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维诚

凌维诚人物生平

采访谢晋元将军夫人

采访抗日将领谢晋元夫人凌维诚是27年前的事，尽管那时她已年逾古稀，历尽人生的坎坷和悲苦，但在她的神态和谈吐中，依然折射出坚韧和豁达的气质，令我钦佩和难忘。

记得1985年夏天，我无意中走进胶州路一条小弄堂，就在这窄窄的小弄尽头，在一片简陋的棚户区内，有一小块满是荒草瓦砾的空地，但见斑驳的墓碑上，镌刻着‘追赠陆军步兵少将谢公晋元之墓’；落款是‘四行孤军全体部属敬立’等字样。我怀着敬仰的心情，徘徊在这悲凉的墓地时，一个操着浓重苏北口音的老人，从低矮的棚屋里出来，这位满头白发的老者，自称是八百孤军守墓老兵。当他得知我是报社记者时，就将谢夫人的住址、电话一并告诉了我。老人还喃喃自语地说：‘我守墓40年了，如果谢团长的墓有个好的安排，我也好安心回老家了。’

说实在，虽然那时文革早已过去，但要去采访一个国民党将军的遗孀，心里还有些顾虑。我就和报社同仁肖宜商量，孰料他听了也极有兴趣。一天傍晚，雨过天晴，我们来到了吴淞路海宁路口的一幢三层楼房，谢夫人凌维诚就在二楼小客厅里接受我们的采访。

70多岁的谢夫人，中等身材，精神矍铄，说一口地道的上海话，她记忆清晰、思维有序，把他们的身世和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娓娓道来。

她生于1907年徐家汇的商人家庭，姐妹三个，她是老二。1924年毕业于务本女中，1927年又成了上海东南体专音乐专业的毕业生。

因此吹拉弹唱样样上手，尤其擅长小提琴；像这样的才艺，在当时的上海滩新女性中算为时尚的。也许是冥冥中的缘份，在一次邂逅中，与比她大两岁的谢晋元擦出了爱情火花。1929年9月，他们在汉口大华饭后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当时嘉宾云集！次年，谢团驻防上海，她就在龙华赁屋居住，相继生下一儿两女。1936年上海抗战形势吃紧，谢晋元为了安心抗日，决定让怀有身孕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到广东蕉岭乡下老家。一个从小在富裕家庭长大的上海姑娘，猛然拖儿带女到粤北穷乡僻壤去生活，但她对战争年代的艰辛早有准备，毅然脱下旗袍、丝袜、高跟鞋，赤脚下地务农，白天干活，早晚照料公婆儿女，用她那娇嫩的肩膀，艰难地撑起七口之家。

1941年4月24日，正当她苦苦期盼抗日前线捷报的时刻，一个噩耗传来，年仅37岁的谢晋元不幸遭暗杀殉难！4月25日起上海三十余万民众连日到孤军营吊唁谢晋元；大殓之日，国民政府嘉奖追授谢晋元陆军少将衔，当时的军政要员冯玉祥、何应钦、孔祥熙、张治中、陈立夫等都送了花圈和挽联。在蕉岭家乡也设了灵堂，邻近的梅县、兴宁、大埔等县的各界人士纷纷赶来悼念和慰问。尔后，又获悉政府向谢晋元家属发五万元怃恤金。凌维诚带着四个子女，路远迢迢地从粤北到当时的陪都重庆，受到蒋夫人宋美龄的接见。她说，比她年长十岁的宋美龄与她并肩而坐，拉着她的手，用软糯的上海话对她说：‘维诚呀，侬放心，国家不会忘记你的-----’还一再地鼓励她勇敢地面对生活，这一切给了她饱受伤痛的心灵得到几许慰藉。

好不容易捱到抗战胜利，宛若经历了漫漫长夜而盼到黎明晨曦的她，带着四个孩子，艰辛跋涉回到了阔别十年的上海。当她与年迈的父母团聚时，真是恍若隔世，悲喜交集，泪水纵横，大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之感慨。凌维诚是有胆识，敢担当的女人。她得知八百勇士尚有不少流落街头，生活无着。她在报纸上登了一则消息：‘抗日将领谢晋元遗孀昨日抵沪，下榻新新旅社。’果然，第二天，一些在沪孤军老兵、新闻记者、社会人士找上门来，使本来冷清的小旅馆门庭若市。先后有近百名老兵诉说了流离失所之苦。於是，她毅然担负起亡夫未竟的责任，她四出奔走，向社会各界呼吁，到南京找宋美龄求援。回上海后集资开办了‘孤军工业服务社’，生产出‘孤军牌’毛巾、袜子、肥皂等日用品。使生活困难的老兵有了安顿；也有人攒够了盘缠，挥泪告别回老家的，本文开头那位白发老者，就是自愿留下来，与官长孤魂作伴的忠勇义士！

解放后，她家和部分孤军的生活得到党和政府的照顾，现在住的房子是陈毅市长亲自特批的。她被安排到幼儿园工作，1957年担任虹口区政协委员，文革时被诬陷为‘内定特嫌’，多次抄家被斗，谢晋元的许多遗物和照片都失散不存，期间大儿子病死。打倒四人帮后，生活才真正安宁。

后来我与肖宜同志又多次随访，了解她三个子女和孙辈都健康成长，小儿子谢继民还担任市政协委员，民革常委。她的晚年生活充分感受到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1991年1月，她在平静中去世，享年84岁。她将与谢晋元将军一起，长眠于宋园（宋庆龄陵园）。

次子谢继民回忆母亲

母亲维系一家8人生计

谢继民一直在追寻父亲的足迹，对“八百壮士”的事迹，点点滴滴早已铭记在心。70多年来，他只能想象父亲的英姿，因为抗战前夕出生的他，从未见过父亲一面。父亲谢晋元出生于广东省蕉岭县，曾就读于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后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

谢继民说，1936年春节过后，父亲亲自护送母亲和3个孩子回到蕉岭老家，他对怀孕的母亲说：“日寇侵华的野心不死，中日之战就要爆发。这场战争将会非常残酷，把你们留在这穷乡僻壤，实在是不得已的事。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如是男孩就叫‘继民’，让他继承先辈的优良品格……等到抗战胜利，再接你和孩子们回去……”然而，这却成为谢晋元和妻子的最后一次见面。

谢晋元去世后，谢家老小的生计问题，全都落在了妻子凌维诚身上。谢继民说：“我无法想象，母亲原是一个衣食无忧、爱好音乐和艺术的女子，日后每天下地播种、挑粪、施肥……前半生和后半生完全不同，但她挺了过来。”

凌维诚1907年出生于上海，祖上在徐家汇老街经营一家面店。凌维诚1927年毕业于上海东南体育专科学校，专业是音乐，她会弹钢琴、拉小提琴、吹箫和唱歌。在毕业时，她结识了谢晋元，1929年两人在汉口举行婚礼。谢继民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

谢家没有叔伯，又无兄弟，公婆年迈，孩子还嗷嗷待哺。谢晋元去世后，1941年，凌维诚辗转5省去见委员长，却得到答复：“现在抗战期间，国家困难，等抗战胜利后，国家定会照顾你们的!”

“母亲一人要维系一家8口的生计。父亲殉国后，国民政府特别抚恤5万元，母亲和阿公一人分得25000元，她用这些钱买了3亩地，自己耕作，维持一家8口的生活。”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她带着4个子女前往上海，由于钱款不够，路上走了整整两个月。“母亲在汕头等待搭便轮，就足足等了一个月，但是沿途只要听说是谢团长的遗孤，民众都热心帮助，令我们感动。后来消息传到上海，‘八百壮士’在沪的，有三四个人来接我们。为了让我们上学，母亲又去南京找委员长，6月17日，蒋夫人宋美龄接见了母亲，答应将情况转呈蒋介石，但后来就没了回音。”凌维诚为了4个子女的读书问题、自己和‘八百壮士’幸存者的居住、工作问题四处奔波，但各部门之间都相互推诿，毫无结果。“大家想过一起开公共汽车维系生计，还组织过工业服务社，生产毛巾、袜子、肥皂等，但都以失败告终。”

谢继民说，母亲经历的生计之苦是外人能看到的，但作为遗孀，她多年来受到的各种威胁、骚扰，却是别人无法体会的。“母亲30岁出头便守寡，当时也有些不怀好意的人，骚扰甚至要挟母亲。虽然我们年龄尚小，但母亲实在无人倾诉，只得偷偷把我们叫到阁楼上商量。有一次，母亲说她收到了一张纸条，如果不答应纸条上的条件，就小心子女的命!我立刻喊道‘不理他!我们不怕!’……当时我读小学，但至今还记得那个场景。”

走过十年浩劫

谢继民一生非常敬重自己的母亲。由于家庭经济负担过重等原因，他直到1965年才结婚。“结婚时，我只对妻子提了一个条件，请善待我的母亲，因为她太不容易了!”

新中国成立后，凌维诚给上海市长陈毅写信，将自己与孤军官兵尚存的六七十人的困境进行了描述。陈毅很重视，194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出秘四字第589号指令指出：“谢晋元参加抗日，为国捐躯，其遗属应致照顾，吴淞路466号房屋一栋及墓地一段，悉仍拨归凌维诚居住使用，一般费用酌予减免。”

新中国成立初期，谢家人的生活还算安定。姐姐谢雪芬从东北财经学院(东北财经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冶金部财务科工作，后随夫调入常州冶金厂财务科;二姐谢兰芬1950年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化学兵学校学习，后随姐夫在广东肇庆卫生系统工作。“文革”期间，其夫被迫害致死，直到1978年才得以昭雪平反，恢复名誉。哥哥幼民从小聪明能干，然而后来却出现精神错乱等症状。“哥哥后来频繁住院，昂贵的医疗费不但贴进了我们全家的积蓄，花光了母亲和我的工资，还让全家常常入不敷出。但是我和母亲并不怨悔，一直陪伴他直到1970年病逝。”

1966年“文革”开始后，谢继民全家受到接二连三的冲击。让谢继民庆幸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谅解和同舟共济，让他们最终挺了过来。谢继民上世纪50年代在上海工作后，在基层当过财务会计、商店经理、工厂厂长等职。无论在哪一个岗位，他都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改革开放后，他先后担任过上海市杨浦区政协副主席、杨浦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亲联中心副主任、上海杨浦海外联谊会副会长等职。

谢继民说，战争让他没有享受过正常的父爱，但他希望自己作为英雄后代的经历，能唤起读者的共鸣，缅怀先烈当年对敌斗争的艰苦，体会抗日战争胜利果实的来之不易，从而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

(感谢黄埔军校同学会对本采访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