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礼节

陈礼节人物生平

赴日求学

1906年2月，陈礼节同志出生于湖北汉阳。青年时代的陈礼节资质聪颖，好学上进，为人正直。由于陈礼节学业成绩优异，当时汉口的同文书院用庚子赔款送他去日本深造。

1926年12月，20岁的陈礼节漂洋过海，从汉口出发赴日本留学。他先后在日本第一高等学校、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医学。

1936年大学毕业后，他作为研究生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内科研究室继续深造。

回国抗日

1937年卢沟桥“七· 七”事变。陈礼节义愤填膺，毅然放弃内科医学博士研读，于当年12 月返回祖国。陈礼节表示：绝不做亡国奴，决不当汉奸，当为抗日战争出力，报效祖国。

在抗日战争期间，他跑遍了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宜昌、长沙、福建等地，执教于抗日流亡大学——西北联大和福建医学院。陈礼节精通德、日、英三国语言，医学基础扎实，内科专业知识丰富。他在西北联大担任内科教授兼附属医院内科主任。他一方面诊病救人，一方面开展医学教育，自己编写讲义给学生授课，并亲自指导学生临床实习，深受大家的欢迎。

赴台接收

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重归祖国怀抱。1946 年7月，正在福建医学院任内科教授的陈礼节应国民党陈仪将军之邀，前往台湾担任台大附属第一医院的“接收大员”。陈礼节组建“接收内阁”，无论是掌握财权的财会人员，还是享有特权的缉查人员，他使用的全是当地台湾人。陈礼节带领接收清理队通宵达旦地工作，认真查账理财，不分财产贵贱，一笔不漏，仔细造册，涓涓归公。台湾行政公署对陈礼节廉洁正派的工作作风大加赞赏，夸他为“接收大员”的楷模。

回杭创业

正当陈礼节为台大附属第一医院设计新的蓝图时，台湾形势更为复杂，陈礼节夫妇不得不中断台湾的事业，告别了宝岛，来到杭州。在杭州要找栖身之地，夫妇两人犯了难，租房要金条，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周围的人觉得不可思议：“人家都争着去台湾发财，你们两个大教授，台湾回来后连房子都租不起，真不可思议！太傻了！”陈礼节笑笑：“人各有志。古话说得好，‘我以不贪为宝’，我就是要做这种人！”

陈礼节夫妇从台湾带回的唯一值钱的财产是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正是这台收音机，在中国黎明的前夕使这两位相濡以沫的夫妇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回到杭州后，陈礼节夫妇被聘为浙江医学院教授，陈礼节并任杭州省立医院院长。他们非常关心时局，经常在夜深人静时收听新华社播发的消息，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使他们欢喜若狂，激动无比，他俩暗暗商量着迎接解放的事。这时，解放大军南下势如破竹，杭州解放在即，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逃跑。

1949年3月底4月初，陈礼节接到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卫生处处长徐世伦的电话命令：叫他马上将医院迁往舟山。他知道杭州快解放了，于是一面寻找各种借口软拖硬磨有意拖延，与国民党政府巧妙周旋；一面动员医院医务人员安心工作，团结医院职工，保护医院的医疗仪器设备和药品物资，严防敌特破坏。国民党见软硬兼施也奈何不了他，便决定溃逃时炸毁藏在红楼的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留下的大批药品、医疗器械和物资（其中有布匹、纱布、毛毯、棉花等）。陈礼节知道后非常着急，情急之下，终于想出了“劫”物品的主意。他暗暗组织了医院的同仁，借了一辆大卡车，悄悄来到红楼，不顾散兵游勇、特务和流氓的跟踪和骚扰，指挥医院职工将120箱医疗用品秘密运到杭州医院仓库掩藏。当时有人劝他拿些回家，他坚决回绝。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他四处忙碌，组织医院工作人员，用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完整的医院，和“劫”来的贵重药品和医疗器械，及时地抢救和治疗了解放军的伤病员。当解放军准备解放舟山的时候，陈礼节号召医院十几名医护人员组成医护队，与他们同去。后来，守军撤退，我军不战而胜。

1950年后，陈礼节同志先后任杭州市卫生局副局长、局长。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积极组织杭州医药卫生界人员和民进会员参加志愿医疗队，奔赴前线为志愿军战士救死扶伤。

1955年，他当选为杭州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工作。在连续多年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中，陈礼节和人民群众一起参加劳动，清扫马路，擦洗公共设施，去街道、居民区检查卫生，杭州的大街小巷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老杭州人都会记得，在1958 年前后，杭州市区蚊子、苍蝇等害虫大大减少，居民在夏天晚上可以不挂蚊帐睡觉。杭州涌现出小营巷等一批全国卫生模范单位，杭州市也在那一年荣获“全国卫生先进”称号。人民领袖毛泽东还曾亲临小营巷视察，对杭州市的卫生工作给以充分肯定。

文革时期，陈礼节同志被关进了“牛棚”，遭到非人的摧残，肋骨被打断了好多根。到了文革后期，他被安排到杭州市第一医院做门诊医生。他庆幸自己又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认真负责地给病人治病。加之他医术高明，驾轻就熟，因而受到病员们的交口称赞。人们口口相传，纷纷来到医院向他求医。陈礼节对好友说：“我又有了一份最好的工作——给病人治病。”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在遭受文革摧残后，仍能如此达观，令人钦佩。

“四人帮”粉碎后，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党的农村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更有深切的认识和体会，深感这是国家实现四化的重要保证。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团结知识分子，自觉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党和政府给他落实了政策，他历任了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四、五届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顾问、民进浙江省委会主委，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名誉主席等职。

他在担任省、市科协领导职务期间，致力于开展科学技术工作。他曾经满怀信心地说：“科学技术工作的春天到来了，我虽已年过古稀，但要以自己的有生之年，加倍努力，把科协这个联系党和科技人员的纽带进一步搞好，促使早出人才，多出成果。”

由于长年辛勤而紧张的工作，由于遭受了“四人帮”的迫害的摧残，陈礼节同志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在病重期间，他仍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念念不忘统一战线工作、人民政协工作和民主党派工作。对经济建设事业的繁荣发展、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巩固、扩大，他十分高兴。他还盼望着自己能够恢复健康，为党再做一些工作。在生命垂危时，他嘱咐夫人厉矞华同志：死后将遣体捐赠医学研究，不开追悼会，丧事从简。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尚的思想情操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精神。

逝世纪念

1984年7月1日22时55分，陈礼节同志因心脏病加重，医治无效，不幸去世，终年78岁。他的夫人厉矞华同志按照他的遗愿，将他的遗体捐给浙江医科大学解剖、研究。

在陈礼节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浙江省和杭州市主要领导王芳、铁瑛、李丰平、厉德馨、王家扬、陈安羽、刘丹、王启东、朱祖祥、余纪一、朱之光、钟伯熙、张浚生、周峰、陈侠、高峰等同志及生前好友多次前来看望并向其家属表示了深切的慰问。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对他作出高度评价：陈礼节同志是一个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他的逝世是革命事业的一个损失。他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崇高的思想品质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激励着我们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勇前进。

陈礼节人物简介

陈礼节，字和夫，湖北汉阳人。16岁中学毕业时名列榜首，汉口同文书院用庚子赔款送他去日本留学，先后在日本第一高等学校、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医学。留学期间，参加了日本友人组织的秘密读书会，积极营救被日本政府逮捕的留学生中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七七事变”后，他辞谢了京都帝国大学真下教授希望他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的挽留，毅然返回祖国为抗战出力。先后在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宜昌、长沙、福建等地，从事医学教育。抗战胜利后受聘出任台湾大学医学院教授。1948年夏来杭，任省立杭州医院（今浙江中医院）院长兼浙江医学院教授。解放前夕，他断然拒绝国民党要他将医院迁往宁波、舟山的命令，保护医院，保护物资，迎接解放。杭州一解放，他立即扩大床位，组织医务人员，收治解放军伤病员。

1950年后，他先后任杭州市卫生局副局长、局长。1955年，陈礼节当选为杭州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等工作，对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作出建树，杭州曾获得全国卫生先进城市的称号。十年内乱中，陈礼节受到迫害。粉碎“四人帮”后，历任民进浙江省筹委会主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陈礼节人物轶事

投身抗日 教书育人

青少年时代的陈礼节资质聪颖，好学上进。由于他学业成绩优异，当时汉口同文书院用庚子赔款送他去日本深造。1926年12月，20岁的陈礼节飘洋过海，从汉口出发赴日本留学。先后在日本第一高等学校、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医学。1936年大学毕业，作为研究生进入内科研究室继续深造。

陈礼节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等处深造期间，时刻怀念祖国命运。他意识到，国内军阀混战，贪官当道，政治腐败，民不聊生。这些内忧，正是外患的根源。他身在日本留学，却不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中日亲善”、“同文同种”等欺骗宣传所惑，相反更激起报仇雪耻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时陈礼节参加了日本左翼友人组织的秘密读书会，读过日共《赤旗报》，还把节省下来的钱捐助读书会。1932年春，日本政府大肆逮捕留学生中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陈礼节的中学同学方瀚 ( 即何定华，解放后任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部长) 和同乡王达夫，因参加日本共产党被捕。陈礼节认定他们的行为是正义和爱国之举，他们在国外举目无亲，自己去营救他们是责无旁贷的。他倾囊相助，不顾个人安危，花了一年半时间，来回于东京、京都之间，找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人员，托同乡、同学帮助，通过多种关系和合法手续，聘请了日本律师，到法庭进行辩护。陈礼节还节衣缩食，省下钱来，每两个月左右从京都赶到东京，乘十多个小时火车前往东京巢鸭监狱探监，看望方、王二位，并将他们需要的书籍和日用品等送去，向他们通报日本律师的活动情况。日本法庭宣判时，陈礼节也去旁听。因律师有力的辩护，迫使法院由判刑几年改为缓刑几年，再改为“驱逐出境”。在方瀚、王达夫获释由日本便衣警察押送出境回国时，陈礼节到轮船码头为他们送行。

1937年芦沟桥“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陈礼节义愤填膺，毅然放弃内科医学研究，辞谢了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真下教授希望他继续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的挽留，于当年 12 月返回祖国。 陈礼节表示：绝不做亡国奴，决不当汉奸，为抗日战争出力，报效祖国。在抗日战争期间，他颠沛流离，含辛茹苦，跑遍了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宜昌、长沙、福建等地，执教于抗日流亡大学——西北联大和福建医学院。陈礼节精通德、日、英三国语言，医学基础扎实，内科专业知识丰富。他在西北联大担任内科教授兼附属医院内科主任时，一方面被请去诊病，一方面开展医学教育，自己编写讲义给学生授课，并亲自指导学生临床实习。他的课堂教学深受学生欢迎和同事们的钦佩。当时国民党当局以西北联大“赤化”为名，解聘了大批进步教授。陈礼节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老教授采取“不屑同流合污”的态度，冒着失业危险，愤然离校。他在福建医学院担任内科教授兼附属医院内科主任长达六载,把全部精力放在教学、临床医疗和科学研究上。这家医学院设在抗日前线的福建沙县，条件差，设备简陋，但他克服重重困难，不分昼夜编写讲稿，先后撰写出200余万字的《传染病学》讲义，在台北《新生日报》印刷发行；他与内科同事合著了5篇学术论文，其中4篇获福建省颁发的甲级奖，1篇获学术奖。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陈礼节受聘出任台湾大学医学院教授，后兼任台湾结核病研究所所长，并负责接收台湾大学附属医院。在职两年多,工作兢兢业业，为人清廉正派。他不用一个私人，依靠原有台湾籍教授、医师、护士和行政人员进行工作。清点日本人移交的财产和物资时，不分贵贱，仔细造册，涓滴归公。最后两袖清风，离台回杭。

保护物资 迎接解放

1948年夏, 陈礼节感到台湾情况复杂,自己举目无亲, 因而来到杭州,就任省立杭州医院（即今浙江中医院）院长兼浙江医学院教授。他在省立医院工作半年多, 洁身自爱, 努力工作。这时, 解放大军南下势如破竹,杭州解放在即, 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逃跑。陈礼节非常关心时局, 经常夜深人静时在家中收听我新华社播发的消息。得知解放战争节节胜利, 很受鼓舞。1949 年 3 月底4 月初, 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卫生处处长徐世伦亲自命令陈礼节, 把医院迁往宁波、舟山一带。徐世伦对陈礼节说:“我们要走了,你快作准备,把重要设备和人员带走。”在这关键时刻, 陈礼节义无反顾地断然决定留在大陆,迎接解放。他采取软拖硬磨的办法,抵制和拒绝执行反动派要他逃跑的命令,一面故意拖延时间,寻找种种借口,不作准备；一面动员医院医务人员安心工作, 保护医院,严防敌特破坏。由于陈礼节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使医务人员和医用物资全部保存下来, 没有失散。此外, 经过陈礼节的工作,还吸收了当时从南京来杭州的几位名医师留杭工作。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陈礼节以特有的职业敏感性, 意识到保存好医务人员和医疗用品, 对支援全国解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杭州解放前的二三天,陈礼节得知城站红楼有一批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留下的药品、医疗器械和物资 ( 布匹、纱布、毛毯、棉花〉等医疗用品,国民党反动派正准备烧毁。陈礼节想：这批物资,不知能援救多少解放军伤病员,应该留给人民,决不能让反动派毁掉。于是, 他当机立断, 不顾散兵游勇、特务和流氓的骚扰, 迅速组织医院同仁, 借 得一辆卡车, 亲自带领员工到红楼抢救。他与工人们一起搬运装卸, 把 183 箱医疗用品安全运到医院仓库, 并一一登记保管。解放后, 这批急需的医疗用品全部交医院军代表验收归公, 供解放军伤病员治疗上应用。

1949年5月3日 ,陈礼节和医院全体员工欢欣鼓舞地迎来了杭州解放。当时, 陈礼节立即组织省立杭州医院人员, 迅速担负起收治解放军伤病员的光荣任务。他一面对医务人员进行思想动员,做好稳定情绪的工作,一面自己负责治疗抢救伤员,日夜在医院值班。南下的解放军七兵团伤病员逐日增加, 医院病床容纳不下。陈礼节四出奔走,想方设法,向附近居民借房子,使医院病床短时间内扩大5 倍,60 张增加至 300 张。医院缺制剂,他自己筹建起制剂室, 解决医疗急救药品的困难。护士缺少, 医院内就开办护士学校, 自己培养护士。这段时间, 杭州医院治疗的伤病员不下千余人, 使多数伤病员治愈后重返前线，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战斗。

联系群众 作风深入

1950年初, 陈礼节出任杭州市卫生局副局长, 后任局长, 直到 1955 年。他对此非常感动, 曾说：“我没有后台,又不是共产党员,一个只熟悉医疗教学业务的医务人员, 却被赋予如此重任, 在旧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深感共产党大公无私,知人善任。”陈礼节上任后,团结同志，以很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充沛的精力投身于卫生事业。他深入我市大中型工矿企业, 协助厂矿建立起卫生医疗机构。他邀请专家现场研究防治职业病、常见病。他还组织医务人员下乡, 在郊区农村实行巡回医疗。他参与研究和制定了企业劳动保 护和公费医疗管理制度。他又举办“西医学中医”学习班, 组织医务人员学习我国传统医药知识。经过几年共同努力,使杭州市的市容清洁、卫生、舒适；天花、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基本得到控制；一套比较完善的医疗管理制度普遍建立。抗美援朝时期, 陈礼节响应党的“动员起来, 讲究卫生, 减少疾病, 提高健康水平, 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号召, 身体力行, 发动群众组织救护队,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当时要组织医疗队赴朝, 陈礼节带头报名,要求参加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尽管组织上未让陈礼节赴朝, 但在他的参与组织下, 我市三批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按时出发, 救死扶伤, 出色完成抢救伤员治疗病人的任务。

1955年, 陈礼节当选为杭州市副市长, 分管文教卫生等方面工作。他更加虚心谨慎, 加倍努力, 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认为爱国卫生工作, 是与生物作斗争的一门深奥学问, 要花大力气才能搞好。他工作勤奋, 天天早出晚归, 为杭州的卫生事业倾注了极大心血。他作风深入，经常走街串巷, 检查卫生, 几乎跑遍了杭州市区的大街小巷。他经常与居民群众一起参加卫生劳动, 清扫路面和公 园、绿化地内的枯枝败叶、垃圾。他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 创造了诸如窨井口做活塞、装“纱窗”（水能流入, 蚊子出不来）；用烟熏窨井等控制蚊蝇孳生地等行之有效的办法。他还与群众一起, 打苍蝇，捞取得了孑孓, 捉老鼠, 挖窨井, 掏粪坑。在夏天,他晚上睡觉时听到蚊子的嗡嗡声, 就夜不入眠, 起床打着手电筒去寻找孳生地。当时有人议论, 象陈礼节这样的教授专家, 做这些事“太不值得”。但他毫不动摇, 坚持依靠群众, 深入实际, 身体力行, 搞好爱国卫生工作。他说:“卫生与群众结合, 事业必成功”。在党的领导下, 依靠全市人民共同努力, 短短几年, 杭州市的卫生面貌大为改观, 曾经达到夏天不挂蚊帐可以睡觉的水平。传染病基本消灭, 疟疾、脑炎、肠道病大大减少, 人人讲卫生成风, 广播操等群众性体育活动广泛开展。因此, 杭州市获得全国卫生先进城市的光荣称号。毛泽东同志视察杭州上城区小营巷时, 对杭州市的卫生工作倍加赞扬。

陈礼节还分管科学技术工作。他在担任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和中华医学会浙江分会会长时, 总是热情支持开展工作, 举办各级各类业余科技训练班、业余科技大学。他在夜间还去业余科大了解学员听课率, 检查教师授课质量, 特别重视外语班, 为请名教授授课, 他亲自到各大学聘请兼任教师；还在杭州市中心——湖滨路一带举办了电化科技知识画廊, 广泛宣传科学知识, 提高市民科学水平；开办各类学术讲座和医学学术讨论, 推动医学科学前进,曾获得中华全国医学会表彰。

热爱我党 热情参政

五十年代初, 陈礼节由周建人、许广平介绍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作为民进地方组织的领导人，陈礼节常在考虑民进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他认为，民进作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民主党派，毋庸置疑地要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应有所作为，否则便无存在之必要了。他常说，中共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统战方针，完全是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胸怀出发的，是无私的。他要求会内同志团结更多的知识分子，忠诚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坚定地跟党走，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参政议政上，他强调不能光发牢骚，做局外人。提意见和建议需要有的放矢。在他自己的许多发言、提案中，总是有不少令人信服的数据和例证，因而受到有关部门的欢迎。

50年代浙江的民进组织初建不久，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政策主要是团结、教育、改造。陈礼节深感贯彻党的这一政策的重要性。他把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好与坏放到了能否真正发挥作用这个高度来认识。他认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旧社会过来的，头脑中还留有较深的旧世界观的烙印，因此，需要不断学习，去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他潜心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在他阅读过的著作中，划满了圈圈杠杠，并注下了许多心得体会。民进机关每周两个晚上政治学习，他坚持参加，并带头谈学习体会。

1962年，在当时社会上对知识分子的地位还颇有非议的情况下，陈礼节力排众议，在多种场合和会议上呼吁对知识分子的估价要全面。他引用列宁的一句话“知识分子是从本行业务来接受共产主义的，到了社会主义，他们是一步步的在进步。”他说：“事实也是如此，这几年知识分子贡献很大，他们中的大多数从回忆对比中感到了社会主义好。”他直率地指出：“过去对知识分子总是压下去，他们有意见只好闷在心里，这样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看见了缺点也不讲，应该让他们讲讲话。对知识分子的估价首先要肯定成绩，不要弄得灰溜溜的。”他还建议政府尽可能地解决知识分子的政治和生活待遇问题。

陈礼节还热心做好“三胞”工作, 为统一祖国大业贡献力量。他写的《回忆在台湾大学的日子里》一文, 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播发后, 在海外激起强烈反响。他的在台湾基隆的两位学生通过在美国的儿子给陈礼节写信, 表达他们和广大台胞渴望统一祖国的愿望。

陈礼节爱党爱国的高尚革命情操和在医学上的成就，在江浙一带是颇受人们尊敬和仰慕的，他待人真挚，尊重人才，善于团结同志的好作风又使得他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下，浙江一大批医药卫生界、科技界和教育界的知名专家、教授加入了民进组织，而由于他们的加入，又吸引了许多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来到民进的周围。如今在浙江医卫界拥有的一大批具有较高层次的成员，已成了浙江民进的一大特色和优势。

夙愿实现 光荣入党

陈礼节是一个爱共产党、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的人。他曾说， 我在旧社会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还留学日本, 去过台湾谋生, 颠沛流离, 含辛茹苦。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亲眼目睹了许多大事, 经历了数不清的急风暴雨, 使我坚定一个信念: 相信共产党, 相信群众。在1957 年整风反右时, 有人诱发他向共产党“提意见”，他却斩钉截铁地说, 共产党是公正的, 我有职有权。同时, 还教育子女必备爱国主义之心。1960年陈礼节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但是, 在文化大革命中, 这位长期与我党合作共事的爱国知识分子, 却受到批判揪斗, 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 被非法隔离审查, 进行残酷政治迫害, 致使陈礼节身心遭到严重摧残。10 根肋骨被打断, 腰椎粉碎性骨折。陈礼节身处逆境, 忍受肉体上的剧烈创痛和精神上的折磨, 仍一如既往, 坚定不移地相信共产党, 热爱社会主义, 表示“决心跟党走一辈子”。1976年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文革中蒙受迫害的同志赴京参观, 陈礼节也应邀参加。他在毛主席纪念堂内激动万分地表示, 誓将有生之年贡献给爱国卫生事业。回来后, 又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二份入党申请书。他写道:“ 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和愿望。”“ 作为一个不为私利、完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共产党员, 是极其光荣、崇高的。我要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984 年 3 月 20 日, 他在住院期间, 中共杭州市委根据陈礼节要求, 接收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陈礼节多年夙愿终于实现了, 他在病榻上经历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当时, 他多么渴望病愈早日出院, 再从事他毕生热爱的卫生医学事业, 为党更好工作。不料于1984年7月1日晚因心脏病加重, 夺走了他的生命, 终年78岁。

陈礼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平时曾说，遗体病理解剖对医学水平的提高很重要。“一个人活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死后不要给组织添麻烦, 不必惊动亲朋好友”。根据他献身医学事业的精神, 其夫人厉矞华将陈礼节的遗体献给浙江医科大学作病理解剖试验, 不开追悼会, 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路遥知马力, 日久见人心”。陈礼节的一生, 是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一生, 也是无私献身于医学卫生事业的一生。他清廉正派, 光明磊落, 胸怀坦诚, 作风平易, 谦逊好学, 爱憎分明。他的爱国之心, 在风云变幻的复杂情况下表现十分突出。他对党的坚定信念, 在身处逆境时尤为明显。他是一位具有高尚品德的爱国知识分子。陈礼节的高风亮节,锲而不舍地追求真理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风雨同舟 夫妻英模

浙江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始终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在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得下，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为浙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贡献了智慧和力量。纵观浙江民进的发展历史，陈礼节和厉矞华夫妇可以说是关键的两个奠基者，陈礼节有“建立”之功，厉矞华有“建设”之功。

陈礼节是浙江民进的首批会员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承担了筹建浙江民进组织的重任。从1951年加入民进组织直至1984年7月逝世，除“文革”期间民主党派停止活动之外，他始终在民进组织的领导岗位上尽责尽力，历任民进杭州市委会副主委、主委，民进浙江省筹备委员会副主委、主委，民进浙江省委会主委。几十年来，他以厚德博学的专家形象影响着会员，以胸怀天下的政治使命感激励着会员。

他高度重视组织发展工作，坚持发展会员的原则，成员必须是既要求进步，又要有影响力的代表性人物。经过他介绍入会的专家教授们，再通过他们的感染力，又吸引了许多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民进这个大家庭。

受丈夫的影响，1951年10月，厉矞华加入了民进。1984年陈礼节因病去世，厉矞华受组织重托，以副主委身份代行主委职责，并于当年10月当选为民进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主委。

厉矞华继承丈夫的遗志，对民进未来的发展作出了前瞻性的思考和设想，展现了其作为一位成熟的党派领导人的长远眼光和政治智慧。

陈礼节人物评价

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陈礼节同志是一个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他的逝世是革命事业的一个损失。他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崇高的思想品质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激励着我们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