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向应

关向应补充介绍

　　关向应（1902～1946），原名关治祥，满族人，姓瓜尔佳氏，1902年9月10日生于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大关家屯。

　　1912年关向应在屯里念私塾，一年以后进入亮甲店普通学堂。1918年春天，关向应考进了普兰店公学堂，由于离家太远，只好在学校寄宿。每逢礼拜天，别的学生都回家了，而他却自己留下来抄书和课本，先后抄写了《秋水轩》、《雪鸿轩》两本“尺牍”。关向应通过抄书，不仅加深了对“尺牍”的理解，而且也提高了写作能力，学业大进，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受到老师的赞扬和同学们的尊敬。

　　1920年4月，关向应离开家乡，考入大连伏见台公学堂附设的商业科读书。一踏进这座资本主义化的城市，他就饱尝了当-奴的耻辱。国家的腐败，民族的屈辱，在他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创伤。这时，五四运动已开始波及大连。大连的《泰东日报》不断介绍关内-的消息，也经常登载十月革命和苏俄社会情况的长篇文章。这份报纸深深地吸引了关向应，从此，他不再读旧书，开始贪婪地阅读传到大连来的各种书刊。这年7月，大连成立了“中华青年会”。青年会从关内聘请了不少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进步知识分子担任教员。他们办夜校，搞讲座，组织纪念活动，将民主和进步的思想传播给大连人民。关向应积极参加了他们举办的各种爱国活动，从中受到了深刻的启迪，使他认识到饱经忧患、多灾多难的国家，需要振奋民族精神，中国青年再也不能浑浑噩噩地甘心当-奴了。

　　1922年4月，关向应毕业被分配到日本资本家开办的洋行日华兴业株式会社当职员。他不愿意听从日本人驱使，干了两个月就辞职回家了。他的回乡，也惊动了伪亮甲店镇事务会长。为了笼络人才，扩大势力，事务会长便下聘书请关向应到事务所当书记。这是一个乡间人人羡慕而又难得的“肥职”。不料，关向应当即回绝，并公开声明：“给日本人做事，我不干。”他的父亲不理解孩子的感情，非常气愤地说：“这样好的差事你不干，还想干什么?”关向应决心已定，宁折不弯。他开导父亲：“人不能为了钱，昧着良心替日本人欺压乡邻。”

　　关向应不为日军当差的事，在亮甲店一带很快就传开了，乡亲们都暗地里竖大拇指，说他是个“有种”的好青年。

　　在当时的大连，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泰东日报》是关向应最向往的地方。《泰东日报》的总傅立鱼，是有名望的爱国者。他聘用的、记者和印刷工人都有着强烈的民族观念和爱国觉悟。1922年夏天，关向应经过考试，进《泰东日报》营业部工作。在这里，关向应如鱼得水，工作之余，常到工厂帮助工人拣字、排版，并很快就与一些进步青年融合在一起，交了几位好朋友，如赵悟尘、关凯林等。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议论报纸上有关国内形势的消息，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关向应常说：“从书本和报刊上能明白许多事情，懂得许多道理。咱们青年应当好好学习，未来的国家指望咱们这一代。”这一伙青年的好学精神，引起了报社文艺栏刘?躬的注意。刘?躬是从北京招聘来的知识分子，他同妻子石三一都参加过五四运动。为了引导这些青年人上进，刘?躬夫妇创办了大连中华三一学校，以教育十几名儿童为掩护，晚间开办工人夜校，组织《泰东日报》社的好学青年学习。关向应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每天下班就早早地到夜校上课。石三一在夜校讲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历史，讲关内的革命形势及苏俄十月革命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美好生活。一次讲到社会主义时，石三一取出了两张画像，庄重地告诉大家：“这两位是世界革命的导师，留大胡子的是马克思，另一位是苏联人民的领袖列宁。”这是关向应第一次接触到有关马克思和列宁的宣传。从此在他的心灵深处亮起了一盏灯，他更加关心国家大事，也更加仇恨日本殖民主义者。

　　1923年末，共产党人李震瀛、陈为人以记者身份到大连工作，经石三一介绍关向应与他们相识。几度交谈，关向应就被李震瀛的渊博学识及精辟见解所打动。而李震瀛也感到关向应刻苦好学，积极上进，是一个很在培养前途的青年。1924年4月，李震瀛再次来大连活动时介绍关向应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关向应是大连地区最早的一批团员之一。同年5月，李震瀛要带关向应去上海工作，关向应当即答应。临行前，他为故乡和亲友留下了“我不能这样看着日本人压迫中国百姓”，“我成功了才能归来”的豪言，并为叔父留下“言秉丹青”的题字，表达了他献身革命事业的决心。

　　1924年5月中旬，关向应到上海，同党中央巡视员陈为人一起在闸北上海市民协会进行革命活动。从这时起，正式使用关向应的名字。

　　闸北区是上海的工业区，厂矿学校比较多，在大革命的影响下，工人运动和-十分活跃。党中央、团中央对闸北区的工作也很重视，邓中夏、恽代英等经常来到这里指导工作。关向应与陈为人在闸北的住处，便成了党中央召开重要会议、研究工作的秘密活动场所。这期间，关向应结识了邓中夏、恽代英，在他们的领导与帮助下工作，并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

　　当时，关向应主要负责《外交旬刊》的出版工作。他一个人要写稿，要审定稿件、校对。如果找不到印刷门路，就得刻蜡板油印。刊物出版后，还要到街上叫卖。除此而外，每天还要协助陈为人接待各地来访者，经常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虽然辛苦，但从未经历过的充实生活却使他非常愉快。在工作之余，他还到党领导的上海大学学习，刻苦地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

　　短短几个月里，关向应目睹了帝国主义铁蹄 下上海“十里洋场”的黑暗现实，更加坚定了他反对帝国主义，献身革命，拯救祖国的决心。在这个时期，关向应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是他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重要阶段。

　　1924年底，党组织决定关向应去苏联学习。1925年1月，关向应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经陈乔年、余世颂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5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卅反帝-，国内形势急剧发展，为了充实力量，党中央从留苏人员中调回来一批干部，关向应奉调回国。党中央安排他在团中央负责接待从全国各地来上海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

　　1925年秋后，关向应被派到山东，化名郑勤，先后担任共青团山东地委书记和青岛地委书记等职务。当时的山东，党团组织不断遭到反动军阀的镇压，组织很不健全。关向应到山东后经过多方工作使济南和青岛地区恢复和建立了一大批党团组织，发展了党团员。

　　1926年2月2日晚，关向应在青岛四方机车厂召开党团组织联席会，被敌人侦破，部分人遭到逮捕，党的 组织“-学会”名单被敌人缴获，许多群众因此被捕。关向应虽脱身，但遭通缉。当敌人集中力量在城市搜捕他的时候，他早已机智地转移到农村，与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联合组织各级农民协会和筹建农民自卫军；并代表青岛出席由国民党出面召开的山东省农运扩大会议，同时积极进行地委的恢复和改组。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共青团青岛地委又重新组织起来了，并将活动范围从城市扩展到农村和英美烟草公司、青岛机务段。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关向应去武汉出席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后留武汉工作。5月下旬，关向应参加了保卫武汉、粉碎夏斗寅叛变的斗争。

　　1927年八七会议后，关向应被党中央派往河南，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他同河南同志们一道，在-中艰难地开辟工作，整顿恢复基层党的组织，发动和领导了河南南部地区的武装起义。1927年底，关向应调上海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

　　1928年6月，关向应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7月，共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关向应被选为共青团中央执行局书记。为恢复和发展共青团组织，顽强奋战在-的上海。

　　1930年初，关向应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主持-工作。1930年8月，关向应参加了由党团中央和总工会合并组成的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在李立三“左”倾路线指导下，搞中心城市武装-。他到开滦煤矿强迫工人在条件不成熟时举行大-，致使-遭到失败。立三路线的推行，使刚刚恢复和兴起的革命力量又一次被敌人镇压。惨重的损失和革命者的鲜血教训了关向应，使他认识到立三路线的错误。9月，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他作了深刻检查，取得了谅解，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0年冬，中共中央调关向应任长江局书记。当时，任弼时任长江局组织部长兼中共武汉市委书记，与陈琮英在武汉法租界一条热闹街市，办一家画像馆，负责联络工作。关向应与任弼时多次共事，情感、志趣很是相投，对于任弼时，关向应总以兄长事之。在长江局工作期间，他们配合得很默契，力挽立三路线造成的危机，稳定了各级组织，并沟通了与苏区的联系，为苏区及时地提供情报和军需品。

　　1931年1月，关向应去上海出席六届四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调到上海中央职工部搞工人运动。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出卖了党的许多机密。情况发生的十分突然，关向应当时没有接到通知，照样继续工作。一天，他来到一家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站的酱油店联系工作，被埋伏的特务当场逮捕，关押在公共租界的英国看守所。初审时，关向应发现敌人不了解他的真实身份，于是便斯斯文文地申诉说自己叫李世珍，刚从外地到上海谋生，有门亲戚在酱油店附近住。敌人虽然没有抓住真凭实据，却又不甘心轻易放过他，于是把他关押在租界英国巡捕房里。关向应在狱中受尽了敌人的酷刑拷打，但他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大智大勇。同他关押在一起的还有陈为人、刘晓等人。为了坚持斗争，他们组成了狱中党支部，书记是谢宣渠，陈为人和刘晓是支部委员，关向应是这个支部的重点保持对象。他们让关向应装得庸庸碌碌，以避免暴露。为营救关向应出狱，周恩来派党的特科人员黄慕兰打入上层社会，以救表兄的名义，通过上海名律师陈志皋父子保释，于年末始脱囹圄。出狱那天，关向应换上西装革履，乘着豪华的小轿车，由黄慕兰陪同离开关押近八个月的监狱。然后由中央特科负责人潘汉年陪同，离开战斗了六年之久的上海，踏上去湘鄂西红色根据地的征程。

　　1932年1月，关向应来到湘鄂西革0据地，参加中央分局的领导工作，担任湘鄂西军委分会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

　　在关向应没来红三军之前，当时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兼红三军政委的夏曦，已经在湘鄂西和红三军中全面推行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红军和苏区遭到了严重损失。1931年夏天，洪湖地区遭大水灾，敌人乘机加紧“围剿”。为了保存实力，寻找有利战机以粉碎敌人的进攻，贺龙率领一部分红军进入襄北(即汉水以北)开辟新的根据地，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夏曦却诬蔑贺龙执行了“不要后方，不要群众的反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贺龙坚持原则，据理力争，竟遭到夏曦的打击和排挤。同年11月，为了排挤贺龙对红三军的领导，夏曦以省委的名义作出决定取消军师指挥机关，将红三军改编为五个大团，受军委分会直接指挥；还准备以送贺龙去苏联学习的名义把贺龙撵走。正当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湘鄂西进行全面贯彻，红三军处境异常困难的关键时刻，关向应来到了湘鄂西和红三军。他一下船便参加了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对于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关向应原原本本地传达了中央对湘鄂西工作的指示，支持了夏曦，压制了正确意见。这是关向应一生中最感痛心的事。而严重的军事形势，却迫使他们不得不明确地在贺龙的去留问题上作出明确的回答。-会后，关向应立即召开了已经解散了的红三军军直干部大会，讨论对敌斗争形势。会上他代表中央宣布，恢复红三军领导机构，贺龙仍任军长。他的发言赢得了全军干部战士的拥护，稳定了红三军的军心，使红三军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连捷。1932年1月至3月，红三军共歼敌两个旅、两个团、三个营，使根据地扩大了一倍以上，包括湘鄂西2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三万多人。

　　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方针已在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下来，3月，当国民党反动派集中兵力，再次大举进攻根据地时，关向应和贺龙等提出的正确作战方针遭到夏曦的否决，夏曦强令推行“不使苏区一寸土地被敌人 ”的“左”倾错误，与敌人进行阵地战，使根据地陷入危险局面。

　　1932年6月，蒋介石调50万大军向革0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其中进攻湘鄂西的兵力就有十万以上。“围剿”刚开始时，贺龙、关向应就主张摆脱正面进攻之敌，将优势兵力集中到外线作战，寻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进攻。这些意见是符合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中央苏区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斗争经验的，但却遭到了夏曦把持下的中央分局的拒绝。争论结果，夏曦只让贺龙、关向应率五个团出击襄北，把大部分兵力留在襄南分兵把口，使得红三军失去了粉碎敌人“围剿”的最后一线希望。8月底，关向应与贺龙一道率领五个团出击襄北，刚刚渡过汉水，东线敌军便冲进了洪湖腹地。贺龙听到这一消息后，心情十分沉重，关向应劝他：“难过没有用，惟一办法是组织突围。我们不能把党千辛万苦培养起来的这支队伍丢失在洪湖!”于是，他们率领出击襄北的五个团退出洪湖，一路上与前堵后追的敌人拼死搏斗，到9月底突围至襄北大小洪山一带。夏曦也率领根据地的其他部队随后赶来会合。但他们撤离洪湖地区时，没有进行必要的善后工作。当时苏区的党政机关、工厂、医院、赤卫队、少先队和群众数千人留在洪湖地区，处境十分危险，关向应得知后，马上同贺龙商定，派贺炳炎和宋盘铭率骑兵部队，杀回洪湖，将3000多干部群众带出敌人-区，使他们免遭敌人的血腥-。

　　从洪湖地区突围出来之后，红三军由原来的三万人减少到15万人，部队仍然没有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为了扭转这一危险局面，中央分局于10月在枣阳县王店召开了扩大会议。关向应从洪湖的失败和红三军的困难处境已经对夏曦等人的错误有了认识。会上，他同夏曦等人进行了充分的说理斗争，并且批评了他们在突围时不顾苏区的群众，采取右倾逃跑主义的错误做法。在关向应和贺龙的力争下，会议最后决定红军避开敌人的主力，绕道豫西南、陕南回湘鄂边区。他们二人在这最困难时刻以大局为重，挑起了指挥行军打仗的重担。会后，便将全军带进桐柏山区进行整编，随后进入豫西南的伏牛山。在困难面前，关向应与贺龙紧密配合，率领全-战7000里，过伏牛山、渡汉水、越大巴山，于1933年1月从巴东过长江，到达鹤峰县境内，回到了干部战士日夜想念的湘鄂西边区。红三军回到湘鄂西边区以后，已由原来的15万人减少到9000人。部队严重损失的原因，饥饿、疾病、严寒、疲劳以及敌人的疯狂“围剿”固不待言，而“左”倾冒险主义者推行的肃反扩大化更是令人发指。肃反早在洪湖时期就开始了，当时主持中央分局工作的夏曦以抓“改组派”为名，在根据地党、政、军内大搞肃反扩大化，红三军中有的连队前后杀了十多个连长。贺龙的老战友，红六军的创始人之一段德昌、王炳南等都是在那时被破孩致死的。当时贺龙被排挤在肃反委员会之外。关向应对肃反问题扩大化也有个认识的过程，加之“左”的错误是从上到下贯彻执行的，他们都无法挽救这种可悲的局面。

　　红三军重返湘鄂西后，中央分局在鹤峰县的毛坝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本来目的是要检讨洪湖根据地失败原因的。但是，分局书记夏曦没有从严重的挫折中吸取教训，一面消极悲观，一面仍然坚持并发展了错误，使肃反继续扩大，并于3月在走马坪中央分局扩大会后，不顾贺龙、关向应等人的坚决反对，强行解散了红三军中的党组织，使全军只剩下四个党员：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和夏曦本人，军队的政治机关和工农民主政权也被强行取消。

　　1933年底，红三军已锐减到3000余人，广大指战员饱尝了失去根据地的痛苦。到1934年3月，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失败已成定局，红三军也几乎濒临绝境，不得不离开湘鄂西，四处游击。

　　为了将部队的有生力量保存下来，关向应和贺龙果断地指挥红三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川东方面运动，打算攻下彭水县城，建立根据地。这个计划遭到夏曦的反对。部队不得不由彭水再渡乌江，进入贵州。这时贺龙认为部队不能再走了，如若再不建立根据地就有走垮的危险。关向应也不畏夏曦的权势，多次提出建立根据地或向中央红军靠拢的正确主张。在关向应和贺龙的坚决斗争下，中央分局才于1934年6月19日在贵州沿河、德江两县交界的枫香溪山村里召开会议，研究部队的下一步打算。会上斗争十分激烈。关向应严肃地批驳了以夏曦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义正词严地指出：“部队整天这么东游西走的不行，要么就建立根据地，要么就设法同中央红军取得联系。”夏曦却不指名地批评关向应，认为这一主张是对形势的悲观失望，是对革命产生动摇的右倾思想作怪。贺龙坚决支持关向应的意见。于是，在关向应和贺龙的坚决斗争下，会上形势急转直下，夏曦等人不得不同意对某些实际工作做一些改变。就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恢复红三军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停止错误的肃反工作、建立黔东根据地和在几个县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等项正确决议。

　　枫香溪会议，揭开了黔东根据地光辉的历史篇章，把濒临绝境的红三军从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中挽救了出来，走向胜利发展的新时期。会议之后，夏曦已无法主持工作，整个军队和地方上的工作都落到了关向应和贺龙二人身上。在恢复红军党、团组织的工作中，关向应付出了巨大心血。他走遍了军中所有连队，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亲自主持登记党员，组建党支部，成立政治部等工作。他曾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去召开座谈会，鼓励战士们说心里话，使干部战士们亲身感觉到，肃反扩大化时那种人人自危、提心吊胆的气氛消失了。他还根据中央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结合红三军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红三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编写出通俗易懂的政工小册子《反对好好先生》，对加强干部战士思想纪律观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了更好地打开工作局面，关向应侧重抓了地方的土改和政权建设工作。他从部队专门抽调了一批干部，以廖汉生领导的教导大队为主，加上部分警卫团人员组成了武装工作队，在主力部队的配合下到黔东、川东部分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政权，成立赤卫队、游击队。

　　1934年9月，在关向应、贺龙和红三军的努力之下，黔东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了；随后又建立起了部分游击区，黔东革0据地初具规模。在根据地建设过程中，关向应提出了不断扩大苏区，努力恢复生产力的方针，使这块纵横200余里，人口约20万的红色根据地保障了红三军的给养，从而结束了红三军建军以来最危险和最困难的时期。

　　同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为了牵制敌人兵力，配合中央红军长征，于1934年7月底，从湘赣边区的永新出发西征。10月初，红六军团进至贵州，在甘溪与强敌遭遇，损失很大。贺龙和关向应得知红六军团的处境后，立即率部队南下接应，关向应还命令军委分会领导的黔东独立师和黔东特区自卫队先期到达木黄，做好接应红六军团的准备工作。10月24日，两支英勇的红军在松桃县的木黄胜利会师。两军的会师，使红三军与中央重新取得了联系。10月26日，两军于黔川交界的南腰界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大会。会上任弼时宣读了党中央为两军会师发来的贺电，贺电中命令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名称。任命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红二军团政委。并成立二、六军团指挥部，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三人统一指挥。会师以后，关向应事事以大局为重，特别注意教育红二军团的干部、战士虚心向六军团学习，加强团结，当军团之间发生矛盾时，他总是首先检查自己。他把部队的团结看成是加强党的领导和革命斗争发展的关键。两个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的领导下团结友爱，同心同德，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1934年10月底，党中央决定成立-湘鄂川黔分会。12月，成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关向应分别担任两个委员会委员。1935年1月27日，湘鄂川黔省委在大庸县丁家溶召开会议。会上关向应同任弼时、贺龙一道严肃地批判了夏曦等人的错误。在会议召开之前，关向应就曾作了认真的准备，他对洪湖、湘鄂西失败的责任既不回避，也不推卸，他说：“我是中央分局的成员，经过中央分局决定下来的一系列错误的决定，都有我的责任。”他就初到洪湖、湘鄂西时的错误认真地进行了自我批评。他的言行体现了他纯洁的党性和坦荡的胸怀。这次会议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建立根据地、肃反、建军和建党等方面的错误，并决定进一步健全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构。同时，这次会议也挽救了夏曦等人。根据党中央的意见，会议决定夏曦去六军团政治部工作。会后关向应同任弼时、贺龙一道率领两军团干部战士投入了繁忙的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斗争。这块根据地辖永顺、大庸、桑植三县的大部分地区和龙山、保靖、桃源、常德、慈利五县的部分地区，游击区域则包括了周围十余个县的广大地区。势力所及，方圆数千里，人口达百万。这块革0据地，有力地打击并牵制了国民党11个师又两个旅的兵力，真正实现了策应中央红军突围作战的计划。红二、六军团本身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发展到了三万多人。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国民党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先后调动了近140个团的兵力，逐段碉堡推进，妄图在龙山、桑植、永顺地区一举歼灭红二、六军团。在这种严重形势下，关向应与贺龙、任弼时等经过多次认真研究，决定突破敌人-线，实施战略转换。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指挥下，从桑植县刘家坪出发，开始了突围长征。1936年7月上旬，红二、六军团经过艰苦行军，先后全部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按照中央电令，红二、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成立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

　　会师之后，红二方面军的领导同志才知道张国焘另立中央搞0的罪恶活动。他们利用张国焘企图拉拢二方面军的心理，同张国焘坚持了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关向应在这场斗争中始终坚定地和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等站在一起，旗帜鲜明地同张国焘进行了斗争。由于历史的原因，张国焘对关向应又恨又怕，不久便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下令把关向应调出红二方面军。但红二方面军的指战员坚决顶住了张国焘的调令。在甘孜，张国焘的一切阴谋活动都遭到了红二、四方面军的领导和广大指战员的 和反对。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的坚决斗争，张国焘-放弃了另立中央的活动，同意北上，与党中央会合。部队到达甘肃岷山县哈达铺时，为了表达红二方面军坚决北上抗日的决心，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致电党中央表示：“为了不放松全国极有利的局面，使我党能够担负起当前的艰巨任务，我们深切感觉党内的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最高领导力量是万分迫切需要的……在蒋敌进攻严重关头，我一、二、四方面军只有积极密切关系，在一致战略方针下，坚决对敌，才能造成西北新局面，而不致被各个击破。”电报表达了他们对全党、全军紧密团结的殷切希望。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任弼时随朱德等率领红四方面军为左路，贺龙、关向应率红二方面军为右路，分别北上。

　　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红军主力，终在会宁会师，胜利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甘肃会宁的将台堡，关向应、贺龙与红二方面军其他领导人致电中央，表示坚决服从中央统一领导。电文中说：“三个方面军在军事上能得到统一集中领导之正确决定，……党内统一团结自可随之解决。这是党与中国革命事业最可喜幸之条件。”表达了关向应等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党中央的深厚感情。

　　当红二方面军到达陕甘边境时，党中央特派邓小平等前去迎接和慰问，并传达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关向应、贺龙与全军上下，饱含着长征胜利的无限喜悦之情和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三大主力会师之后不久，任弼时调离红二方面军，中央任命关向应为红二方面军政委。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8月间，原红二方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一二○师，贺龙任师长，关向应任政训主任，后改为政委。9月间，为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深入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贺龙、关向应遂率一二○师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坚持华北抗战，点燃了华北的抗日烽火。10月间，一二○师布置伏击通过雁门关附近黑石头沟的日军，当贺龙对接受战斗任务的七一六团布置完战斗任务后，关向应又对部队进行了政治动员。他说：你们一刀插到敌人的侧后，狠狠地揍他一顿，这样不仅可以灭敌人的锐气，长我们的威风，稳定华北战场，而且对宣扬“-论”的国民党顽固派也是当头一棒。团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明确了战斗的政治意义，高兴地连连点头，表示一定要完成任务。关向应又叮嘱说：要记住，这是八路军在渡黄河以后第一次独立开展的游击战争，到达目的地以后要紧密联系群众，充分发挥敌后游击战争的威力。一二○师在10月18日的伏击战，毙伤敌人300余人，炸毁汽车20余辆，胜利完成了截断晋北敌后主要交通的任务。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游击战争还有其战役的配合作用。例如：太原北部忻口战役时，雁门南北游击战，破坏同蒲铁路、平型关汽车路、阳方口汽车路，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是很大的。”

　　此后，一二○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贺龙、关向应指挥部队与敌人多次交锋，收复了宁武、神池等七个县城，一直将敌人赶至大同，奠定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1938年8月，贺龙、关向应又派李井泉支队驰向大青山，建立了大青山革0据地，与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立晋绥抗日边区。它是各根据地通向陕甘边区的交通要道，也是党中央的一道坚固屏障，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938年10月，关向应作为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到延安出席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并在会上作了《晋西北工作报告》，会后，中共中央任命他兼任中央北方局成员。

　　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根据-和毛泽东的决定，贺龙和关向应率领一二○师主力于1938年12月21日由山西岚县出发，开赴冀中协助冀中部队开展敌后平原游击战争。1939年1月25日，一二○师到达冀中河间县惠伯口村。关向应向冀中党政军领导干部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根据北方局的决定，由贺龙、关向应、吕正操、程子华等组成冀中区军政委员会，成立了第十八集团军冀中区总指挥部，贺龙为总指挥，关向应为政委。

　　在冀中，关向应时常教育一二○师干部，要求他们自觉服从晋察冀边区和聂荣臻、彭真的领导，要好好地向晋察冀军民学习，他还告诉战士：晋察冀根据地是一块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他还专门请彭真、程子华等人给一二○师作报告，对官兵进行教育。并热诚地欢迎由晋察冀派到一二○师工作的干部。

　　在冀中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一二○师始终在敌人“扫荡”与我军民反“扫荡”的激烈战斗中，生活极不安定，有时一天打几次仗，转移好几个地方，还难以摆脱危险的处境。最危险的一次是师政治部刚刚从战场上撤到一个小村里休息，侦察员就发现了敌人，关向应立即组织大家撤离这个村庄。他们前脚从村西北口出来，敌人后脚就到村东口，连敌人的说话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就是在这样的动荡不定的环境里，关向应仍然把部队和地方的工作抓得很紧。他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因此也非常了解冀中的情况。他还在百忙之中写出了《论坚持冀中平原的游击战争》一文，发表在《新长城》1939年8月号上。文章对冀中平原游击战争中存在的困难与有利条件，冀中与晋察冀根据地在战略上的关系，做了详细的分析，并着重指出，群众的力量是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堡垒。

　　由于贺龙和关向应的正确领导，加上冀中抗日军民的密切配合，一二○师主力在冀中狠狠打击了嚣张一时的日本侵略者。1939年4月23日，一二○师在齐会一带，内外夹击日本王牌军吉田大队，历时三天三夜，歼敌700余名，首创了在冀中平原上大规模歼灭日军的范例。

　　同年9月，当敌人以冀西灵寿县的陈庄为目标，进行“秋季大讨伐”时，一二○师同晋察冀军区部队一起又与入侵之敌在陈庄周围摆开战场，历时六天五夜，歼灭了日军第八混成旅团及增援之敌共2000余人。陈庄歼灭战以“模范的歼灭战”而载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辉史册。一二○师亦在冀中大平原上得到了壮大和发展。

　　1939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活动达到了高峰，阎锡山也同流合污，制造了“晋西事变”。为制止投降逆流，挽救时局危机，一二○师主力又奉-命令，由冀中平原日夜兼程，回师晋西北。在贺龙和关向应的率领下，他们顶风冒雪，跋涉千余里，于1940年2月到达晋绥根据地，赶走了民族败类，挽救了晋西北危局。之后，成立了晋绥军区，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担任政委，领导晋西北军民连续粉碎了日军发动的春季和夏季大“扫荡”。同年11月，成立晋西北军区司令部，关向应继续担任政委。1941年5月，日军对晋绥抗日根据地实行“蚕食”政策和“强化治安”运动，关向应和贺龙领导晋西北军民，经过艰苦斗争，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1942年8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关向应任书记，林枫任副书记。但关向应由于肺病复发，不得不于同年秋返延安治疗休养。关向应早年坐狱，遭受摧残，以后又长期在极不安定的条件下戎马征战，故身体一向不好。早在1940年初，肺病已开始折磨他，白天咳血，夜里发烧，身体越来越虚弱。当时，党中央闻讯后十分关心，叫他回延安休养。到延安不久，病情稍有好转，关向应又重返前线。他这次返回延安后，病情时好时坏，再也没有重返前线。

　　关向应虽然躺在病床上，而心里却始终眷恋着革命工作。他知道这对于养病是不利的，可是他无法摆脱，就是对于照护他的警卫员们，他也时刻不放松对他们进行教育。医生有时劝他，他总是说：这是我的习惯，只要问题叫我知道了，我就不能不把它放在心里，总要马上解决。他住院之初，正值延安整风开始，为了清算“左”倾机会主义遗毒，他和一起住院的张浩经常在一起研究，总结党-争经验教训，提出为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烈士平反，指出是王明强行给他们戴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在他们的提议下，1945年，中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这些同志的历史功绩。

　　每当前线有人来看望他时，他总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谈起来没个完。有时他病情发作，来看的同志只好不辞而别，他事后知道了，总是十分惋惜，若有所失。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党政军领导人也多次前往医院看望他。每当这时，他总是兴致勃勃，从政治、军事到生产、文化，无所不谈。1945年4月，关向应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但因病未能出席会议，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他的亲密战友贺龙每到延安，总是前去看望他。中共七大刚开过一天，贺龙接到紧急情况，要急返华北前线。临行仓促，就给他留下了一封信。关向应看过信后，流着泪说：“我们一起打了15年仗，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一回他一个人走了!”短短的一句话，充分流露了他对战友的依恋和对战斗生活的向往之情。

　　关向应自1942年秋回延安休养、治疗以来，病情越来越重。1944年春，关向应病情恶化，水米不进。他对医生黄树则说：“告诉我，还能支持多久?死，我并不怕，主要是要你给我一个时间，叫我把事情交待清楚。”又说：“留恋，自然是留恋的，母亲留恋他的儿子，农民留恋他的土地，革命者留恋他的革命事业，正因为这样，如果糊里糊涂地死了，没有办完的事情来不及交待，那是非常痛心的。”1945年4月24日，他写了向党的告别信：“全党全军应该像一个人一样，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央周围，相信我们的革命事业，定要得到最后胜利的。”

　　此后，他的病情时好时坏，虽经医生精心治疗，终因多年积劳，抵抗力丧失，病情日趋恶化，于1946年7月21日下午在延安逝世。

　　党和人民高度评价了关向应的一生。在关向应的遗体安葬仪式上，朱德代表党中央致悼词，悼词中指出：“关向应同志生前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在战场上，在监狱中都表现了英勇的布尔什维克品质。由于长期地与敌人搏斗，以至辛劳成疾，今天他死了，全党全军要继承他的遗志，为完成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平、民主事业而奋斗到底!”他的亲密战友贺龙写下了血泪交融的悼文——《哭向应》，痛悼这位与他并肩战斗了15年的亲密战友：

　　“整整15年，你我同生死，共患难。洪湖、湘鄂西、鄂豫川陕边，酷暑炎天；湘鄂边，湘鄂川黔、云贵川，甘陕、雪山草地，西安平原；踏晋绥、出河北，几万里长途征战，入死出生，无论在战场上、工作中，也不管在茅庐草舍、大厦高堂，我记不出何时不在一起，何时有所分离。而今，你我永别了，翘首苍天，你是音容宛在，而我则寝不成眠。你死了，悲痛了千万人的心，我把悲痛变为力量，我对你沉痛的纪念，就是永远以我的心血，实践你临终恳切深谈的遗言。革命完全胜利之日，就是你含笑九泉之时。”

　　1986年7月21日，大连人民在金州区大关屯关向应故居，建起了一座“关向应纪念馆”，作为永久纪念。关向应的名字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关向应的业绩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战殿学张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