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振瀛

萧振瀛生平简介

萧振瀛，字仙阁，1890年5月2日出生于吉林省扶余县四马架村。1947年5月8日病故于北平。原籍山东省文登市大张村。祖父逃荒下关东，落户于松花江畔。萧青年时以法政大学学生投军，历任东北军孙烈臣部营长、参谋、军法官、吉林田赋局局长，以及参议院议员等。后以指责吉林省政，并成立民治会，不容于吉林省省长王树翰，而离东北。

萧经李鸣钟介绍，参加西北军。历任绥远省临河县、五原县县长，包临道尹，西安市长，军法处长等职。并以西北军代表去苏联工作过一时期。西北军大小头目都是互拜兄弟，以相拉拢。以之，萧在西北军中被称“萧大哥”，群相信赖。

萧和冯二人反目，始于1927、1928年冯在西北“清党”时，滥肆捕杀。萧时以军法处长之位，出于义愤和人道释放了被捕中的3000余名青年。知名者有于振瀛、李子健、陈健民等。冯以萧违犯军令并怀疑萧在苏与苏有勾结，欲杀萧。萧得宋哲元、马鸿宾、门致中、冯治安等支持及闻承烈、张树声从中说项而了。二人从此结怨。冯在“联苏反苏”、“投蒋倒蒋”、“联阎打阎”中一再失策及在部队各将领纷纷倒戈下垮台。但一直不甘寂寞伺机欲起。当萧在华北开山立府后，冯藉萧母办寿特派闻承烈持其亲笔信及贺礼向萧联络，而萧则仍一再排斥冯推荐之人员，拒冯介入，冯大恨。抗战起蒋自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萧任第一战区总参议，冯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当时前线大皆为原西北军将领，冯积极拉拢，要藉机再立山头。萧向大家提出现国家民族存亡之秋，不容再割据分裂，要拒绝冯之野心。众将一致拒冯。冯急，三次派人暗杀萧。在泊头车站，萧临时改乘汽车去冯治安防地，萧离其专车后，专车即被冯之便衣队枪击，车上卫队一兵士及参谋霍占一受伤，事遂公开，冯即被撤职。1943年张树声在重庆将其一徒弟之信交萧，信中述说他曾是冯卫队长，当时受命带人在前线暗杀萧。因其叔父在西北军中曾被萧释放过；故均没有伏击。1943年孔祥熙生日，冯去祝寿与萧相遇，冯向萧伸手，萧当众拒绝，成为一时笑谈。

1930年夏，蒋、冯、阎、桂中原大战，西北军解体。张学良受蒋介石委托主持华北军政，处理冯、阎善后。萧振瀛在西北军中结义甚多，颇孚众望。众将领便推萧出面召集余部，重新组织军旅。萧在运城召开西北军由张自忠、赵登禹、李文田、冯治安、何基沣、张维藩等组成的军官会议。众意欲举萧为首，或举张自忠，但萧力排众议，倡拥宋哲元出任新军军长。委任萧为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嘱其“向张学良请令”。萧随即赴天津面张请委，张学良将该部队编为东北边防陆军第三军，任命宋哲元为军长，萧任总参议兼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代表和军法处长。1931年，此部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九军。何基沣将军说：萧振瀛“是二十九军缔造者”，官兵一致认为，组建二十九军，萧为首功。

1932年初，二十九军进入察省。8月，萧被委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翌年初，日军进犯热河省，萧代表二十九军参加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3月，热河省陷落，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长城各口。二十九军兵分三路，夜袭敌营取胜后，继续扩大战果，夺回高地，共歼敌五千余人，重创日军，受到国人赞扬。

1934年，萧任察哈尔省代主席。11月26日，明令萧任察哈尔省主席。

1935年12月萧改任天津市长，翌年1月，萧兼任冀察经济委员会主席委员。

1935年12月至1936年6月，萧任天津市长期间，曾下令减免河捐、人力捐等七十四项捐税，制定计划兴修农田水利。在同日方多次接触中，萧坚持主权原则，拒绝日本修筑沧石铁路和成立天津电力公司。

西安事变后，萧在南京调和孔祥熙、宋美龄主用人情营救与何应钦主用生兵讨伐之矛盾，并赴苏使馆洽谈，请求第三国际协助解决。蒋回宁后，萧汇报华北政情，1937年被委任为经济考察专使，由东北大学代校长刘凤竹作为秘书陪同，专程赴欧美考察。

抗日战争爆发后，萧奉蒋电如取道美、菲回国。1937年8月初抵沪。至宁谒蒋后，被委为第一战区（蒋自任司令长官）上将总参议。受任后，即赴华北前线，以战区长官部名义抚慰坚决抗战的二十九军官兵，并将该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任总司令；同时，将原东北军万福麟部、西北军庞炳勋、张荫梧部以及原政敌石友三部等一一抚归第一战区。1938年春，第一战区改任程潜为司令长官，萧留任总参议。冬，武汉陷落，程调离第一战区，萧随国民政府撤至重庆。

1938年夏秋之交，日本军部判断：“在攻击汉口以前，预料国民政府方面会提出和议，在攻击广州之后，预料国民政府或某第三国相继提出和议。”于是，军部主导策动了以“萧振瀛工作”为代号的对国民政府又一次政治诱降。和知鹰二是开展“萧振瀛工作”的主持人。同年6月，他奉命赴香港，试图通过滞留香港的萧振瀛，打通与蒋介石方面的交涉通道。

1938 年8月下旬，萧振瀛在其同乡、和知鹰二的翻译何以之的陪同下前往澳门， 与和知会晤。建立联系后， 萧振瀛向何、蒋报告并请示。26日， 雷嗣尚携蒋介石、何应钦“密谕指示” 返港。“密谕指示” 包括与日方交涉时拟提出的三项文件：主要内容是：日方先发和平宣言，中方随后发表宣言呼应；双方正式签订停战协定； 停战后应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双方代表另行直接谈判。停战协定成立同时，两国政府正式下令停止一切军事敌对行动，并商议撤兵及恢复七七卢沟桥事件前状态；日本政府绝对尊重中国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中国政府与日本谋两国间之亲善合作；事变一切损失互不赔偿。雷、萧两人彻夜商讨。27日，萧振瀛与和知鹰二开始会谈。萧先说明中国中央政府的旨意如下：苟日方有谋和诚意，中国必以诚意应之。双方直接谈判，不要第三国介入；现日军进攻武汉，目前最重要的是“停止军事，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状态”。将来定可做到经济合作，外交一致；中国国内防共“自能为之”；日方尊重中国行政主权领土之完整，绝不干涉中国内政。和知表示：这在原则上精神上与日方认识相同。28日，萧振瀛按照何应钦新的电报指示向日方声明：未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决不商谈任何协定；停战协定只可订明停战时间、地点及日本撤兵与恢复七七以前原状之手续、月日， 不能附有其他事项；未签停战协定之前，中国绝不愿停战；七七前原状未恢复前，决不能再提军事协定。和知于当晚离港飞返东京。事前，允在10月10 日前答复，告知日方最后立场。

1938年10月初，“萧振瀛工作” 被纳入日本政府、军部搞垮蒋介石政权的工作范畴。10月7日， 五相会议向负责谋略工作的土肥原贤二中将下达指示， 称：“贵官任务，一如从前，应以使蒋政权崩溃为工作重点”，并具体指出开展三项工作：“分别透过萧振瀛、高宗武展开谋和工作，以及对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10 月初，和知从东京传来“经过顺利” 的消息， 萧振瀛电告雷嗣尚。何以之从上海电谓和知于15日可抵港。

于是，蒋介石亲自为这次中日“和平交涉” 作准备。他亲手修订何应钦呈送的腹案大纲。蒋敲定会谈文件以下内容：关于发表“和平宣言”， 拟具人选： 日方为近卫首相， 中方为孔祥熙院长； 拟妥中国宣言原文， 重申： “中国为酷爱和平国家， 苟日本能以诚意相与， 自当以诚意应之”； 关于停战协定，签字地点改为福州或九龙；关于撤兵及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希望从签停战协定日起算，分三期撤兵，每期一个月，第三期完成时，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状态；关于“满洲国” 问题，蒋提出三点原则：一是日方自动取消“满洲国”，日本保留在东北四省一切新旧特权，但承认中国之宗主权；二是中国承认东北四省自治，而以日本取消在华一切特权为交换条件；三是暂仍保留（ “满洲国”）， 待商订互不侵犯条约时再谈。

15日，和知回到香港，双方举行第二阶段会谈。和知得意地透露前次所谈原则， 只有陆军省、参谋本部首脑同意，这次则已得内阁全体同意，自天皇以下对此次和议交涉，均盼速决。萧振瀛趁势向和知打探日军华南登陆事，和知答称：日军已准备半年。在东京曾以和议进行，希望暂缓登陆，但不为日陆军中央部接受。

在15日会谈中，和知提出新的要求：如果中国实行反共，则秘密约定亦可；日本将来对内外蒙边防驻兵；调整中国中央政府，酌令接近日本之人员参加；对伪组织主要人员酌予安置；承认“满洲国” 问题， 暂可不谈， 待合作两三年再商议解决。萧振瀛认为和知新提出的各点要求超出上次会谈范围， 急电汉口向何应钦请示。何回电指示， 四项“万不能承认”。如日方再提，可知其毫无诚意。以10月20日为期限， 逾期即作罢。并提醒萧振瀛：“侵粤以后，内外情势大变，决不容有从容商酌余暇”。

19日，萧、雷与和知长谈7个小时， 萧振瀛认为结果与中方腹案大纲大体接近， 但尚有异议处，如撤兵问题，留交正式代表团交涉；防共问题， 萧表示不必提及，中国自行清共；伪组织处理，和知认为事情复杂。双方约定分别请示。如取得一致意见，11月10日前签订停战协定，否则不再续谈。和知于20日离港返日。

1938年11月1日，何应钦电令萧振瀛立即飞返重庆。其原因，一是会谈结束不久，日军于10月21日攻占广州，于25日又占汉口，足证日方没有和平诚意。二是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在重庆揭露萧振瀛在港对日谈判活动， 蒋介石颇感难堪，令萧返渝，以掩各方责难。此刻，军部策动的“高宗武工作” 已获实质性进展。11月3日， 近卫首相发表“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 的第二次声明。11月18日， 军部首脑通过昭和十三年（1938） 秋季以后战争指导方针，正式取消“萧振瀛工作”。

1940年夏，萧从朋友口中得知，蒋欲加害于他，故辞去军政职务，定居在郊区山洞西山新村寓所（原林森寓址），致力于社会经济文化和公益事业，然亦经常同前线部队保持联系。何基沣因访问延安事被拘禁审查，萧曾出面力保，使何得以重返前线。萧亦时常参与原二十九军、原东北军及川军中有关人事、军政、事务的谋划。1941年，萧在重庆组织打捞公司，之后，联合原二十九军部分将领和东北同乡创办大明公司。1942年，在刘航琛、潘文华、杜月笙等人的资助下，创办大同银行，萧任董事长，下设十余分行。同年，与阎宝航、高崇民等人创建胜利建国会。1943年，创办东北松花江中学，收东北流亡学生五百余人免费就学；后又创办东北儿童教养院，免费收养东北籍儿童五百余人。此外，还办有大文书局等实业。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萧与董事、股东们议定将部分实业迁至平津。1946年春，萧举家迁回北平，萧本人仍致力于大同银行等实业。

1947年5月，萧突发脑溢血病，昏迷数日后，在北平病故，时年57岁。国民党军政要人李宗仁、孔祥熙、于右任、程潜、傅作义及原东北军元老莫德惠，重要将领马占山、李杜，原二十九军将领刘汝明、李文田、何基沣等都亲撰挽诗、挽联以示悼念。

萧振瀛人物轶事

1930年，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冯玉祥部西北军解体。张学良入关主持华北军政，进驻北平。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给西北军余部留了一个军编制。萧振瀛因有东北军渊源，因此得到万福麟、刘哲、莫德惠的帮助，使张学良同意这个军的编制由萧来组织。

当时西北军余部张自忠、李文田驻曲沃，宋哲元驻运城（由参谋长张维藩主持，宋在太原）。萧振瀛于是邀集西北军各将领在运城开会，与会者有萧振瀛、宋哲元、张维藩、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何基丰和李文田等八人。在萧振瀛的坚持下，会议决定推选宋哲元为军长，于1930年12月成立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第三军，萧振瀛任总参议。1932年12月，该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二十九军的建立，为后来的抗日战争保留了一支劲旅。

1935年11月，萧振瀛任天津市市长。1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宋哲元任委员长、河北省主席，萧振瀛任委员兼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萧振瀛在津主政期间，正是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华北危机日益严重之时。在对日交往中，萧振瀛坚持维护主权的原则，拒绝了日本修筑沧石铁路和成立天津电气公司的要求。

据《华北危机纪实》记载，当时萧振瀛陪宋哲元会晤正在策划“华北自治运动”的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土肥原提出所谓“经济合作”，萧振瀛当即严正表态说：“此非经济合作，实乃经济侵略，当然不可！”土肥原恼羞成怒，拔枪相向。萧毫不畏惧，也拔枪相对。土肥原连忙陪谢，事情才算收场。事后他曾对人说：“萧振瀛胆大如斗！”

据萧英华介绍，1935年底，“一二·九”运动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萧振瀛的堂弟萧振泽和嗣子萧朝伍都在北平读书，成为运动的积极分子。萧振泽参加南下请愿团，曾卧轨请愿，后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其间因病至重庆治疗，不久病故。萧朝伍除了演讲、喊口号、贴标语外，还闹到了家里。有人对萧振瀛说：“这孩子闹得太不像话了，再回来把他撵出去！”萧振瀛听后拍案大怒说：“谁敢撵，慢待一点儿我都不答应！”至交中也有人劝萧振瀛对子弟严加管束，萧说：“青年人爱国无罪，不能责难！”

萧振瀛严令天津市警察局长孙维栋，不准对学生动用武力，甚至说：“谁开枪我就毙了谁！”为此孙维栋整日守在电话机前，随时与手下联系，生怕出现意外。萧振瀛还在孙维栋的陪同下，亲自到街头演讲，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同时劝说学生理解当局。“一二·九”运动期间，天津始终未发生武力镇压学生的流血事件，这与萧振瀛对学生的同情和暗中保护是分不开的。

1936年5月28日，天津学生举行了反日示威游行。据当时《救国日报》报道，这次游行也得到萧振瀛的允许和支持。为此日本人将其视为眼中钉，一定要去之而后快。在日本方面压力下，1936年8月，萧振瀛被迫去职离津，到北京香山寓居。

萧振瀛同情支持进步爱国学生是有渊源的。1927年，冯玉祥在西北“反共清党”时，萧在冯的手下任西安市长和军法处长。当时冯在西安一地就逮捕了3000多名进步青年，结果绝大部分被萧振瀛释放。冯玉祥要枪毙萧振瀛，幸亏有西北军实力派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等支持以及闻承烈等说项，萧才最终保住性命。

据萧振瀛的秘书李德润后来回忆，当时萧见冯抓了那么多人，一连几天寝食不安。临刑前一天，他没去西安市政府上班，晚上也不回家，在军法处办公室待了一天一夜，来回不停地度步。天快亮时，他喊来卫队长苏占元，命令即刻去监狱放人。苏问：“放哪些人？”萧说：“16岁以下的都放。”苏刚要离开，萧接着说：“18岁以下的都放。”苏出门后，萧又追出去命令：“20岁以下的，全都无罪释放！”这些青年中，后来很多人参加了革命。

据了解，天津与萧振瀛有关的居所至少有三处：马场道“吴公馆”、海河路“萧市长官邸”以及今五大道桂林路协兴里11号。

“吴公馆”是军阀吴新田的宅邸。吴新田，1884年生。字芑孙，安徽合肥人。1902年入保定北洋陆军武备学堂，后转入陆军大学，毕业后在北洋陆军任管带。1919年任湖南岳阳镇守使，1922年调陕南镇守使，1925年任陕西督军，1928年下野后在天津寓居到去世。吴新田到津后，在英租界买下8亩地，建起“吴公馆”。

“吴公馆”位于今马场道74号。据记载，该楼由比商仪品公司设计建造，三层砖木结构，为英式花园别墅，院内建有亭台楼阁，并养有珍禽异兽。据萧英华回忆，萧振瀛在津期间，曾租住在“吴公馆”里，她小时候常去那里玩耍。至少1935年9月萧英华离开天津时，萧振瀛还住在“吴公馆”。可惜萧振瀛的这处居所现已拆除，原址建起前后两座中西合壁式新楼房。笔者看到，新楼虽然与周遍环境还比较协调，但毕竟少了几分历史的凝重感。而今前楼是一家银行，后楼为河北大学驻天津办事处和古籍整理研究所。

海河路的“萧市长官邸”，后人回忆一致认为在今台儿庄路54号，即原海河罐头厂厂部。可惜海河罐头厂的厂部已于2005年拆除。拆除前萧氏族人曾到这里寻访，但没有进去大门。后来笔者曾去拍照，没想到正赶上罐头厂拆迁，厂区建筑已变成一片废墟。当笔者准备拍罐头厂大门留个纪念时，大门也被铲车无情地推倒。现场民工说，房子是十几分钟前刚刚落地的。笔者来这儿前，刚好顺路到书店逛了不到半小时。如果不耽误这段时间，应该至少能给“萧市长官邸”存下几张照片。如今，笔者的镜头里，只留有海河罐头厂的一片废墟，供人追忆和怀念。不过后来笔者听到一些说法，拆迁的海河罐头厂内并没有解放前的西式建筑，所说罐头厂厂部就是紧邻的原天津人民印刷厂内的民间传说的“川岛芳子旧宅”。到底孰是孰非，还需要进一步考察。不过笔者倒是真心希望“萧市长官邸”能够幸存下来。

“萧市长官邸”是萧振瀛真正的私宅。这所宅子，是萧以其夫人刘文瑛的名字购置的。该楼为二层别墅，楼前有小院，楼下为客厅和餐厅，楼上为居室。在二楼可看到海河上来往的船只。买下宅子后，萧就从“吴公馆”搬到了这里，但他在这里居住时间不长。他住进来时，约在1935年底，到1936年8月离津，前后才半年多光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正在国外考察的萧振瀛紧急回国参加抗战，就根本没机会再回天津了。此楼后来由萧氏族人代管，到20世纪50年代初售出。

协兴里位于成都道与桂林路交口东南侧，是一条狭窄幽长的里巷。这里1925年填土垫地，同年由协兴公司建房成巷，并以公司名字命名。巷子两侧为砖木二层联排楼房。今协兴里11号楼房位于里巷尽头处，是20世纪30年代萧振瀛租用安置父母的，还有其他族人也在这里居住，萧本人只是偶尔居住。萧振瀛的父亲萧国挺与母亲萧谭氏，一直住到20世纪50年代，并先后在这里去世。此后，萧氏族人继续在此租住。该房现为公产，萧振瀛的一个弟妇，至今仍生活在这所楼内。

据后人回忆，萧振瀛在津时，乘坐的是一辆黄色福特牌汽车。他不吸烟，不喝酒，不喝茶，还喜欢吹笛子，特别擅长《苏武牧羊》曲。他很健谈，尤其善于演讲，每次回家，兄弟子侄等都喜欢围住他谈天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