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才

　　刘文才(1913-1945），男，又名刘逸凡，化名张方，刘健，河北省定县陈村营人。一九一三年生，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河北省定县回族建国会、七分区回族建国会、冀中地区回建会担任秘书、主任等职。一九四五年十月牺牲于河北省大兴县火头营村。年仅三十二岁。

　　(一)

　　刘文才出生在回族家庭，这个家庭既是一个比较富足的家庭，又是一个进步的、革命的家庭。刘文才的父亲刘景宽是位开明绅士，早在一九三七年的时候他就接受党的主张，将自己的大部分土地无偿分给贫苦农民，一九三九年被选为定南县议员。刘文才的二哥刘文正是冀中回民支队的创始人之一。因而刘文才从小就受到了革命的熏陶和影响。

　　刘文才小时候在本村读书。十六岁考入定县第九中学。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思想进步，不久便被选为学生会干部。在校期间，他刻苦努力，每天除完成必修课程外。还挤出一定时间攻读一些进步书籍。他还经常与定县女师的学生会干部一起开会，向同学们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批判旧的教育制度。一九三。年他积极参加了本校反对旧教育体制的学生运动，成为当时该校“ ”斗争骨干之一。由于学校旧势力强大，因而斗争失败了。为此，他被开除学籍。为了继续求学，刘文才于一九三一年又考入北平四存中学(现北京八中)继续深造。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前，他以较好的学习成绩考入北平辅仁大学。他面对祖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残状，不禁扪心自问：“求学何以治国安邦，然而，国破民亡，学而何用？不如弃笔从戎，同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就这样，他毅然决定放弃只需一年就修业期满的机会，停学返乡，去寻找共产党，寻求救国之路。

　　一九三九年的夏天，刘文才从北京回到了他的老家——定县陈村营。不久，他便在定县“油味”师范教书。几个月以后，调到定县回民建国会工作。就在这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二)

　　一九四。年，因工作需要，组织上决定将刘文才调到县七分区回建会任宣传干事。不久，因他学识渊博，工作有魄力，能吃苦耐劳，他又被组织上调到冀中分区回建会任秘书。那时，工作环境异常恶劣，冀中分区党政机关经常转移，又时常是夜行军，一走就是数十里。当时刘文才同志身体很胖加之眼睛又近视，行动起来十分吃力。但为了工作，他的背包总是装满文件、印鉴。每到一个新地方，他也总是身先士卒，为同志们筹办食宿，安排马匹草料，考察行军情况。在一次行军途中，他发现走失一个新来的通讯员，刘文才同志不怕危险，立即顺着原行军路线返回寻找，直到把迷路的通讯员找回。为此，他曾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由于环境艰苦，久而久之他的身体积劳成疾，于一九四一年病倒了。同志们用担架把他送回老家治疗。他在养病期间，还时常惦记着自己的工作，没等身体完全康复，便返回工作岗位。

　　一九四二年，正是日军侵华狂暴之时。日本鬼子在冀中平原进行惨无人道的“五一”大扫荡，他们采取三光政策对我根据地进行清洗，妄想搞什么“冀中明朗化”。为了保存实力，我方大部分主力撤出冀中，转移到平汉线以西，只留下回民支队和回建会部分同志坚持敌后斗争。当时，刘文才同志担任冀中回建会主任。他同马福元、甘林等同志使用暗语采取单线联系开展敌后工作。他们坚持党的领导、广泛依靠群众，在白色恐怖下与敌人巧妙周旋。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他们曾多次被敌包围，但都多次在群众的掩护之下脱离危险。一九四二年的秋天，刘文才和其他五位同志藏在大陈村一个没有气孔的地洞里，被敌人围困了三天。因为洞小人多，随时有窒息的危险。多亏房东陈大娘急中生智，将洞口开了一个小缝，上面放个装有半袋粮食的柜子，陈大娘还让一个傻丫头躺在柜子上睡觉。敌入两次进屋搜察，都被大娘巧妙应付过去。后来，陈村的群众借送葬之机，让他们混入抬灵人中间，才使他们得以脱离险境。

　　刘文才同志由于文化水平较高，对党中央当时在敌后的各项方针政策接受快、领会深，再加之他又善于联系群众，同劳苦大众始终保持鱼水相依的关系。为当时贯彻党提出的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很大贡献。

　　(三)

　　刘文才同志不仅是联系群众的模范，也是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忠诚战士。当时，日伪统治下的冀中平原一片黑暗，统治阶级竭力在回汉民族之间制造矛盾，常因一点琐事，(特别是涉及回民民族宗教信仰问题)而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容易被敌人所利用。刘文才同志身为回民干部深深地知道它的严重危害在于0 民族团结统一，瓦解抗日情绪。因此，他经常宣传党在抗日时期的民族政策，号召回汉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一九四。年冬天，在七分区一个回汉杂居的村里，一个汉民在街里开了一个酒馆，兼卖驴肉，因井水与回民发生冲突。当时，刘文才得知这一消息后，即刻同甘林等同志赶往现场，经过他们认真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回汉民之间得到了相互谅解，避免了矛盾激化。还有一次是一九四三年的春天，在集市上发生上述类似事件，因为是集市，情节较上次更为严重，波及面更广。刘文才同甘林等回民干部亲自在当地住了二十多天，妥善地解决了回汉民之间的隔阂。不但没使矛盾激化，而且增强了民族团结。杜绝了敌人的可乘之机。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战略方针。为了使党中央指示得以具体实施，刘文才在做好回建会工作的同时，和金清波、甘林等同志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筹建了一个回民地方武装，以后这支队伍成为打击日伪政权、反奸除霸的回民中队，为以后组建的新回民支队提供了有生兵员。当时的金清波担任中队长，全盘负责军事工作。刘文才及其他同志的主要任务是动员招收新战士，以补充回民中队兵员及向抗日野战军输送新兵。那时，抗日战争正处在相持阶段，敌人采用“纵横张网，对角清剿，反复合击”的战术，造成环境异常恶劣。刘文才没有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耶倒，总是以高昂的斗志去宣传群众，用活生生的斗争现实来教育群众，以此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经过他们动员，很多人都把自己的亲人送去参军。从而，为我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做出了贡献。

　　(四)

　　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八年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大兴入民无不欢心鼓舞。

　　当时，冲共冀中十地委、十专署为了加强大兴县新解放区的工作，从老区调配了很多干部，配合大兴县开展建政工作。当时，刘文才同志由上级派到大兴县，任“回民建国会”主任。抗战胜利后大兴地区社会秩序动荡，有相当数量的村庄还是敌我“拉锯”的局面。

　　伪了配合县委、县政府迅速打开我方建政工作的局面，刘文才常常只身出入礼贤一带地区的回民群众中，宣传我党的政策，揭穿敌人的阴谋，揭露敌人利用打黑枪暗杀革命干部的罪行。他每次外出执行任务，总是先收藏好文件，布置工作非常细致以防不测。他说，“万一遇到意外，绝不能泄露党的任何机密影响党的工作……。”

　　当时，距离县政府所在地不远有一个回民村叫火头营。该村比较穷，绝大部分是贫下中农，但是这个村土匪活动也十分猖獗。因而伪政权就利用土匪迫害贫苦农民，暗杀革命干部。为了配合县政府开辟这个村，刘文才深入到村发动群众。开始时，村里回民群众由于害怕土匪不敢和我方人员接触。为了迅速争取群众，当时县抗联会的马瑛同志曾几次协同刘文才首先做阿訇的工作。利用伊斯兰教教长召集回民群众，宣传我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有一次，刘文才和马瑛同志还没有进村，土匪就从村里向外打黑枪，当时有些回民群众也慌忙躲到庄稼地里。刘文才在和群众谈话中了解到，村中有一个回民的女儿被本村的土匪给霸占了。刘文才听了以后十分气愤。立刻提出：“我们要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把受害百姓组织起来跟土匪恶霸作斗争!”经过几次发动群众和必要的武力斗争，这个被霸占的青年妇女才始得脱离虎口。回民群众亲眼看到我方干部是保护老百姓，为贫苦人民撑腰的，纷纷觉悟起来。许多回民群众积极向共产党靠拢，主动向我方递送情报、提供住宿、掩护我地下工作人员等，开辟新区的工作迅速展开。

　　一九四五年十月的一天，刘文才(因警卫员负伤)独自一人到火头营继续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同志们劝他不能单枪匹马去冒险。他说：“那里的群众需要我，那里的建政工作等着我，不去怎么行呢？”还说“共产党员不能只顾个人安危。”说完，就大步流星地踏上了征程。进村后，他先到村中清真寺找阿訇商量工作。土匪李××等突然闯进清真寺屋内，举枪向刘文才猛烈射击。刘文才当即英勇牺牲。

　　同志们听到刘文才牺牲的噩耗，心情无比悲痛。当时组织上派人查明了事件的- ，于一九四六年三月派部队包围火头营，除李匪逃脱外，其余大小贯匪全部就擒。彻底解放了火头营。事后将刘文才烈士的遗体运回礼贤镇，按回民习俗举行葬礼后遗体安葬在他战斗过的地方——大兴县礼贤镇。

　　(张启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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