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翼骧

杨翼骧人物生平

锲而不舍的学术追求

杨翼骧以丰硕的研究成果和朴实严谨的学风，赢得了学界同行的广泛赞誉。杨翼骧幼年家境不好，父亲作为中学教师，微薄的薪水除供全家衣食外，还要供养三个子女和一个侄子上学。所以杨翼骧自幼就养成了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习惯，也造就了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性格。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南开被迫迁往湖南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时杨翼骧正在家中，接到学校要求到长沙报到的通知后，因家中经济困难，未能成行。1938年，杨翼骧决心不顾路途遥远，赴长沙复学。待行至武汉，方知临时大学已迁往云南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杨翼骧因路费已用尽，只好暂留武汉，后经流亡大后方的亲友的陆续资助，辗转于长沙、衡阳、桂林、柳州、龙州等地，其间贫病交加，艰苦备尝，屡陷饥饿，难以为生。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他仍不忘读书，每到一地都留连于当地的图书馆。1938年冬，杨翼骧辗转来到南宁附近的崇善县，经人介绍在湘桂铁路第三工程总段任抄写员，工资虽然很低，但工作不忙，白天上班时间可以抽出一半时间看书，晚上更可静心学习。他从县立图书馆借来《万有文库》等大量的书籍，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其间，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他读了不止一次，对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也反复研读，还选读了“前四史”、《资治通鉴》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过七八个月的昼夜苦读，写了近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并由此确立了学习和研究史学史的学术追求。从此，虽几经磨难、屡遭挫折，但他矢志不渝，锲而不舍，终于成为著名的史学史专家。

史学史这门学科在中国的产生已经很晚，大致是梁启超在20年代初倡立的。当时在学术界对史学史能否成为一个学科还有许多疑惑，更谈不上对这门学科的重视了。杨翼骧1939年9月到西南联大历史系复学后，就大量阅读有关中国史学史的书籍资料，并写出了《晋代的史学》一文，其中《晋代史官表》系网罗《晋书》的全部资料精心制成的。1940年姚从吾在西南联大首次开讲中国史学史课，杨翼骧兴奋不已，终于找到了可以指导自己的老师。于是上第一堂课时，他就将所写《晋代的史学》带给姚从吾审阅。姚从吾很欣赏他的志向，鼓励他坚持史学史的研习，并给予认真的指点。从此，虽然杨翼骧不时听到同学乃至一些大学者对史学史持有异议，而且因同学朋友中几乎没有对史学史感兴趣的人，独学无友，寂寞备尝，但他始终不改初衷，坚定地以史学史为研习方向。在1949年以前他已写出了《司马迁记事求真的方法与精神》《班固的史才》《三国时代的史学》《漫淡历史的研究》等一系列史学史研究论文，成为当时年轻的史学史研究者。

1949年以后，杨翼骧继续从事史学史研究，并首次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史学史课。因为当时倡导学马列、学苏联，史学史不是基础课，且有资产阶级学术之嫌，所以很少有人讲此课。1958年教育革命时，批判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讲史学史又有宣扬封建史学家、宣传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之嫌，史学史课一度被取消。但是，杨翼骧始终坚信，中国史学史是祖国文化、祖国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避过风险，暗自坚持史学史研究，只要客观条件允许，他就不失时机地走上史学史课的讲台。

粉碎“四人帮”以后，学术的春天到来了。杨翼骧虽已年逾花甲，但仍奋战在史学史的教学和科研第一线，坚持给本科生讲课，并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和精力虽不如以前了，但他研治史学史的雄心不减，意志老而弥坚。他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二、三册就是在生前辛勤耕耘中结出的硕果。

博而能约，成就卓著

杨翼骧自幼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求学间又孜孜不倦，勤奋苦读，所以他具有坚实的古代文化基础和多方面的学术知识。他5岁时，就跟随祖父诵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小学六年级时，已在父亲的教读下能背诵《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左传》和《古文观止》的全部或部分。所以他在中学时，国文考试从不须准备就可取得高分。同时，他对新学堂中的知识更是如饥似渴地学习，接受新思想，关注新时尚。他在初中读书期间，除读了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之外，还喜爱新文学，读了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巴金、老舍等的许多作品。这些作品不仅使他学到了文学创作的方法，还使他思想上受到教育，成为一个奋发向上的青年。

杨翼骧的高中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他所在的省立济南高中，聚集了许多日后成为大学教授、知名学者的教师。数学老师缪蕴辉，物理老师周荫阿，化学老师蒋程九，英文老师张友松、卞之琳、顾绶昌，国文老师李何林、季羡林等都曾给予他多方面的教育。在这样的学校里他展示了多方面的才能，经常在报刊发表诗歌、散文，他的文学才气在中学生时已展露出来。

在上大学期间和工作以后，杨翼骧依然保持着博览群书和广泛接受各种知识的兴趣与习惯。他在哲学系选修了汤用彤先生讲授的魏晋玄学，在中文系选修了刘文典先生讲授的文学批评和温李诗，在经济系旁听了陈岱孙先生讲授的财政学。工作以后，杨翼骧仍不减对文学的兴趣，许多文学名著，他都读过，且有自己的文学观点。由于他爱好广泛，在哲学界、文学界、都有不少朋友。

广泛的兴趣、爱好使他具有了广博的知识，但他深知治学要由博返约、博专结合。他自从成为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学生之后，就以历史学作为了自己的毕业事业。因此他更大的精力乃是投注在历史学科和史学史专业上。杨翼骧的学术成就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一个是史学史研究。

在中国史研究方面，杨翼骧从50年代起，参与了一系列史学界热点问题的讨论，发表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学术见解。例如，50年代初，关于项羽是否曾为农民领袖的问题，史学界尚无太多的研究，杨翼骧发表《为什么项羽是农民起义领袖》（《历史教学》，1954?5）一文，肯定项羽在秦末反抗暴秦、推翻秦王朝中的重要作用，认为项羽代表了农民阶级的政治利益，是秦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此文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引发了一场热烈的学术讨论。50年代中国古史分期讨论非常热烈，杨翼骧发表《关于汉代奴隶的几个问题》（《南开大学学报》1956?2）一文，以充分的论据，阐明奴隶在汉代已不是主要的生产劳动者，汉代不是奴隶制社会。这一观点，同样引起学界的重视，在此后的有关讨论中多次被提及，并成为一种有代表性的见解。1959年全国开展的曹操评价问题的讨论，杨翼骧发表《曹操打乌桓是反侵略吗》（署名木羽，《天津日报》，1955?5?16），针对当时史学界普遍认为曹操打乌桓是反侵略的说法，予以驳议，指出乌桓不是侵略内地的外患，曹操打乌桓是为了消灭其劲敌袁氏势力，不具备反侵略性质。此文纠正了将曹操形象过分拔高的论点，在史学界影响很大，后被收入三联书店出版的《曹操论集》（1960）之中。

杨翼骧对秦汉史和魏晋南北朝史尤为精熟。早在50年代，他就结合教学和科研成果，撰写了《秦汉史纲要》（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3）一书，作为解放后最早出版的秦汉史教材之一，在全国高校中具有广泛影响。此后他撰写的《战国秦汉史通俗讲话》（署名马襄，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1958?5）一书，通俗易懂，生动形象，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70年代末，他参加了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材的撰写工作，他撰写了其中的魏晋南北朝部分，该书被许多高校采用为教材，并获社会科学教材成果奖。

在史学史研究方面，杨翼骧是“文革”以前发表论文最多的学者之一。《三国两晋史学编年》（《南开大学学报》，1957）和《南北朝史学编年》（《南开大学学报》，1964?1），用原始资料编排了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史学的重要史家、史著和史学活动，并对史家生卒时间和史书成书年代等予以详细考辨，不仅为史学史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同时也开启了一种新的史学史研究形式，在史学史界影响极大。

19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出版《中国史学史论集》，颇有对“文革”以前史学史研究成果进行总结的意味，所选文章皆为学术精品。杨翼骧撰写的即有《中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天津日报》，1961?12?16）、《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历史教学》，1963?2）、《刘知几与〈史通〉》（《历史教学》1963?7-8）三篇论文入选。

“四人帮”倒台后的1979年，全国历史学界的一大盛事就是由郑天挺先生主持编纂《中国历史大辞典》，杨翼骧与华东师大吴泽教授共同担任史学史卷的主编，他专职负责中国古代史学史部分，除撰写部分辞条外，还审核了全部辞条2000余条。此书面世后，立即受到海内外学界的注目与好评，日本、香港及大陆均有评论文章，盛赞其集科学性、系统性、知识性、稳定性、简明性、实用性于一身，是“不可多得的一部很好的工具书”（《史学史研究》，1984?3）。《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3）、第二册（同上，1994?9）第三册（同上，1999?2）是杨翼骧多年研治史学史心血的结晶。这三册书，将自先秦至明代的有关史学史的原始资料广泛网罗，严谨编排，并加有详细的考证和精辟的按语，实是一部中国古代史学史，其内容之完整、史料之可靠、编法之独特，都是当今史学史界所仅见的。该书第一册面世后就得到《光明 日报》《史学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等报刊所发评论的广泛赞誉，称其是“具有为后人修桥铺路性质的书”。

杨翼骧人物评价

杨翼骧把认真二字贯穿于治学与做人两方面。在学术上，他常讲治学要有四心，即雄心、专心、细心、虚心。其中细心就是要严谨治学。他撰写文章从不马虎从事，从查阅资料到甄选证据，从论述方法到文章誊写，都认真细致，一丝不苟。为了一个遣词用语，往往要反复推敲，为了一条史料常常是反复核对。因此才使他发表的文章，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受到史学界长久的好评。在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时，由于撰稿人员分散，文成众手，体例不一，汇齐初稿后，他不辞辛苦，逐条审定修改，对有的辞条甚至重新改写，为此他花费了两年时间，投入了大量精力，并两次客居上海。他的工作态度使与他一同工作的人深为感动，《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还特地致函南开大学，对他的勤勉与严谨，深表赞许。

由治学推及做事，杨翼骧同样奉行认真的原则。为研究生批改论文时，他大到文章结构、论文主旨，小到一个笔划、一个标点，都认真纠正谬误，常在稿件空白处写下密密麻麻的批语。他曾讲过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秦汉南北朝史和历史文选等多种课程，都以条理清楚、语言生动、内容充实、富有见解，受到学生的好评。为了讲好一堂课，他总是精心准备；由于他有很好的口才，加之对授课内容精熟，他讲课时很少有讲稿，但他预先作卡片分类却很仔细，甚至连板书的内容和格式都要设计好。

“治学先学做人”，“治学是为了做人”，“治学是为了做一个有文化素养和品德高尚的人”。杨翼骧常常这样教导自己的学生。他自己更是时刻以此自勉。他谦虚谨慎，尊人自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早在“文革”以前就担任过历史系副主任，“文革”以后又曾担任古籍研究所所长，被选为1984年度学校先进工作者，任九三学社南开大学支社委员会主任委员，被多家社会科学家辞典或名人录编入，等等。对于这些，他从不提起，不作炫耀，不求闻达，表现了一个学者的优良品格。他名重史学史界，但与人交往，热情诚恳，有谦谦君子之风。他教育自己的学生，不要沾染“文人相轻”的坏毛病，同学之间要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他特别嘱咐学生做了大学教师，不能看不起中学老师和小学老师，对自己孩子的老师要待以老师之礼。在他结交的朋友中，既有闻名学界的学者，也有一般的工人和书店营业员，对于后者他从不摆学者的架子，而是以礼相待，诚恳交往。

与杨翼骧接触过的人，都会对他的睿智与幽默留有深刻的印象。他心胸豁达，言谈诙谐，与他交谈，哪怕是极严肃的学术问题，也不会感到枯燥和艰涩，他往往会于旁征博引之中，穿插一些诙谐的典故，使人于愉悦的笑声中，加深了对他的学术观点的理解。在日常谈话中他也常常使用幽默诙谐的语言，甚或开个儒雅的玩笑，这不仅说明他的口才好和有幽默感，更反映出他所具有的与人为善的品格。

人们传颂着他乐于助人的佳话。他听说有个学生的家属在校外工作，路途遥远，就主动奔走于学校有关部门，为其联系调动之事。当学生从潮湿的房子搬入新的楼房时，他亲自前往探望新居，为学生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而高兴。对于与自己一起工作的青年教师，他关心其生活，也关心其在业务上的提高，为其提供听课的机会，还为其审改论文，推荐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