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民

　　一

　　周作民，１８８４年２月１２日出生在山阳（今淮安市楚州区）。幼时进本地“谈氏东文学馆”学习，１９０６年

　　秋赴广东，入广东公学，当年考取公费赴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留学，后因广东官费停发，两年半后肄业

　　回国。１９０８年秋在南京法政学堂任日文翻译，同时自修财政经济。辛亥革命后，任南京

　　临时0财政部库藏司科长。１９１２年３月临时0北迁，随同赴京，仍在财政部供职。

　　１９１３年熊希龄担任国务总理兼财政部长，擢升他为库藏司司长。１９１５年，调任交通

　　银行稽核课主任和交通银行芜湖分行经理。

　　１９１７年５月金城银行成立，周作民出任总经理，历３２年之久，并担任董事长10多年。其间还兼任永利制碱公司董事长、民生实业公司常务董事等，是一位拥有经济实力和一定影响的金融界知名人士。

　　１９5１年６月，周作民接受-总理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邀请，由香港回到北京，列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并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１９５１年９月，金城、盐

　　业、中南、大陆、联合五银行实行公私合营，他任联合董事会董事长。１９５２年１２月，

　　全国６０家合营银行和私营银行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时，他担任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

　　在我国对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整个过程中，周作民都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接受改造

　　。与此同时，周作民又将他的资产美金证券２５万美元、金城银行股票约值人民币１００万

　　元，连同个人收藏图书５３００册，名人字画、碑帖、工艺品等珍贵文物１０４５件，全部

　　捐献给国家。他的爱国热忱和爱国行动，得到了国家文化部的褒奖。

　　１９５５年３月，周作民病逝于上海，终年７１岁。在他的追悼会上，-总理和0中央-部都送了花圈。

　　二

　　清末以降，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掌控着我国的政治经济命脉，金融事业亦为外商操纵，一些有识之士，图民族之存，以实业报国为责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诸国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我国民族工商业勃然兴起，私营银行应运而生。金城银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

　　金城银行的发起人包括军阀官僚、交通界领袖和金融界头面人物，以倪幼丹（安徽督军倪嗣冲之子）、王祝三（安武军

　　后路局督办）、吴鼎昌（天津造币厂监督、盐业银行总经理）等为巨擘；任振采（交通银行

　　协理）、胡笔江（北京交通银行经理）、周作民（交通银行总行稽核课主任）等操实际经营

　　管理权。设立金城银行，一方面为北洋军阀官僚们搜刮的民脂民膏寻找出路，另一方面也为

　　他们经营的工商企业取得融资便利，培养金融基地，巩固经济地位。而周作民自金城成立到

　　１９３４年，担任总经理职务，１９３５年任董事长兼总经理，１９５１年专任董事长，一

　　直掌握着金城的经营管理大权。

　　金城创立时，经营中心在北方，总行设在天津。当时周作民在北京任交通银行总行稽核课职务，派金城稽核长吴延清为代表常驻天津。１９１８年，

　　金城在北京设总经理处，将总行职权自津移京，由周作民直接管理。

　　１９２０年金城直接投资３０万元在天津开办通成货栈，并在北京、汉口、南京、郑州设立分栈，经营货物的堆

　　存、包装、运输；发行栈、提单；代办押款、押汇，代客买卖货物。通过货物流通，发展

　　银行押款、押汇业务。后投资５万元在北京设立丰大号，分设沪号，经营证券交易。１９２１

　　—１９２２年，盐业、金城、中南、大 行创办联合营业事务所，并以中南是侨资银行取

　　得钞票发行权，设立四行准备库，联合发行银行券。由于现金准备充足，钞券信誉颇佳

　　，发行额逐渐增大，１９２２年为２５０万元，１９２７年末高达１７００余万元，１９３

　　５年增到２８９１万元。后因-财政部实行法币政策，派员监督接收并销毁私营银行发

　　行的钞票，四行准备库-结束。１９２３年四行在联合营业事务所下，设立四行储蓄会，

　　吸纳社会散资。１９２７年该会储蓄存款达１０００多万元，占全国重要银行存款总额２

　　４％。金城还投资房地产，和其他银行联合建造当时远东第一座摩天大厦国际饭店，轰动上

　　海，成为最能吸引储户的广告，提高了四行的社会声誉。

　　金城创立初期，业务经营

　　采取审慎而急进的策略：存款方面，广为交际招揽大户，对存款大户，由经理直接接待，不

　　必上柜台办理手续，也注重对中小存户的争取。对存户的主管人和经手人，付给回息。放

　　款方面，以有可靠押品或与本行有投资关系的企业为主要对象。同时设立调查科，聘请著名

　　学者刘大钧担任顾问，进行信用调查，确保投放资金安全。汇款方面，通过各行处的紧密联

　　系，日报总处，统一调拨，并通过同业关系，相互调剂。到１９２７年，存款总额达3９８

　　４万元，比１９１７年增加7倍多；放款总额２７３８万元，增加6倍多；汇款总额，１９

　　２１年达5２５３万元，１９２７年为２３１３万元。存、放、汇款数额占全国重要银行的

　　比重，均居同业的前列。

　　北洋00后，随着中国政治中心的转移，周作民为了金城的长远发展，将总经理处迁到上海，陆续增设分支机构５０余处，遍布全国各主要城市，成为全国性私营银行之一。

　　适应金城发展需要，周作民主持改进人事制度。创办初期，除少数高级人员聘用留日归国人才外，一般人员都是由同乡戚属或有关方面介绍推荐来的。现在则多方延揽各国归来的专家、学者以及社会知名人士担任重要职务，一般职员改为招收国内大中学毕业生，经过考试，录取聘用，还委托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培训，也挑选少数在职得

　　力人员，资送出国进修。这些人才的使用在金城扩展经营、增强竞争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金城银行在30年代初中期获得极大的发展。

　　１９２９年，金城银行独资创办太平洋保险公司，周作民任董事长。公司额定资本１００万元，办理水、火、船壳、汽车及其他保险，各年均有盈利，但因资额过小，不能承做大额保险，或只能分保一部分。１９３３年，交通、

　　中南、大陆、国华、东莱等行加-营，增资至５００万元、实收３００万元，在国内各重

　　要省市设立分公司及代理处，后又在香港、菲律宾、印尼、新加坡等地设立分公司，业务不

　　断拓展。在原办各险外，增加木驳、电梯、信用、意外、兵盗及人寿保险，还与安平、丰

　　盛两公司联合组织总经理处，增厚实力。到１９３６年底，承办各种保险总额约１３亿元

　　，并争取国外分保业务，每年盈利都在１５—３０万元间。平保先后收并安平、丰盛、天一

　　等公司，１９３７年又收买了联合保险公司中通易名下的股份，成为我国当时保险业中的巨擘

　　，实力堪与外商抗衡。

　　保险同业联营后，周作民仍任董事长。

　　抗战时期，大片国土沦陷，金城事业大受冲击。随着-0西迁，金城在重庆设立总经理处，称渝总处。沦陷区

　　的机构大部分撤迁，在后方的成都、贵阳、西安、乐山、宝鸡等地设立分行和办事处。经营

　　上，沪渝

　　两总处及所辖行处的业务及盈利，在帐面上都有所增加，但事实上是由通货膨胀，物价飞升

　　所致，折合黄金计算，金城业绩显著下降。其间，金城投资的工商企业大都濒临困境，勉强

　　维持。

　　抗战胜利后，-0不断扩展官僚资本，操纵黄金、外汇和利率，加速通货恶

　　胀，使民族私营金融业受到排挤和打击，金城业务更加萎缩。延至解放前夕，金城总处为支

　　持各地行处维持营业，并照顾职工生活福利，拨出一部分外汇资金，交各地作为“应变费”

　　，等待解放。

　　三

　　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历程时说过：“四个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搞纺织工业的张謇。”这四位实业界人士中，范旭东创办永利制碱公司，卢作孚创办民生实业公司，都和周作民及金城银行对民族工商业的投资倾向有大关系。

　　周作民早年在日本留学，对日本三井、三菱集团的发展及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融合作过研究，他担任金城银行总经理后，提出金城银行对民族工商业的放款要能“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密切金融和实业的关系”。

　　１９１４年范旭东从日本学成回国，在天津创办盐业公司，用海滩晒盐和卤水加工制造精

　　盐获得成功， 了日本精盐到中国的倾销和垄断。接着又筹划创办碱厂，但短缺资金

　　。为此，周作民给他以支持。１９２１—１９２６年范旭东在金城银行透支近百万元，虽然

　　天津金城银行对此放款有顾虑，但周作民力排众议。有了周的支持，范旭东等花了四五年时间，解决了大

　　批量生产问题，成功生产出国产“红三角”牌纯碱，质量赶上英国公司的洋货，不仅行销

　　国内，还冲破垄断，打进日本和南洋市场，我民族制碱扬眉吐气。随后周作民又支持资助范

　　旭东筹办制造化肥的硫酸厂。１９３４年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成立，２００万元新股由金城等

　　银行承购，后金城联合中南、上海等5家银行组成银团，由银团先给范旭东巨额透支550万元，同时由银团主

　　持发行公债1000万元，在未发行之前，银行仍予以通融使用。这时银团中又加入交通银行。

　　6家银行提供借款和透支比例，金城占20%。总计金城对永利公司的放款，到1937年6月止余

　　额达2451万元。而范旭东由于得到周作民及国内金融界的有力支持，1937年2月终于建成

　　了永利硫酸厂，日产硫酸150吨，硝酸40吨，填补了国内化学工业一项空白，为农业生产提

　　供了新型的肥料，是当时亚洲第一流的硫酸厂。

　　卢作孚是民生实业公司创办人，一直担任总经理。他眼光较远，当时推出较新的经营方法如坚持轮船按时起航，不许强索小费等，

　　获得旅客的信任。同时又能很好地应付川江军阀，民生的船可以顺利航行。在短短几年里

　　，民生公司不仅在川江崭露头角，还逐渐战胜外商运输公司，航线延伸到汉口、上海，时已

　　有轮船40余艘。

　　1935年，四川灾荒，民生公司货运减少，一时经济周转困难，而怡和、

　　太古两外资公司又趁机排挤，民生公司难于支持。当时卢作孚打算发行100万元债券并与省

　　内银行联系，但无人支持。后经同乡金城银行汉口行经理王毅灵介绍，到上海找到周作民。周当即表示

　　同意支持，说：“民生公司债，金城愿为协助，全数认购问题也不大”，“不过民生主要业

　　务在四川，最再和当地银行商量”，表示“认购余数，金城负责凑足100万”。卢回四川后，

　　宣扬了周作民的态度，结果川帮的川康、美丰、聚兴诚3家银行及中国、上海和交通银行共认

　　购60万，金城银行根据承诺独家认购了40万。这样，就解决了民生公司的困难，使

　　民

　　生公司在和外资公司的竞争中获得了优势。由此可见周作民对民族工业发展的支持和贡献

　　。

　　四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0将首都西迁，

　　重庆成为国民0

　　陪都。适应形势变化，金城银行亦在重庆设立总经理处，把工作重心移到大后方。

　　在重庆

　　期间，

　　周作民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并曾和-晤谈。会面由-在南开读书时的好友康乃如

　　安排，极为秘密，双方均未带随员，只是说“叙叙乡谊”。周作民有个胞弟在淮安，其生活

　　费用一直由他供给，当时淮安“第一次解放”，因币制不同又汇兑不通便想请-转些

　　钱去，给他的弟弟，并掏出现钞来。-一口应承，还打趣说“0再穷还养得起令弟

　　一家，我通知当地0照办就是了”。这令处在-政治夹缝中生存的周作民深受感动。

　　解放前夕，潘汉年是0香港地下组织负责人，周作民与之相识。1948年底，新中国成立在

　　即，新政协会议在积极筹备，当时滞留香港的一批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

　　培等响应0党的号召准备前往北平参加会议。为此，潘汉年商请周作民协助这些人北上。周

　　作民表示可由金城银行出资，在香港承租一艘轮船开往天津。为了具体落实，周作民安排原

　　上海金城银行国外部经理杨培昌与潘汉年联系，予以周密组织。1949年2月底，金城银行花

　　了四五十万元港币，租用“华中”号轮船北上。这批民主人士安全地抵达北平，顺利参

　　加了筹备新政协会议工作。

　　上海解放后不久，浦心雅(曾任交通银行协理)受黄炎培委托去香港，动员周作民回大陆；章士钊等受-委托去香港动员工商界知名人士参加新中国建设。他们都转达了-的期望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周作民受到感召。在-、潘汉年等的关心下，1951年6月由香港直飞北京，回到刚刚解放的新中国。抵达北京后，由

　　乔冠华陪同，晋谒-，受到总理的热情接待。互相握手时，总理连声说：“欢迎、欢迎

　　!”又说：“你我同姓同乡，也许是同宗嘛。你比我年长，是老前辈呢!”周作民很激动地回

　　答：“不敢当。”总理摇摇头说：“我们家乡很贫困，你我都多年没有回去，很想去看看。

　　”周总理称赞金城银行对发展我国民族工

　　业的历史业绩，并说：“新中国百废待兴，象周先生这样的理财专家是有用武之地的。”

　　后来周作民回到上海金城银行总部，潘汉年设宴为之洗尘。时金城银行营业不佳，处境维艰，

　　周作民想将金城、中南两行共同投资的一个纱厂出售填补缺额，便请潘汉年帮忙。潘汉年同

　　意由0购买，还指示有关人员要据实开价，不要乘人之危压价，解决了金城银行的燃眉之

　　急。周作民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对私金融业改造，对民族金融资本的公私合营起到推

　　动和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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