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

蒋廷黻人物生平

1895年12月7日，蒋廷黻出生于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今属邵东县）楮塘铺（今属廉桥镇）一个中等农家。父亲和伯父经商，家中略有地产。蒋廷黻6岁起，接受私塾教育。

1906年，蒋廷黻入长沙明德小学，学习新学课程。同年秋转入湘潭益智中学；

1911年，蒋廷黻由基督教青年会介绍自费赴美求学，入密苏里州派克学院预科。

1914年，蒋廷黻入俄亥俄州奥柏林学院，主修历史。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同情协约国，加入奥柏林后备军训练团。

1917年，蒋廷黻毕业后赴法国参与战地服务一年。先后在里昂附近的圣芳斯军需厂和勒克列索的斯耐达兵工厂组织类似茶馆的俱乐部，举办学习班，教授中国工人法文和中文，替他们写家信，寄钱回家。期间，曾与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有所接触，“分担他们的忧虑和失望”。

1919年夏，蒋廷黻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先是专攻新闻，继而改学政治，最终转学历史。华盛顿会议期间，曾积极组织“中国留美学生后援会”，担任英文刊物主编之一，声援中国代表团的外交努力。

1923年春，蒋廷黻获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英国劳工党的外交政策》。

1923年回国，先后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他主张兼重中外历史，兼采中外史学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对近代中外关系变化如何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看法，十分重视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正是师从于他。教学之余，蒋廷黻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校长张伯苓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仍肯拨款购置已出版的史料”，让他终生难忘。在南开，他完成了《近代中国外交史数据辑要》（上卷），这是第一部不依靠英国蓝皮书等外国文编辑的外交史资料，他自述“研究外交文献六年使我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可以说，南开六年奠定了他中国近代外交史乃至近代史研究的基础。

1929年又接受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邀请，出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长，并在北京大学兼课，主讲中国外交史及法国革命史。并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凡11年。

1929年5月，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亲自到南开大学邀请蒋廷黻前往领导清华大学的历史系。他在清华六年，先后兼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大学历史系重综合、重分析、重对历史的整体把握，迥然有别于传统的史料派。

在清华六年，蒋廷黻不仅显示了学术上的实力，行政才干也得到一定展现。这期间他还在《独立评论》发表了60篇政论，因此在1933年夏天到1934年6月，蒋介石曾三次约见他。1934年7月，他受蒋介石委托，以非官方代表身份出访苏联、德国、英国。1935年末，蒋介石亲自兼任行政院长，即任命非国民党员的蒋廷黻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这也是他弃学从政的开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廷黻在燕京大学发表演讲，支持政府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政策，遭到燕大师生通电反对。

1932年春，蒋廷黻和胡适等创办了政治性刊物《独立评论》，成为核心人物，在对日主张方面，他赞同丁文江的倡议，仿照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为了保住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而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主张“为了对日和平不惜任何代价”，也附和胡适提出的“和比战难”的观点，自称是“对战争的狂热者从事一场艰苦的作战”。他认为“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甚至在《独立评论》撰文批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他对于时局和中国对日关系的一系列主张，很快引起中国最高当局的注意。

1933年夏，蒋介石在庐山牯岭约见蒋廷黻，他提出“正确结合政策和武力的理论”，建议先建立一个真正核心地区，然后分阶段进行，将来利用抗日战争达到统一中国。同年秋，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亦在南京约见蒋廷黻，征求其对日方针的意见，蒋廷黻明确反对使用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对日和战问题。翌年初，蒋介石再次约见蒋廷黻，他建议在“剿共”战争中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并称此为对付共产主义的“釜底抽薪之法”。

1934年8月，蒋廷黻赴苏联和欧洲收集中国外交史资料，蒋介石要求他利用此行试探中苏合作的可能性，并通过外交途径说明蒋廷黻是他的私人代表。10月16日，蒋廷黻会见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亚科夫，斯托莫亚科夫着重表示，“对蒋介石，我们把他当成与我们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尊敬”，“我们真诚希望发展和巩固两国关系”。蒋廷黻致电蒋介石报告：“中苏利害相同，友谊亟宜培养，互信极宜树立，如此则我外交可添一路线，世界对等阵线可望维持。”蒋介石复电甚表嘉许。

1935年冬，蒋廷黻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处长，走上从政道路。其时，行政院对与日本和战问题展开争论，他主张“光荣的和平”，并提出一项修建铁路、发展工业、改良农业的发展计划，以为国力增强之后方可言战，受到实业界的激烈反对，计划流产。

次年10月，蒋廷黻复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政府高层希望蒋廷黻设法使苏联与中国并肩作战，抵抗日本侵略。然而，蒋廷黻却未能在任内将中苏关系大力向前推进。客观原因是中苏间围绕着新疆问题、外蒙古问题、出售中东铁路问题等，矛盾不断，发展双边关系的条件尚不成熟。主观原因是蒋廷黻力主“中国与几个国家（包括苏联）结盟的机会比中苏单独联盟的可能性大”，对苏联态度的评估与政府期待不符。加上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在未得到外交部指令情况下，根据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密电，向苏联外交部提出抗议，指责西安事变是“苏联指使”，引起苏方强烈抗议，并导致苏方对蒋廷黻的冷遇。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廷黻坚持“除非日本先对苏联下手，苏方不会对日作战”的判断，亦与国民政府争取苏联加入对日战争的外交决策不符，蒋廷黻任职仅年余即奉调回国。使苏期间，经过他的努力和交涉，赴苏已十多年的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顺利回国，从而使蒋廷黻与小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归国后，蒋廷黻继续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并一度兼代行政院秘书长及行政院发言人。他的主要政务活动集中在内政方面，但也参与若干外交方面的活动。

1942年8月9日，蒋廷黻以政务处长身份发表正式谈话，希望联合国通过类似《大西洋宪章》的宣言，保证韩国在战后独立。此为中国官方首次公开正式对战后韩国独立问题表明立场。27日，蒋廷黻应重庆中美文化协会邀请发表《江宁条约的思想背景》，纪念《南京条约》签署100周年，从一个特殊角度分析不平等条约的起因，主张“中外都不必感情用事，引起仇恨”，“可以一面取消不平等条约，一面促进友邦的友好关系”，在舆论界、外交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3年11月，蒋廷黻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善后救济会议，后任中国驻联合国救济总署（“联总”）代表，其工作转向中国的联合国以及国际组织外交。

1944年7月，蒋廷黻出席联合国金融货币会议，参与国际货币基金和国际建设开发银行的创建。

1945年初，担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行总”）署长。在分配联合国救济物资时，不顾国民党方面反对，力主国民党统治区与共产党占领区一视同仁进行分配。11月14日，与“联总”驻华代表签署《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联总”基本协定》。

1946年，蒋廷黻利用救援物资和设备，在邵阳市设立乡村工业示范处，兴办了机械、铸造、制革、农药、硫酸、水泥、粮油加工、肥料、自来水等小型工厂，为邵阳现代工业之始。在邵阳东乡宋家塘设立“华中农业技术推广站”，开邵阳农业生产新技术和农业机械耕作之先河。同年10月，转任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后为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理事会）代表。

1947年4月，蒋廷黻当选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6月，担任联合国在上海和马尼拉举行的远东经济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主席。11月，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兼联合国安理会中国首席代表。

1947年12月，任中国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代表。此后从事职业外交生涯，长达15年。

1949年4月和5月，南京和上海已经解放，美国已经放弃援助国民党政权的对华政策。在蒋介石的默认和支持下，蒋廷黻同宋子文、顾维钧等人筹划胡适组阁，企图促使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

同年6月12日，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任命胡适为外交部长。这是国民党最高当局抛向美国的一个试探性的气球。蒋廷黻不仅赞成胡适出任外交部长，而且主张由胡适担任行政院长，出面组织自由派内阁。他认为中国国民党的失败就在于缺乏一个在野党的监督，为此，积极推动创建以胡适为党魁的新自由派政党，草拟了《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草案》，与胡适商定了该党的核心人物名单。蒋廷黻设想以该政党为新内阁支撑。6月中旬开始，他与宋子文、顾维钧、胡适频繁磋商，认为胡适出面组阁“是我们挽救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和最后一张牌”。然而，由于美国政府最终没有接受这个方案，蒋廷黻等企图建立自由派政府的计划以失败告终。

新中国成立后，蒋廷黻继续担任台北当局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时间长达14年之久。1949年底，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提出《中国代表权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新指派的代表任之》草案，他串联西方国家代表极力阻挠这一草案在联合国大会上付诸讨论。曾在联合国第四、五、六届大会上多次提出所谓“控苏案”，指斥苏联是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掺和起来的共产帝国主义。因此倍受西方赏识。

1950年11月29日，蒋廷黻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全程用英语发言攻击新中国，洗白美国入侵朝鲜的行为，被中方代表伍修权严厉驳斥，使得蒋廷黻狼狈不堪。

1961年11月，蒋廷黻改任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就职其间，蒋廷黻与沈恩钦发生婚外恋，原妻唐玉瑞不断去联合国干扰其公务活动，使他无法再在联合国任职。

1962年，蒋廷黻转任台北当局驻美“大使”。1965年5月退休，暂居纽约。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口述其回忆录，计划结束该项工作后，返台中央研究院，重拾中国近代史研究。惜口述回忆录仅完成三分之二，即于当年10月9日病逝于纽约。 。

蒋廷黻轶事典故

蒋廷黻很有个性，对人对事，总有独特的见解。与人争辩，单刀直入，毫不留情。性格耿直，自信自负但并非有意骄傲，不喜欢敷衍应付，厌恶恭维迎合。对社会国家、负责敢言，不计得失。他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期，闻听国内爆发五四运动，兴奋异常，“心焉向往”。

1921年，九国会议在华盛顿召开，积极参与组织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后援会，秉承五四运动中“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从事活动，出版刊物，担任英文刊物的主编。任教于南开后，常常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抗议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会上，告诫南开学生，“吾辈皆黄帝子孙，岂容外人将祖遗夺去而不顾”。在抵制日货的运动中，建议南开学生征收日货所有人的爱国捐，提议用这笔捐款建立工业研究机构。认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是好事，但还不彻底，还不是治本的办法。希望建立一个工业研究机构去研究现代科学和技术生产方法从根本上提高国货质量，与日货竞争。

同在清华执教的好友浦薛凤说：“廷黻与予同在清华执教多年，又同住北院，朝夕相见，加之网球场上，桥戏桌边，又复时相过从。”浦薛凤说蒋廷黻与他有两项共同的嗜好：“一为运动，即打网球，每周二三次，均在下午四时许举行。偶或预备冰淇淋一桶，置球场傍，吃吃打打。一为消遣，即玩桥牌，每于周末晚饭后开始，只计分数，有胜负而无输赢。经常参加打网球与玩桥牌者，吾俩以外，计有（陈）岱孙（总）、（萧）叔玉、（王）化成、（陈）福田诸位。蒋、浦两家同住清华北院（十六号与四号），相去咫尺。廷黻大嫂（唐）玉瑞与内人（陆）佩玉时相过从，且常与（北院五号）王文显夫人，三位并坐，一面编织毛线衣帽，一面细话家常。两家儿女亦常来往，回忆清华生活真是黄金时代。”

蒋廷黻的原配夫人唐玉瑞与蒋同岁，是一名新式的知识女性，两人有四个儿女。

蒋廷黻好玩桥牌，没多久，情感危机就在桥牌桌上发生了。蒋廷黻在重庆常邀三朋四友在家中玩桥牌，这个女人是蒋的清华后辈沈维泰的太太，名叫沈恩钦。两人日久生情。唐玉瑞陪孩子到美国看病，蒋廷黻乘机将沈维泰、沈恩钦夫妇调到救济总署任职，不久又找个由头把沈维泰调往国外，和她过起了甜蜜的小日子。

1948年，蒋廷黻委托律师在墨西哥法庭单方面与唐玉瑞办理了“离婚”。随后，与已经离异的沈恩钦结婚。但唐玉瑞对此并不认账，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式女性，她在美国的法院提起诉讼，但当时蒋廷黻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具有外交豁免权，法院没有受理。于是，唐玉瑞又请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协助解决其婚姻纠纷，不过，以协调国际纠纷为己任的联合国对于私人家事也无计可施。即便如此，唐玉瑞依然坚持“维权”，不论蒋廷黻在哪里有公开活动，她都不请自到，“宣誓主权”。她还给胡适等蒋氏朋友圈里的人写信控诉，希望得到支持，但后者也以“家事”不便干涉为名保持沉默。足令今天有些媒体汗颜的是，当时的媒体既没有添油加醋炒作，更没有祭起所谓“家丑”的道德杀威棒，只作了客观报道。

1950年1月16日，蒋的侄儿在《人民日报》发表《致蒋廷黻的一封公开信》，责骂蒋廷黻“你抢了你下属之妻……丑名处处闻！”抛开当时特定的政治气氛不说，这桩具有“国际影响”的出轨案终究是蒋氏的人生滑铁卢。

蒋廷黻学识渊博，不仅广泛涉猎社会科学书籍，而且拥有一定的自然科学修养。英文造诣很深，出口成章。早在留美时代，已显露出使人钦佩的辩才，谈论问题头头是道，精辟动人。

他的文章不是雕虫小技，而是大手笔。别人的文稿经他修改，便能去滓存精。在南开批改众多学生的调查报告，半天功夫，便能决定去取，明快程度，令人由衷地佩服。

他拥有丰富的国际知识，使他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中，眼界开阔，独辟蹊径。

湖南近代史上曾经产生了魏源、郭嵩焘等一批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深受故乡这种学风及人文环境的影响，蒋廷黻治学伊始，就决心把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他研究近代中国史及外交史的宗旨就是为了了解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研究每一时期中国的抵抗方案及其分析每一方案的成败得失，找出经验教训，有所贡献于社会。蒋廷黻十分关注社会问题从为现代知识分子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回国之初，便与南开同仁游历了北平、西安、上海、南京、杭州、并对东北做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认真考察，以实地的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状况。还重点研究了中国的东北问题，预见到东北对国家安危的重要性。治学时代，曾以学者身份发表了多篇政论性的文章。

蒋廷黻在晚年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输进西方的学问、治学工具和方法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些知识、求知方法与工具来了解中国的国情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这样，知识阶级与实际的生活才不致脱节，知识阶级的求知对象将扩大、求知方法亦将更加灵活，知识阶级才能更加了解人生的复杂。这正是蒋廷黻一生的主导思想。他早年治学，中年以后从政，一生的经历也充分地体现了这一思想。

蒋廷黻人生观的核心是有所贡献于社会，成就一番事业。他认为，“中国士大夫阶级不以财产为人生最高目的而重视事业，这 就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与最高目的”。

蒋廷黻从政后，并没有忘却学术事业。仍乐于探讨学术，手不释卷，一遇好书，便热切地推荐给亲朋好友。对研究历史仍有高度的热忱，常读历史书籍。出任外交大使阶段，对外交档案特别重视，颇有雄心重理旧业。从政期间，常常利用职务之便，对学术事业给予特别的扶植和保护。热心于国家学术，文化和教育建设，提出许多积极的建议。晚年有志于撰著一部中国近代史的传世之作，故晚年一再请求退休，以实现上述心愿，终因突发的绝症，未能了却夙愿。

蒋廷黻历史评价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的研究，蒋先生是个开山的人。近四十年来，蒋先生在这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新的风气，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带入一个新的境界，特别是给我们新的方法与新的观念。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科学研究，实与罗先生（罗家伦）同开风气。他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为旧中国的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是一个开山的人。

澳洲外交官：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不复杂的人。他像一头牛，充满着笨劲，一直往前冲，眼睛只往前看，这使他能够排除万难而达到他的目标。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也是他成功之处。

费正清：我认为你的成就让你有资格——我希望你确实是那样觉得——为你在公仆生涯里所作的贡献有着无比的成就感。在你从政以后，现代中国毫无疑问地失去了它最有能力的历史家。我知道在政府工作可以让人很挫折，因为不像写一部历史，政府有否建树不是操之在个人。当一个政府遇到困难甚至遭遇挫败的时候，作为官员的人可以是灰心罩顶的。

李济：他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这一大堆原始资料点活了。

李敖：蒋廷黻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入世、是事业、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所以，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要求于中国知识阶级的真精神。

何炳棣：当年的清华历史系在蒋廷黻领导下，隐约形成了一种学派，这是与清华国学院的王国维、陈寅恪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清华学派：重分析、重综合、重对历史的整体理解。蒋廷黻本人就是这一学派的身体力行者。他一本薄薄的《中国近代史》，将史料都吃透了，融合在他对历史的独特看法之中。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小册子的分量，这才是经典。

沈渭滨：在新中国成立前，无论在学界还是政界，蒋廷黻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学界，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先后做过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以主张史学改革著称于时；在政界，他是著名的外交家，先后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49年后又一度作为台湾当局驻美"大使"。在国民党政府的官僚群中，以"知外交"闻名于世。作为政治家，他是当时"书生从政"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以所学为国家所用。在国共两党斗争中，尽管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并在联合国中阻挠和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但至死都不愿加入国民党，还经常批评当局的政略失当和政治腐败；作为学者，他是当时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从治外交史扩及中国近代史，写出了若干很有分量的专题论文。他一生治学严谨，著作不多。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反而不是花了极大精力辑录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而是这本仅五万余字的《中国近代史》。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奠定了他在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他那一代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而受世人瞩目。

许纪霖：①从骨子里看，蒋廷黻与其说是一个学者，还不如说是一个士大夫。②蒋廷黻是瓷器店中的猛牛。③命运真是与蒋廷黻开了一个大玩笑，他大半生试图创造历史，却没有留下多少值得一提的政治功绩，而无意间写下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却成就了他做司马迁的梦想。

江勇振：蒋廷黻的一生是多采多姿的。他的官运，也是亨通的。他在行政院担任政务处长，以及接着所担任的“行总”署长的官涯固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所在。“行总”署长还是被宋子文赶下台的。然而，以他在外交官的生涯来说，他是蒋介石派驻美国的外交官里官运最好的一个。拜美国的中国政策之赐，他在“驻联合国代表”任内维持住了在联合国里的席次。长远来说，他在联合国为蒋介石所作的奋斗，到头来还是失败的，虽然不是在他任内。美国汉学家

刘绍唐：1950年代，蒋廷黻在联合国为维护中华民国代表权的精彩辩论，铿锵有声，他在外交战场上打了一个接一个的胜仗，真抵得过百万雄师。如果他没有婚姻上的不幸与困扰，如果他还像写这批家书时所表现得无‘后顾之忧’，也许还有几个胜仗可打，也许还有几本大书可写，至少还可以多活十年八年！

马勇：蒋廷黻为我们重构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历史叙事，使我们知道近代中国的全部问题渊源有自，并不可怕。蒋廷黻本可以像司马迁那样潜心著述，藏诸名山，以待来者，可是他又期待像张骞那样折冲樽俎，为国立功。学术上的野心、企图并未全部实现，甚为可惜；而政治上的缺憾是他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甚至没有机会像他的前任顾维钧、颜惠庆那样为大国代言。

金应熙：蒋廷黻是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策士和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又是我国史学界洋奴买办派"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国际关系史的代表人物之一，洋奴买办派史学的形成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和一些爱国史学工作者一起对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作了比较有力的揭露，推动了中国人民的反帝高潮，帝国主义老爷们发慌了，开始认识到单靠其国内的御用。

许泓作为一名爱国知识分子，蒋廷黻目睹国家多难，痛心疾首。1932年，蒋廷黻与胡适、丁文江等当时知名学者，创办《独立周刊》，讨论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以尽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的责任。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签订后，蒋廷黻告诫当时青年学生“吾辈皆黄帝子孙，岂容外人将祖遗夺去而不顾”，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作为历史学家，蒋廷黻主张兼重中外历史，兼采中外史学研究方法，治史颇有建树。在其代表作《中国近代史》一书，提出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的观点，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特定历史时期，蒋廷黻是个讲求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他治中国近代史，就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资借鉴，富强国家。

蒋廷黻主要作品

蒋廷黻重视中俄、中苏关系与东北问题的研究，于1932年写成《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一书中从顺治到咸丰部分，以后又发表有关文章多篇。1938年写成大纲性的《中国近代史》一书，提出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的观点。

蒋廷黻重视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以《筹办夷务始末》为基础编辑《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两卷），并收购散落民间的档案，编辑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

他的著作还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蒋廷黻选集》（台北文星出版社）、《蒋廷黻回忆录》，译著有海斯著《族国主义论丛》。

同时，他还在《清华学报》《中国社会政治学报》《独立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数篇学术性文章，著述虽然不多，但对旧中国史学界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