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敦信

徐敦信人物履历

1956年—1962年，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英语系和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曾在广播事业局对外部实习工作。1964年7月入外交部，历任翻译队翻译，亚洲司副处长，驻日本使馆一秘，亚洲司处长、副司长，驻日本使馆公使衔参赞(1985年8月—1988年2月)，亚洲司司长(1988年3月—1989年10月)，部长助理(1989年10月—1991年4月)。1993年4月出任驻日大使。

徐敦信人物经历

徐敦信的祖上也是书香门第。他的祖父从苏南一带迁到扬州，做起了洗染店的生意，徐敦信的父辈兄弟三个，大伯父、二伯父都读大学去了外地。父亲是家里最小的男孩，承担起了继承家业的重任。洗染店从祖父手上传到了父亲这一代。1934年，徐敦信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

徐敦信就读的小学是江苏省扬州实验小学，即今天梅花书院的所在地。这是当时扬州最好的学校。那时，实验小学的学生冬季毕业，而扬州中学的招生要到夏天才开始。于是，他进入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美汉中学读初中。学校在今羊巷一带。他的大伯父就是从美汉学校毕业，后来去了上海，学了洋文，在外资企业工作。在美汉，徐敦信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因为那个学校多少带着些西方的教育模式，对学生的教育管理相对宽松，人性化些。那段时间，徐敦信的少年时光过得无忧无虑。

此次，徐敦信回扬州，记者陪他乘船经过五亭桥和钓鱼台时。他告诉记者，他小时候经常与伙伴们站在五亭桥的一角上掏鸟窝。小时候的他，顽皮得很。

1948年，14岁的徐敦信遇到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转折。

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徐敦信年仅42岁的父亲英年早逝。幼年丧父，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巨大的变故。当时的徐敦信在美汉中学刚读了一年初中。上面有一个还在上学的姐姐，下面弟弟和三个妹妹年龄都小。这样一个家庭要如何维系？父亲临终时说，徐敦信个子高可以去拉黄包车谋生。街坊邻居也说，不如让孩子们去学个生意早点挣钱养家。

徐敦信的母亲蔡良英识字并不多，基本是一个半文盲的家庭妇女。但却对几个孩子后来能够成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母亲心里明白，大伯父和二伯父通过读书，后来到外面都有了体面的工作。父亲虽然继承家业经商，做得再努力，却始终感觉与两位兄长不在一个层面上。母亲看在眼里，心里认准了读书才能有出路。母亲咬咬牙对人讲，无论如何要让孩子们把书读完。因为只有这样，孩子们以后才能过上好日子。

在家庭面临巨大困难的时候，母亲的决定奠定了几个孩子一生的命运。

1948年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扬州的解放。当时的扬州中学已是非常有名的一所学校。家长们都以孩子考进扬州中学为荣。扬州城解放前，美汉中学里的美国人都离开了，这个学校还能不能再上下去成了问题。恰好这个时候，扬州中学里也有很多学生随家人下江南，躲避战乱。很多班级人数不全，于是几个年级同时扩招。徐敦信终于如愿进入扬州中学，成为一名初中二年级的插班生。

徐敦信说，这两件大事，让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也是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解放后，学校里被派驻了党的组织，经常会给学生们作报告，讲形势，讲政策。劳动、人民、马列主义、剩余价值……许多闻所未闻的新理念新思想，让正处在人生观建立时期的徐敦信兴奋不已。从这些报告中，徐敦信听懂了党的政策，搞清楚了革命事业的前途何在。虽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但是为了个人前途而立下的志向，与新中国的诞生所带来的新思想洗礼，合拍到了一起。14岁的徐敦信觉得，未来仿佛豁然开朗。

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需要大量人才，徐敦信抓住了第二次机遇，考取复旦大学外语系。

徐敦信从扬中初中毕业时，新中国正值大规模建设前夕，国家非常需要一批财会方面的干部。当时江苏各地就办了许多这样的学校。扬州中学也增加了商科。徐敦信初中毕业后考入了商科班。不久，江苏各地的商科聚集在一起到扬州办了财校，徐敦信就成了第一届学生。当时的校名叫江苏扬州财经学校，这一批学生一两百人。学习了两年后，学生又被分配到江苏各地。徐敦信进入南京建筑系统工作。19岁的徐敦信，拿上了工资，总算可以替母亲分担家庭的负担了。而此时，他的大姐已经在北大读书，妹妹也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剩下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在刻苦地学习着。母亲依然在操劳着繁重的家务。

到了1956年，新中国加快了建设的步伐。国家到处都需要大量的高级人才。有一句话，全国的中学生全部去上大学都不能满足需求。当时《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社论，号召在职干部考大学。而此时，母亲又经常对徐敦信讲，你的姐姐和妹妹都上了大学，国家已经有了这个机会，你不妨也去报考。母亲的话，说到了徐敦信的心里。

因为财经是他的本行，当时他一门心思想考到中国人民大学去学财经，但是却失之交臂。阴差阳错，被复旦大学外语系录取。

最终能够走上外交工作这一条道路，1956年的这一次在职高考，算是一个起点。

虽然徐敦信在美汉中学学过一年的英语，但那只是识几个英语字母而已。但与从高中考上来的同学相比，徐敦信的英语基础还是差了些。有的同学都可以读原版英文小说，他还在学ABC，再加上年龄又比同学大几岁，徐敦信学得很吃力，很刻苦。在复旦大学的两年时间里，徐敦信从来没有逛过一次马路，所有的时间都放到了学习之上。

徐敦信说，当时他并没有什么过高过远的目标，更没有想到后来会从事外交工作，就是想把自己的成绩赶上来。但是，复旦大学的极其特殊的这两年，改变了他的命运。

外交纷繁复杂，全国紧急选调外语人才。徐敦信获得了第三次机遇，被选到北大学习日语。

新中国的政权诞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中国迎来了纷繁复杂的世界外交关系。特别是需要许多除英语之外的非通用语人才。国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招生，突击培养外语人才，让徐敦信又幸运地获得了人生的第三个机遇，成为一个受益者，从此正式走上近50年的外交舞台。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全国多所高校中一批学英、法、俄语的学生被调到北京大学学习非通用语。当时从复旦大学共选了包括徐敦信在内的五个学生，其中有比他高一届的学长唐家璇。

徐敦信后来分析，当时把他选调到北京大学，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学习虽然不是最好的，但大家公认他是非常刻苦用功的。机会有时也会垂青刻苦的人。第二点就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当时他已经是共青团员，正在积极争取入党，领导觉得这个年轻人还是要求进步的。

徐敦信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日语系的一名学生。在这个班上，徐敦信结识了同班女同学王月琴，后结成伉俪，同时活跃在我国的外交舞台上，成为一段佳话。

1962年，徐敦信从北大毕业。当时中国与日本还没有建交。为了使学的东西不会被忘掉，当时组织上安排他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去，因为有许多从日本回来的归国华侨，他们平时说话交流都讲日语。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下，徐敦信的语言能力得到了迅速的提升。

1963年，徐敦信学到的东西终于派上了用场。当时中国一个艺术团到日本演出，规格非常高，周总理亲自审查节目。徐敦信随团做翻译，第一次出国去了日本。从这一年算起，徐敦信真正走上了外交之路。那一年，他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