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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藩

蒋藩人物照片

杞名人蒋藩介绍

民国藏书家

蒋藩(1871-1944),民国著名学者、藏书家。字恢吾,号蓼庵,祖居睢县,后迁杞,住县城大南门街。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辛丑(1900、1901)恩正并科河南乡试举人,朝考大挑一等,授职拣选知县(未任),是晚清及民国年间河南著名学者一,有“南有李敏修,中有张开促孚,北有蒋恢吾”之誉。

蒋藩人物生平

成长背景

蒋博览群书,学力深厚,平生潜研经史,文宗昌黎、诗法少陵、史尊班马,造诣颇深,尤擅于史志,精于金石考证。1915年7月、1938年6月,他曾受聘纂修《杞县志》《河阴县志》,任总纂,著有《杞县志稿》(未刊)、《河阴志》。其间还受聘河南通志局(亦称河南通志处、通志馆)任纂修,授八等嘉禾章,著有《金石考》。在多年的实践中他编纂了许多志书,总结了志书篇目、体列、编纂、校注及资料搜集、整理、鉴定等方面的经验,对研究和发展方志理论和纂修志书做出了很大贡献。他重视资料的搜集,强调“采访之要,心思、耳目、手足一一皆到,方能称职,盖考索之精确,阅见之祥审,手书足履之频烦劳苦,举无可少者,大忌以耳代目,以目代足”。谈到采访与编纂时,他又指出:“采编之与编纂,文字虽有繁简,纪录虽有先后,而责任实无重轻。”特别强调了采访作为编纂基础的重要性。1932年他撰写了《方志浅说》,实为修志指南,文中就“方志之原始与其变迁”、“方志与国史之异同”、“通志与通史之异同”、“省志与一统志、郡县志之异同”、“修志三要(人才、钱财、史材)”、“修志三长(才、学、识)”、“修志二纲(采访、编辑)”、“采访四术(躬亲、专治、择要、耐劳)”、“编纂四则(体例精、材料丰、去取审、文字洁)”、“成书三期(校理旧志、开纂长编、刊成定本)”等方面,根据他的实践作了精辟阐述和独到的见解,编修新地方志仍富有借鉴价值。

主要成就

一生积学好古,尤精于方志学、文献学、目录学、金石学的研究,最嗜藏书,先后累时40余年,积所藏达20余万卷,仅河南方志就有170余种,庋藏于“梧荫楼”、“求槐怍斋”中,在杞县和开封两地均有藏书之所。与当时知名藏书家如南阳张嘉谋、福州林钧、山东王献唐、吴兴刘承干等人书信往来密切。其中刘承干曾将其刊刻的图书数种送给他收藏,蒋藩亦回赠有《天根文抄》、《原圃集》、《河阴县志》、《瓢沧诗稿》等书。收藏图书中不乏宋本,甚至有明大内刊本《永乐大典》20余本,明清刻本居多,手稿本亦有数种。1907年就曾在北平相国寺旧书摊上得到常茂徕《怡古堂书录》手稿,1929年冬还曾以重金购得宋代黄庶《伐檀集》上、下卷2册,为绛云楼本。曾编撰有《梧荫楼藏书图题咏集》,自称“元刻宋椠,虽绌搜罗,秘典轶闻,足资探讨。……尝涴信丰刘伯绅先生为之图,吴兴刘翰怡先生署其额。”刊有张嘉谋、王献唐、萧惠清等30余名家题辞。所藏之书在抗战其间损失不少,其余在1952年捐献给国家,现存于河南省图书馆。

晚年事迹

抗日战争期间,他回杞整理旧志,潜心研究学问,或以文会友,或指导门生习作,乐此不疲,尤其晚年仍为登门求教的青年答疑解惑,诲人不倦。

蒋藩主要著作

他一生著作颇丰,已刊行的有《梧荫楼诗钞》二卷、《梧荫楼文钞》六卷、《梧荫楼骈体文钞》一卷、《求愧怍斋笔记》三卷、《蓼庵笔记》一卷;未刊行的有《梧荫楼诗话》、《河南金石目》、《杞县金石考》、《河阴金石考跋》、《随唐金石考跋》、《笃雅堂文集》、《四书求心录》、《梧荫楼家书》、《梧荫楼日记》等。方志理论文章除《方志浅说》外,还有《河阴修志意见书》、《河阴志稿编纂细则》、《河阴文征序》、《河阴县志凡例》、《杞县商例》、《通志首列圣制议》等;在给好友胡巽青、步彰五等的书信中也阐述了一些对编纂方志的意见。他在从事修志工作的同时,又费尽心血收藏河南志书一百七十余种,日伪时期悉数为河南省伪省长李敬斋掠去,后辗转流徙,存失莫知。

蒋藩补充介绍

  蒋藩(1871~1944),字恢吾,号蓼庵,祖居河南省睢县,后迁河南省杞县,住县城大南门街。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辛丑(1900、1901)恩正并科河南乡试举人,朝考大挑一等,授职拣选知县(未任),是晚清及民国年间河南著名学者之一,有"南有李敏修,中有张仲孚,北有蒋恢吾"之誉。

  蒋博览群书,学力深厚,其居室"梧荫楼"藏书数千卷,平生潜研经史,文宗昌黎、诗法少陵、史尊班马,造诣颇深,尤擅于史志,精于金石考证。1915年7月、1938年6月,他曾受聘纂修《杞县志》、《河阴县志》,任总纂,著有《杞县志稿》(未刊)、《河阴志》。其间还受聘河南通志局(亦称河南通志处、通志馆)任纂修,授八等嘉禾章,著有《金石考》。在多年的实践中他编纂许多志书,总结志书篇目、体例、编纂、校注及资料搜集、整理、鉴定等方面的经验,对研究和发展方志理论和纂修志书做出很大贡献。他重视资料的搜集,强调"采访之要,心思、耳目、手足一一皆到,方能称职,盖考索之精确,阅见之详审,手书足履之频烦劳苦,举无可少者,大忌以耳代目,以目代足"。谈到采访与编纂时,他又指出:"采编之与编纂,文字虽有繁简,纪录虽有先后,而责任实无重轻。"特别强调了采访作为编纂基础的重要性。1932年他撰写《方志浅说》,实为修志指南,文中就"方志之原始与其变迁"、"方志与国史之异同"、"通志与通史之异同"、"省志与一统志、郡县志之异同"、"修志三要(人才、钱财、史材)"、"修志三长(才、学、识)"、"修志二纲(采访、编纂)"、"采访四术(躬亲、专治、择要、耐劳)"、"编纂四则(体例精、材料丰、去取审、文字洁)"、"成书三期(校理旧志、开纂长编、刊成定本)"等方面,根据他的实践作了精辟阐述和独到的见解,对今日编修新的方志仍富有借鉴价值。

  抗日战争时期,他回杞整理旧志,潜心研究学问,或以文会友,或指导门生习作,乐此不疲,尤其晚年仍为登门求教的青年答疑解惑,诲人不倦。

  他一生著作颇丰,已刊行的有《梧荫楼诗钞》二卷、《梧荫楼文钞》六卷、《梧荫楼骈体文钞》一卷、《求愧怍斋笔记》三卷、《蓼庵笔记》一卷;未刊行的有《梧荫楼诗话》、《河南金石目》、《杞县金石考》、《河阴金石考跋》、《隋唐金石考跋》、《笃雅堂文集》、《四书求心录》、《梧荫楼家书》、《梧荫楼日记》等。方志理论文章除《方志浅说》外,还有《河阴修志意见书》、《河阴志稿编纂细则》、《河阴文征序》、《河阴县志凡例》、《杞县商例》、《通志首列圣制议》等。在给好友胡巽青、步彰五等的书信中也阐述了一些对编纂方志的意见。他在从事修志工作的同时,又费尽心血收藏河南志书一百七十余种,日伪时期悉数为河南省伪省长掠去,后辗转流徙,存失莫知。1944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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