.40亩，用房50间，教职工100人，学生556人。

　　1953年交通部开始谋划建立公路方面的大学。钟仁声是筹备处工作人员(保定、北京、西安公路学院人事科科长）。

　　1952年11月，中央撤消其他五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和军政委员会，统一设华北、东北、西北、中南、华东、西南六个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委员会。1953年年初，邢子舟调往西北行政委员会办公厅工作，1953年5月15日，经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任命状，任命邢子舟为西北行政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1953年7月至9月，邢子舟参加西安市第五区人民代表大会，并于1953年9月9日当选为西安市第五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4年，因受高饶事件影响，西北局组织部进行“审干”时，因邢子舟在1943年由康生发起的“延安整风”运动时对于1933年9月被捕事宜交待不清楚，审查后决定1954年11月15日开除党籍。

　　1955年初，邢子舟被调往国务院出国工人管理局办公室工作，国务院出国工人管理由张策任局长，邓小平直接兼管，在出国工人管理局工作期间，家住北京西便门外大街10号院，和时任出国工人管理局财务处长的曹昆隆(曹昆隆，原名曹瑞生，1902年9月22日出生于湖南省南县中鱼口乡班嘴村一个雇农家庭。1926年8月参加中共南县县委领导的工农运动。1927年3月组织领导南县两千多农民向县政府- ，要求释放被县政府关押的区农协主席黄泽忠和打开粮仓赈济灾民。1927年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率领游击队除掉了游港当地的恶霸地主曾汉生。1928年春夏之交，处决了国民党南县团防局局长、清乡委委员汤东荪之父汤梅卿。接着，曹昆隆一鼓作气，率队相继攻打了国民党地方武装盘踞的荷花嘴，班嘴等地，缴获一部分0 弹药，扩大了队伍。1930年6月曹昆隆参加段德昌、贺龙领导的红军。1931年任红三军经理处运输大队部司务长。1935年11月随红二、六军团长征，时任红二军团五师供给部长。1946年任晋绥军区三纵队五旅供给部长。1953年3月，中央军委命令：任命曹昆隆同志为军委空军后勤部车管部部长。1955年，解放军以苏军为模式进行正规化建设，准备对开国将士授衔，曹昆隆是1927年入党，1930年入伍的老红军，长征时就担任团级干部，按照其职务(1953年任军委空军后勤部车管部部长）和资历，授将校衔应无问题。况且佩戴军衔的西式大礼服也已量体裁衣，正在制作中。曹昆隆却主动让贤，以年大体弱，文化水平低，不适应现代化军队要求为由，向组织申请转业，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曹昆隆当年本来可以在共和国开国将军的行列中占有一席之地。1955年转业后曾任陕西省人委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1962年任陕西省人民委员会视察室视察专员。1984年9月3日下午，曹昆隆因患喉癌，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82岁。1984年9月11日，在西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两家是邻居，关系很好。

　　1954年11月16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率团参加蒙古人民共和国30周年国庆活动。临行前，周恩来总理就致电时任驻蒙古大使何英，让他与蒙古方面接洽，“希望了解蒙古在轻工业、手工业和劳动力方面的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何种帮助。”蒙古方面对中国的提议深表感谢。当时的总理泽登巴尔在接见- 时说：“蒙古劳动力，特别是技术工人非常缺乏。因此，希望中国在轻工业、手工业、农业技术及劳动力方面给予帮助。大致需要1万工人，最好在1955年春耕前来一批，并携带家属，居留期间越长越好。”

　　1955年1月19日，外交部就此事专门请示了周总理，请总理早日指示专人召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召开会议，共同讨论签约以及如何派遣劳动力等问题。1955年2月4日，外交部致电何英，要他与蒙古方面联系。希望蒙古在2月25日派代表来北京进行具体商谈，蒙古政府答应了。2月16日，中蒙在北京为援助劳动力问题开始谈判。经过14次会谈，两国于4月7日正式签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工人参加蒙古人民共和国生产建设的协定》。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援蒙工作，周恩来总理指示国务院立即组建直属机构——出国工人管理局。蒙古方面组成了以政治局书记杜固苏伦为首的工人接待委员会，负责中国工人来蒙事宜。1955年4月底，刚组建的国务院出国工人管理局立即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开始了赴蒙工人的组织工作。当年，首批8200名工人赴蒙，其中包括大量的建筑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翻译以及农业工人。中国工人半数以上在乌兰巴托，其余遍及蒙古各省，分别在200多个企业里同蒙古人民一起参加劳动，并主动传授生产技术，提出合理化建议。经过出国工人管理局近三年的努力，我国的援外工作已步入正轨，建立健全了一整套规章制度，并为日后的援外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57年年末，诸因素决定了出国工人管理局被精简撤销的命运，一方面鉴于苏联、蒙古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已不再需要大量工人，出国工人局承担的临时性任务已告一段落；另一方面，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使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裂痕，引起了领导层的关注；再一方面，我国中央政府的结构日益庞大和臃肿，让国务院领导下决心要精简机构，缩小中央编制，充实地方政府。国务院关于精简机构的命令下达后，出国工人管理局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出国工人管理局存在的三年正是中苏、中蒙之间友好往来的蜜月时期，一直到1959年，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关系至少从表面上看还是“牢不可破”的。国务院出国工人管理局做为特定历史阶段下的一个国务院直属机构，于1958年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后撤消。

　　1957年3月起，因国务院规划出国工人管理局将于1958年撤消，邢子舟调任国务院商业部储运处处长。在国务院工作期间，邢子舟多次找中共中央组织部，商业部党委等申请恢复党籍，但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及第二次庐山会议时原任西北行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元帅挨整等事件影响，终未能如愿恢复党籍。

　　带着深深的遗憾及长年忘我工作积劳成疾，1965年5月15日，邢子舟病故于北京医院，享年51岁。经组织批准，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邢子舟夫人为田英，鹿苑镇塔底田家村人1913年生，1950～1953年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总务科任科员，1953～1954在西北行政委员会办公厅任科员。1955年起在国务院居委会工作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