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宾

董作宾人物生平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二十四日（3月20日），董作宾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长春街（现解放路）一个小店主家庭，少年时便博览“四书”“五经”及诸子百家学说。自幼家境贫寒，其父注重孩子的文化教育，一家人辛勤劳作省吃俭用供董作宾上学，董作宾读书也非常用心，展现出超强的领悟与学习能力。少年时期的董作宾已显露出对古文字的热爱之情，由于酷爱古文字，每每下学便要去刻字店看刻字师傅的篆刻，闲暇之余便开始钻研篆刻，自学雕刻技法，琢磨章法要领。一次偶然间从刻字师傅处获得一本《篆字汇》，少年时期的董作宾便开始对古文字进行初步学习。因自幼学习篆刻而对篆文深有领悟，这对于他后来研究甲骨文给予很大帮助。

宣统二年（1910年），董作宾入元宗高小，后辍学。辍学后，董作宾在家帮父亲经营小店。他在店里开一个图书柜台卖书。当时，他与朋友陈耀垣一同设馆授徒，还和同城学友们组织了一个读书学习机构“文社”，定期聚会，互相督促鼓励读书写文章。文章写成了，他们便虚心向前辈请教。当时，南阳著名学者、教育家张嘉谋就住在长春街北段，对常来求教的董作宾很赏识。

民国四年（1915年）春，在张嘉谋先生的催促和鼓励下，董作宾报考了乡贤任学春创办的南阳县师范讲习所。次年冬，他即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

民国七年（1918年）春，董作宾跟随张嘉谋去开封，在张家管书房兼办家务。后经张嘉谋先生的指导和引荐考入开封育才馆读书，初步接触到甲骨文，从此他便与甲骨文结缘并产生浓厚兴趣，开始研究中国考古学。

民国十年（1921年）冬，董作宾又应移居北京的张嘉谋之邀，寄住在张嘉谋家中，并认识了同乡徐旭生。 民国十一年（1922年），董作宾进入北京大学旁听沈兼士、钱玄同的文字学课，好在年幼时期在书塾上课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和篆刻基础，董作宾很快便能掌握所录甲骨文。 徐旭生（炳昶）发现他聪明，又忠厚老实，还能吃苦，便介绍他入北京大学旁听语言学，空余时间对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进行摹印、研究。以油纸影写《殷墟书契》前编拓本。

民国十二年（1923年），董作宾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王国维成为董作宾“远程指导导师”通过书信交流进行指导。王国维侧重古文字背后的社会历史，透过古文字考证殷商时期的社会历史形态，对殷商社会历史重视直接影响了董作宾对甲骨文契刻手法的关注，摹写甲骨文时尤其注意与原甲骨文面貌的对比。我们今天观董作宾甲骨文书作法扑面而来的殷商卜辞雅趣，实际上来自于董作宾对卜手刻字的契刻动作还原，这一选择与王国维注重研究殷商文字背后社会历史形态有关，使董作宾关注到甲骨卜辞的契刻手法。 期间，他不但加入考古学会，与顾颉刚、马衡等共同参与清宫文物点查等活动， 更编校《歌谣周刊》，于早期民俗调查活动着力甚多。

民国十四年（1925年），董作宾从北京大学研究所毕业后获史学硕士学位，他先后任教于福州协和大学和河南中州大学。民国十六年（1927年）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并同文学院代院长傅斯年结为知交。之后，入傅斯年创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

民国十七年（1928年），董作宾回宛在南阳中学任教。6月，董作宾拟定调查办法大纲三则，时间上以两个月为限，地点上“拟先向安阳调查小屯村及殷墟所在，次向洛阳城东寻求前岁发见三体石经之地”，此方法，与傅氏所提倡“第一步想沿京汉路，安阳至易州”，“第二步是洛阳一带，将来一步一步的西去，到中央亚细亚各地”之工作步骤十分切合。同时，董氏亦希望“须大学院发给‘调查河南古迹古物委托状’为凭”。 傅斯年对此甚满意，将大纲列入向中央研究院汇报的专函中。

8月，董作宾在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邀请下探访安阳小屯，结束后提交了《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言殷墟之下尚有甲骨，急需国家组织科学发掘。正是这一报告，“……不仅结束了安乐椅上研究古玩的古物学时代，更重要的是，它为系统发掘这一著名遗址铺平了道路”。10月，在董作宾的主持下第一次发掘工作开始，这次发掘历经18天结束，共得有字龟甲五百五十五片，有字骨片二百九十九片，共计八百五十四片，还有铜、陶、骨、蚌、石、玉等类器物近三千件。董作宾从发掘出土的854片甲骨中选录了392版，摹写编码共381号，著录为《新获卜辞写本》。 他又参加山东城子崖发掘，发现了龙山文化。曾任教于中州大学、中山大学等，民国十七年（1928年）后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任研究员、美国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

民国十八年（1929年）夏，董作宾跟随史语所从广东迁往北平，在北平结识了许多学术界好友，其中就有罗振玉的学生容庚，也是在这一年他曾与容庚一道拜访罗振玉，参观了罗振玉收藏的甲骨，也见到了罗氏的甲骨文书法，这是董作宾第一次见到甲骨文字写成的书法，对于他写甲骨文书法有很大启发。在拜访之前董作宾就得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他非常喜欢这本书，常常摹写研究，因此，董作宾真正意义上学习甲骨文是从临摹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开始，从时间上看董作宾写甲骨文书法是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左右，在见到罗振玉的甲骨文书法以后的第二年，董作宾便开始了甲骨文书法创作，他的甲骨文书法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受罗振玉甲骨文书法的启蒙。

民国二十年（1931年）后，董作宾编著出版《卜辞中所见之殷历》。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董作宾升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3月，他发表了《甲骨文时代研究例》，确定了识别甲骨片上殷代文字分期的10个标准。

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董作宾参加安阳殷墟发掘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先后多次参加殷墟的系统发掘，并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他也由此开始对甲骨文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和专著。他最早提出甲骨断代的10个标准，主持了殷代帝王世系年谱、殷先王称号、殷帝姓氏、出土物墓葬地段、异域地名、铭文所述人物、铭文语法结构、铭文表意标准、铭文书写形态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他成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之一，一代甲骨学大师。他编著出版了《殷墟文字甲编》。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董作宾发表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更加全面系统地论证甲骨文的分期，参照甲骨文的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法，将殷墟出土甲骨分为五期：盘庚、武丁时期；祖庚、祖甲时期；廪辛、康丁时期；武乙、文丁时期；帝乙、帝辛时期。董作宾喜爱选择殷商武丁时期的甲骨文风格进行甲骨文书法创作，一方面他认为武丁时期的风格是殷商时期甲骨文成熟的表现，高雅复古、方圆兼顾、胖瘦匀亭、或峭拔、或圆和、或宏大、或纤细、或婀娜，较其他各期甲骨文风格变化最为丰富；另一方面用现代审美标准来评判就是最具艺术气息的时期，囊括书法艺术内在多样性变化规律，同时也加深董作宾对甲骨文风格多样性认识。

抗日战争时期，他随历史语言研究所相继迁往长沙、桂林、昆明、南溪，并主持该所工作，继续研究殷代历法。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董作宾又编著出版《殷历谱》，被誉为纪念碑式著作。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董作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研究员，并在同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同年底，董作宾随中央研究院和自己相伴多年而不忍心分开的大批文物迁往台湾，并提任台湾大学中国古文和历史教授。为台大中文系讲授古文学，为历史系讲授殷商史。到台湾后，董作宾曾任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历史语言所所长、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员等。

1950年7月，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骤创议创办学术界有影响的《大陆杂志》，董作宾任发行人（主持人）。同时担任《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主编。1950年12月，董作宾在傅斯年去世后接替他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任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博物馆清点古物委员、常务理事。

1951年后，董作宾先后编著出版了《西周年历谱》和《殷墟文字乙编》。

1954年3月，台湾中国历史学会成立，60岁的董作宾当选为常务理事。

1955年3月11日，61岁的董作宾的学术著作《殷商史研究》获台湾最高教育部门第一届学术奖。同年8月，董作宾辞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济接任所长，董作宾任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崇基书院、新亚书院、珠海书院教授。

1956年4月，62岁的董作宾被选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人文组第二届评议会员。1958年4月，64岁的董作宾聘任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甲骨文研究室主任。

1960年，董作宾帮助台湾大学中文系古文字研究室负责编纂《中国文字》，兼任马来西亚大学校外考试委员、台湾孔孟学会监督事，该年发表《最近十年之甲骨学》。1961年，67岁的董作宾发表《续甲骨年表》，分纪年、记事、撰著，按时间的顺序记载了甲骨文的发现、发掘、流传和研究的情况。

1962年，董作宾身体状况不佳，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绞痛、心肌梗塞等病。1963年3月20日，亲友、同仁和学生们如李孝定、严一萍等为他举行69岁华诞，不幸当夜心脏病复发，进台湾大学医院，此后卧病不起，昏迷不醒，11月23日在台北过世，享年69岁。葬于南港中央研究院高山之阳“南港学人山”（胡适公园）墓地，与胡适墓为邻。

董作宾轶事典故

在中国近代，鉴于董作宾对甲骨学的贡献，学界把他与罗振玉（字雪堂）、王国维（字观堂）、郭沫若（字鼎堂）一起合称为"甲骨四堂"。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学界对此四公的学术特征作一注解，即“雪堂（罗振玉）导夫先路，观堂（王国维）继以考史，彦堂（董作宾）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发其辞例”。

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向董作宾学习过历法，其后在某一点上，两人有不同的论证，在刊物上发表争论达两年之久，后来董作宾承认了罗尔纲的判断，用甲骨文写了一副对联亲送来向罗尔纲同志道贺。那时是抗日战争期间，董作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罗尔纲同志在社会研究所工作，两所都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分住两个村，相距几里路。董作宾已经是国际知名的中国考古专家，罗尔纲同志还是后辈。董作宾的甲文对联是不肯轻易送人的，竟跑了几里山路亲自送到罗尔纲同志住的集体宿舍来，满面笑容地当众向罗尔纲同志道贺说：“你对了，我写副对联来向您道贺！”

董作宾思路开阔，心地平静，语言幽默。往往短短的儿句话，即能反映他澄澈的胸襟和淡泊的心志。1947年任芝加哥大学中国考古学客座教授时，讲甲骨金文课程，他是用手摸着朋友的脊背说开场白的：“甲骨就是乌龟壳。”全场大笑。在台湾大学讲课时，常插讲些掌故趣事，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搜购甲骨时，有人把新骨伪刻卖给他，使他藏甲骨的书屋里臭气满室的故事，由他娓娓道来，倍感趣味亲切。晚年也到香港大学讲学时，有位画家送他幅画，可他非要让人家再添上三只小鸡，好凑够十个，人家说：“这岂不破坏了画面吗？”他不依，非要十个不可。人家笑他：“又不是活鸡，多几只好用。”他却不无幽默地说：“我有十个小孩。”众人连声称妙。

董作宾平易近人不摆架子，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在北京期间，有次他发现一年轻人在北海边徘徊，一筹莫展的样子，经向间原来是一位南阳同乡，进京考试未中，又遇家中有事失去接济，生活没有着落。董作宾带他回家管吃管住，激励他振作起来，努力学习，还帮他找仁作。经过努力和董作宾的帮助，这位青年后来终于在考古学上做出了成就。

董作宾历史评价

李济：“董作宾在甲骨早期研究中最大的贡献之一，也是他一生古文字研究最主要的成就之一，是他命名的贞人的发现。”

郭沫若：“近时董氏彦堂解决贞人之名，遂颇若凿破鸿蒙。” “ 卜辞屡载正尸方，帝乙帝辛费考量。万嘴千牛推索遍，独君功力迈观堂。”

朱自清：“（董作宾的《殷历谱》）肯说得详细，能说得明白。我在这部书所讨论到的各方面十足外行，但读时津津有味。这就是您写的好的证据。”

金毓黻：“依其贞人之名，即可断言甲骨属于某一时代，贞人记其所贞之事于甲骨之版，正为记事者之所司，故称贞人为当代之史官，其说甚确，此近人董作宾之所考定者也。”

台伯简：“彦堂先生要不是从事学术而从事艺术，那他在艺术上的贡献，也会同他在学术上的地位一样崇高。”

汪国垣：“其最巨大之甲骨，尤为诸家所未曾见者。且从地层分析，而以所刻文字比类而互勘之，知洹上土中之甲骨，皆可以断定其时代。近人董作宾即从事斯役，更据之以撰《殷历谱》，颇足以证殷商年代世系云。”

中国文物协会副会长谢辰生：进入20世纪，考西方古学传入中国，1927年起裴文中、德日进等中外科学家在北京周口店进行了发掘。1928年开始中央研究院李济、粱思永、董作宾等人在殷墟开展了多次科学发掘。1928年，吴金鼎等人在山东章丘城子崖的龙山文化遗址发掘，使文物研究结合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增添了新的应用手段，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殷墟发掘涌现出李济、董作宾、石璋如、梁思永、郭宝钧、夏鼐等考古学泰斗，是中国考古学的摇篮之一。

台北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李霖灿之子李在中：抗战期间，虽国家遭受灾难，但多难兴邦，在艰困的环境下，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潘天寿等一代知识分子坚守爱国信念，用辉煌灿烂的成就书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书生救国”的故事。他们为中国近代科学考古文博事业、民族社会学研究、中国艺术研究体系的发展贡献良多，也为日后中国人文艺术学术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学春：董作宾先生的一生，可谓是多才多艺的一生。世人因他参与发掘安阳殷墟、山东城子崖等考古工作，而认为他是考古学家；因他发表许多上古史论文，而以为他是历史学家；因他众多的书法篆刻，而认为他是美术家；因他的文学作品被选入中学课本，而以为他是文学家；因他主办过《歌谣周刊》等，而认为他是民俗学家；又因为他在大学教授古文字学和金文研究，而以为他是文字学家；还因为他有历法方面的专著问世，而以为他是历法专家等等。其实，董作宾先生一生从事最多的是甲骨学的研究，别的都是在甲骨学研究中派生出来的。董作宾是我国著名的甲骨学专家之一。

董作宾主要作品

董作宾的学术论文共计约200篇，内容除甲骨学外，涉及商代历史的许多方面。台北世界书局和艺文印书馆出版有《董作宾学术论著》和《平庐文存》。1978年艺文印书馆出版有《董作宾先生全集》，分甲、乙编，共12册。 董作宾书法及篆刻作品今存《平庐印存》一册。

其他作品有：《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1924）、《卜辞中所见之殷历》（1931）、《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933）、《殷墟文字甲编》（1937）、《殷历谱》（1943年）、《西周年历谱》和《殷墟文字乙编》（1951）、《中国年历总谱》（1956，中英文对照）、《中国上古史年代》（1957）。

董作宾后世纪念

董作宾故居位于南阳市老城区工农路中段，是清代晚期硬山式民居院落，2002年3月被南阳市政府公布为南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2016年春，在众多文化界人士的不懈呼吁下，南阳市委、市政府对董作宾故居进行了修复，拟辟作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