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毓怡

邓毓怡人物简介

邓毓怡，字和甫，一字任斋，别号拙园，1880年（光绪六年）农历12月21日出生于河北省大城县白洋桥一个仕宦家庭。他自幼聪颖，六岁随父邓汝淮在自家学馆读书，七岁开始写诗，十多岁时写千字长文挥笔立就。

据常琦璋所撰的“行状”称：“十四岁丧父，乡里士夫无能为之师者，家有藏书，则发筐纵观，师于古人。”1896年，大城名儒刘钟英举他共纂大城县志。当时邓毓怡年仅十六岁，但他不负众望，所撰文章珠圆玉润，超逸洒脱，被大城儒生称为神童才子。大城县志付梓之后，他即由友人介绍到保定莲池书院，拜清末著名学者吴汝纶为师。吴汝纶是西学的倡导者，他曾聘西人于莲池藻咏楼为邓毓恰等几名“年少而才”的学生救授西文。此间，邓毓怡不仅涛文大有长进，而且还学会了英文和日文，并接受了许多西方进步思想。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邓毓怡等因接触了“洋人”受到围攻，只得中途退学。

邓毓怡主要经历

1901年，吴汝纶在北京创办报社，委邓毓怡、常育璋任编辑，不久报社被清政府查封，遂改名华北译书局，印行杂志。此间，邓毓怡已在诗、文、书法、绘画等方面显示了一定的才华，因而不少友人曾劝他潜心研究诗文书画。日后必功成名就，流芳后世。而邓毓怡听后却说：“今举国旦夕为奴虏，吾宁埋头腐心为百年后陈死人之计乎！”于是“慷慨奋厉，思有试”。

1903年，他为了探求新的知识，毅然东渡日本，就学于东京早稻泪大学。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受留学生中民主革命派的影响，思想激进，对暗杀救国存有幻想，曾于1901年春夏之交与同学密谋暗杀慈禧太后。当时，邓毓怡先期携炸药回国，住在北京常育璋家中，他曾对人说：“某月日君当闻有巨变发于辇下，则邓某致命遂志之时也。”后因事泄，主事者被捕，他又返回了日本。临走之前，他将炸药等物交给常璃璋保存，常恐惹出麻烦，于一天夜里将炸药投入宦武门外河流中。这件事在其“家传”（籍忠寅撰）和“形状”中均肴记述。

1904年，邓毓怡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到祖国。前者密谋行刺不成使他认识到要想救国改变国家的落后状态，单靠少数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它需要的是全体民众的觉醒，而开启智的唯一途径是兴办教育。于是他放弃了在京任职的机会，回到家乡，同其兄长邓毓恺一起创建了一所新式学堂，起名为启智学堂。该学堂所设的课程有国文、英文、算术、地理、历史、修身、格致（包括自然知识和动物、植物、矿物及理化等初级知识）等。启智学堂成立不久，邓毓怡又在家人的协助下创办了一所自强女子学堂，这所学堂是直隶省创建最早的一所女学堂，天津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就是“取法”于这所学堂而建成的。自强女子学堂所学的课程与启智学堂大致相同。学堂的教材是邓毓怡和另一名留日生王世琛（字钧甫）翻译的日本中小学教科书。两所学堂均不收学费，本村及附近村镇的子女无论贫富均可入学，因而两校创办时问不长就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清廷“废科举，兴学堂”的命令颁布后，直隶夫吏方开始兴学，在天津创办了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和北洋女子师范学堂，邓毓怡因治学有声，相继受聘为两校教员并兼任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斋务长。邓毓怡在天津执教五年的时间，培育出了大批优秀人材，当时就学于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李大钊同志就是其中之一，直到后来，李大钊任《晨钟报》主编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仍然常到邓毓怡家（北京黄化门碾儿胡同24号）作客，保持着密切联系。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邓毓怡联合同志组建国民协进会，后改并共和党，任直隶支部干事，众议院选举当选为议员。

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邓毓怡被张绍曾（时任绥远都统）邀至绥远，创办归绥银行并任经理。绥远地区位于我国西北边陲，地域辽阔，大面积的土地都是未经开垦的荒野，在那里，蒙人与汉人之间民族对立情绪严重，局势很不稳定。为了治理好绥远地区，邓毓怡曾提出一项计划。即在绥远建几个大牧场，从内地移入汉民种植、饲养，加以管理，这样不但可以达到垦荒的目的，而且还可以使汉人“与蒙人结合团体”发展友谊，以加强绥远地区的稳定。邓毓怡曾把这项计划上书农商总长张謇，张亦认为这个汁划是“对蒙人实边不二之法”，然而，由于政府财政紧张等原因，这项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1916年，袁世凯病死，黎元洪就任大总统，恢复国会，邓毓怡辞去银行经理职务，回京复任议员。

1917年，张勋复辟事起，国会重遭解散。此后五年间，他曾任总统府咨议、国务院咨议、经济调查会委员、盐务署顾问、盐务学校校长等职。

1922年，国会再复，邓毓怡再度为议员。他虽身为“研究系”成员，但不为党派意气之争，超然事外，独以为开国十年“宪法不成，乃为吾人不可旁贷之责任”，故在国会复兴之后，发起“宪法学会”，集众研讨，并着手译著《欧战后备国新宪法》，以此作为制定宪法之参考。《欧战后各国新宪法》的翻译工作用了近一年的时间，书中所选七国，战前均为君主制，而战后均改为共和制。他在书的序言中从宪法的角度论述了世界发展的趋势。他这样写道：“现代人类之精神，大著于战后之新宪，余窃以为有两潮流焉，一曰民治主义之趋向，其结晶为国民投票（Referendum）、国民发议、国民表决、国民选举，皆国民投票所有事也，虽范围广狭，事项多寡，从其国而制不同，要之除波兰外殆无不郑重定于宪典，是盖自代表政治进于直接政治之过程。自美、法、瑞士试行以来，至今日而益普者也。一曰社会主义之趋向，其显例为经济会议。此制固不能概各新宪中社会经济之规定，而俾生产者与于分配之察议，实以此制为要端。视旧宪只见围家政治之一面者，其为进步，殆无疑义。”邓毓怡在序言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当时中国“宜取直接投票制的议会政治”。并强调了宪法的作用：“围制不取立宪，或立宪矣而宪法不良，则无论其国之体与形为何如，而其国其民终不能致治而受福。”《欧战后各国新宪法》是我国第一部介绍欧战后各国宪法的译著，它的出版，使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世界发展的趋势，推动了宪法的研究工作。1921年，国会又被解散。邓毓怡从此放弃了从政的打算，遂闭户潜处，专心于书画研究。岁俸即停，便鬻书画以为生计。邓毓怡的书法自唐上溯汉魏以至大小篆，不专法一时一家，而是各取所长，独成一派，他擅长行书，而真草篆隶亦无不工。他的画在当时亦很出名，求他作画的人很多。他的画全有定价，大约三尺长的一幅山水画要卖当时的银元一百五十元左右，每画完一幅，《北京晨报》就照相刊出一幅，但他平时疏懒少作，一年也画不了十多张。邓毓怡不仅能书善画，而且在诗文方面亦有较深的造诣。他自己曾说：“吾才，画不如书，书不如诗。”早在莲池书院读书时期，邓毓怡就已负诗名，那时，他和南官李刚已齐名，并称为吴门两才子。

1929年3月11日病逝于北京，终年49岁。