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惕吾

谭惕吾人物生平

谭惕吾，祖籍湖南茶陵，1902年10月9日出生于长沙。由于家境清贫，经常失学。但她生性聪慧，勤奋自学。

1916年6月，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新民学会领导的湖南学生抵制日货和驱张（敬尧）运动，这湖南学生会负责人之一。

1922年，考取北京大学的“克兰夫人奖学金”，入北京大学法学院学习，1926年肄业。

1925年，在北京参加"五卅"运动，同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等校学生组织救国十人团，到东交民巷向英国使馆示威并鼓动英使馆工人罢工。

1926年春，积极投入了"三、一八"运动。

1930年6月，经朋友介绍，谭惕吾进内政部统计司当了科员，以后历任代理科长、编审、视察，前后历时15年。在这期间，她发表了大量抗日和保障女权的文章，并著有《内蒙之今昔》、《新疆之交通》。

1933年，在南京和曹孟君等人发起组织妇女文化促进会，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4年，参加扬德全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女子学术研究会，并代表该会担任南京妇女慰问团团长，到张家口、百灵庙慰问抗日战士，宣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在邓颖超领导下在南京组织中国妇女慰问总会，被选为常务执委，团结女同胞募集抗战物资，协助政府筹建伤兵医院。同年12月在汉口参加李德全、曹孟君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并任理事。

1940年，在重庆与王昆仑、王炳南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从事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工作，并于同年与曹孟君等发起组织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工作委员会。

1944年，与李德全、史良等发起组织中国妇女联谊会总会，均为负责人之一。后历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南京负责人、总部代理秘书长。

1949年3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全议。

1949年，建国后历任政务院参事、国务院参事、中苏友好协会理事、抗美援朝总会组织部副部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第五届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先后当选为第六、第七届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一·二八”淞沪抗战，她组织“中国妇女爱国护士队”，开赴前线，做战地救护；绥远抗战，她率中国妇女爱国同盟的会员塞外劳军；抗战胜利前夕，她与重庆民主派妇女公开发表《对时局的主张》的宣言，“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她在妇女界有很高的威信，是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为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她在立法院联合立法委员痛斥当局的倒行逆施、提出质询案。走进新政协后，她满腔热忱地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她的率直和尖锐，使她在反右斗争中遭遇挫折；她的赤诚和执著，使她在耄耋之年仍为祖国的统一和法制建设奋斗不已。

当时正值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地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年轻的谭惕吾萌发了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她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接受进步思想。她性格爽直，好伸张正义抱打不平，由于在学生中有很高威信，被选为校学生会的负责人。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她刚从家返校，就听到同学们向她议论，说曹孟君等人因找了一位男理发师为同学剪辫子而被学校张榜开除。谭惕吾当即组织同学找到校长，要求收回告示。校长拒不收回。谭惕吾一气之下，跑到拴有打上课铃的树下，紧握铃绳准备叫来所有学生与校长评理，校长怕把事情闹大，终于答应收回开除告示。从此，她敢作敢为的行动在学校传为佳话。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消息传到湖南第一女师，谭惕吾极为振奋。她被推举为学生代表，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代表洽谈共同组织了学联会。紧接着，她又召集全校同学集会，在台上慷慨激昂地演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要和其他学校联合起来，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严惩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拒签巴黎和约！”她的倡议，得到全体同学的赞成。5月28日，谭惕吾作为女师“乐群会”的代表，参加了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大会。会后，她满腔热情地参加了新民学会领导的学生运动，积极组织同学上街游行、发动罢课、焚烧日货，被推选为湖南省学生会负责人之一。

正当湖南学生爱国运动蓬勃发展之时，反动督军张敬尧凶相毕露，恶狠狠地叫嚷：“学生只准读书，如果不听本帅的话还要闹事，就要办人，决不留情！”学生们不顾张敬尧的威胁，于12月2日再次举行焚毁日货大会。正当运动进入高潮之时，张敬尧派兵前来镇压，不少学生被捆绑、毒打。谭惕吾气愤之极。回到女师，她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进行总动员，并再次罢课。从12月6日起，不到一星期，长沙中等以上学校，响应女师再次全体罢课。学联为此发表了驱张宣言，发出“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誓言。同时，学联又组成了驱张代表团和“驻省驱张团”。谭惕吾成为“驻省驱张团”的健将，是当时女师众所周知的新闻人物。

在此期间，谭惕吾积极参加了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的反日爱国运动。她带领学生队伍四处奔走，一会儿登台讲演，唤起民众爱国热情；一会儿在码头劝阻，呼吁同胞不坐日本商船，使得日商戴生昌公司的轮船常常无人乘坐，空船而返。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正在北京大学学习的谭惕吾与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的同学共同发起救国团，参加反帝游行示威。6月3日，北京各校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谭惕吾在队伍中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沿街讲演。当游行队伍向位于东交民巷的英国大使馆进发时，同班同学刘尊一（共产党员）急匆匆从队首跑来对谭惕吾说：“听说东交民巷路口布置上了机枪、水龙头，领队的学生怕引起冲突，改变了游行的路线。”谭惕吾听后，对同学们大声疾呼：“我们不能改变游行路线，这是示弱！如果怕帝国主义的机枪、水龙头还示什么威！”随即，她大步冲到游行队伍前面，从男同学手中，夺过校旗，扬旗高呼：“不怕死的，随我到英国大使馆去！”不少同学紧跟着队伍游行到东交民巷，往日气焰嚣张的洋人，赶忙收起机枪和水龙头，紧闭铁门，龟缩在里边不敢出来。同学们一边高喊“打倒英帝国主义”，一边愤怒地把旗帜、标语统统投掷到东交民巷内。几十年后，作为当时的示威者之一，王昆仑同志多次称赞过谭惕吾的这一壮举。

1926年3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制造了“大沽口事件”，还对中国进行诬赖，纠集英、美等7个国家，以国民军违反《辛丑条约》为借口，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北京各界群众举行了抗议八国最后通牒、要求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请愿斗争。谭惕吾更是愤怒不已，随人群一起赶到铁狮子胡同政府门前进行示威。请愿运动遭到段祺瑞执政府的血腥镇压，刘和珍、杨德群、张静淑等人中弹倒在血泊中。谭惕吾置自身安危于不顾，返身救出了张静淑，并把张送进医院救治。

1926年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开进北京，到处搜捕革命党人和学生骨干，加紧了镇压革命的活动，谭惕吾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北大老师李璜得知消息后，马上通知她转移。谭惕吾女扮男装，从北京逃到了上海，在上海加入了李璜等人领导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1939年改称为“中国青年党”）。

1927年，“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谭惕吾作为重庆市的代表，被选为青年党的中央委员，任执法部部长。但在这次大会上，“中国青年党”公然反对北伐革命，提出联络军阀孙传芳，以阻止北伐。谭惕吾原来设想依靠“中国青年党”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但青年党一大宣言却同她的想法截然不同，令她大失所望，从此毅然脱离了“中国青年党”。

1927年夏，谭惕吾回到长沙，在蔡元培先生任院长的大学院（相当于后来的教育部）做科员。同时，她的一位同学做了南京女师的校长，聘请她为该校历史教员，为学生讲“国耻史”。后来，她因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张贴传单，反对屠杀青年，在南京被捕。谭惕吾被捕后，蔡元培、皮宗石以及好友曹孟君和顾颉刚老师等知名学者、教授出面搭救。关押半年后，曹孟君找左恭、肖同兹、黄伯逵联名作保，将她保释出狱。出狱后，在曹孟君的劝说下，她流亡日本。8个月后，她回国结案。在苏州拜会了正在讲学的北大教授胡适先生，胡先生当即挥毫给高等法院院长修书一封：“爱国有罪呼？倘无罪，谭女士一案，盼能早日了结。”不久高等法院审理了此案，判谭惕吾无罪，予以释放。此时“中国青年党”仍想争取谭惕吾，但她深刻自省和反思参加青年党的这一段经历，痛恨“中国青年党”投靠军阀反对革命的行径，坚决拒绝。为时刻警示自己不再上坏人的当，她改名为谭惕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短短3个月时间，东北全境沦陷。1932年上海爆发“一·二八”淞沪抗战，谭惕吾和曹孟君联合南京各界爱国妇女，组成“中国妇女爱国护士队”，开赴前线，做战地救护工作。1933年，她又和曹孟君一起发起组织了“中国妇女文化促进会”。随后，她在《新民报》上连续发表了大量的抗日文章，其中有：《觉醒吧！同胞》、《为全会同志进一词》、《怎样准备自己》、《政府宜即下决心》、《非常时期托儿所的任务》等。

1935年12月，在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谭惕吾发表题为《妇女运动的趋向问题》的长篇报告，有数百人参加。报告阐述了妇女运动的意义，驳斥了要妇女放弃社会工作、回到家庭中去的谬论，号召妇女投入抗日救亡工作。报告全文分数次发表在《新民日报》上。当时谭惕吾成了妇女界抗日的活跃分子，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

有一次，内政部次长张道藩把谭惕吾叫到他的办公室疾言厉色地对她说：“听说你不办公，总到外面去活动，你这是破坏机关纪律、是反政府法令的，再这样你就不要做公务员了！”谭惕吾见他威胁自己，气愤地反击道：“宁肯不做公务员，但不能不做中国人！”扭身走了出去。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发生后，国民党当局残酷地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北平等地的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但国民党政府不但不接受学生的要求，还暗中逮捕了一部分学生。谭惕吾和曹孟君、邓季惺以首都妇女救国会的名义，故意在12月18日的《新民报》上登了一则寻找失踪学生的寻人启事。为此，谭惕吾受到警方的注意。南京警察厅调查课长赵世瑞说：“此一启示，暗示学生群众，政府扣留了他们的代表，故意造谣，煽动学潮。”国民党政府给予《新民报》勒令停刊3天的重大处罚。

1936年11月，绥远傅作义将军指挥抗日，收回百灵庙、大庙子、红格尔图等地，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振奋了全国民众的心情。11月19日，中国妇女爱国同盟举行紧急会议，决议电慰绥远抗日将士，并举行大规模募捐运动。他们成立募捐委员会，聘请何香凝为募捐名誉总队长，李德全、吴贻芳等4人为常务委员，谭惕吾为文书部主任，曹孟君为事务部主任，邓季惺为宣传部主任。众多爱国人士纷纷走向街头，掀起了空前的援绥抗战运动。

中国妇女爱国同盟经过月余努力，收到各方热心捐助，凑集了17360银元的捐款，购置了白布140匹、1220件皮大衣和大批食品药品。李德全指定谭惕吾为团长，携带慰劳品赴绥慰劳抗日将士。1937年1月29日，慰劳团踏上了北上的路，在冰天雪地里走遍了所有的军营及伤兵医院，亲手将慰劳品交给伤员和士兵。作为团长，谭惕吾还多次用激昂的语言向军官和士兵讲话，表达全国妇女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不再打内战的愿望。傅作义将军先后三次热情接见了他们，并亲笔题“自力更生”四个大字，送给了慰劳团。

谭惕吾从前线发回了许多报道。1937年2月23日登在《新民报》上的《塞外劳军》四首诗，其中《到大庙》云：“一腔爱国热，熔却边关血。大庙远劳军，依稀认敌血。谁谓国无人？行看胡虏灭。毳幕围炉话战功，举杯共庆勋劳烈。但愿再逢时，把酒同看沈阳月。”

回到南京后，谭惕吾写了《从国防前线归来》的47篇报道，后又将这些报道印成单行本。这些立场鲜明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同行的吕晓道女士，向国民党中央打报告，说谭惕吾替共产党做宣传。陈立夫亲自找谭惕吾、陈逸云、吕晓道谈话。陈逸云替谭惕吾辩护说：“谭惕吾没有替共产党做宣传，只是对士兵讲不要打内仗，要团结抗日。”陈立夫说：“这就是共产党的主张，共产党主张抗日是骗人的，他们不会真心打日本……”谭惕吾听了十分气愤，这使她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正义在共产党一边。从此她和国民党反动派势不两立，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道路。

“七七事变”发生后，谭惕吾参加了南京文化界知名人士百余人集会，商讨抗日救国方针。会议决定：组织首都文化抗敌后援会，推谭惕吾等5人为代表，要求国民政府即日出兵抗日。

1937年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邓颖超也陪同到南京，去推动上层妇女界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当时李德全在南京创办了“首都妇女学术研究会”，曹孟君、谭惕吾等创办了“中国妇女文化促进会”，推动妇女抗日救亡工作。

8月中下旬，邓颖超会见了李德全、曹孟君、谭惕吾等左派妇女领袖。邓颖超在了解了国民党统治区妇女运动的概况后，向她们传达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邓颖超真挚的话语深深打动了她们，李德全随即邀请邓颖超在“首都妇女学术研究会”理事会上讲话。邓颖超欣然同意，但特别提出了也请国民党妇女负责人唐国桢和陈逸云也参加。李德全和谭惕吾听了十分诧异，不得其解。邓颖超说：“现在抗战开始了，国共必须第二次合作，我们党的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还会见了蒋委员长呢，我们妇女界一个小小的聚会为什么不能请她们参加呢！多一些人参加，妇女抗日工作就多一份力量。”李德全没有再说什么，可谭惕吾并没有完全想通，她认为唐国桢她们喊抗日也是虚情假意。不久李德全主持的“首都妇女学术研究会”理事会在冯玉祥公馆召开，邓颖超在会上发表了热情而精彩的讲话，强调全国妇女都要以民族利益为重，不分党派、团体，消除分歧和成见，团结一致共同拯救民族危亡。邓颖超讲的言辞精辟，感情真挚，博得了与会人员的一致掌声。散会后，李德全、谭惕吾、曹孟君都一致称赞邓颖超讲得好。邓颖超怕她们还有想不通的地方，又进一步开导她们：“当前抗日是大局，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蒋委员长都同意了，她们不能反对也不敢反对，她们说抗日无论是真是假，我们都拉着她们抗日，假的也可以变成真的呀！”李德全、谭惕吾、曹孟君异口同声地都哈哈大笑起来。谭惕吾兴奋地说：“邓先生说的极是，要拉着她们抗日，假抗日也可以变成真抗日。”听了这话，邓颖超紧接着加了一句：“关键是我们的工作。”一番亲切而充满哲理的劝导，使谭惕吾由衷敬服邓颖超政治家的风范，并深深体会到中国共党为拯救民族危亡而捐弃前嫌的博大胸怀。从此，她在邓颖超同志的领导下真诚地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工作。

中国共产党很重视妇女工作。根据中共的指示，一天，曹孟君约谭惕吾一起到八路军办事处。在八路军办事处，博古同志热情地接待了她们，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希望她们充分发动群众，团结广大妇女，坚持抗战。

上海沦陷后，南京危在旦夕，国民政府撤退到武汉。在武汉，谭惕吾积极参与发起“战时儿童保育会”，邓颖超直接参与了这项工作的领导，并和李德全同任“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副会长，曹孟君、谭惕吾等任理事，并任第一托儿所董事。

在重庆，谭惕吾不仅奔走呼号在上层社会和妇女界，而且深入到基层，组织了女师，联中、川师、青训、川中几个学校的学生（其中有四川籍的青年，也有自战区到川的流亡者），在休假日到乡间去做唤醒民众的工作。

1938年10月，汉口沦陷，谭惕吾随国民党政府来到重庆，和曹孟君等人仍坚持举行“时事座谈会”。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谭惕吾十分着急，唯恐统一战线破裂。在当时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为了有组织地对国民党上层人士进行工作，周恩来提议由一部分中共党员、爱国进步人士、国民党民主派以及一些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较高级幕僚职务的进步人士，组织成立一个秘密政治团体，以配合南方局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经王昆仑、王炳南、许宝驹、屈武等筹划酝酿，1941年夏，在重庆秘密成立了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改称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习惯称“小民革”）。

会议确定组织成立后的第一项任务是，改组中苏文化协会，并在中苏协会内成立妇女委员会，由曹孟君、谭惕吾负责筹备。妇女委员会成立时，李德全任主任，曹孟君、傅学文任副主任。邓颖超、谭惕吾、张晓梅等是常务委员。

革命同盟的核心小组成员，经常碰头开会，王炳南是革命同盟内的公开中共代表，几乎每一次会议他都参加。周恩来与革命同盟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他参加核心小组会议次数很多，每次从延安回渝，都把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计划向“小民革”核心成员交底。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盟内有些同志认为，抗战胜利了，今后国内的形势是争取和平、民主和进步。他们主张公开组织，以便在成立联合政府时参加竞选。中共知道这个情况后，十分重视，由董必武同志亲自到王昆仑同志家与核心组成员谈话，谭惕吾也在座。董老说：“组织不能公开，公开了中共的同志就必须撤出，民主党派的同志和其他许多同志也不便留在组织里了。”董老着重说：“目前形势并不乐观，蒋介石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处心积虑地想吞并共产党，消灭解放区，内战危机还很严重。大家要提高警惕，不可大意。”听了董老这席恳切和关怀的话，谭惕吾和在座的同志们深受感动。王昆仑说：“感谢董老的关怀，我们一定说服有关同志打消公开组织的念头。”随后，核心组同志分别向有关同志传达了董老的谈话，消除了要求公开组织的想法。后来，果然如董老说的一样，形势越来越严重了。董老的一番话，在关键时刻摆正了革命同盟组织的革命航向。

1945年，国民党内一部分民主人士，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谭惕吾任中央组织委员。

1945年2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她与邓颖超、李德全联络进步妇女，筹组“中国妇女联谊会”。谭惕吾公开参加了重庆民主派妇女《对时局的主张》的宣言，“要求政府立即邀集各党各派和各界人士，举行全国紧急会议，共商国是，成立联合政府，给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

这个宣言由百余位知名妇女签名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后，引起了极大震动。国民党反动当局对签名的部分同志或进行警告或解雇。3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边区妇女团体致重庆妇女界慰问电，表示赞同“对时局的主张”，并对国民党迫害进步妇女的行为表示义愤。蒋介石的侍从室获悉宣言出自谭惕吾之手后，便找政务次长张道藩调查谭惕吾的情况。张道藩随即找她谈话，声色俱厉，进行威胁。邓颖超和周恩来同志得知后，十分重视，立即指示“中国民族革命同盟”尽快将谭惕吾撤出内政部。从此她再没有到内政部上班。当时立法委员实行委任制，谭惕吾在内政部的“视察”职务较高。根据中共的意见，为加强在立法院的力量，经“革命同盟”负责人王昆仑、屈武向孙科推荐，1945年8月，谭惕吾被任命为立法委员，这一身份使她得到了在国民党政府上层进行斗争的有利条件，她的人身安全也得到一定保障。

1945年8月31日，重庆和平谈判期间，毛泽东在“桂园”与“小民革”负责人王昆仑、屈武、许宝驹、侯外庐、曹孟君、谭惕吾谈话（中共方面王若飞、徐冰、王炳南在座）。见到他们，毛泽东非常高兴，迎面用手画了个半圆，称赞他们都是无名英雄，都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双方一直谈了近3个小时。回延安后毛主席称赞说：“有政策、有水平的还是革命同盟。”

1945年10月，为表彰谭惕吾在抗战救国中的贡献，国民政府授予谭惕吾“胜利勋章”。1945年底，“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推举谭惕吾、柳亚子、甘祠森等9人参加了反内战筹备会。

1946年3月，中共《新华日报》（重庆）邀请李德全、谭惕吾两人分别为“三八节”题词，谭惕吾的题词是：“妇女必须努力于国内的民主团结及国际的亲密合作，以达拯救人类的任务。”

同月，谭惕吾随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为了争取实现政协决议、停止内战，中共代表团也迁往南京，谭惕吾和邓颖超往来密切。那时中国妇女联谊会李文宜、黄静汶、韩幽桐、曹孟君等许多同志每周在谭惕吾家开一次学习会，邓颖超每次都派她的秘书曾宪植（叶剑英夫人）参加，传达中共的方针政策，有时她们还收听解放区的广播。中共驻南京办事处撤回延安前夕，他们还研究如何帮助转移电台。

1946年11月中旬的一天傍晚，邓颖超到谭惕吾家作临行告别，并传达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民革（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今后要扩大组织，加强工作。多争取进步人士，广泛团结中间人士，坚决孤立顽固分子。”

中共驻南京办事处撤走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南京，特务横行，民生窒息。蒋介石一心要发动内战，向立法院提出“戡乱法案”，想强迫委员们表决通过。

谭惕吾坚决反对，直言：“我认为中国人民经过10年内战、8年抗战，已经疲惫不堪，如果再打内战，必将生灵涂炭，国将不国，因而反对通过这一法案。”

主持会议的立法院长怒目相视，厉声斥责说：“这是国民政府的立法院，替共产党说话的人滚出去！”谭惕吾毫不惧怕，当就法案进行表决时，她拒绝举手。

1947年，历史到了一个紧要的转折关头。当时，国统区反战呼声此起彼伏，如火如荼。

5月16日，各大报的头条新闻都是“立法委员的和平呼声”。例如《大公报》说，“立法委员周一志、于振瀛、谭惕吾、李庆尘等19人于立法院15日晨例会中，以书面向主席提出动议，要求停止内战，恢复和谈”。20日，南京、沪、苏、杭几万名学生举行了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联合大游行”，蒋介石出动了全南京的警察、宪兵、青年军和马队疯狂进行血腥镇压，用水枪、皮带，打伤学生百余人，逮捕二十余人，制造了“五·二○”血案。5月25日，国民党又以“破坏社会秩序，意图颠覆政府”的罪名，强令《文汇报》、《联合晚报》和《新民报》上海版停刊。立法委员谭惕吾、于振瀛等分别发表文章或谈话，指出如此举动是违反宪法之行径，要求撤销停刊，驻南京的美国合众社记者播发了声援《新民报》的部分谈话。

5月30日，立法院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处理学潮的办法。会上国民党内政部部长张励生、教育部部长朱家骅都公然对镇压进行辩护。谭惕吾大义凛然，在立法院大会上说：“五·二○”我亲眼目睹警察打学生；“上海三报被封闭，足证政府之行为与言论不符。”散会后，她从南京乘夜车赶到上海，直奔侯外庐家，告诉侯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张励生说“学生运动有共产党作后台”，“有侯外庐背后操纵”，她叫侯外庐警惕中统的加害并尽快离开。侯随即转移，后来化名徐康乘船赴港。

同年9月，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成员余心清、梁蔼然因策划孙连仲起义，以“匪谍”罪名被捕。谭惕吾不顾个人安危积极组织接济和营救工作，并和许宝驹一起陪伴余心清的母亲到监狱探视。余心清《在蒋牢中》感慨地写到：谭惕吾、陈铭枢、曹孟君、刘仲容、于振瀛一些朋友在京沪经常筹划维持我的生活。尤其在那一种环境下，接济一个像我这样的“匪谍”是多么冒险的一桩事！1948年5月，余心清估计自己会被判死刑。他虽对死早已置之度外，但为自己死后，老母亲、兄弟的3个遗孤、妻子和女儿的生活而担忧。他通过一个理发匠，给老朋友谭惕吾写了一封信，希望谭惕吾和其他朋友在他就义后，能随时照顾自己的家属。谭惕吾接信后，深感责任的重大，更加积极地组织营救工作。

1948年，是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上进行最后较量，并决定下半个世纪中华民族命运的关键时期。

由于白色恐怖加剧，许多民主党派停止了活动，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领导机构也迁到了上海，当时谭惕吾是南京方面的负责人。不久，革命同盟中央做出决定：停止工作，解散组织，以维护同志安全。许宝驹到南京传达决议时，谭惕吾想到周恩来同志回延安前的指示，激烈反对：“干革命早已准备抛头颅、洒热血，现在形势恶劣，中共办事处撤走了，民主党派有的解散了，公开斗争需要我们承担，我们只能发展组织加强工作，绝对不能解散组织停止工作。”后来，革命同盟中央同意了南京方面的意见。不久，同盟秘书长曹孟君到香港避难，谭惕吾代理秘书长，在白色恐怖下为保存“小民革”组织做出了贡献。

根据党的指示谭惕吾再次当选立法委员后，在立法院，和于振瀛、陈建晨等同志利用立法委员的合法身份，组织邓季惺等一批反战、争民主的委员召开“一四”座谈会，统一思想，进行斗争，并提出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质询。

1948年6月15日，《新民报》在第二版用大字标题刊登了题为《谭惕吾对翁院长施政报告之质询》的文章。她在文中一针见血深刻地指出：“共产党拿富人的钱，用穷人的力，为穷人打战；国军拿穷人的钱，用穷人的力，为富人打战；士气如何能振作？”质询从军事、民心、经济、外交等方面指出反动派必然失败的下场，连续四次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戡乱”，在国统区引起了强烈反响，用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话说，这“是散发投降主义于我后方社会的运动”。

1948年6月下旬，谭惕吾联系几位立法委员提出“淮海战役失败了，下一步怎么办”的质询案，请作战部部长何应钦答复。何应钦召开了不许记者参加的小型秘密会议，答复了质询以及失败的原因和今后的部署。会后，谭惕吾将情报及时转送给了地下党。就在“秘密会议”召开的同时，由邓季惺领衔，和谭惕吾、于振瀛、陈建晨等三十余人提出“空军对开封城内盲目轰炸，人民损失惨重。责任应该谁属，今后应严禁，停止轰炸城市案”，理由是：查国际战争尚有禁止轰炸不设防城市之规定……此次空军对开封轰炸扫射，人民死伤无算，学生炸死成堆……究系何人所发命令，责任应由谁负，请即查办。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害怕之极，恨之入骨，称他们是共产党派到立法院的“第五纵队”，7月1日的《中央日报》社论称之为“掩护匪军之又一运动”，并说，“这一宣传运动仍然是反戡乱运动之一环”，并且威胁说，“希望政府采取严厉的行动予以制止”。

国民党报纸说了之后就要下毒手，谭惕吾立即通知邓季惺转移。“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组织也决定谭惕吾先到香港去躲避。1949年1月19日，谭惕吾冒名黄镜吾飞抵香港。10月6日谭惕吾被国民党中央永远开除党籍。

3月上旬，在香港的中共华南局负责统战工作的潘汉年通知谭惕吾，说周恩来拍来电报邀请她到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谭惕吾感到非常高兴。在中共的安排下，3月29日，她和阳翰笙、金山等人到达北平。

一到北平，谭惕吾就陷入了被误解的深渊里。无论她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全都用异样的目光看待她，使她百思不得其解。当时恰逢各党派、团体酝酿出席“新政协会议”的代表名单，民主人士对谭惕吾1947年竞选“立法委员”一事有异议。有人甚至认为她是政治的变节，对她有很多责难，要她发表“伪立法委员”起义宣言。谭惕吾感到非常委屈，她认为，发表起义宣言就等于自己把“政治上的变节”背到身上。有一次，她和同盟的某领导争吵起来，说：“为什么在地下工作的同志不发表起义宣言偏叫我发表！蒋管区的反动分子叫我匪谍分子；到了解放区，说我是伪立法委员，我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还要不要做人，还要不要活着！”

过了几天，一个晚上，谭惕吾正在北京饭店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核心组会议，周恩来同志突然莅临，对核心组同志谈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同他们商讨了“小民革”的新政协代表人选问题。王昆仑同志汇报了拟定名单后，周恩来同志马上说：“惕吾同志也可以提出来嘛！”王昆仑叹口气说：“是的，她本来可以提的，但是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她竞选立法委员很不谅解。提出来，怕得不到同意。”周恩来同志当即说：“你对他们说明一下嘛！”王昆仑打了愣，表示为难的样子，周恩来同志果断地说：“你不说，我来说。”

几天之后，新政协筹备会召开代表提名会议，谭惕吾、于振瀛都参加了。在宣布协商提出的代表名单时，周恩来特别说到：“这里有一个问题要向大家说明一下，名单里有两个人，一个是谭惕吾，一个是于振瀛。他们竞选立法委员是我打电报给华南局，叫华南局通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要留两位同志在立法院，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决定他们两人竞选立法委员。他们两人竞选立法委员是经过织织决定的。”

周恩来同志的一席话，拨开了满天乌云。当时很多同志瞬间都用释然而又抱歉的眼光瞧着谭惕吾。散会后，不少同志跑过去与她紧紧握手。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光荣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于1949年9月17日宣告结束。10月1日，谭惕吾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隆重的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谭惕吾任政务院参事，在政务院参事室担任法制组的召集人。1950年5月，她随陈绍禹、沈钧儒等人到天津、沧州、唐山各法院及监狱考察在执行中存在的各种法律、法案和组织工作中的问题。7月，她代表政务院出席了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参加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讨论和修改工作。1954年，谭惕吾任全国政法协会理事，同年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常委法律室工作，参与了全国《民法》的起草准备工作。1979年她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以高度热情参与了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等二十多个法律的修改审定工作，提出的许多意见被采纳。

1956年2月，民革召开第三届代表大会，谭惕吾被选为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她联络部分妇女代表，向大会提出“成立妇女工作委员会”的提案。

作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谭惕吾在新中国参加了大量的外事工作。1951年她作为团员随林伯渠团长、沈钧儒副团长，与夏衍、袁翰青等人赴苏“五一”观礼。归国后，谭惕吾写了关于苏联伟大成就的长篇文章《访苏观感》发表在《光明日报》上。随后她又赴民主德国参加了“中国———民主德国友好月”活动。她那社会活动家的风采，她那充满激情的讲演，为中国人民赢得了德国人民的尊敬。回国后，她写了《访问民主德国拾零》的文章，发表在杂志上。

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谭惕吾任中国代表团工作处副处长兼组织处处长。1953年10月4日，谭惕吾任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第一总分团副秘书长赴朝慰问。

此外，谭惕吾还先后担任了新政治学会负责人之一，中苏友好协会理事，民主党派干部夜校办公室主任，慰问朝鲜儿童代表团副团长，政务院三反五反运动检查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还在光明日报和《北京日报》上发表了《男女平权》、《改进北京市卫生工作的建议》、《湖南农民热烈拥护统购统销政策》的文章。这期间，她以高度的政治热情、认真负责地工作，除每天按时上下班外，晚间经常有会或参加大量外事活动。有时她不顾身体情况，简直达到忘我的程度。1954年，她竟晕倒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场上，被送进了北京医院。她到北京城子煤矿视察工作，不满足听汇报，而是亲自到几十米深的矿井里去察看。她为党为国的工作热情可见一斑。

1957年4月30日，为发动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毛泽东亲自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集中给共产党提意见。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强调指出，没有民主党派人士的批评这种社会压力，整风就不易收效。在这种情况下，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原则，本着为国家、为执政党的发展与未来着想的原则，在民革中央整风座谈会上，谭惕吾坦诚地就民革成员所应采取的态度方面、在中共的领导体制、法制建设、执政党应遵守宪法和接受监督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但是，这些诚恳的意见和建议并没有得到重视，并且，随着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一大批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一部分共产党员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谭惕吾也被错划其中。谭惕吾倍感委屈与痛心，多次想到过自杀。但在生与死的思想斗争中，一生革命的谭惕吾还是想着党，怕自杀给党带来不好的影响。她相信党和国家最终会把问题搞清，还她以清白。

1960年11月，谭惕吾被摘掉了右派帽子，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亲切地接见了她，给她以鼓励。1962年3月，她再次被任为国务院参事。

“十年动乱”期间，曾有8位外调人员向她调查一位中共党内干部的情况，态度极其蛮横，简直把谭惕吾当成了审判对象。她毫无惧色，一派正气，神情坦然，当场义正词严地斥责他们：“你们今天不是向我了解他们的情况，而是对我进行审问，这是不对的。你们带一个框框来，希望按照你们的框框找答案，这怎么成呢？！”她字字千斤，句句铿锵有力，说得外调者们哑口无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拨乱反正的进行，使谭惕吾兴奋不已，感到国家有了希望。在中共中央先后下发了11号文件和55号文件之后，她写了申诉书。1979年2月1日，谭惕吾在日记中写道：“十二时余，到朱蕴山家见朱蕴老。朱蕴老告诉我，最近见到了李维汉部长，说李部长告诉他：‘我交给你一个任务，把谭惕吾的右派问题改正过来。’”

1979年，谭惕吾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并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一天下午，有位仍然对被划为右派耿耿于怀的人，前去看望谭惕吾，看到她的桌上摆满了法律书籍、文件及手稿，就说：“您还在卖命呐！”谭惕吾严肃地回答：“就是我被贬为社会最底层时，也从未丧失过对共产党的信心。”

1979年后，谭惕吾先后任第五届全国妇联副主席，第五、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委，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副主席、主席。

在担任民革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期间，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谭惕吾定期组织民革及有关女同志开展研讨会、学习会，十分活跃。《团结报》、“中国新闻社对台组”、“中国新闻社专稿组”、“中央电台新闻组”以至香港《大公报》、《文汇报》都报道过她们的活动。她总是身先士卒，先后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和谈话，其中有：《三八节日语故旧》、《鲜明的对比》、《诚挚的愿望》、《就台湾回归祖国问题的讲话》、《关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性质和任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并怀念台湾同胞》、《中国在清除对妇女歧视方面取得成果》等文章。

1989年，在全国政协第七届第二次会议上，87岁的谭惕吾提出《关于加强对台工作的统一领导及合作配合的建议》的提案。建议：将实现一国两制作为长期目标，与台湾官方举行谈判作为中期目标，全方位开展两岸交流作为近期目标的建议。该提案后来被评为全国政协优秀提案。

李登辉上台后，“台独”势力越演越烈，谭惕吾忧心忡忡。1995年，当她93岁时，她读完贾亦斌同志所著《论“台独”》后，写下了：《〈论“台独”〉敲响了国人的警钟》的文章，发表在《团结报》上。她痛斥道：“‘台独’是国家民族的心腹大患，全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要一致起来共同反对出卖祖国统一的罪魁祸首，一致起来共同反对出卖祖国统一的罪恶的‘台独’。”

1997年2月10日凌晨，处于弥留状态的谭惕吾关心的依然是祖国的统一大业。她断断续续地不止一遍地说出：“港澳回归，疏而不漏；祖国统一，大势所趋。”她那颗追求真理、主张正义、爱党爱国、自强不息的赤子之心停止了跳动。

谭惕吾人物评价

谭惕吾同志逝世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为她写的生平中，称赞她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并高度评价她“从青年时代就接受进步思想，追求真理，主张正义，积极投身解救民族危亡和争取人民解放的事业，同反动势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她满腔热情地参加社会主义的事业，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谭惕吾出版著作

1928年春，经北大老师周鲠生教授介绍，谭惕吾给商务印书馆翻译了《欧洲战后十年史》，后来又翻译了《经济学原理》。著有《内蒙之今昔》、《从国防前线归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